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谢灵运诗歌的艺术渊源

试论谢灵运诗歌的艺术渊源

谢灵运诗歌创作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前人创作经验的借鉴和继承。他“少好学，博览群书”（《宋书》本传），学殖极为雄厚。钟惺说谢朓诗“似撮康乐、渊明之胜，而似皆有不敌处曰‘厚’”（《古诗归》卷三）。沈德潜也说：“玄晖多清俊，然诗品终在康乐下，能清不能厚也。”（《古诗源》卷十二）钟、沈两人所说的“厚”，内涵比较丰富，但学问根底的扎实显然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据谢灵运《山居赋》自述，对于六经、九流、国史、家传、兵技、医学以及算数律历之书，他都无所不观。据《隋书》及新、旧《唐书》的《经籍志》所载，他著述和编纂的书目有二十一种之多。他曾编《四部目录》六万余卷，又曾撰写《晋书》，注《金刚般若经》，改译《大涅槃经》，学问极为深广。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

谢灵运曾编过不少文学总集，其中有《赋集》九十二卷，《诗集》五十卷，《诗集抄》十卷，《杂诗抄》十卷，《诗英》九卷，《迴文诗》十卷，《七集》十卷，《新撰录乐府集》十一卷，《设论连珠》十卷，等等。谢灵运编纂文学总集有两种方法：一是编全集，有篇必录，钟嵘所谓“谢客集诗，逢诗辄取”（《诗品序》）；一是编选集，撮录其中的精华。前者如《诗集》、《赋集》，后者如《诗集抄》、《诗英》等等。在编纂各种文学总集的过程中，谢灵运得以博览了前人的作品，从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厚的基础。对于谢灵运诗歌的渊源问题，古人已有所论及。略举其要如下：

钟嵘曰：“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

（《诗品》卷上）

宋濂曰：“三谢亦本子建，而杂参于郭景纯。”

（陈延杰《诗品注》引）

胡应麟曰：“陆机潘岳，首播其华；灵运之词，渊源潘陆。”

（《诗薮内编卷二》）

陈祚明曰：“详谢诗格调，深得三百篇旨趣。取泽于《离骚》、《九歌》，江水、江枫、斫冰、积雪，是其所师也。间作理语，辄近十九首。”

（《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七）

方东树曰：“谢诗全用《小雅》、《离骚》意境、字句。”

（《昭昧詹言》卷五）

综合上述各家之说，《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对谢灵运的诗歌创作深有影响，曹植、陆机、潘岳、张协、郭璞等人对谢灵运的启迪也甚大。兹分而述之。

深得“三百篇”旨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后代诗人无不受其沾溉，谢灵运也是如此。其《种桑》诗有句云：“诗人陈条柯，亦有美攘剔”；《拟魏太子邺中集诗》云：“常叹诗人言，式微何由往”，可见他对《诗经》的作者的忻慕之情。他不仅赞叹《诗经》的作者，而且还时常想起《诗经》中的名句，有时竟和那些周代诗人的感情遥遥相接，说“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登池上楼》）；“伤彼人百哀，嘉尔承筐乐”（《游南亭》）。

司马迁说：“《小雅》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诗经》中《小雅》的作者大都是统治阶级内部头脑比较清醒的人物，他们有的人看到政治昏乱，周室日趋衰微，于是挥笔作诗批判当权者的昏庸腐朽，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也有的人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中受排挤而失势，愤而写诗指斥权臣弄权，表达受谗后的忧愁和愤慨。长于怨诽，确是《小雅》的特色，《北山》、《节南山》、《十月之交》、《雨无正》等篇，无一不充盈着怨愤不平、谴责权贵之声。谢灵运诗中也时常流露出政治上受排斥打击后的愤懑之情。他的诗作和《小雅》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毛诗序》说此诗为“大夫刺宣王”之作。郑玄《毛诗传笺》：“刺其不能留贤也。”而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云：“顾已枉维絷，抚志惭场苗，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这是谢灵运在宋文帝刘裕手下官况冷落时所作，不但词句化用《诗经》，而且诗的意旨也和《诗经》相似。又如《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毛诗序》曰：“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又《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毛诗序》：“《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谢灵运出任临川时所作《初发石首城》云：“白圭尚可磨，斯言易为缁，虽抱中孚爻，犹劳贝锦诗。”四句中两用《诗经》，申述自己受孟等人诬陷之冤，用典准确而贴切。

《诗经》中虽没有专门描写自然景色的作品，但有许多写景的片断和诗句。尽管它们大都是作为诗歌的比兴和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的，但有不少写景相当出色。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里谈到《诗经》中的景物描写时说：“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不仅如此，《诗经》中的某些诗篇还能把所要抒发的感情融化到景物描写之中，如《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几句以乐景写哀，其景清丽，其情凄婉，被谢灵运的祖父谢玄评为三百篇中的最好的诗句（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诗经》“情貌无遗”和情景交融的优点，无疑为谢灵运提供了足资学习借鉴的典范。《诗经》中运用最多的比兴手法，也为谢灵运所取法。《登池上楼》起两句云：“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托物起兴，同时兼有比喻的作用，这一手法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

谢灵运对于《诗经》烂熟于心，他除了大量运用《诗经》的成语外，还常常将《诗经》中的成句熔化到自己诗中。如：

《悲哉行》中的“差池燕始飞”出于《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灼灼桃悦色”出自《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蔂萦”出自《小雅·弁》的“茑与女萝，施于松柏”和《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南有樛木，葛藟萦之。”

《过白岸亭》中的“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苹鹿，伤彼人百哀，嘉尔承筐乐”四句中一、三两句出自《秦风·黄鸟》，二、四两句出于《小雅·鹿鸣》。《黄鸟》云：“交交黄鸟，止于栩。”又云：“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鹿鸣》有句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又云：“吹笙鼓篁，承筐是将。”

《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的“朝游牛羊下，暮坐括揭鸣”两句，出自《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夜听极星烂”则出于《郑风·女曰鸡鸣》：“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谢诗中化用《诗经》的句子还有很多。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谢灵运在引用《诗经》时，或借用其片意只语，或半章整章地化用，或将不同诗篇中的句子连用在一起。他有时化用《诗经》中的成句来写景，有时则用来议论和抒情。但不管怎样，大都用得熟练自如，使人不感到有补缀之痕。

《诗经》大量使用重言叠字和双声叠韵词来描摹事物的状貌声态和人物的复杂情感，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形象性。谢灵运诗中的叠字使用较多，如“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急”（《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习习和风起，采采彤云浮”（《缓歌行》），“活活夕流驶，噭噭夜猿啼”（《登石门最高顶》），“草草眷徂物，契契矜岁殚”（《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这些叠字的应用，都收到了“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的艺术效果。谢诗中双声叠韵的运用也很出色。如“依稀采菱歌，仿佛含颦容”（《行田登海口盘屿山》）两句，“依稀”为叠韵词，“仿佛”为双声词。又如“缅邈岁月，缱绻平生”（《赠安成》）两句中，“缅邈”为双声词，“缱绻”为双声叠韵词，读来音调和谐，与《诗经》的青蓝冰水的关系历历可循。

取泽于《离骚》、《九歌》

比起《诗经》来，屈原的《楚辞》对谢灵运诗歌的影响更大。屈原处在秦楚争霸的斗争漩涡中，他坚持理想，主张改革内政，同旧贵族的腐朽势力进行不屈的斗争，有着与祖国同休戚共存亡的爱国精神。由于国君的昏庸，腐朽势力猖獗，屈原一生侘傺失志，两次被流放。他报国无门，最后自沉汨罗江而死。屈原作品中强烈的政治色彩、悲愤沉痛的感情、奇特的幻想和瑰丽的词采，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遗响伟辞，卓绝一世”^[1]，“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2]。谢灵运是东晋抗击外族入侵的名将谢玄的后代，也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他在政治上不断遭到排斥打击，先后被外放为永嘉太守和临川内史，山水诗是他发泄满腹牢骚、遣愁解闷的产物。因此，屈赋和谢诗是有相通之处的。谢灵运曾将自己与屈原相比，其《道路忆山中》诗云：“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存乡尔思积，忆山我愤懑。”他认为自己和屈原不仅处境相似，而且心境相通。当然，谢灵运的政治抱负、思想品格不能与屈原相提并论。谢灵运学习屈原，主要是学习其诗歌的艺术技巧。

《楚辞》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其思甚幻，其文甚丽”（《文心雕龙·辨骚》）。屈原常常驰骋丰富奇特的想象，大量驱使着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构成一幅幅雄奇壮美的图画。宇宙间一切奇丽的景象，屈原都能驱遣它们奔赴到自己的笔端。他还常常大量运用比兴、象征等手法，构成一种幽远凄清的境界。屈原辞赋中描写景物的比重也较大，“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而且“文辞丽雅”，“惊采绝艳”。后代骚人墨客几乎无不祖述屈原。“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文心雕龙·辨骚》）。屈原辞赋“丽雅”的特色及其描写山水的技巧，对谢灵运的诗歌创作影响较大。

例如，屈原《九歌》中《湘君》、《湘夫人》、《山鬼》等作品，都以思念美人为题材。这些作品都描写泽畔山巅凄迷幽渺的环境气氛，表达了一种深远迷茫、哀婉动人的情调。作品中都有折香花美草以赠、设佳肴芳醑以待的细节。谢灵运有好几首诗与之同一机杼。略有不同的是，屈原诗中的“美人”，或指所爱之人，或指国君；谢灵运诗中的美人，则常指庐陵王义真等“赏心”之人。

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诗写道：“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这几句显然是受《九歌·山鬼》的影响。《山鬼》中有“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等诗句，谢诗不但袭用其词句，而且化用其意境。《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一诗，也是从《九歌》中的《湘夫人》、《大司命》等篇嬗递而来。谢诗云：“嫋嫋秋风过，萋萋春草繁，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芳尘凝瑶席，清醑满金尊，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结念属霄汉，孤景莫与谖。”《湘夫人》云：“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大司命》中也有“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之句，两相对照，承继因袭之痕昭然。《南楼中望所迟客》也富有“楚辞”风味，诗中写道：“园景早已满，佳人殊未适。即事怨暌携，感物方凄戚。孟夜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瑶华未堪折，兰苕已屡摘。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析？搔首访行人，引领冀良觌。”其意境和用语都与《大司命》中“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相似。《石门岩上宿》“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为伐？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四句，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词语运用，都逼肖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与女沐兮咸池，晞女发兮阳之阿，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四句。谢灵运在学习屈原时，往往既师其意又师其辞，将古人的诗境融化到自己诗中，而不仅仅是在辞藻上因袭屈原。

屈原辞赋中的意境极其雄奇姿肆，常用幻想的形式上天入地，颇多意游之语，有一种陵跨自然的气慨，表现了诗人追求理想的精神。如《离骚》中“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等语，声势十分煊赫。谢诗中也有一些意游之语，如“苕苕万里帆，茫茫终何之？游当罗浮行，息必庐霍期。越海陵三山，游湘历九嶷”（《初发石首城》）；“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诸语，力劲气遒，磅礴壮观，明显直承屈原而来。

其源出于陈思

谢灵运一生十分恃才自负，在前代诗人中，他拳拳服膺的唯有曹植一人。他曾说：“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3]在诗歌创作中，他也刻意学习和仿效曹植。

曹植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的（《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他曾说：“滔滔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赠丁翼》）而谢灵运性格空疏无检，“偃卧任纵诞”（《道路忆山中》），两人在这方面如出一辙。

曹植在政治上很有雄心壮志，他热衷于功名，亟思骋其才力，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但他的下半生备受曹丕的猜忌、压抑和迫害，欲施展其才而不可得，最后在愤懑和痛苦之中死去。曹植和谢灵运的遭遇虽各不相同，但在受打击和排挤这一点上则有相似之处。

钟嵘《诗品》说曹植诗“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前者是指诗中感慨、哀怨的情绪，后者是指充实的内容和华美的形式。《诗品》又说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大概便是以这个标准衡量的。曹植诗颇多哀怨之词，他后期的许多诗都表现了大志莫展的愤慨不平之情，谢灵运诗中也常流露出牢骚和不满。他们又都很讲究词藻的艳美，曹植是“词采华茂”，谢灵运是“富艳难踪”，两人诗歌的风格确有一脉相承之处。

曹植诗很注意对仗。如《美女篇》，全诗共十五联，其中有七联对仗；《白马篇》全诗共十四联，有五联对仗。曹植还很注意对声音和色彩的描写。如《公宴诗》有句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连用三组对偶句，前两联状色，后两联传声。属对工整，词藻华美。曹植是最早讲究诗歌声律的诗人，他的诗声调和谐，韵律悠扬。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说：“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沈德潜也称赞说：“子建诗五色相宣，八音朗畅。”曹植诗中的这些特点，无疑已为谢灵运导夫先路。谢灵运比曹植更加注重对仗和声色。他的诗中有不少对仗工整的句子，后人说他的诗“古律相半”（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声色俱开”（陆时雍《诗镜总论》）。谢灵运继承曹植讲究诗歌的艺术形式的传统，推动了古体诗向近代化和文人化的方向发展。

子建作诗很注意炼字，特别是动词和形容词，大都经过精心锤炼方才使用。如前面所举的“冒”字、“被”字，匠心独运，下字尖新，为谢灵运“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游南亭》）和“菰蒲冒清浅”（《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等诗句所效法。再如曹植的“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箜篌引》），“时雨静飞尘”（《侍太子坐》），“木感气兮条叶辞”（《离友诗》）等诗句，由于镶嵌了“静”、“惊”、“驰”、“辞”等字，运用了比拟手法，绮丽清新，豁人耳目。这一手法亦为谢灵运所规仿。谢灵运诗中便有“云归日西驰”（《游南亭》），“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连峰竞千仞”（《会吟行》）等语。

曹植诗工于起调，发端善为警策之句。如《送应氏》起句云：“步登北芒坂，遥望洛阳山”；《野田黄雀行》起句云：“高台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赠徐干》起句云：“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境界深远阔大，出笔便吐响不凡，振起全篇。灵运诗中“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晚出西射堂》）；“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游南亭》）等发端语，开篇便以气势非凡之语总领全诗，与曹植诗的格局极为相似。

曹植曾作《赠白马王彪》，谢灵运也学习曹植作《酬从弟惠连》一诗。两诗都通过叙事、写景、抒情，表达兄弟间的情谊，抒发对人事的感叹。在结构上都采用首尾相联的轳辘体，章章蝉联，段段换韵，感情层层推进，极有层次。不过曹诗表达的感情更加丰富复杂、哀怨动人。

渊源潘陆

钟嵘《诗品》认为陆机诗和谢灵运诗都“其源出于陈思”。既然两人都继踵曹植，而陆机又是西晋太康年间的骚坛盟主，谢灵运诗歌受其影响，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陆机的《文赋》是我国古代在时间上仅晚于曹丕《典论·论文》的第二部文艺理论专著。《文赋》对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堪称我国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文学创作论。陆机论文尚巧贵妍，重视声色，认为“诗缘情而绮靡”。他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陆机自己作诗也极力铺排词藻，讲究对偶。钟嵘《诗品》称其“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咀嚼英华，厌饫膏泽”。陆机论诗强调要有佳句，主张“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他认为“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诗中只要有一两句佳句，全诗便可熠熠生辉。陆机本人的诗中也往往可以找到一些饶有诗情画意的丽语秀句，像“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赴洛道中作》之二），“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招隐诗》），“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拟明月何皎皎》）等等，正如孙绰所说：“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世说新语·文学》）。而到了谢灵运诗中，更是名句络绎，谢灵运的大多数的诗中，几乎都可以找出一些别开生面的名句。溯流寻源，不能不首推陆机的倡导之功。但陆机有时因雕琢太重而流于繁冗板滞，“一味排比敷衍，间多硬语”（黄子云《野鸿诗的》），而谢灵运则显得比较高明，他致力于藻饰，虽不免有“繁芜”之讥，但大多能笔圆墨润，工致而不萎弱，佳句隽语甚多。

陆机还主张写作应该努力创新，应该“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而不应因陈抄袭。谢灵运的诗歌是穷力追新的，他的诗很注意词语的选择与烹炼，常能收到新人耳目的效果。

谢诗中遣词造句也常学陆机。如谢诗《七里濑》首两句“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与陆机《悲哉行》开头“游客芳春林，春芳伤客心”，句式相同，都采用了顶真修辞格，仿效之迹甚明。

康乐学习陆机，还表现在诗文屡效其体。陆机擅长乐府诗，康乐每每因袭之。康乐所作乐府诗，几乎每一首都和陆机同题。其中《长歌行》、《君子有所思行》、《会吟行》等等，不仅形式上模仿，而且所用词藻也往往胎息于陆平原。但康乐不是亦步亦趋地蹈袭，而是拟中有变，虽然诗体相似，但指事述怀，康乐自能另立新意。如陆、谢两人都曾作《悲哉行》，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曰：“陆机云‘游客芳春林’，谢惠连‘羁人感淑节’，皆言客游感物忧思而作也。”谢灵运《悲哉行》描绘的春日景物，和陆机大致相似，所写草木禽兽，与陆诗有同有异，但诗中深有寄托，多用暗喻，手法意境与陆诗大不相同。此诗作于谢灵运依附刘毅反对刘裕之时，“萋萋春草生”和“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暗喻政治局势的变化，刘裕势力迅速发展。“差池燕始飞，夭袅桃始荣”，比喻追随刘裕而发迹的新贵。“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蔂萦”，则影射争相攀附刘裕的晋臣。而“王孙游有情”，则是指自己，“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已预感到改朝换代之不可避免。用传统的客游伤春题材，抒发忧时愤世之感，借古人的结构来自起楼阁，这是谢灵运诗歌的“新变”之所在。

陆机曾作《述祖德赋》，谢灵运也作《述祖德诗》。虽然两者体裁不同，但他们都以国家兴亡为线索，结合家族的盛哀，歌颂先人的勋业，既表达了一定的爱国之心，同时又矜尚自家门第的高华，写作意旨甚是一致。另外，陆机的《赴洛道中作》、《招隐》及《悲哉行》等诗，对自然景物也有比较充分的描写，文笔清美可喜，篇末又辍以议论，这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写作很有影响。

潘岳诗语言华丽，“烂若舒锦，无处不佳”（《诗品》引谢混语），谢灵运对此有所取法。另外，潘岳又以善叙哀情著称，其《悼亡诗》三首，伤悼亡妻，哀惋凄恻，笔墨之间深情流注。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一诗，极写哀思，情真意切，二者之间颇有相似之处。谢的其他一些诗，如《酬从弟惠连》，也是情真意厚之作。潘岳还有《河阳县作》、《在怀县作》各二首，是他在两处作县令时所写，诗中对百姓的疾苦有所关怀，并设计了治理所辖之地的蓝图。谢灵运曾任永嘉太守等职，他的《种桑》、《白石岩下径行田》二诗与潘岳诗的主旨相同。此外，潘岳诗中的景物描写对谢灵运也颇有影响。

另外，谢灵运的《山居赋》，也明显受潘岳的《闲居赋》启示，二者在立意、构思及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谢赋的篇幅之长远远超过了潘赋。潘岳有“趋世利”的劣迹，他和石崇等人谄事贾谧，每当贾谧外出时，即与石崇望尘遥拜。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指出潘岳“言与志反”，高言嘉遁而志深轩冕。而谢灵运对官场也一直是萦怀挂念的，他诗赋中的隐士高调，和潘岳一样有一定程度的虚伪性。

宪章太冲

谢灵运尝云：“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世说新语·文学》）一向恃才傲物的谢灵运对左思、潘岳如此称誉推许，那么，两人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左、潘两人诗中都有一些写景成分，如左思的《杂诗》、《招隐》、潘岳的《金谷集作诗》、《在怀县作》以及《秋兴赋》等等，对景物的描写已很细致。这必然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写作有所启迪。

左思的《招隐》有句云：“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状物精妙，秀句挺出。谢诗中有“岩高白云屯”、“白花皓阳林”、“飞泉发山椒”等语，从中可见谢灵运规仿左思的痕迹。又谢灵运《述祖德诗》中有“临组乍不绁，对珪宁肯分”二句，完全袭用左思“临组不肯绁，对珪不肯分”（《咏史之三》）两句。谢灵运在语言上受左思影响，于此可略见一斑。

左思诗歌的主要特色是“文典以怨”，即大量引用史实和典故，借古讽今，抨击腐朽的门阀制度，抒发才士壮志难酬的愤懑。谢诗中也用典频繁，也时常流露出一种愤激不平之气。左思诗表现了一种鄙夷富贵、向往隐逸的思想；谢诗中也有一些向往遁迹山林的旷达之语。不过两人不平之因有所不同。左思因出身寒门而倍受压抑，有大志而不得施展，虽曾依附权门，但仍未得到重用，故心中愤恨不平，诗中颇多抗颜权贵之语。谢灵运则以门第高华而自负，“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但在改朝换代中却备受新王朝执政者的打击，政治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常怀愤愤”。所以，两人诗中的不平之气，在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参杂于张景阳、郭景纯

张协、郭璞两人可以说是写作山水诗的先驱者，两人在写景艺术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对谢灵运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这方面。

写景是张协的特长，他善于对景物作精细的摹写。他诗中的景语不但比前人有所增加，而且描摹富艳精工，技巧也比前人有所提高。其代表作《杂诗》十首尤为突出，其中有不少绘景状物的工词丽句。如：

浮阳映翠林，迴飙扇绿竹。　　　　（其二）

龙蛰暄气凝，天高万物肃。　　　　（其二）

腾云似涌烟，密林如散丝。　　　　（其三）

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　　　　（其四）

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　　　　（其四）

借问此何时，胡蝶飞南园。　　　　（其五）

泽雉登垄雊，寒猿拥条吟。　　　　（其六）

这类句子摹景状物形神逼真，对偶也较工整，寥寥几笔，便将大自然的纷纭万状之态呈现于读者面前。钟嵘说他“巧构形似之言”，以上列举的写景之句确实称得上“巧似”。刘勰说“景阳振其丽”（《文心雕龙·明诗》），“丽”确实是张协诗的特色。而谢灵运的诗也具“丽”和“巧似”的特点，这与他作诗学习张协有关。钟嵘《诗品》说谢灵运的诗“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丽典新声，络绎奔会”。黄子云《野鸿诗的》说张协“写景渐启康乐，在典午中亦可称巨擘”，诚非妄语。

张协诗“词采葱蒨，音韵铿锵”（《诗品》卷上），他长于铺陈词藻，善于炼字炼句，故其诗往往造语新颖。何焯说：“诗家炼字琢句，始于景阳。”（《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七）刘熙载说：“景阳诗开鲍明远，明远遒警绝人，然练不伤气，必推景阳独步。”（《艺概·诗概》）景阳的炼字之法同样也启迪了谢灵运。如张协诗中有“白日驰西陆”（《杂诗》之二）之语，一个“驰”字，用比拟手法，用骏马轻车的疾驰来比喻夕阳西下。谢灵运诗中的“云归日西驰”（《游南亭》）之语，便是直接师法张协。张协诗中还有“飞雨洒朝兰，轻露栖丛菊”（《杂诗》之二）两句，“飞”字、“轻”字，分别修饰“雨”和“露”，准确形象；尤妙在“洒”、“栖”两字，把“雨露”当成有生命的东西来写，更显得灵巧飞动，秀媚可人。而谢灵运诗中“白云抱幽石，绿篠媚清涟”（《过始宁墅》），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与张协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郭璞的《游仙诗》，名为游仙，实为咏怀。他在诗中写仙境，实际上是写人世间真实的自然景物。如：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青云梯。

（其一）

旸谷结高林，扶桑森千丈。朱霞升东山，朝日何晃朗。

（其九）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

（其三）

这些都是将写景之法运用于对仙境的刻划。所写景致，形象生动，幽美如画，且造语精圆，在当时确实是别开生面。钟嵘说郭璞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诗品》卷中），刘勰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文心雕龙·才略》）。郭璞的诗歌，无疑已启谢灵运之先鞭。

谢从陶出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之际的大诗人，文学史上历来“陶谢”并称。陶比谢长二十岁，早谢六年而卒。但是在现存的资料中，无法找到任何有关陶、谢交往的记载。但是，从陶、谢两人各自的经历和交游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有相互了解的可能。理由如下：

其一，陶渊明是在义熙元年（405年）辞去彭泽令到老家浔阳郡柴桑县隐居的。他当时在江州一带有一定的名望，与刘遗民、周续之同为“浔阳三隐”。沈约《宋书》还为他立了传。而当时的一些高官，如先后任江州刺史的王弘、檀道济等人，都曾设法结交陶渊明。而义熙七、八两年，谢灵运曾作为江州都督刘毅的卫军从事中郎，跟随刘毅镇守江陵，和陶渊明相去不远。对当地的知名人士陶渊明，谢灵运是不会毫无所知的。

其二，陶、谢两人都和名僧慧远有较多的交往。慧远到江南来宣扬佛法，住庐山东林寺。《莲社高贤传》载：“（潜）常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慧远和陶渊明之间的这段交往是后来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典故。而慧远又是谢灵运“少所推崇”的，“及一相见，肃然心服”（《高僧传·慧远传》）。慧远在庐山立般若佛影，曾特地派人从庐山赶到京城请谢灵运作《佛影铭》。从陶、谢两人都和慧远有交往这一点来看，他们彼此之间是应该有所了解的。

其三，陶谢二人都与颜延之关系密切。颜延之很早就和陶渊明有来往。义熙十一年颜延之在江州任官时，曾经和陶渊明是邻居。两人以文酒交会，成为至友。而颜延之与谢灵运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两人在刘宋初年曾一起投到庐陵王刘义真的门下，在政治上属于同一派。两人又同时蜚声文坛，并列为“江左第一”，有诗酬唱往来。因此，颜延之分别向陶、谢两人介绍对方的为人与诗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其四，如本书前面所述，陶、谢两人都和曾任江州刺史的檀道济有联系。

根据以上几点来看，陶、谢两人即使没有直接见面，也可以通过他人的介绍而彼此相互了解。他们各自看过对方的诗文，也不是没有可能。

从陶、谢两人的诗歌来看，彼此之间颇多相通和类似之处。

对此，清人方东树曾非常精辟地指出：“谢从陶出，而加琢句工矣。”^[4]陶、谢诗中酷似之处很多，试举几条：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十三年。”谢灵运《过始宁墅》：“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两者都是写涉足官场的后悔。表达与此相同的意思的，陶诗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之句，谢诗有“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晚出西射堂》）之句。又如写初春出游，陶诗曰：“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林。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游斜川》）谢诗曰：“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荡志将愉乐，瞰海庶忘忧。”（《郡东山望溟海》）写深秋景色，陶诗云：“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于王抚军坐送客》）谢诗云：“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写旅途艰险，陶诗道：“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庚子岁五日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谢诗道：“浮舟千仞壑，总辔万寻巅。流沫不足险，石林岂为艰。”（《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从中可以看出，陶谢的某些诗不仅意境大略相似，而且用语也颇有雷同之处。这里有可能是偶然巧合，然而并不排斥两人之间相互启发和借鉴的可能性。陶渊明的写景之作问世比谢灵运早，如果说陶、谢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的话，那么，主要应该是陶对谢的影响。方东树说“谢从陶出”，洵为笃论。

《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古今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这是说文学创作既要有所继承，又要有所革新。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在学习前人的时候，决不是拘于一家，生吞活剥，而是遍参诸家，博观约取；也决不是囿于古人，亦步亦趋，而是既能学古，更能变古，有所继承又有所扬弃，这样才能纵横变化，自铸伟辞，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谢灵运当然也不例外。他接受前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上仅举其荦荦大端。例如他深受《庄子》的影响，他诗中的抒情议论常取法《古诗十九首》，他曾规抚曹丕作《燕歌行》，他又从谢混、殷仲文的写景诗那里得益非浅，这些都不一一缕述了。

【注释】

[1]鲁迅：《汉文学史纲》。

[2]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3]《子史菁华》载释常谈引谢灵运语。

[4]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