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产生基础
试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产生基础
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山水诗的人。山水诗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并以完整的艺术形式在刘宋初期出现，在谢灵运笔下大量产生，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对此，许多学者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本文也试图从玄言诗的兴衰、士大夫游山玩水的风气、人们对大自然的审美趣味的提高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等方面，再作一些探讨。
谈玄风气与玄言诗的兴衰
我国诗歌一向有“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无论《诗经》、《楚辞》还是汉乐府民歌都是如此。到了建安时代，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又由于思想界呈现了一种解放的趋势，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发生了动摇，所以当时的大多数诗歌，“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刘桢》序中也有“文最有气”一语。确实，“有气”是建安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不仅能真实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而且也表现了诗人们忧国忧民的感情和拯世济物的热望，形成了刚健雄俊的建安风骨。
从汉末到魏晋，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许多批评政治的清议之士横遭杀戮。接着军阀混战，曹魏代汉，晋谋代魏。无论曹氏还是司马氏，都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人物，而司马氏尤甚。这正如《晋书·阮籍传》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争夺篡乱延续不断的现实，使士大夫阶级感到生命朝不虑夕。为了避祸，他们不敢过问世事，常常整日酣饮，发言玄远，汉代的清议一变而为清谈，东汉时评讥时事、臧否人物的精神也完全丧失。
极度消极悲观的士大夫阶级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作为精神上的寄托。另外，自从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腐朽的门阀世族阶级逐渐形成。世家大族依靠门第把持高官，但面对着危机不断的现实，他们也感到惶惶不安，迫切需要自我麻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老庄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玄学应运而生，清谈玄理的风气也逐渐形成。
玄学最早产生于魏正始年间，到了西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道家哲学中本来既有消极的成分，又有一定的进步因素。在崇尚老庄和清谈玄理的人中，有几种不同的派别，他们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需要加以具体的分析和区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名教和自然的对立反对司马氏的篡权，在当时就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大多数的玄学家思想空虚颓废，有的甚至是统治者的帮凶和喉舌。对于这些，本文不拟多谈。值得注意的是清谈流为玄言诗，对诗歌发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魏正始年间阮籍、嵇康的诗，主要表现了对混乱无章的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有部分诗歌已带上了明显的玄学色彩。如阮籍的《咏怀》之三十六“夸谈快愤懑”、嵇康的《秋胡行》之五“绝智弃学”便是。到了西晋，“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文心雕龙·时序》），怀帝永嘉年代，诗坛已为玄言诗所统治；晋室南渡以后，玄言诗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诗歌失去了生动的形象和真挚动人的感情，成了演绎老庄哲学的工具，讲来讲去都是那么几句枯燥空虚的唯心主义哲理，“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而且“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严重脱离现实，粉饰太平，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这种“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在诗坛盘踞的时间长了，人们对那种“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的浮浅之作感到乏味，迫切要求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一番革新，打破诗坛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山水诗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文心雕龙·夸饰》），玄言诗在创作上已陷于困境，而在那玄风弥漫的时代，要对令人厌倦的玄言诗进行变革，最好的办法就是择取较能寄托哲理玄思的山水景物入诗。
谢灵运能写出大量的山水诗，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天才，而是因为当时玄言诗的衰退、山水诗的兴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诗歌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要求有一个人出来开风气之先，颇有文学才华的谢灵运刚好生活在这个时代，同时他在世族中又很有威望，于是便发挥了革新诗歌的带头作用。
隐逸之风与宴游之风
玄言诗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山水诗而不是其他题材的诗歌，这又和当时的隐逸风尚与士大夫们爱好游山玩水的风气有关。
登山临水，很早就是士大夫阶级悠闲生活的一部分。儒道二家经典中都有赞美山水的内容，孔子曾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之语。《庄子·知北游》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只是在魏晋以前，游山玩水的风气还不盛行。
到了魏晋之交，士大夫们游览山水之风渐开。如“竹林七贤”常常聚集在风景幽美的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地游玩饮宴（《世说新语·任诞》）。晋室南迁以后，偏安一隅，社会相对安定，加上北方人民大量南下，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园林别墅也越来越多地建筑起来。这一切，都为士大夫们优闲的生活提供了充裕的物质条件。加上江南多佳山丽水，风景宜人，士大夫们南下以后，很快便沉溺于山光水色、美酒佳肴之中。当时能领略山水被认为是一种名士的风雅。如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世说新语·赏誉篇》）；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宋书·孔淳之传》）；当时的名画家宗炳也是“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宋书·宗炳传》）。仅以上数例，我们便可以略知当时游风之盛了。
南朝士大夫们游山玩水风气的盛行，原因很多，这和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密切有关。当时人纵情于山水，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是门阀贵族，他们迁居江南后，抱着“无田无以立”（《山居赋》）的想法，兼并土地，封山占水，建立起巨大而又华丽的庄园。如谢灵运的始宁墅，“四面有水”，“东西有山”，“北山二园，南山三苑”，墅内还有众多的楼台亭阁。庞大的庄园，为门阀贵族们游山玩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们常常“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1]，他们欣赏着自己美丽的庄园，陶醉于江南的山水之中。
再一种就是当时形形色色的“隐士”。魏晋以来希企隐逸之风盛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真假隐士。他们“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2]，流品十分复杂。他们中有的人是因为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为了免遭不测之祸而高蹈全身，寄情丘壑；也有些是较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因看不惯腐朽昏暗的现实，不愿和权贵合作，于是“守拙归园田”，与统治者一刀两断，陶渊明便是这一类人的代表。而更多的人是把隐居当作仕宦之捷径，他们暂时隐居一下，是为了树立声誉，求得官运亨通。孔稚圭《北山移文》所讽刺的周颙就属于这一类。由于隐逸之风的盛行，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士大夫，大都以隐居为清高，以山林为乐土，于是又出现了边隐边仕的“朝隐”。那些有高官厚禄的人，在闲暇的时候，或是在游宦和行旅途中，常常到一些名山大川或名胜古迹去纵情游览一番，抒发幽情逸兴。上述种种隐居者，“尽管原因千差万别，却都可以归结为向往隐逸生活，而其直接表现就是游山玩水”[3]。
又一种是笃信老庄的玄学家。老庄之徒讲究清静自然，山水林野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非常符合他们那套清静自然的哲理。谢灵运诗中就有“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登石门最高顶》）之语。在老庄的信徒看来，山水形象完全可以作为玄言名理的印证，可以作为精神的依归之所，所谓“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4]。他们常常借山水来体会抽象的哲理，如晋简文帝入华林园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世说新语·言语篇》）老庄之徒又讲究养生之道，他们认为游山玩水可以使人适应自然，清静寡欲，有利于养生缮性。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一诗，在记叙了一天的游玩经过后发议论说：“虑瞻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认为山水之游可以使人适性自乐，符合养生之道。
西晋以来，佛教盛行，文人和佛教徒的交往甚为频繁，如谢灵运曾先后同法勖、僧维、慧
、昙隆、法流等僧人一起遨游饮宴，“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山居赋》）。而佛寺大都筑于名山胜境、风景佳丽之处，文人与佛徒的游踪所至，当然也不外是古寺名山。
另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使一部分贵族在政治上失势，他们被迫回到乡村的别墅，以游山玩水来作为自己的消遣。还有部分人虽在做官，但他们看到官场险恶，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退隐，于是就边做官边游山玩水以逃避现实。
从上述种种情况可以看出，在谢灵运生活的时代，游山玩水确实已成为士大夫们的普遍爱好。“山林皋壤，实乃文章之奥府”，“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从物迁，辞以情发”，“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士大夫中那些爱好文学的人，把游玩的经历和感受用诗歌写下来，以留下美好的记忆。于是，描写山水等自然景物的诗歌大量出现了。
谢灵运身处晋宋交替之际，谢家原是东晋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一门四公，势倾天下。改朝易代的结果，使谢家的门第逐渐衰落。谢灵运虽仍在刘宋王朝做官，但始终未曾得到重用。谢灵运的政治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在新王朝内部搞了些小动作，又以旧贵族的身份蔑视地方官吏，因而遭致执政者对他的排挤和打击。他曾先后被外放为永嘉太守和临川内史，并曾一度免官归乡。
谢灵运本来就性好山水，他认为“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自称“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斋中读书》）。他曾一度在朝廷中任秘书丞、世子左卫率、秘书监、侍中等职，多次从游侍宴。其《宋武帝诔》叙述自己经常和刘裕一起游宴：“愧微刀笔，颇预游止。垂幕待讲，接筵餐理。修曙朗夕，登台泛沼，匪月匪日，无晏无早。”他陪游侍宴时所写的《三月三日侍宴西池》、《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诸诗中，都有较为出色的山水描写。后来仕途不顺，他便常常置身于秀丽的江南山水中，啸傲湖山，企图从山光水色中寻求精神上的满足，借以排遣官场失意的烦恼。其诗云“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登石门最高顶》），“清晖能娱人，游子淡忘归”，可见他常在山水之中流连忘返。他有时“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初去郡》），有时“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游玩时，他只感到“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登江中孤屿》）。他如此寄情山水，又有较高的文学才能，于是山水便成了他主要的描写对象。
谢灵运仕途坎坷一生，很不得意，这对他个人来说固然是不幸。然而，身世不幸诗文幸，他因此可以有机会接触江南永嘉、会稽、临川等地明媚秀丽的风光，在旅途中又游览了祖国南方的一些名山大川，尽情地领略雄奇壮丽而又变化多端的大自然，使他的诗歌有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自然界纷纭的景物不断地触及他的眼帘，他需要把山水之状描摹下来，把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于是，“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大量的山水之作便在他笔下产生了。
审美意识的觉醒对山水诗的催化作用
山水诗在六朝的刘宋初期勃然发展，自然山水在诗中由附庸蔚为大国，这与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趣味的提高密切有关。
大自然的美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劳动中，常常要接触自然界的山水，观察到大自然的美。但是，要真正认识自然美，对山水、树木、花草等作专门的审美欣赏，并抓住自然美的本质特征，将它集中而概括地表现出来，这就需要较高的审美水平，需要对自然美有敏锐的感受力和较强的表现力。这必须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水准发展到较为高级的阶段才能实现。
“处在原始狩猎部落历史阶段的布尔门人和澳洲土人，他们住在遍地是花的地方却不曾用花来装饰自己”[5]。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自然，他们的审美观基本上受物质功利观点的束缚，自然美尚不可能对他们产生美感作用。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大自然不断地被人们的劳动所认识、所征服、所改造，人类的审美能力也在逐渐提高。人类开始慢慢地摆脱狭隘的物质功利主义的束缚，开始把整个自然界作为审美对象。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从现存的资料看，我国从很早的时代起，人们对山水美就有一定的认识。《论语》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语，可能是中国人对自然审美意识的最早论述。孔门弟子在各言其志时，曾皙的志趣便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此深表赞同。庄子也将自然界的山林皋壤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说：“夫得是（按：指自然），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圣人。”（《田子方》）
东汉末年，仲长统作《乐志论》云：“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
，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泉，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仲长统在山崖水畔居住，在林泉之间游弋，可见他对山水的爱好又超过了孔子和庄子。他在《乐志论》又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可见仲长统此举不完全是出于欣赏山水的闲情逸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明哲保身。和仲长统差不多同时的荀爽也是如此，其《贻李膺书》云：“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6]
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按照美的规律改造着自然，使大自然更加美好，同时对自然美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这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描写景物的成份逐渐增加，并逐渐出现以大自然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自然美，以后的楚辞、汉赋、建安时代的五言诗中，景物描写又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的审美能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自然景物仍然是诗歌中的附属部分，在诗歌中只是起陪衬作用。它们或作为诗歌的比兴出现（如《诗经·秦风·晨风》：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以晨风鸟飞归北林的形象起兴，引起女主人公思念征夫的愁思）；或起象征作用（如屈原的《离骚》以善鸟香花象征诗人品格的贞洁，以恶禽臭物比喻谗佞误国，以男女关系比君臣关系，以婚约比君臣遇合）；或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如《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前两句的景物描写介绍了采桑女子劳动的环境。《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凄凉萧瑟的景物有渲染气氛的作用，烘托了求友不得的失望心情）；或铺陈形势物产（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中大段的地势和特产的描写）。作者们写景都不是出于玩物审美的目的，都没有将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加以描绘。像曹操的《观沧海》，虽是通篇写景，但仍是借大海的雄伟气势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并不是有意识地欣赏和表现自然界的美。
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阶段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是西晋时期，另一个是晋宋之际。
魏晋之际，由于政治混乱，老庄之学盛行，逃避现实的隐逸之风大盛。老庄之学是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美的，于是，山林泽畔便成了士大夫们居住、游览、观赏的场所。随着与大自然的接触不断增多，人们对自然美的审美意识日益觉醒，并开始有意识地作山泽之游。阮籍“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晋书·阮籍传》）。嵇康“或采药游山泽”（《晋书·嵇康传》）。羊祜更是“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晋书·羊祜传》）。
西晋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和审美感受的初步觉醒，还可以从他们品评人物的对话中得到证明。品评人物的风气，东汉时早已盛行。到了西晋，士大夫们常常以山水的形象来评价人物的容止、品格，这在《世说新语》中屡有所见。《容止篇》载山巨源称赞嵇康时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又《言语篇》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
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这里，自然美和人物美融合无间，交相辉映。
当然，西晋人对自然美的认识仍然是不充分的。《全晋文》卷三十三载石崇《金谷诗序》云：“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亩，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评道：“鸡猪、林泉，并在‘娱目欢心’之列，悃幅勿为华词，盖与恣情邱壑，结契烟霞，粲而几殊。”[7]
东晋时代，尤其是晋宋之际更是自然美感在人们心目中日趋显豁的时代。这是因为晋室南迁以后，偏安一隅，社会相对稳定。加上北方人民大量南下，为社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江南多佳山丽水，风景比北方更为幽美，而且水陆交通发达，为人们更广泛地认识自然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士大夫们南下以后，很快便沉溺于山光水色之中。当时能领略山水被认为是名士风雅的表现。如孙绰，“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他常以爱好山水自诩，讽刺卫君长说：“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世说新语·赏誉》）宗炳也是“好山水，爱远游”，年老时还将平生游历过的名山胜水画出来置于卧室内时时欣赏。
两晋时代人们对自然美的感受能力的提高还可以从当时的美术中得到证明。在西晋以前，中国画都以画人物为主。到了东晋时代，画中开始有大量的山水出现。当时的名画家顾恺之曾作《洛神赋图卷》，对山水云树、车船马驾乃至奇禽异兽都作了颇为生动的描绘。顾恺之还曾画谢幼舆在岩石中，又作云霁望五老峰图，谢安称赞说“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世说新语·巧艺》）。
在《世说新语》中，还经常可以看到东晋人赞美山水的名言隽语。如郭璞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世说新语·文学篇》）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顾恺之云：会稽“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篇》）。所有这些，表明东晋人对自然的审美感受力已经发展到了较为高级的阶段。
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谢灵运就生活在东晋末年刘宋初年，这正是人们的美感能力空前发展的时代。他的爱美之心特别强烈，十分讲究服饰的华美。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又“好带曲柄笠”。其《山居赋》云：“昔仲长愿言，流水高山；应璩作书，邙阜洛川。势有偏侧，地阙周员。”自注：“谓两家山居，不得周员之美。”赋中又曰：“铜陵之奥，卓氏充釽摫之端；金谷之丽，石子致音徽之观。”自注：“谓二地虽珍丽，然制作非栖盘之意也。”赋中又说上述四处，“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钱钟书先生认为谢灵运这些话的意旨，是说明“山水之赏别于田园之乐”，“隐遁之适非即盘游之胜”。（见《管锥编》）可见，谢灵运的游山玩水，甚至包括他“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欣赏自然美。《宋书》本传说他“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他常常带着欣赏自然美的眼光去看待一山一水、一丘一壑，诗中有“贞观丘壑美”、“彼美丘园道”、“皇心美阳泽”、“妙物莫为赏”、“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等语，对自然美的爱好之情跃然纸上，表现出与前人迥然不同的审美观念。他对自然美特别敏感，一向无人问津的江中孤屿，在他看来是多么秀丽壮观，用“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的佳句加以精妙的刻划，并发出“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的感叹。张玉谷评道：“‘莫赏’、‘谁与’，写出自矜得意。”（《古诗赏析》卷十六）确实，谢灵运对自己能独自欣赏江中孤屿是很得意的。
由于谢灵运有较高的审美水平，有爱好、欣赏自然美的兴趣，他又有机会饱览秀丽的江南山水。观赏之余，发为歌咏，形诸笔墨，山水诗便在他笔下大量产生。
文学自身的发展为山水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山水诗在谢灵运所处的时代大量出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本身的不断发展，为山水诗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无比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司马迁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史记·太史公自叙》）《文心雕龙·物色》：“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尽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可见，《诗经》中不但有景物描写，而且表现了较高的艺术技巧，本文前面所举的一些例子便足资说明。当然，《诗经》中的景物描写，多半是作为比兴出现的。后来的楚辞、汉赋中，写景的成份又有所增加。如：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屈原《涉江》）
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枚乘《七发》）
《文心雕龙·辨骚》说楚辞“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又说“吟讽者衔其山川”；说汉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指出了它们在写景状物方面取得的成就，这对山水诗显然是有影响的。
在谢灵运以前，已经出现了部分写景成份相当多的诗篇，有的基本上可以称作山水诗，它们中有文人诗歌，也有乐府民歌。如《乐府·江南可采莲》、曹操的《观沧海》、陆机的《赴洛道中作》、张协的《杂诗》、左思的《招隐诗》等等都是。我们试看嵇康的《酒会诗》：
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汎汎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檝容裔。放櫂投竿，优游卒岁。
（其一）
诗中写舟行水中的景色，笔调清新而情调悠闲，我们不妨也称其为山水诗。不过在谢灵运以前，这样的作品数量还不多，还没有形成一个山水诗的流派。但这些在诗中出现的山水状貌，对谢灵运等人山水诗的启迪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东晋义熙年间，年龄比谢灵运略大的谢混和殷仲文，开始改革诗中谈玄之风，他们在谢灵运以前，写出了一些清新可喜的山水诗，如谢混的《游西池》、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等，这对谢灵运更有直接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比谢灵运年长二十岁的陶渊明，也在一些诗歌中，对山水等景物作了较多的描写，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游斜川》等，陶渊明这类诗的写作年代比谢灵运要早得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水诗在刘宋初期的谢灵运笔下大量产生，是《诗经》以来的文学作品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经验得到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另外，晋末宋初，人们头脑中的文学概念逐渐清晰，开始有了“文”、“笔”之分。宋文帝元嘉年间，开始设立文、史、儒、玄四馆，把文学与史学、哲学、经学等其他学科严格地区别开来，这对文学的发展显然有促进作用，为山水诗的大量产生提供了条件。而且从魏晋以来，诗人们非常讲究诗歌的形式技巧，他们主张独创，反对模拟，讲究词藻的华丽和修辞的巧妙，这也直接推动了山水诗的发展。
最后还应该谈谈山水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前面讲过，玄学家们是爱好山水的，他们有时也描绘山水。如著名的玄言诗人孙绰所作的《天台山赋》中，就有不少写景成份，他本人自我赞许说“掷地作金石声”（《世说新语·文学》）。其诗作中同样颇多景语，我们试看其《兰亭诗》：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全晋诗》卷五）
诗中虽然主要是说理，但已有不少写景的成份。可见玄言诗和山水诗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有很多瓜葛。它们都是贵族文人生活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所以，玄言诗中并不排斥山水，山水诗中也并不排斥玄言。刘勰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时序》），其实，山水诗刚兴起时，庄老并没有完全告退，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后面，就常常拖着一条玄言尾巴。谢灵运的山水诗和以往的玄言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谢诗中山水是主要的描写对象，玄言占次要的地位，玄言诗则与此相反。所以我们说，玄言诗不仅和山水诗有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山水诗的产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总之，山水诗在谢灵运笔下大量产生，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由当时社会的各方面因素和谢灵运个人的生活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山水诗在刘宋初期勃然兴起以后，千百年来历久不衰，出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呈现出绚丽多姿、瑰奇无比的壮观，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诗歌艺术的宝库。
【注释】
[1]《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与谢万书》。
[2]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论》。
[3]曹道衡：《也谈山水诗的形成与发展》，《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
[4]《全宋文》卷二十宗炳《画山水序》。
[5]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6]见《全后汉文》卷六十。
[7]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6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