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诗文系年
谢灵运诗文系年
谢灵运现存诗近百首，赋十余篇，其他表、书、诔、铭、赞等二十余篇。另外，散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的佚文佚诗尚有不少。关于康乐诗文的写作年代，经过历代研究者，尤其是黄节、郝昺衡等人的钩稽考索，排难解纷，半数以上的篇目已经弄清，但目前仍有不少篇目的系年尚未考定确切，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大谢无疑是很大的障碍。本文试图对谢灵运部分作品的写作年代进行探讨，并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已考订写作年代的作品进行编年排列。
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 是年灵运三十岁
作《佛影铭》。
铭曰：“法显道人，至自祗洹，具说佛影……庐山法师，闻风而悦。”史载，法显于义熙十年回到青州。
义熙十一年（415年） 灵运三十一岁
作《赠从弟弘元》、《赠安成》二诗。
《赠从弟弘元》诗序云：“从弟弘元为骠骑记室参军，义熙十一年十月十日，从镇江陵，赠以此诗。”
《文选》卷二五载谢瞻《于安城答灵运》诗李善注引灵运《赠宣远诗序》曰：“从兄宣远，义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成。其年夏，赠以此诗。到其年冬，有答。”按灵运《赠宣远诗》今不传。据序，《赠安成》应作于是年。
义熙十三年（417年） 灵运三十三岁
作《庐山慧远法师诔》、《撰征赋》。
诔序曰：“春秋八十有四，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
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军北伐，九月抵彭城。是年，谢灵运奉命赴彭城慰劳刘裕。据《撰征赋》中“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尔乃孟陬（正月）发节，雷隐蛰惊。散叶荑柯，芳花饰萌。麦萋萋于旌丘，柳依依于高城”诸语，可知灵运于义熙十二年冬赴彭城，次年春返建康。赋为返京途中或归京后所作。
义熙十四年（418年） 灵运三十四岁
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彭城宫中直感岁暮》二诗。《述祖德诗》可能也作于是年。
孔令即孔靖，字季恭，据《南史·孔靖传》，孔义熙十二年入仕，“拜金紫光禄大夫。是岁，武帝北伐，季恭求从，以为太尉军谘祭酒。从平关洛。宋台初建，以为尚书令，又让……。辞事东归，帝亲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又据《宋书·武帝纪》，刘裕平关洛为义熙十三年，义熙十四年正月自长安返回彭城。此前晋安帝虽曾为刘裕备九锡之礼，但刘裕均“辞不受”，直到义熙十四年六月方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宋台亦为当年所建。而下一年，即元熙元年八月，刘裕又从彭城移镇寿阳。所以，百官饯送孔靖东归，当在义熙十四年（418年）九月。谢灵运送孔令诗应为此时所作。
郝昺衡《谢灵运年谱》认为《述祖德诗》为元嘉元年（424年）永嘉辞官后所作。理由是：“诗有‘随山疏浚潭，傍岩艺枌梓，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非践履其地，不能有此体会。”此说为猜测之词，略嫌脱空。灵运是诗主旨，是歌颂其祖上在淝水之战中拯溺戡暴的震世功烈和“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这一功成身退的举动，标榜自家门第清高。暗中讽刺跃跃试试、亟思篡位的刘裕。言外之意，自己的祖上功劳比刘裕大，品格比刘裕高。此诗的写作时间应和《撰征赋》相隔不远，大约作于义熙十四年（419年）刘裕受九锡前后。黄节先生《谢康乐诗注》将是诗与《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排在一起，颇具识力。
谢灵运一生有两年的岁末在彭城度过。一次为义熙十二年，一次为义熙十四年。刘裕于义熙十四年六月方受封为宋公。在此之前，彭城不可能称“宫”。故《岁暮》诗应系于该年。
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 灵运三十六岁
作《谢封康乐侯表》。
《宋书·武帝纪》记载，刘裕于永初元年六月下诏曰：“晋氏封爵，咸随运改。至于德参微管，勋济苍生，爱人怀树，犹或勿翦，虽在异代，义无泯绝。降杀之宜，一依前典。”诏中还言“康乐公可即封县侯”，“五百户”，奉晋“车骑将军谢玄之祀”。《宋书》本传：“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起为散骑常侍。”
郝昺衡《谢灵运年谱》认为：“《艺文类聚》五十一有灵运《谢封康乐侯表》，‘侯’当作‘公’，表有‘岂臣尫弱，所当忝承’，可证非永初元年降公爵为侯之作。”此说似有偏误。《类聚》所载表云：“皇恩远被，残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观史叹古，钦兹盛美，岂谓荣渥，近沾微躬。”表中连用新朝封赏前代功臣之事，显然作于改朝换代之后，感谢刘裕对旧朝功臣后代的宽大为怀。
永初二年（421年） 灵运三十七岁
作《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
诗中有句云：“降及云鸟，曰圣则天。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诗中说刘宋代替东晋，如同虞舜代替唐尧，周朝代替商朝一样，是完全合理的，是天意所归。谢为新王朝唱赞歌、造舆论，无疑应作于刘宋建国初期。又谢灵运曾长期伴随刘裕，其《宋武帝诔》曾叙述自己和刘裕的关系道：“天光下济，谬蒙眷齿，愧微刀笔，颇预游止。垂幕待讲，接筵餐理。修曙朗夕，登台泛沼，匪月匪日，无晏无早。”可见谢灵运常和刘裕一起游宴讲论，是诗便是在宴会上应诏而作。
据《宋书》，刘裕是永初元年（420年）夏六月丁卯正式代晋自立，即皇帝位的。到永初三年三月刘裕已病倒，五月病死，因而是诗只可能作于永初二年（421年）三月。
永初三年（422年） 灵运三十八岁
作《宋武帝诔》。
《宋书·武帝纪》：“永初三年五月癸亥，上崩于西殿，时年六十七。”
赴永嘉途中作《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邻里相送至方山》、《过始宁墅》、《富春渚》、《七里濑》诸诗。
《宋书》本传：“灵运为性偏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机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
《邻里相送至方山》：“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过始宁墅》云：“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被贬出京、去永嘉任职之意显明。《富春渚》诗云：“霄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久露干禄请，结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与诗人赴任时的路线与心情相合。
《七里濑》诗，《文选》李善注：“甘州记曰，桐庐县有七里濑。濑下数里，至严陵滩。”按：七里濑，在今浙江桐庐县富春江上，是建康赴永嘉必经之地。是诗为赴永嘉途中所作。诗中“羁心积秋晨”、“遭物悼迁斥”等句也可资证明。黄节《谢康乐诗注》将此诗列入康乐临川之作，非。郝昺衡说此诗为元嘉六年作，亦非。
至永嘉后作《晚出西射堂》、《游岭门山》、《登永嘉绿嶂山》等诗。
《宋书》本传：“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
李善注“西射堂”曰：“永嘉郡射堂。”诗云“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节往戚不浅”，可见时令已是初冬。而次年秋灵运已称疾去职，故《晚出西射堂》应系于此。
《登永嘉绿嶂山》有句曰：“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游岭门山》云：“协以上冬月，晨游肆所喜。”可见两诗均为初冬季节作于永嘉。故也应为是年所作。
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 灵运三十九岁
灵运在永嘉作《辩宗论》、《答王卫军问辩宗论书》。
《广弘明集》载有王弘问谢永嘉之事；竺道生《答王卫军书》，亦有“究寻谢永嘉论，都无间然”之语，可知《辩宗论》作于斯年。
又作《登池上楼》、《郡东山望溟海》、《过白岸亭》、《登上戍石鼓山》、《行田登海口盘屿山》、《游南亭》、《登江中孤屿》、《白石岩下径行田》、《读书斋》、《游赤石进帆海》、《过瞿溪饭僧》、《北亭与吏民别》。
《太平寰宇记》卷九九：“谢公池，在（温）州西北三里，其池在积谷山东。谢灵运《登池上楼》诗，……即此处也。”同卷又云：“东山，子城西四里，其山北临永嘉江，东接沧海，谢公游此。”又曰：“白岸亭在楠溪西南，去（温）州八十七里，因岸沙白为名，谢公游之。”《嘉靖温州府志》卷二：“石鼓山，去城西四十里，有石，扣之则响。”《嘉靖温州府志》卷二：“盘屿山，去县（按：指乐清县）六十里，今名盘石。”《太平寰宇记》卷九九：“南亭去州（指温州）一里。”《嘉靖温州府志》卷二：“白石山，在县西三十里，下有白石径。”《乾隆温州府志》卷二三：“城内西偏有谢康乐读书斋。”谢灵运《游名山志》：“永宁、安固二县中路东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光绪永嘉县志》：“瞿溪山，在城西南五十里，上有龙潭，瞿溪所出。”《太平寰宇记》卷九九：“北亭，在州北五里，枕永嘉江。灵运罢郡，于北亭与吏民别，诗云：‘前程眇已往，后会邈无因。’”据此，可知上述诸诗皆作于永嘉。
《登池楼》诗有句云：“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郡东山望溟海》有句云：“开春献初岁，白日出悠悠。”《过白岸亭》云：“援萝聆青崖，春心自相属”，《登上戍石鼓山》云：“汩汩莫与娱，发春托登蹑”；《读书斋》云：“谋春不及竟，夏物遽见侵。”可见以上五诗皆作于景平元年春日。因上年春日，谢灵运尚未到永嘉，而该年秋天，谢又离开了永嘉。故此五首诗只能作于423年。
又《游赤石进帆海》云：“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游南亭》有句云：“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又云：“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可知两诗作于是年初夏。
又作《种桑》诗。诗中有句云：“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役。”又云：“浮阳鹜嘉月，艺桑迨闲隙。”可知该诗亦当永嘉春日所作，故系于是年。
又作《初去郡》、《辞禄赋》、《归途赋》、《东阳溪中赠答》。
《宋书》本传载：“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初去郡》诗云：“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又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可知是诗作于秋日辞官之时。
《辞禄赋》曰：“解龟纽于城邑，反褐衣于丘窟。判人事于一朝，与世物乎长绝”。《归途赋》序曰：“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泽。”赋曰：“时旻秋之杪节，天既高而物衰。云上腾而雁翔，霜下沦而草腓。”玩其辞意，两赋均作于是年秋天称疾去职之时。又东阳为永嘉返始宁必经之路，故《东阳溪中赠答》亦作于是年灵运返故乡途中。
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 灵运四十岁
作《与庐陵王笺》、《伤己赋》，又作《会吟行》等诗。
《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可见笺作于辞官以后。又据《宋书·刘义真传》，义真于元嘉元年六月被杀于新安，故笺应作于此年六月之前。《伤己赋》辞意哀惋，慨叹知赏之人已逝，殆为义真被杀而发，故也应系于是年。
黄节注《会吟行》云：“此篇当是康乐称疾去职，移籍会稽时作。故篇中所引范蠡、梅福数人，皆有深意。”
《山居赋》及《田南树园激流植援》、《石壁立招提精舍》、《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南楼中望所迟客》、《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濑，茂林修竹》诸诗，也均作于此年可下一年。《斋中读书》诗也应作于此年。
《宋书》本传：“在郡一周，称疾去职……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逐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作《山居赋》，并自注，以言其事。”可见该赋作于永嘉辞官之后。又赋中充满了消极悲观之情绪，可见该赋作于他政治上最失望之时，应该确定其写于元嘉元年或元嘉二年。因为谢灵运刚从永嘉辞官时，心情尚较为轻松愉快，《初去郡》诗可证。那时他把希望寄托在庐陵王刘义真身上，以为总有机会依靠刘义真青云直上。至元嘉元年六月，刘义真被杀，谢灵运的希望落空，故他愁苦哀怨，有“终焉之志”，《山居赋》便是此时所作。而到元嘉三年三月他被宋文帝征为秘书监（见《通鉴》卷一百二十），又满怀喜悦地赴京就任去了。
《斋中读书》诗云：“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如果谢灵运此时在永嘉作太守，他是不会自称“心迹双寂寞”的。因为他一向认为自己做官时“心”是隐了，但“迹”还没有隐，美中不足。如《初去郡》云：“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顾已虽自许，心迹犹未并。”所以方虚谷云：“‘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恐是去郡后事。”（黄节《谢康乐诗注》引）《文选》李善注云“斋”是“永嘉郡斋也”，此说非是。郝昺衡认为此诗为康乐在永嘉时所作，将其系于景平元年（423年），亦误。
《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有句云：“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又云：“唯开蒋生迳，永怀求羊踪。”可知作于辞官山居之初。又据“植援”、“插槿”等语，此诗当作于元嘉元年春。《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濑，茂林修竹》一诗有“跻险筑幽居”之句，可见此诗作于新居刚建成之时，亦应在元嘉元年。
元嘉二年（425年） 灵运四十一岁
作《答范光禄书》、《和范光禄祇洹象赞三首》、《昙隆法师诔》。
《宋书·范泰传》载，泰于元嘉初徐羡之、傅亮专权时曾肆言极骂徐、傅，因恐遭不测之祸，便以果竹园六十亩施寺，以求幽冥之佑。请灵运作赞宜在此时。又灵运《答范光禄书》有“山涧幽阻，音尘阔绝，忽见诸赞，叹慰良多……二月一日灵运答曰”诸语。文帝于景平二年八月即位，改元元嘉，故元嘉元年无二月，元嘉三年二月，徐、傅已经伏诛。此可证《答范光禄书》及《象赞》作于元嘉二年。
诔云：“余时谢病东山，承风遥羡；岂望人期，待以山招”，可知此诔作于灵运辞官之后。郝昺衡曰：“《昙隆法师诔》有‘茹艺术而共饵，披法言而同卷者，再历寒暑’之句，可定其为斯年作也。”（《谢灵运年谱》）
元嘉三年（426年） 灵运四十二岁
作《宋庐陵王诔》及《庐陵王墓下作》、《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两诗。
郝昺衡曰：“诔有‘服二辜之北犴，致九伐于南荆，发酸痛于仁诏，令宠赠于衷心’语，可证其作于徐羡之、傅亮等伏诛以后也。”
《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诗，李善注曰：“元嘉三年，徐羡之等诛。征颜延之中书侍郎。范中书，盖谓范泰也。”
《文选》卷二三《庐陵王墓下作》一诗，李善注云：“庐陵聪敏好文，常与灵运周旋。……徐羡之等奏，废庐陵为庶人，徙新安，羡之使使杀庐陵也。后有谗灵运欲立庐陵王，遂迁出之。后知其无罪，追还。至曲阿，过丹阳。文帝问曰：‘自南行来，何所制作？’对曰：‘过庐陵王墓下作一篇。’”刘履《选诗补注》：“灵运自永初三年，以庐陵之故被出，至元嘉三年始征为秘书监。此诗因赴召，舟次庐陵墓下，痛悼而作。”
元嘉四年（427年） 灵运四十三岁
作《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
黄节《谢康乐诗注》：“《宋书·文帝纪》：元嘉四年幸丹徒，谒京陵。此诗盖灵运为秘书监时，从游应诏之作。”
元嘉五年（428年） 灵运四十四岁
作《劝伐河北表》，《入东道路诗》。
《宋书》本传载，灵运于元嘉三年任秘书监，“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乃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将行，上表劝伐河北”。
黄节《谢康乐诗注》：“《宋书》本传，灵运上表陈疾，上赐假东归，《入东道路诗》，当是东归时作。”诗云：“属值清明节，荣华感和韶”，可知是诗作于春日清明时节。
元嘉六年（429年） 灵运四十五岁
元嘉七年（430年） 灵运四十六岁
此两年作有《登石门最高顶》、《石门岩上宿》、《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从斤竹涧越岭溪行》、《酬从弟惠连》、《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初往新安桐庐口》、《夜发石关亭》诸诗。
《宋书》本传：“灵运既东还，与族弟谢惠连、东海何长瑜、颖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上述诸诗皆作于谢灵运第二次隐居故乡始宁之时。
元嘉八年（431年） 灵运四十七岁
作《诣阙上表》。
据《宋书》本传，会稽太守告灵运有异志，灵运驰出京都，诣阙上表，表云：“臣自抱疾归山，于今三载。”灵运于元嘉五年春告疾东归，至是年正好三年。
作《初发石首城》诗。
《宋书》本传载，灵运诣阙上表后，“太祖知其见诬，不罪也。不欲使之东归，以为临川内史，加秩中二千石”。灵运赴临川，时当元嘉八年之冬。诗中“白珪尚可磨，斯言易为缁。虽抱中孚爻，犹劳贝锦诗”诸语，显然暗指被诬陷之事。“苕苕万里帆，茫茫终何之？游当罗浮行，息必庐霍期。越海凌三山，游湘历九嶷”等句，明确指出此行的目的地是江西。故该诗当系于元嘉八年。
元嘉九年（432年） 灵运四十八岁
赴临川途中作《道路忆山中》、《入彭蠡湖口》、《登庐山绝顶望诸峤》、《折杨柳行》。
《道路忆山中》有句云：“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可知诗人此行远离故乡。《入彭蠡湖口》中的彭蠡湖，即江西的鄱阳湖，“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表明作者正在行旅之中。《登庐山绝顶望诸峤》为赴临川途中登庐山游览而作。《道路忆山中》有“怀故叵新欢，含悲忘春暖”之句，《入彭蠡湖口》有“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之句，可知以上诸诗皆作于从建康出发后第二年的春天。
《折杨柳行》其一“郁郁河边柳”，朱乾《乐府正义》评曰：“此当是其赴广州时作也。”此说非。《南史》本传：“灵运子凤，坐灵运徙岭南，早卒。”《南史·谢超宗传》：“凤子超宗，随父凤岭南，元嘉末得还。”可知灵运徙付广州时，儿孙、妻妾都曾同行。而此诗曰：“妻妾牵衣袂，收泪沾怀抱。还抚幼童子，顾托兄与嫂，”与灵运赴广州时情况不符。此诗当是出任临川内史时所作。诗中有“郁郁河边柳，青青野田草”之句，可知该诗作于春日，和灵运的《道路忆山中》、《入彭蠡湖口》等诗的写作时间正好相同，诗中凄切的情调也和灵运赴任临川时的心境完全吻合。
在临川时，作《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诗。
《宋史》本传：“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所纠。”《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六：“麻源三谷者，第一为麻姑山南涧，第二为北涧，第三即华子冈。”《太平寰宇记》卷一一〇：“麻姑山，在县（指南城县）西南二十二里。”诗中有句云：“南州实炎德，桂树凌寒山”，可知是诗为冬日所作。
元嘉十年（433年） 灵运四十九岁
作《临川被收》、《长歌行》等。赴广州途中作《岭表赋》，既至，又作《感时赋》。临刑前作《临终诗》。
《长歌行》情绪颓丧，有“览物起悲绪，顾己识忧端。朽貌改鲜色，悴容变柔颜。变改苟催促，容色乌盘桓。亹亹衰期迫，靡靡壮志阑。既惭臧孙慨，复愧杨子叹”诸语。吴汝纶《古诗钞》附目一评云：“有死丧无日之感。”此诗应作于临川被收以后。灵运被收时，曾发“秦帝鲁连耻”的忠愤之论，但他已长期仕宋，自己心中颇感羞愧，故诗中有“臧孙慨”、“杨子叹”之语。岭表指大庾岭，是灵运临川被收后徙付广州的所经之处。故该赋应作于赴广州途中。”《感时赋》有“颓年致悲，时俱其速”，“鉴三命之予躬，怛行年之蹉跎”，“微灵芝之频秀，迫朝露其如何？虽发叹之早晏，谅大暮之同科”诸语。郝昺衡《谢灵运年谱》曰：“绎其辞意，殆自分以必死矣。”该赋应作于临刑之前。
《临川被收》及《临终诗》，据《宋书》本传记载，作于是年无疑。
此外，谢灵运还有一些乐府诗，这些诗常常借物候之变抒发忧伤之感，深有寄托。虽不能考定其确切的写作年代，但却可以划入一定的时间范围。如：
《悲哉行》一诗，黄节云：“‘萋萋春草生’，喻宋初也；‘王孙游有情’，自喻也；‘差池燕始飞’，喻新进也；‘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蔂萦’，则喻新人之互相依附……。”据此，则该诗作于谢灵运跟随谢混、刘毅反对刘裕之时，即作于义熙八年（412年）以前。
《陇西行》有句云：“胡为乖桂，从表方园。耿耿僚志，慊慊丘园。”对照忠君不乱的熊僚，谢灵运深感羞愧。此诗应作于义熙八年谢灵运投靠刘裕后，刘宋王朝建立以前。
《善哉行》诗有句云：“阴灌阳丛，凋华堕萼，”吴汝纶评此诗曰：“此感晋宋嬗代。”《豫章行》有句云：“苟无迴戈术，坐观落崦嵫。”吴汝纶评曰：“此言晋室将亡。”此两诗应作于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受九锡之礼之后，永初元年（420年）刘裕即位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