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植抑丕”与民族文化心理
“扬植抑丕”与民族文化心理
曹植和曹丕都是建安文坛上成就赫然可观的作家。“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1]，然而，当世和后代对他们两人的评价却相差甚远。丁翼称赞曹植“博学渊识，文章绝伦”（《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沈约将他与汉代的司马相如、班固并论，说他们皆“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2]；钟嵘称曹植为“文章之圣”、“建安之杰”，《诗品》卷上说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而不群”，“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谢灵运说“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3]；杜甫对曹植也是推崇备至：“文章子建壮，河间经术存”[4]；“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5]潘德舆称曹植诗是“风雅之苗裔”[6]。许多古代评论家将曹植与李白、杜甫相提并论，旧小说中也常用“文似子建”来形容一个人的才华。曹丕则不然，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已是“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7]；钟嵘对曹丕的诗评价不高，《诗品》其将置之中品，称其“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除王夫之等少数人外，历代评论家大都认为曹丕“去弟实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等人曾全面贬低曹植来抬高曹丕，但由于矫枉过正，赞同者甚少。“扬植抑丕”的倾向依然存在。本文不准备具体讨论曹氏兄弟孰高孰低，只是试图将长期存在的“扬植抑丕”的事实放在民族历史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观照，从中找出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原因来。
一
“扬植抑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孔子所提出的“仁”上。“仁”是原始儒学的核心观念，具有多重涵义，而其最基本的规定是“爱人”，要求关心人、尊重人。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尤其注重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相互合作，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在心理上，人们往往倾向于受打击、受迫害的弱者，对他们寄予深刻的同情。
曹操在立嗣问题上的一度犹豫，酿成了曹丕、曹植之间长达近十年的争立太子的斗争。曹丕在曹操众多的儿子中排老二，曹操的长子曹昂在建安二年战死之后，曹丕就自然升格为长子。按照中国古代“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宗法制度，曹丕理应被立为太子。但曹操是一个不为传统所束缚的人，主张唯才是举，在继承人问题上，他先是准备传位给“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8]且“仁爱识达”的曹冲，不料曹冲年仅十三岁就病逝。于是曹操又开始注目于“文才富艳”、“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的曹植，认为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9]，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10]。这引起了曹丕极大的忧虑，为了战胜弟弟曹植而夺得太子之位，曹丕在身边谋士吴质等人的策划下，运用了种种计谋，最终博得其父的信任和喜欢，如愿以偿地获得太子之位。这就造成了曹植灾祸相继、命运多舛的后半生。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不久又代汉自立。但他对曹植的忌恨始终没有消除，因而对曹植采取了一连串的摧抑手段。首先，曹植的密友丁仪、丁翼两家的男口全部被杀，接着，其他一些支持过曹植的人也不断遭迫害而死。曹植本人也先后被监国使者灌均、防辅吏仓辑等人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诬告，两次无端获罪，险罹杀身之祸。这两次诬告，实际上都是曹丕指使的。卞太后眼看曹植要遭受“大辟”，不得不从中干涉。这时曹丕才无奈地下诏说：“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11]
不仅如此，曹植还屡次被贬爵迁徙，身无安居之处，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痛苦。他曾经在《迁都赋序》中自言其遭遇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东遇瘠土，衣食不继。”在《社颂序》中又写道：“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在《转封东阿王谢表》中自述其生活状况说：“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也说他“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他“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
黄初四年，诸王同朝京师。曹植是“科头负铁锧，徒跣诣阙下”去见曹丕的，酒席间，骁勇善战的任城王曹彰被毒枣药死后，曹丕“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世说新语·尤悔》），在母亲的警告下，曹丕才不得不住手。据说曹丕曾逼令曹植于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三载：“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这些，都表明曹植后期名为藩王，实为囚臣，过的是“思为布衣而不能”的生活。这些骨肉相残的故事得以广泛流传，便说明当时和后世的人对曹植的凄惨遭遇是同情的。
在曹植后期的诗歌中，寄寓了他窘迫困顿的惨痛深悲。他诗中的“忧生之嗟”，在是非颠倒、贤愚莫辨的封建社会，往往能撞起读者心灵上共鸣的钟声。人们吟诵着曹植的诗歌，以怀才不遇的心情同情曹植。尤其是那些蒙屈罹难、有志难伸的失意者，更是从曹植那里找到了情绪的发泄口。《晋书·桓宣传》载：淝水之战以后，谢安因功高望重，招致王室猜疑。一次，晋孝武帝召桓伊、谢安宴饮，桓伊在席上弹筝唱曹植《怨歌行》：“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谢安泣下沾襟，离席走近桓伊，摸着他的胡须说：“使君于此不凡！”孝武帝见此，“甚有愧色”。很明显，曹植的诗引起了谢安感情上的共鸣。
二
在曹氏兄弟间的夺宗斗争中，曹丕是以权术家的面目出现的。
在曹植深得父宠之时，曹丕常
心腹吴质藏在大簏里用车拉进宫来密谋对策。这一行迹被曹植的羽翼杨修发觉并报告曹操后，曹丕十分紧张，告诉了吴质，吴质说：“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曹丕按吴质的主意，故意再用车拉空簏进宫，引得杨修又去报告。曹操出来查验时，车上拉的却是一个空簏。这样，不但使曹操取消了对曹丕的怀疑，而且还使杨修担上了欺上之罪。又如，曹操经常出征，百官及诸子并送路侧，而曹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曹丕面对此情景，只能怅然自失。后吴质给他出主意说，“王当行，流涕可也”。等到以后曹操再出征时，曹丕只是“泣而拜”而已，果然，“王及左右咸歔欷，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12]。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曹丕渐渐博得曹操的好感。同时他又设法使曹植失去曹操的宠爱。据说有一次，战事紧张，曹操准备命令曹植率兵南征，曹丕预先得知后，特意请曹植饮酒，把他灌得烂醉，使他不能前去接受父命，引起了曹操的恼怒，不得已撤消了对曹植的任命。此外，曹丕还让德高望重的大臣在曹操那里为自己说情，让曹操宠爱的宫人给曹操吹枕边风，无所不用其极。陈寿对这次立嫡之争的成败原因作了精辟的概括，在《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中说：“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曹丕还有两件事干得很不体面，成为后人攻讦的口实，一是建安九年，曹军攻取邺城，曹丕听说袁绍次子袁熙妻甄氏有姿色，便抢先进入袁绍府第，将甄氏纳为己妻。孔融曾特意作书嘲弄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13]。待到甄氏年老色衰，曹丕又将其赐死。二是曹操死后，他将曹操昔日的姬妾全部收归已有。气得他母亲痛骂说“狗鼠不食汝余”！《世说新语·贤媛》载：“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户，见直侍并是昔日所爱幸者。太后问：‘何时来邪？’云：‘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至山陵，亦竟不临。”
曹丕在位期间，对同姓诸侯王的态度极为严厉苛刻。“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14]曹丕还规定诸侯王不许擅留京师，不准出外射猎，相互之间不许私自往来，甚至连兄弟同路归返封地也被禁止。在严密的监视之下，那些诸侯王动辄得咎，因受诬告而封邑被削、爵位被贬是常有的事，甚至还要被“治罪”，行“大辟”。
刚毅骁勇的任城王曹彰在立嫡问题上是坚决站在曹植一边的。当初曹操死时，曹彰从长安来洛阳，问先王玺绶所在，并对曹植说：“先王召我，欲立汝也。”对此，曹丕一直嫉恨在心。黄初四年，曹彰与诸侯王一起朝京师，突然死于住所。关于曹彰的死因有不同说法。《三国志·魏志·任城威王彰传》注引《魏氏春秋》云：“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又《世说新语·尤悔》云：“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尽管说法不一，但曹彰之死肯定与曹丕有关。曹丕的所作所为，显得心胸狭窄、手段残忍。与古时所谓的明君相去甚远。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对曹丕的人品有所不满，他在《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中评论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文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哉！”既肯定曹丕的文才，又指出了他心胸狭窄的缺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诏令》中也批评曹丕“作威作福”，他分析舆论贬抑曹丕而称许曹植的原因是“文帝以位尊而减才，子建以势窘而益价”，就是说，人们由同情曹植的处境，就抬高了他的身价；由于对曹丕的行为不满，尽管他处于帝王之尊，仍然贬低了他。因此可以说，“扬植抑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民善良的品格。
中国文化是以求善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的统一，而以善为核心，以道德至上为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几乎是中国人价值评价的唯一尺度。中国文化强调人兽之分，突显人格尊严，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强调以“王道”治天下，而王道最注重的也是为政者的“德”，国家必须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君主必须是道德的领袖。这种“德”可使平民百姓心服，使百姓感受到在位者对自己的关心和垂爱，从而自发地拥护爱戴君王，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中国人历来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以“修身”为根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对那些违反伦常关系的人和事，古人是很反感的，对于那些玩弄心术的人，尤为深恶痛绝。而上述曹丕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后人贬抑的原因之一。
曹植没有曹丕那样的污行劣迹，在争立太子的过程中，他显得天真浪漫，不谙机谋。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15]，性格放纵不羁，热情率真有余而深沉老练不足。有一次，曹操外出作战，曹植留守邺城，他违犯制度，打开王宫的正门司马门，乘车在只有皇帝本人才能行走的驰道上奔驰。曹植的任意妄为使曹操大怒，立斩怂恿曹植开司马门的随从，并接连发布命令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此事之后，“植宠日衰”。曹植早年斗鸡走马，优游饮宴，这固然是贵介公子的享乐生活，但其中也包含了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和对虚伪礼教的蔑视，因而当时颇能引起人们的好感。其《赠丁翼》诗云：“滔滔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这是他潇洒慷慨性格的自我写照，充分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所极力推崇的名士风度。李白的《将进酒》诗中有句云：“昔时陈王宴平乐，斗酒千金恣欢谑”，对曹植的这种生活作风，完全抱欣赏的态度。
三
自强不息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之一。《易传》对自强不息的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们的先哲用大自然的不断运行变化，来勉励自己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经时济世，奋发进取。这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对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读《曹植集》，可以感觉到字里行间饱含着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曹植身处分裂动荡的社会，他向往着全国的统一，并在全国统一的大业中建立自己的功勋。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种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充分表现在他的诗歌中。他早期的诗歌洋溢着自信自负、奋发上进的精神，《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儿”形象，实际上是诗人自我的化身。《薤露行》又表明了他急切期望在有限的人生中及时建功立业的愿望：“人居一世间，忽若风飘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即使到了后期，他虽备受曹丕、曹叡的报复和压抑，但那种“拯世济民”的壮志仍未消泯，仍渴望到战场上去为国立功。太和二年他给曹叡上《求自试表》，在表中表达了“欲逞其才力，输能于明君”的政治雄心，表示“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在表中他还表达了对事业无成的忧虑：“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声名并灭。”后期所作的《杂诗》，就是他壮志未酬的不平之鸣，“国仇良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闲居非吾愿，甘心赴国忧”等语，字里行间流宕着激昂悲壮的英风豪气。故后人称赞他的诗是“骨气奇高”，“情兼雅怨”（《诗品》卷上）。
曹植虽然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归于失败，但由于他有追求理想的精神，能在一定程度上关心民生疾苦，所以魏国上下仍有很多人拥戴他。《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魏略》的一段记载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诸葛亮攻魏，魏明帝曹叡亲临长安督战。突然魏都洛阳传说纷纭，说曹叡已死于长安，从驾群臣已迎雍丘王曹植即位。流言传入宫中，卞太后及公卿大臣们一片慌乱。待曹叡回到洛阳，群臣惶恐万状，唯恐曹叡问罪。卞太后悲喜交集，要追查谣言的来由，曹叡无可奈何地说：“天下人都这么说，又去追查谁呢？”此时曹丕死去已有两年，人们仍希望曹植出来即位，可见他在魏国是得人心的。
曹丕是个守成之君，他的雄心远略不仅不能与乃父曹操相比，而且也远逊于其弟曹植，在政治上也没有太多的建树。曹植在处境艰厄之时尚有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的志向，曹丕虽也曾两次率大军伐吴，然而都无功而返。黄初五年，曹丕“出广陵，对大江”，叹道：“彼有人也，未可图也。”[16]不战而还。黄初六年，曹丕又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之所以隔南北也！’遂归”[17]。因此，曹丕算不上是有作为的君主，“以位尊减才”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四
“扬植抑丕”还与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与思维的求同性有关。
《文心雕龙·才略》中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竟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辨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刘勰这里所说的“俗情抑扬，雷同一响”，便是指人们的求同性思维和从众心理对曹植、曹丕文学成就评价的影响。
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为特征，偏重于直觉。中国人所习惯的直觉思维没有逻辑思维精确性的要求，具有知、情、意相贯通的特点，活跃而富有想象力，因而创造性功能较强。但由于直觉思维缺乏严格、精确的逻辑推理和定量分析，“情”的因素容易冲破理性的堤岸，情感上的好恶时常会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是非判断，从而形成偏见，导致思维的简单化。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就是这样一种典型心态。发展到极端，就出现对某些爱戴的人“神化”的倾向。古代的“天才”、“圣人”崇拜，当今的“追星”，多与直觉思维有一定的关系。曹植作为一位天才文人，年青时就有“绣虎”的雅号，加上他性格外向放达，比较容易获得别人的崇拜。《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所引《魏略》中有一段曹植初见笑话行家邯郸淳的描述，显然有曹植的崇拜者在情感引导下想象加工的成分：
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在这段记载中，曹植成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天才，故邯郸淳称其为“天人”。
由于通过直观体验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对事物作出正确评价，相对来说比较艰难，因而人们容易以前人的、他人的认识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认同他人的观点和评价。这样就造成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雷同和浓厚的从众心理，当权威的结论一旦出现，就马上变成了无条件的“真理”，人们只顾照搬已有的结论而不去作任何独立的思考。久而久之，人们都习惯于寻找一个现成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习惯于附和尊长之见，附和公众舆论，努力使自已的想法同别人保持一致。这时候，能够听到的往往只是一种意见，富有个性的思想常常受到压制。在曹植、曹丕的文学成就孰高孰低的问题上，既然名家钟嵘等人对曹丕的诗歌评价不怎么高，那么，“俗情”也就很难对他有多少褒扬了。
刘勰指出曹丕被“俗情”贬抑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也就是说曹丕文思迟缓，不像曹植那样文思敏捷。其实，文思快慢与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并没有什么关系。在写作过程中，有人文思如泉涌，文章倚马可待，有人则需要较长的构思时间。这是由作家各自不同的个性所决定的，我们不应任加轩轾。《文心雕龙·神思》将文思分为快慢两种类型：“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刘勰认为，无论文思快捷还是文思迟缓，要写出好文章，都需要广博的学识和练达的才能。“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如果学识浅薄而空自迟缓，才能粗疏而徒求快速，都不可能求得成功。因此，以文思的快慢来评定作家作品的优劣，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在实际上，人们往往重视那些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外露的人，传颂他们带有传奇性的故事；而那些气质内向、写作时反复思考、出手较慢的人，常常不被人注意。人们常常用“一挥而就”、“文不加点”来形容一个人的才华，便可证明这一点。
曹植确实有下笔成章的才能。《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记载了曹植思捷才俊的事，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又云：“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植“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曹氏兄弟送曹操出征，“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使得“左右属目，王亦悦焉”，“皆以植辞多华”，而这时曹丕只能站在一旁“怅然若失”，自愧不如。所有这些，足以使曹植在文坛上名闻遐迩。
同曹植相比，曹丕写作时思考周密，构思缓慢，他是属于“慢工出细活”一类的，因而“不竞于先鸣”。
“扬植抑丕”还与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审美观有关。当时主流审美观重视“风骨”，推崇的阳刚之美，强调作品要有慷慨悲壮的基调和明朗刚健的风格。钟嵘《诗品》评诗，便是以“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诗品序》）作为衡量诗歌质量高下标准，而曹丕的诗歌，显然与钟嵘的标准不相符合。
实际上，曹丕的诗歌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其取材以“闾里小事”、日常生活居多，擅长于写离情别绪，常常用女性的口吻，笔触细腻清新，情思婉约悱恻，表达了缠绵哀怨的感情，具有一种委婉低回的风格。钟惺说他“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18]。实际上，曹丕的诗歌还有浓郁的女人气，这类诗歌自然不同于曹操的雄浑刚健和曹植的慷慨任气，前人对此已多有评价和比较：
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而肝肠气骨，时有磊块处，似为过之。[19]
子建美秀而文，语多绮靡，大有文士习气。以此风骨不及乃翁，然超出子桓之上。[20]
子建之诗，
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其浑雄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21]
魏诗至子建始盛，武帝雄才而失之粗，子桓雅秀而伤于弱；风雅当家，诗人本色，断推此君。[22]
曹丕“柔情丽质”、“清莹悲凉”、“雅秀”的文人化诗歌，自有其楚楚动人之处，并且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曹丕诗对于诗风的转变是有其特殊贡献的。但人们对其个人独特的风格理解不深，因而很难对其作出合理而正确的评价，难怪乎刘勰要慨叹“俗情抑扬”“未为笃论”了。
务实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群体价值趋向，西方人称赞中国“是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中国的思维和中国文化都与实用的东西联系得比较密切，带有较多的直观性和经验性，注重以直觉体悟的方式把握世界，中国人的理性是一种“实用—经验”性的理性，缺少严格的推理形式和严密的逻辑求证，不太注重纯理论的玄想。反映在文学上，存在着重创作、轻评论的倾向。向来读文学作品的人多，读批评文章的人少。好的诗文常常不胫而走，而文学理论著作却问津者甚少。在文学理论方面，曹丕堪称开山祖师，但由于人们的理论兴趣不浓，因而忽略了曹丕在这方面的贡献。
五
以上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对“扬植抑丕”的现象作了简单的剖析。这种剖析只是表层的，也是很粗浅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持平而论，曹丕、曹植两人是互有短长的。曹植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诗歌创作上，曹植的五言诗代表了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门径；而曹丕则创作与理论兼长，在文学理论和七言诗体的创建方面颇有建树。曹丕首开文学批评之风，其《典论·论文》是我国的第一篇自成体系的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在中国文论史上，他第一个提出了“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和“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重要观点，促进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他两首七言诗《燕歌行》，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七言诗，对七言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小觑的。相比较而言，曹丕的文学成就略逊于曹植，但差距决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大。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标准，重新评价曹氏兄弟。前人的评价值得我们参考，但我们决不能为传统的观念所束缚。
对“扬植抑丕”原因的探讨，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帮助我们从微尘之中见大千，从一个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对传统的文学思想，进而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反思。比如，以伦理道德为尺度的价值观，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能有效地遏制颓废、低级、庸俗的东西的蔓延。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在今天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道德至上的价值观有时又会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把伦理原则与人们的物质利益对立，会影响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热情，物质生产既不能发展，道德水平也难以提高。在文学上，也不能只用道德标准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而必须坚持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因为离开一定时代的经济文化条件进行单一的道德评价，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片面的。至于轻视理论的观念，求同思维和从众心理等，都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克服的，否则必然降低整个民族理性思维的能力。而任何一个民族要前进，要发展，它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存在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之中，凝聚在浩繁的文化典籍之中，融化在各地的风土人情之中，也深深地积淀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之中。它几乎无所不在，并且和我们的未来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功能是多重的、复杂的，既有值得我们骄傲的珍贵财富，也有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沉重包袱，很难对其作非好即坏的两维判断。在一定的条件下，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离不开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今天，我们必须以坚持民族自立的态度，对传统的文化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反思，用现代意识来剖析传统文化，既要对自己的本位文化保持高度的自信，又要充分尊重异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先进性，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加强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重建和创造性的转换，扬弃我们文化心理中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部分。建设既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又不同于西方文化，既保持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极其艰巨又极其紧迫的任务。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2]沈约：《宋书·谢灵运传》。
[3]李瀚：《蒙求集注》卷中引。
[4]杜甫：《别李义》。
[5]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6]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
[7]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8]《三国志·魏志·邓哀王冲传》。
[9]《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引《魏武故事》。
[10]《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
[11]《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12]《三国志·魏志·吴质传》注引《世语》。
[13]《后汉书·孔融传》。
[14]《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
[15]《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
[16]《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17]《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引《吴录》。
[18]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
[19]钟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
[20]陈沆：《诗比兴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36页。
[21]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
[22]成书倬云：《多岁堂古诗存》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