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谢灵运的几点考证

关于谢灵运的几点考证

谢家奕世膏梁

关于谢灵运的家世，郝昺衡先生《谢灵运年谱》（载《华东师大学报》1957年第1期）考证甚详细。本文略补充几点如下：

一、谢灵运曾祖为谢奕

《晋书》卷七十九《谢奕传》：“三子：泉（按：原作渊，避唐讳改）、靖、玄。”奕从兄谢尚卒，奕继尚为西安将军，豫州刺史，都督豫、司、冀、并四州军事。（见《谢奕传》）谢奕为谢安之兄。

二、谢灵运高祖为谢裒，官至太常卿

《世说新语·德行篇》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曰：“谢奕字无奕，陈郡阳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书。”《世说新语·方正篇》刘注引《永嘉流人名》：“裒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吴国内史。”又《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谢安，字安石，尚从弟也。父裒，太常卿。”太常卿官居九卿之首，掌管宗庙礼仪，是朝中要职。

谢尚为谢鲲之子，谢鲲为谢裒之兄。谢鲲过江后任豫章太守，死后追赠太常。（《晋书·谢鲲传》）

三、谢灵运六世祖为谢衡，官至国子祭酒

《世说·方正篇》刘孝标注引《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陈郡人，父衡，博士。”《文学篇》刘注引《晋阳秋》：“谢鲲字幼舆，陈郡人，父衡，晋硕儒。”又据《晋书》，太康元年（280年），谢衡为守博士（见卷二十《礼志中》），惠帝初年为国子博士（见卷四十《贾谧传》），他“博物多闻”（见卷五十一《王接传》），惠帝太安元年（302年）为散骑常侍（见卷二十《礼志中》）。《晋书》卷四十九《谢鲲传》：“父衡，以儒素显，仕至国子祭酒。”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官职较高。

四、谢灵运七世祖为谢，任典农中郎将

《晋书·谢鲲传》：“祖，典农中郎将。”典农中郎将是曹魏时的官职。《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职官表》云：“典农中郎将，郡县有屯田者置，二千石，第六品，主屯田，建安元年太祖置。”

谢在曹魏时就是二千石的官吏，谢衡在门阀制度极端森严的西晋，从守博士一直升到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这没有一定的门第世资是不行的。可见谢家原来就是名门望族，故奕世膏梁，冠冕不绝。谢衡以后，谢氏家族日益兴盛，到淝水之战以后，已是一门四公，势倾天下了。

《诗品》“旬日说”之误

《诗品》卷上：“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郝昺衡《谢灵运年谱》指出：“按《晋书》，玄卒于太元十三年，时灵运已四岁。《晋书》、《宋书》、《南史》并有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之语，皆与旬日说不合。”郝先生认为《诗品》的“玄”字是误字，论据充分。据《宋书·谢灵运传》，灵运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年）被诛，年四十九，逆推当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又据《晋书·谢玄传》，玄太元十三年（388年）卒，时年四十六，逆推当生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所以太元十年谢灵运生时谢玄应为四十三岁。灵运生后三年谢玄方卒。《诗品》谓灵运生旬日而谢玄亡，确是错误。

郝昺衡《年谱》又根据史书记载谢灵运之父早亡断定“玄为瑍之误”，则未免证据不足。《晋书·谢玄传》载：（玄卒），“子瑍嗣，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据此，则谢瑍曾袭封谢玄的爵位，明明死于玄后，《诗品》“旬日而谢玄亡”之语中的“玄”字不可能是“瑍”字之误。

《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卒于太元十年，这刚好和谢灵运的生年相同。谢安当时名高望重，尽人皆知，在谢家又辈分最高，所以，《诗品》谓灵运生后“旬日而谢玄亡”，其中“玄”字有可能为“安”字之误。

《晋书》记载亦有夸张失实之处。《谢玄传》云：“瑍少不惠，而灵运文藻艳逸，玄尝称曰：‘我尚生瑍，瑍那得生灵运？’”谢玄卒时，灵运仅四岁，四岁小儿，那得文藻艳逸？《晋书》必误。《宋书·谢灵运传》云：“父瑍，生而不慧，为秘书郎，早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宋书》合理，有可能出于原始材料。《晋书》出于唐人之手，唐人好采小说入书，从而窜改沈约《宋书》，造成夸张失实。至于颖悟，则四岁小儿是完全能表现出来的。

谢灵运初仕年代考

谢灵运何时开始服官，史书无具体记载。《宋书》本传有如下几句话：“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不就。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据此，有人认为出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为谢灵运服官之始。

至于琅邪王司马德文被任命为大司马的时间，《通鉴》卷一一四明确记载为义熙元年（405年）三月庚子，因此不少人认为谢灵运是义熙元年即二十一岁那年进入仕途的。对此，本人认为谢灵运初仕应在元兴二年（403年），是年灵运十九岁。证据有四：

其一，谢灵运《初去郡》诗云：“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文选》李善注：“牵丝，初仕；解龟，去官也。”灵运在诗中清清楚楚地说自己在安帝元兴年间入仕，也就是在402年至404年这三年间入仕的。所以，谢灵运初仕年代不可能在义熙元年。《初去郡》一诗是谢灵运景平元年（423年）称疾辞去永嘉郡守时所作，诗中的“负心二十载”之句，灵运自述此时已入仕二十年。以此推算，谢灵运初仕应在元兴二年（403年）

其二，在谢灵运作《初去郡》诗的前一年，即永初三年（422年），谢灵运离京出任永嘉太守时，曾作《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和《过始宁墅》二诗。前诗有句云：“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后诗有句云：“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以谢灵运元兴二年初仕推算，此时他已入仕十九年。言“渐二纪”，即将近二十年。在郡一周，称疾去职，则刚好二十载。所以这两首诗和《初去郡》中“负心二十载”一语正相符合。如果谢灵运是在义熙元年（405年）入仕的，至永初三年才十七年，似乎还不能称“渐二纪”。

其三，《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曾“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关于该赋的写作时间，我们可以确定是在义熙十三年春。因为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率大军北伐后秦，兵分四路，水陆并进，九月刘裕抵彭城，其部下很快收复了滑台、洛阳、许昌等重镇。刘裕派人“讽朝廷求九锡”，晋安帝只好封刘裕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并“置宋国侍中，黄门侍郎，尚书左丞、相、随大使奉迎。”谢灵运便是在此时奉使慰劳刘裕的。《撰征赋》中有“义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之语，赋中云：“所以钩棘未曜，殒前禽于金墉，威孤始彀，走鈒隼于滑台。曾不踰月，二方献捷。”所写全为义熙十二年之战事。又赋中有“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及“嗟我行之弥日，待征迈而言旋”诸语，据此，我们肯定谢灵运是义熙十二年冬赴彭城，义熙十三年春返建康的。盖刘裕于义熙十三年正月，引水军发彭城讨伐姚泓，灵运也于刘裕出师后，由彭城返回建康，赋为途中或归京后所作。

《撰征赋》有句云：“荷庆云之优渥，周双七于此年。”明白讲此时入仕已有十四年。而义熙十三年距元兴二年刚好是十四年。

其四，元兴元年（402年），桓玄长驱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玄为大将军、相国，声势煊赫，朝野震动。至元兴二年十二月，逼安帝退位，自己称帝，国号楚。元兴三年二月，刘裕、刘毅等起兵讨桓玄，三月，桓玄西走，五月桓玄被诛。元兴二年虽有桓玄之乱，但这年十二月以前，玄擅权而尚未篡权，且谢家与桓家素有旧好，与司马道子父子向来有仇，桓玄入建康后曾重用谢家的人。《宋书》、《南史》的《谢方明传》都载桓玄对谢方明“闻而赏之，即除著作佐郎”之事，便是明证。因此，谢灵运完全可能在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以前出仕，只是所任何职，现在不得而知。

以上四条，足以证明谢灵运初仕之年为元兴二年。

谢灵运景平元年离开永嘉时曾作《辞禄赋》，赋中有句云：“自牵缀于朱丝，奄二九于斯年。”郝昺衡说：“灵运自义熙元年为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至是年适为十八年。”然而，谢灵运在义熙元年初仕的证据仅此一处，单文孤证，不足为凭，而元兴二年初仕的证据确凿。《辞禄赋》系从《艺文类聚》中辑出，多次转抄翻刻，错误难免。根据灵运的用词习惯，常用“二纪”，故《辞禄赋》中的“二九”可能是“二纪”之误。

“池塘生春草”不是大谢梦惠连所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中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传诵不绝。历代诗评家对这两句诗作过许多评价，绝大多数人都极为推崇。

至于这两句诗的来历，还有一段佳话流传至今。钟嵘《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有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唐李延寿《南史》所载大致相同，梁沈约《宋书》无此记载。《南史》所用的材料可能便是出自《诗品》。

尽管《谢氏家录》说得神乎其神，但这种“梦中授诗”之说并不可靠。《宋书·谢灵运传》云：“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去永嘉还始宁，时方明为会稽郡。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南史》所载与此大致相同。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谢灵运赞赏惠连，两个同族兄弟结成朝夕思念的忘年交，应当是在谢灵运景平元年秋天辞去永嘉太守之职回始宁墅山居以后。而《登池上楼》作于景平元年春天，当时谢灵运任永嘉太守，那时灵运和惠连虽然有可能早已认识，但灵运还没有看到惠连的才悟，还没有对惠连“大相知赏”，两人之间也不可能有过深交往，那么，灵运怎么会梦见惠连而得佳句呢？《谢氏家录》所载与事实大相牴牾。《宋书》不载此事，可见沈约是不相信“梦中授诗”的传说的。

又灵运《酬从弟惠连》诗云：“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未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也自述他和惠连结交较晚，是在“末路”，也就是人生的晚年，辞官山居之时。这也证明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和谢惠连还没有什么交往。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谢惠连卒时的年龄谈起。惠连卒于元嘉十年，这史书有明确记载，确定无疑。惠连卒时年龄，现在所见到的《宋书》、《南史》各种版本均说是三十七岁，而《文选》谢惠连《雪赋》李善注引沈约《宋书》作“年二十七卒”。根据各种材料分析，谢惠连卒时应是二十七岁，《宋书》、《南史》的“三十七”应是“二十七”之误，证据有四：

其一，《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永嘉辞官还始宁后，去会稽看望惠连，这时何长瑜正在教惠连读书，灵运离开永嘉是在景平元年（423年）秋，去探望惠连定在此以后。如果谢惠连元嘉十年卒时年三十七，则灵运去探望时惠连至少要二十七八岁，像谢惠连这样才悟异常的人，二十七八岁读书还要请人教，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二，《宋书》、《南史》都称惠连“早亡”，《诗品》亦云“恨其兰玉早凋”。而在当时来说，三十七岁而卒是算不上早亡的。如谢瞻三十五岁病亡、《南史》、《宋书》都不说他早亡。惠连卒时，年当二十七，故称“早亡”。

其三，《宋书》载惠连父方明元嘉三年卒于官，时年四十七，据此。则方明生于公元380年，卒于426年。如果以惠连元嘉十年卒时年三十七推算，则惠连生于397年，卒于433年。这样，惠连生时方明仅十八岁，这当然不是没有可能。而《宋书·谢方明传》载，孙恩起义时，方明因组织“门生义故”抵抗，所以“孙恩重没会稽，谢琰见害，恩购求方明甚急，方明于上虞载母妹奔东阳”。孙恩重新攻占会稽、谢琰被杀是在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时方明已二十一岁，史书记载他于乱中载母妹奔东阳，未载他携妻室子女逃奔，可知此时方明尚未成亲的可能性较大。据此，则惠连很少有可能仅比其父小十七岁。

其四，《宋书·谢方明传》：“元兴元年，桓玄剋京邑，丹阳尹卞范之势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书吏部郎王腾譬说备至，方明终不回。桓玄闻而赏之，即除著作佐郎，补司徒王谧主簿。”元兴元年即402年，时方明二十三岁。如果这时他已婚娶，势倾朝野的卞范之是决不会提出将女儿嫁给谢方明做妾的。既然402年方明尚未婚，方明只有在二十八岁那年即407年生惠连的可能，而在397年得子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此亦足证惠连卒年二十七岁之说可信。

据以上四证，谢惠连卒时为二十七岁已确定无疑，惠连应比生于385年的灵运小二十二岁。灵运景平元年作《登池上楼》时，已三十九岁，惠连这时则为十七岁。而谢灵运是在作诗的前一年离开京师来到偏僻的永嘉的，也就是说，如果灵运确是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的名句，那么两人必须在惠连十六岁前便亲密异常，一向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去赏识和结交一个小孩，看上去不大可能。再说，从刘宋建立的永初元年（420年）到永初三年（423年）谢灵运出任永嘉，谢灵运一直和庐陵王刘义真“情款异常”，做着他当宰相的美梦，在这样的时候，他是不会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小孩身上。在423年以前，谢方明一直任晋陵太守，南郡相、丹阳尹等职，惠连跟随其父，能和谢灵运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而且，谢方明是个严肃而近于古板、不愿意多交际的人，谢混等人的“乌衣之游”，未闻有他参加。《南史》云：“方明严恪，善自居遇，虽暗室未尝有惰容。从兄混有重名，唯岁节朝拜而已。”这样的人，是不会让自己十多岁的儿子和狂傲放纵的谢灵运过多接触的。灵运赏识惠连，两个同族兄弟成为至交，应在灵运永嘉辞官、去会稽探望方明以后，这时惠连已十七八岁，谢灵运也因闲居无侣，容易发现惠连的才华，于是两人气味相投。在此以前，两人不可能有过多的交往。谢灵运和惠连互相赠答的诗，都作于元嘉元年（424年）以后，便又是一个证明。所以，《谢氏家录》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句子，好就好在直书即目所见，不雕不琢，寓华于朴，毫不费力地写出了春天的景色和蓬勃生机，这既不须苦思竟日，更不待梦中才能得到。对此，古人有不少论述。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在无所用意，卒然与景相遇，备以成章，不假绳削。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艰者，往往不悟。”又张九成云：“灵运平日好雕镌，此句得之自然，故以为奇。”^[1]田承君云：“盖是病起，忽然见此可喜，而能道之，所以为贵。”^[2]胡应麟也说：“灵运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此却率然信口，故自谓奇。”（《诗薮外编》）古人这些评论，都指出这两句诗的妙处在脱口而出，自然天成，他们也并不相信那传奇式的佳话。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谢客诗芜累寡情处甚多。‘池塘生春草’句自谓有神助，非吾语，良然，盖其一生作得此等自在之句殊甚稀耳。”潘氏又引释冷斋话说：“古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寓也。谢公平日喜见惠连而梦中得之，此当论意，不当泥句。”大概谢灵运平日好雕章琢句，大部分诗句都是深思苦吟所得，而这两句诗却来得容易又自然，谢灵运本人非常得意，但他又不懂得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可以激发灵感的道理，因而用“神助”来自我解释。后人又加以想象夸张，于是出现了梦惠连而得佳句这一传说。

【注释】

[1]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一引。

[2]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