试论左思及其诗赋创作
试论左思及其诗赋创作
在绮丽柔靡之风弥漫的西晋文坛上，能超越流俗，不受时代之习羁縻的作家，当要数左思了。左思的《咏史诗》开创了咏史与怀古相结合的写法，表达了自己积极用世的愿望，猛烈抨击了腐朽的封建门阀制度，抒发了寒门知识分子遭压受抑的愤懑之情，具有反抗权门豪右并与之彻底决裂的斗争精神，这是与建安文学的进步传统一脉相连的。他创作的长篇巨制《三都赋》，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国家统一的强烈心声。钟嵘《诗品》将左思与陆机、潘岳、张协的诗一起列为上品，同时又认为“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诗品序》），没有将左思列为“太康之英”。实际上，代表西晋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家应该是左思，“太康之英”的桂冠戴在左思头上，才是最恰当不过的。
左思字太冲，大约生于曹魏末年，卒于西晋末年（252年～305年），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为战国时齐国公族左公子的后代。左思出身寒族，父亲左熹原为小官吏，《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云，左熹“起于笔札”，后因才能出众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其实也不过是一个担任监察工作的中级京官。左思之妹左棻在《离思赋》中亦自言“生蓬户之侧陋”。《晋书·左思传》载，左思少时曾学习过书法和弹琴，但都没有学好。其父对友人说：“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左思受此刺激，于是发愤苦读，“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左思别传》），甚至还精通阴阳之术。泰始八年（272年），左思的妹妹左棻以文名被选入宫，后又拜为修仪，左思也在此时举家迁居京师洛阳。
入洛时，左思年仅二十来岁，壮志满怀，急于建功立业。他移居京师的目的，是希望在政治上能有所作为，在仕途上能有所发展。公元290年，白痴司马衷即位为惠帝，凶险而多权诈的皇后贾南风专权，贾后内侄贾谧身居显要，“权过人主”。左思此时曾为贾谧讲解《汉书》，并成为依附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二十四友”作为政治暴发户贾谧的门客集团，其成员多半是“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晋书·贾谧传》）。同时，“二十四友”又是西晋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石崇、潘岳、陆机、陆云、刘琨、挚虞、欧阳建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都是该集团的成员。二十四友中为首的石崇、潘岳等人，对贾谧可谓是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晋书·潘岳传》说：“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谀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等望尘而拜”。其他人对贾谧也是“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谧”（《晋书·贾谧传》）。左思不是“浮竞之徒”，他没有石崇、潘岳等人那样的奴颜媚相，但他当时投靠贾谧，除了参加“二十四友”的文学活动外，也未尝没有攀龙附凤以求仕途畅达的幻想。
移居洛阳以后，左思便开始了《三都赋》的构思和材料搜集工作[1]，他穷搜遍求，殚精竭虑地撰写《三都赋》，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国事的关心，为全国统一作舆论准备，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赋使自己闻达于上流社会，为自己干禄宦进铺平道路。
西晋是一个门阀制度异常森严的社会，世族和庶族的区分日趋严密。曹魏时代曹丕一反乃父“唯才是举”的政策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到此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了保障士族特权的工具，门第的高下成了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最根本的依据，“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2]，“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3]。在门阀社会中，贤愚倒置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像左思这样出身寒微的士人，在政治上受到重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晋书》本传说他“貌寝口讷”，“不好交游，唯以闲居为事”。魏晋人十分重视人的风姿容貌，左思因为貌丑在社会上遭到一些人的歧视。《世说新语·容止》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诸如此类的事情无疑会极大地刺伤左思的自尊心，阻碍了他与外界的交流和融合，使他内向的性格进一步向自我封闭发展，也使他更不容易得到他人的了解和赏识。此外，社会上对左思也有一些非议，如《左思别传》说“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所有这些，不可能不对左思的仕途升迁造成一定的障碍。所以，尽管左思《三都赋》的创作在当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得到社会名流张华、皇甫谧等人的称赏而身价百倍，“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连心高气傲的江南才子陆机读后也大为叹服，“以为不能加也”。但是，无论是他皇亲国戚的身份，还是他因《三都赋》创作成功而获得的巨大名声，以及他结交权贵势要的种种努力都没有能改变他仕途偃蹇的命运，他始终只能做一个秘书郎的小官。
冷酷的现实教育了左思，使他建功立业的理想彻底化为泡影。他终于明白了，在门阀社会里，一切都是由“地势”决定的，根本没有寒素之士的地位和出路。同时他也逐渐看清了朝政的黑暗和官场的险恶。晋武帝司马炎公开卖官，钱入私门，刘毅当面讽刺他连东汉末年的昏君桓帝和灵帝都不如。统治者荒淫无耻，晋武帝后宫的妇女多达万人以上。何曾、王恺、石崇等达官贵人都奢侈成性，挥金如土。从公元291年贾后杀杨骏开始，统治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前后达十六年之久，惨遭杀害的人民不计其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司马氏为头子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赫赫王侯”们腐朽昏庸、残暴自私的本性暴露得越来越清楚，左思开始憎恨这个极端污浊丑恶的门阀社会，决心与之彻底决裂，高蹈远引，走隐居的道路。他放弃了建功立业的远大理想，这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他以辞官避世的行动来表示自己与门阀制度势不两立，表示决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这在当时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晋书》本传载：“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好象左思一直是厕身官场，依附在贾谧门下，直至贾谧在“八王之乱”中被杀，他失去了政治靠山之后才万不得已抽身官场的。这一记载其实不够准确，与左思的生平以及他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不符。左思归隐应该是在贾谧被诛之前，这从其《咏史诗》之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诗中写道：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该诗清楚地表明，左思是在确认自己和那些贵族王侯们格格不入、在上流社会难以容身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攀龙客”之流而自动隐居的，这决不是无可奈何之举，和贾谧被诛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左思归居得很彻底，后来齐王冏任命他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就证明他的归隐完全是一种自觉而坚定的行动。
贾谧是在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起兵反对贾后时被诛的，此时的洛阳，应是一片混乱景象。但在左思描写自己离开京师隐居的《咏史诗》之五中，洛阳城却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华壮丽与和平安宁的景观。试看，“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内，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哪里有一点兵荒马乱的影子！这更证明左思退隐是在贾谧被诛之前。
左思在《咏史诗》中塑造了一位胸次高旷、清高脱俗、蔑视豪右、傲骨铮铮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一具有崇高美的人物形象体现了诗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应该说，这一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与左思本人的思想品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尽管左思的“文”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协调，他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有一些阙失，但总起来说，左思是一个有理想、有个性、气骨傲岸、为人正直的知识分子，与一生追逐名位势利、折节谄事权贵却在《闲居赋》中高歌隐逸情怀的潘岳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
左思现存诗歌十四首，几乎篇篇都是精品佳构，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是八首《咏史诗》。
关于《咏史诗》的写作年代，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作于西晋灭吴之前。因为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之语。此说以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为代表。但此说难以成立，因为当时的左思正热衷于用世，一心盼望建功立业，不可能会写出“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之类的诗句来。第二种观点认为是诗人晚年回首往事、总结一生经验教训时所写，以《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为代表。[4]第三种意见认为《咏史诗》非一时所作，它反映了诗人由积极而消极的过程，以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5]本人赞同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观点，认为这八首《咏史诗》不是作于同时，而是左思一生生活经历的写照，反映了诗人由急切入世到超尘出世的思想转变过程。这八首诗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作于公元280年西晋平吴之前，包括第一首与第三首。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逞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之一）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圭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之三）
当时国家尚未统一，边境尚未安定，左思刚从山东移居洛阳不久，正当二十余岁的青年时代，壮志勃勃，日夜期盼着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到边境上去为国效力，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中建立盖世功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在诗中以贾谊、司马相如、班超、段干木、鲁仲连自许，认为自己文才卓异又深通武略，可以为国为民排难解纷。这两首诗写得慷慨激昂、气势不凡，才雄志高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呼之欲出。诗人对历史上凭德行使国家免于兵祸却隐居穷巷不肯出仕的段干木和“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史记·鲁仲连列传》）的鲁仲连深表仰慕，引为楷模，并表明自己热衷于用世并非是为了追逐名位爵禄，“连玺耀前庭”对于他来说，只能“比之犹浮云”。在诗中他对自己的未来也作了设计，一旦“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良图宏愿得以实现，便“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以显示自己“卓尔不群”的高节。
第二组作于平吴之后归隐之前，包括第四首和第七首。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之四）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之七）
此时诗人已届中年，客居京师多年，官况萧条，落落寡合，壮志未酬，良图莫骋，他建功立业的理想虽然仍未消泯，但情调已由高亢激昂一变为感慨悲凉，他对现实已十分失望，但失望中还有期待和希望；他依旧相信自己的才能，故诗中仍以“英雄”“奇才”自任。他将寂寞著书的扬雄（实际上是诗人自己）与那些庸碌无能、唯知享乐的门阀贵族相比照，指出后者死后必将与草木同腐，而前者则因著作的流传而英名永存。他还连续列举了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这四位长期困顿落魄最终发迹变泰的西汉贤才“未遇”时的凄凉处境，既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奇才”被“遗之在草莽”而扼腕长叹，又企盼有朝一日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故何焯云：“主父者，此又言士之遇合有时，顾为国家计，则方隅未靖，创业垂统，方待奇才，不当弃群策而任私昵耳。”[6]
第三组作于诗人晚年隐居前后，包括第二、五、六、八首，此时左思长期滞留京城，年岁老大，报国无门，功名难就，年青时的理想完全破灭，他彻底认清了门阀制度扼杀人才的本质。《咏史诗》之二以罕见的历史思辩力和穿透力对封建门阀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之二）
诗中以松、草为喻，揭露了当时社会贤才被弃、庸才得志的不合理现象，并指出这种现象完全是由“地势”也即门第造成的，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诗人以汉代的史实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两句，则是诗人自况。诗中借古人古事自浇块垒，为天下寒士一吐不平之鸣。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之五）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旁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之六）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途。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之八）
到了晚年，左思对现实越来越绝望，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济济京城内”，像他这样的一介寒士不可能找到什么出路，于是他决心脱略尘事，返归自然，彻底摆脱俗世的羁绊，“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四句，可以说是他与世族权贵一刀两断的宣言。他感到身上沾染的尘世污秽太多了，所以要到千仞高冈上去振衣，到万里长河中去濯足，将身上的污垢洗除尽净，以一种新的人格去开始新的生活。他还热情赞美了荆轲、高渐离等历史人物睥睨四海的豪迈气概，为怀才不遇的寒门英俊扬威鼓气。“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诸语，高亢地唱出了蔑视权贵的歌声，读来但觉豪情满纸。在第八首中，左思将穷巷之士比作翅膀一张便四面碰壁的笼中之鸟，描写了他们贫穷困窘的生活，同时又认为像苏秦、李斯那样的干禄求仕之人，虽然顷刻之间便能获得荣华富贵，但杀身之祸随即又接踵而来，因而不值得仿效。在两难之中，他最后选择了老庄哲学，“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表示要乐天知命，做一个安于贫贱的旷达之士。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左思由入世到出世、由进取到放达的思想转变过程中的悲辛和无奈。
左思另有《招隐诗》二首。《文选》李善注引王隐《晋书》云：“左思徙居洛阳城东，著‘经始东山庐’。”可见这两首诗作于左思开始隐居之时。这两首诗的旨趣正好与汉代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赋》相反，不是招隐士出山，而是着力描绘山中景物之美和隐居生活之乐。“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峭蒨青葱间，竹柏得其真。弱叶栖霜雪，飞荣流余津”等诗句所展示清新幽雅而又生机盎然的山中景物，实际上是作为污浊官场的对立物出现的。“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伸。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四句，抒发了鄙弃仕途、遗世高蹈的情怀，这与《咏史诗》八首是一致的。
《杂诗》大约作于隐居前思想矛盾斗争之时，诗中借深秋月夜的凄凉之景来抒发才志不得舒展和年华老大的悲愤。陶渊明《杂诗》之二的末四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与本诗中的末四句“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乃同一机杼。
《娇女诗》是一首风格独特的诗歌。诗中选择了一些妙趣横生的日常琐事细加描摹，形象地勾画了两个小儿女天真娇痴之态，充盈着家庭生活的温情。诗歌以儿童生活为题材，实为左思所首创。后来陶渊明的《责子诗》、杜甫《北征》中“床前两小女”的片断、李商隐的《娇儿诗》等等，无不受本诗影响。
左思对中国诗歌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对《咏史诗》诗体的创新上。《咏史》诗题首创于班固，明人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二中说：“‘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千古绝唱。”何焯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
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抒胸臆，乃又其变。”[7]左思之前的咏史诗，都以歌咏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主，重叙事而不重议论。而左思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自创新格，“名为咏史，实为咏怀”[8]“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已之性情俱见”[9]，左思《咏史诗》的构思也显得灵活多变，“或先述已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已意断之；或止述已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已意默寓”[10]。左思的《咏史诗》，实际上是在传统咏史诗基础上的发展和新变，后代的咏史诗无不受其影响。
左思的诗歌继承了建安诗歌重视“风骨”的优良传统。钟嵘《诗品》在评价陶渊明诗歌时说：“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钟嵘这里所说的“风力”，与“风骨”的含义大体相似。对于“风骨”一词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在理解上尚存在着分歧。笔者认为，“风”是运行流荡之物，指的是真挚充沛、富有感染力的思想感情；“骨”为坚实有形之物，指的是文章中刚健充实、富有说服力的事理内容。“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用这一标准加以衡量，左思诗歌风骨健举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左思才高气雄，襟怀磊落，他蔑视群小，然而在现实中却备受压抑。他以下层文人的傲岸之气与门阀社会相抗争，其诗歌中的怨气便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种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形成了“意气骏爽”的诗风。这与当时“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的虚矫浮夸文风完全不同。如左诗中“长啸激情风，志若无东吴”、“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诸语，皆气力遒劲，感情激越，掷地可作金石之声，能在读者的情感上造成强烈的震撼和共鸣。
左思的诗歌都是有感而发，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其诗又能排比史事以陈古刺今，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而这种批判和讽刺又非常恰当贴切，具有“文典以怒，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钟嵘《诗品》卷上）的特征。这样，便形成了左诗的“结言端直”之骨，这与当时一些文人严重脱离现实、“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的文风迥然不侔。
《诗品》评左思诗认为“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所谓“野”，是指文辞缺少雕琢，文采不够华美。由于钟嵘过于注重辞藻，因而对左思的评价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这曾引起了后人的不满和批评。陈祚明曰：“钟嵘以为‘野于陆机’，悲哉，彼安知太冲之陶乎汉魏，化乎矩度哉？”[11]沈德潜云：“钟嵘评左诗谓‘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古诗源》卷七）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这些评价显然比钟嵘“野于陆机”之说更为恰切，更为公允。
其实，左思诗也并非全无雕琢。他的诗歌语言既有汉魏诗的质朴，又吸收太康诗歌在形式方面讲求整饰华美的长处。他的诗中喜用对偶和比兴手法，多用叠字，他“造语奇伟”，常常“自制伟词”，也会用一些雅词丽藻。但由于他胸次高旷，笔力矫健，风力内充，故丝毫不露斧凿之痕。正如孙月峰所说：“谓此诗大不雕琢，恐未然。逐句细玩，殆无一句轻下。当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12]
其实，钟嵘对左思的评价也不算太低。在《诗品》品评的两汉魏晋南北朝122位诗人中，列为上品的仅11人，左思被列入上品。钟嵘还将左思的《咏史诗》与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阮籍的《咏怀》、陶渊明的《咏贫士》等并列，称赞它们“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诗品序》）。钟嵘之后，人们对左思诗歌的评价逐步攀高。唐初萧颖士曰：“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13]清人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云：“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陈祚明曰：“太冲一代伟大，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式千秋。”[14]而对左思评价最中肯的当数张蔚然，他在《西园诗麈·习气》中说：“在六朝而无六朝习气者，左太冲、陶彭泽也。”可以说，至少在西晋一代，左思的诗歌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
三
《晋书》本传记载，左思“复欲赋《三都》，会妹棻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他“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15]，又认为自己见闻不广，特地求为秘书郎，以便广泛阅览皇室收藏的各种图书典籍。凡此种种，足见其写作态度严肃认真，用力甚勤。“构思十稔”中的“十”并不一定是准确数字，只是举其成数，极言时间之久。《文心雕龙·神思》有“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之语，谓《三都赋》写了十二年，这里的“一纪”同样也是约数。
《三都赋》共有三篇，前两篇分别由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各自向对方夸耀本国的开国历史、地理形势、名胜古迹、风土物产、人物习俗、宫室建造等等。末一篇则由魏国先生出面，盛赞魏国的政治措施和魏都的壮丽，折倒蜀、吴两国。赋中以魏为正统，极力张魏而抑蜀吴，将魏写得堂堂正正，大力歌颂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的文治武功。晋帝祖先本是魏臣，晋又由魏禅让而来，赋中颂魏实为颂晋。王鸣盛云：“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16]左思还反复强调立国的根本在于政治的清明而不是地理形势的险要和物产的丰富，天险不足恃，“剑阁虽嶛，凭之者蹶”，“洞庭虽濬，负之者北”，吴蜀的灭亡不可避免。赋中宣扬了儒家的王道仁政思想以及“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的大一统思想，主张实现全国统一，因而具有比较深刻的政治内容。从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到左思写作此赋，整个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大分裂，各地军阀纷纷拥兵割据。长期的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董卓之乱时“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后汉书·董卓传》）。曹魏景初年间蒋济的上疏中也曾提到当时人口锐减的情况，“今虽十二州，至于民数，不及汉时一大郡”[17]。饱尝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渴望国家统一，人心思定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左思写作此赋时，晋的实力比较强大，由晋来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结束长期分裂的状态，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西蜀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夫守隘，万夫莫开”，因而最容易发生割据和动乱的现象。刘邦曾以这里为根据地建立汉朝，王莽时公孙述又曾在这里割据。对此，李白曾在他著名的诗篇《蜀道难》中发出了“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的感叹。杜甫在其《诸将》之五中也大声疾呼：“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才！”无论古今中外，分裂割据都是对历史的反动，反对分裂总有其进步意义。
在《蜀都赋》中，西蜀公子大力夸矜蜀国山川的险要与民风的强悍，“临谷为塞，因山为障，峻阻塍若长城，豁险吞若巨防”，“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然而刘备在此建立的蜀国却已被消灭，这正好说明割据不能长久和晋朝力量的强大。故《吴都赋》中写道：
土壤不足以摄生，山川不足以周卫，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兹乃丧乱之丘墟，颠覆之轨辙。
东吴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又有长江天险可以凭借。东吴建国初期，孙权比较善于用人，并获得了南方顾、陆等大族的支持，因而政权一度比较稳定，使曹魏难以战而胜之。黄初五年、六年（224年、225年），曹丕曾先后两次率大军伐吴，但都是到江边以后不战而还，叹曰：“彼有人也，未可图也！”[18]；“嗟乎，固天之所以隔南北也！”[19]但孙吴到了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从公元264年起，东吴便处于暴君孙皓的统治之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加剧，如薛莹所说：“皓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衅，实由于此。”[20]吴已到了非亡不可的境地了。加上此时司马氏已经灭蜀，完全可以集中力量攻伐东吴。
但在西晋朝廷内部，在要不要伐吴的问题上，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羊祜、张华等人，主张抓住有利时机迅速进攻东吴以统一全国。而以贾充为首的一批“专以谄媚取容”（《晋书·贾充传》）的官僚们则极力阻止伐吴。咸宁初，羊祜上疏曰：
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者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
羊祜在上疏中，还将吴国的政治、经济、人力、地形等情况和蜀国作了对比，指出灭吴的可能性，并提出了灭吴的战略方针。对于羊祜的主张，“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张华赞成其计”。在“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时，“贾充等奏诛张华以谢天下”（《晋书·张华传》）。可见当时主战派和反战派斗争的激烈程度。
就在这关键时刻，左思以当时最受重视的赋这种文艺形式，宣扬伐吴的主张，旗帜鲜明地站在羊祜、张华的一边。《魏都赋》中写道：
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成都迄已倾覆，建邺则亦颠沛。顾非累卵于叠棋，焉至观形而怀怛。
权假日以余荣，比朝华而菴蔼。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
赋中指出，东吴虽然还存在，但不过苟延时日而已。它已危如累卵，用不了多久，亡国之歌就会在吴都吟唱。左思的这篇赋，与羊祜的上疏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华读而赞赏不已，称此赋“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大概是因为同声相应的缘故。《三都赋》在当时不胫而走，它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和要求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都赋》的思想价值与汉代文坛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京都宫苑大赋有所不同。京都宫苑大赋始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继之而作的有杨雄的《甘泉》、《长扬》、《羽猎》、《河东》四赋，此后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两京赋》，这些大赋大都以歌功颂德为主，“劝百讽一”，而《三都赋》的主旨是为南北统一制造舆论，赋中颂扬的内容较少，因而它的思想意义则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大赋。
《三都赋》在当时广为流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对形胜物产、风土人情的描写真实而丰赡，在当时能起到志书、类书的作用。在该赋的序中，左思批评了司马相如、杨雄、班固等人作赋过于追求藻饰，以致夸饰失实、虚而无征的弊病，认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他说自己作赋时，“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刘师培也认为，“东汉以来，词赋虽逞丽辞，左思《三都》矫之，悉以征实为主”[21]。由于左思以求本征实的态度来写作《三都赋》，做过深入的调查和考察，因而《三都赋》在内容上独具特色，向读者提供了许多三国时代的政治、经济情况，可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如《蜀都赋》中有如下一段描写：
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途。营新宫于爽
，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
这里具体描写了成都的故宫建筑，这在史书中很少有记载。《华阳国志·蜀志》中虽有“张仪城成都”和“汉武帝立成都十八门”之说，但语焉不详。《吴都赋》中东吴王孙说：“鸟策篆素，玉牒石记，乌闻梁、岷有陟方之馆，行宫之基欤。”这证明即使在晋代，也几乎见不到关于蜀都宫室的记载。但我们今天可以根据《蜀都赋》知道一些大概。又如“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二句，是最早的有关蜀地天然气的记载，“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的描写，介绍了蜀地百姓生活、生产的情况，《吴都赋》中“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茧之绵”的记载，则反映了当时南方交州一带农业、蚕桑业的发达。《三都赋》中诸如此类的记载甚多，其博物的特征非常明显，每一篇都相当于一篇缩小了的地方志。所以，对当时人来说，《三都赋》是一部知识密集与信息密集的文艺性读物。
《三都赋》的结构具有宏阔严谨的特点，赋中模拟《子虚》、《上林》等赋的写法，虚构了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三个人物，设为主客，各以问答之辞，展开论辩。赋中先写西蜀公子夸蜀，接着写东吴王孙折蜀，最后是魏国先生用魏将吴蜀两国一起压倒，并以“世不两帝”作为全赋的收结，这样一个折服一个，一个胜过一个，造成了全赋波澜壮阔的气势。这样的结构与宣扬全国统一的主旨十分吻合。
在具体描写中，《三都赋》又显得结构严谨而富有条理。如《蜀都赋》中写蜀国都城一段，先写宫内的建筑，后写宫外的里閈。写宫外时先写甲第，次写市廛，再写所积之货物，然后写所居之富民豪士，最后写蜀都的风俗人情，叙述极有次第。
《三都赋》笔力雄肆劲拔，颇多语言典丽精工、意境开阔的描写，但尚未摆脱汉大赋层层堆砌的旧习。由于左思过于求真征实，用写地理学专著的态度来写赋，这不能不对赋的文学成就有所影响。相比之下，他的另一篇用寓言体和拟人化手法写成的抒情小赋《白发赋》更显得灵动活泼，情致动人。
左思流传下来的作品虽然不是太多，但质量都比较高，这些作品不仅在风格柔弱的西晋文坛上高标独出，也为我国古代寒士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方向。至少可以说，在西晋一代，没有人的文学成就能够与左思相比。
【注释】
[1]关于《三都赋》的写成年代，《晋书·左思传》与《世说新语》所引的《左思别传》的记载相互矛盾。多数研究者根据《晋书》本传“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棻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以及皇甫谧“为其赋序”的记载，认为《三都赋》的写作始于左思入洛的公元272年，约完成于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前后，不晚于皇甫谧卒世的公元282年。左思《魏都赋》中“成都迄已倾覆，建邺则亦颠沛”之语亦是《三都赋》作于吴亡之前的内证。姜亮夫《陆平原年谱》则根据《晋书》中陆机入洛后闻左思作《三都赋》，写信给陆云讥笑此事的记载，推断太康十年（289年）陆机入洛，正是左思“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之时，因而《三都赋》应写成于公元291年或稍后。而刘文忠则认为根据《左思别传》中“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冏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以疾终”的记载认为《三都赋》有可能作于公元300年之后。参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344页。本文采用通行的第一种说法。
[2]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
[3]《晋书·段灼传》。
[4]《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7页“左思”条。
[5]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233页。
[6]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7]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8]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十一。
[9]沈德潜：《古诗源》卷七。
[10]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十一。
[11]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12]孙月峰：《文选瀹注》。
[13]《文苑英华》卷七〇二。
[14]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
[15]《文选集注》卷八引王隐《晋书》。
[16]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
[17]《三国志·魏志·蒋济传》。
[18]《三国志·吴志·孙权传》。
[19]《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引《吴录》。
[20]《三国志·吴志·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
[2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