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品格
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品格
谢灵运是南北朝时代的重要作家，也是我国山水诗的重要开创者。这一点，几乎为历代评论家所共认。但是对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及其为人，各家的看法很不相同。本文试图就谢灵运的思想品格与政治立场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谢灵运的“忠晋”与“反宋”
谢灵运《临川被收》诗云：“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诗中以椎秦报韩的张良和义不帝秦的鲁仲连自况，说自己本是悠然出世的江海隐士，因被张良、鲁仲连的忠义之心所感动而奋起反宋，图谋恢复晋室，言下之意他是不忘前朝的忠义之士。事实是不是真的如谢灵运自己所表白的那样，这需要我们对其生平行事细加考察后再作结论。
谢灵运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后移籍会稽。谢家原是北方有名的大族，奕世膏粱。谢灵运的七世祖谢
，曹魏时任典农中郎将，是俸禄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六世祖谢衡，以儒素显，官至主管国子学的国子祭酒。五世祖（高祖）谢裒，在东晋初年任太常卿，官居九卿之首。曾祖谢奕，任东晋的豫州刺史，都督豫、司、冀、并四州军事。谢灵运的祖父谢玄，是东晋政府的主力军队——“北府军”的最高统帅。谢玄的叔父谢安，又是东晋权高望重的名相。淝水之战以后，谢家由于抗击外族入侵有功，一门中有四人同时封为公爵，谢安封庐陵郡公，谢石封南康县公，谢玄封康乐县公，谢琰封望蔡县公，谢氏家族的权势发展到了顶峰。后人提到南朝的大族时，总是“王谢”并称，可见谢家权势的煊赫。谢灵运本人也在十五岁左右时袭封康乐公（据郝昺衡《谢灵运年谱》），食邑二千户，并“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宋书》本传），但他没有前往就职。而就在这时，谢家门第已明显开始衰落。
谢灵运十九岁左右入仕时，东晋政府的大权已经控制在刘裕手中。刘裕出身庶族，原是北府军的下级军官，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桓玄之乱起家。刘裕当政以后，慑于人民的巨大威力，针对“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宋书·武帝纪》）的现状，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以缓和国内矛盾的措施，例如他曾禁止豪强封固山泽向百姓收税，将桓玄党羽刁逵的土地财产分给贫民。同时他又提拔了一大批庶族寒人委以重任，借此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对世家大族，他采取又拉又打的政策，附己者则重用，异己者则毫无顾忌地加以诛杀。刘裕的种种做法都是为了一个根本的目的，那就是代晋自立。
刘裕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引起世家大族的反对。为了维护谢氏家族的地位和利益，谢灵运的从叔谢混和北府军另一将领刘毅深相结纳，暗中组成了一个反刘裕同盟，谢灵运也参与了反刘裕的斗争。谢混是当时谢氏家族的支柱，在东晋政府担任要职，官至中书令、领军将军、尚书左仆射，又是晋陵公主的夫婿。可能是出于谢混的旨意，谢灵运从义熙二年（406年）起投靠到刘毅幕下，先后任记室参军、卫军从事中郎等职，直到刘毅失败为止，前后一共七年时间。他这样长期追随刘毅，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谢氏家族的威望和利益。
刘毅是名位仅次于刘裕的另一位武将，在讨伐桓玄时，两人功业相当。刘毅十分自负，不愿屈事刘裕，“欲擅威强，伺隙图裕”，“与之争中原”（《晋书·刘毅传》）。但实际上，刘毅、谢混根本不是刘裕的对手。义熙八年（412年），刘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捕谢混，将其处死；又发兵征讨刘毅，刘毅被迫自杀。刘裕为自己代晋自立扫除了一个重大障碍。刘裕诛谢混等人以后，对一些世族名流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态度，他不但没有去触动谢灵运，而且还安排他在自己手下做官。谢灵运也知道东晋行将灭亡，为了实现自己立身扬名的愿望，他归顺了刘裕，在刘裕手下任太尉参军。后又被刘裕推荐到朝廷任秘书丞。如果他是忠晋的，此时应该有不事二姓的举动，决不会去趋附篡晋之心路人皆知的刘裕。
自此以后，谢灵运诗文中常常有对刘裕的歌颂拥戴之词。如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军北伐，谢灵运奉命至彭城慰劳，作《撰征赋》。赋中对刘裕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序中说“相国宋公，得一居贞，回乾运轴，内匡寰表，外清遐陬”，“法奇于《三略》，义秘于《六韬》”，“宏功懋德，独绝古今”。义熙十四年，刘裕于彭城建宋台，受相国宋公九锡之礼。谢灵运是时作《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一诗，歌颂刘裕的政治是“在宥天下理，吹万群方悦”，诗中还有“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之类的颂扬之语。当时东晋尚未灭亡，谢灵运便称还是晋朝臣子的刘裕为“圣”了。谢灵运的从兄谢瞻在同时所作的诗中也说：“圣心眷嘉节，扬銮戾行宫。”可见东晋皇帝早已被谢氏兄弟弃之不顾了。难怪何焯不满地说：“其君犹在，而颂其臣曰‘圣’，比以周公颂操者又下矣。”[1]
谢灵运这样极力颂扬刘裕，目的当然是想得到刘裕的青睐和擢升。然而在他的内心，还是有无限难言之隐的。他的从叔谢混被刘裕所诛，刘裕的一些政治措施，又显然不利于世家大族，而他自己却在刘裕手下干事，心里自然很不自在。这种内心矛盾在他诗中不时地有所流露。如《乐府·陇西行》云：“胡为乖柱，从表方圆，耿耿僚志，慊慊丘园。”他感到自己依附刘裕，是方枘圆凿，违背了自己本来的意愿，对照历史上忠君而不参与作乱的熊宜僚及失位而隐居的贤者，自己深感羞愧，内心慊慊不安。但为了自己能飞黄腾达，他又不得不如此。
谢灵运还常常在乐府诗中，借时序的变化，抒发自己穷愁落拓的情怀，表达在朝代鼎革之际汲汲皇皇的感伤。例如：
阴灌阳丛，凋华堕萼，欢去易惨，悲至难铄。
（《善哉行》）
灼灼桃悦色，飞飞燕弄声，檐上云结阴，涧下风吹清。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蔂萦。眇然游宦子，晤言时未并，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
（《悲哉行》）
盛往速露坠，衰来疾风飞，余生不欢娱，何以竟暮归。
（《君子有所思行》）
吴汝纶《古诗钞》附目一评《善哉行》云：“此感晋宋嬗代。”评《悲哉行》云：“此咏晋臣攀附宋朝者。”其实，谢灵运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攀附刘宋的晋臣。这些诗与其说是表现了谢灵运对东晋王朝的留恋和惋惜，倒不如说是对谢家昔日的熏天权势依依不舍来得确切。
公元420年，刘裕受禅称帝，建立宋朝。由于“高门大族，门户已成”，早已是一股不容轻视的政治力量，刘裕要彻底剥夺他们的各种特权，显然是行不通的。但他们对朝廷又“不屑竭智尽忠”，不愿“以物务关怀”[2]，所以刘裕在引用一批寒人、委以中枢实权的同时，对世家大族采取了控打兼施的两手政策，既让他们仍保持较高的地位，同时又加以一定程度的压制。建国伊始，刘裕就提出了“晋氏封爵，咸随运改”（《宋书·武帝纪》）的主张，下诏降低和取消晋代对世家大族的封爵，除将抗击外族入侵有功的五家爵位降低外，其余晋代封爵一概取消。谢灵运由康乐公降为康乐县侯，食邑由二千户降为五百户。对此打击，谢灵运还不得不上表称谢说：“皇恩远被，残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贤，简在高祖之心；望诸之道，复获隆汉之封。观史叹古，钦此盛美。岂谓荣渥，近沾微躬，倾宗殒元，心识其会，酬恩答厚，罔知所由。”他将刘裕和汉高祖相比，对刘裕感恩感德。这种赞颂感戴之词在他的诗文中还有不少。如《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云：
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
《宋武帝诔》云：
敦是人事，自天所佑……宋克虞德，晋犹唐钦。曰总八纮，于兹三龄，四维开张，九流昭明。
业盛曩代，惠侔大造，泽及四海，功格八表。
在诗文中，谢灵运对刘宋王朝极尽歌颂之能事，他赞颂刘宋代晋，如同虞舜代替唐尧一样，完全是天意，把刘宋王朝说成是和尧舜时代一样的太平盛世。
谢灵运和刘裕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因谢灵运是谢混的从侄，又曾是刘毅的部下，曾反对过自己，刘裕当然要对他有所戒备。但另一方面，由于谢出身巨门望族，又是才华高瞻的名流，“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宋书》本传），是世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刘裕仍需要对他加以利用。所以，谢灵运杀力人桂兴一事败露后，大族王弘上书弹劾，建议免去谢的官职，并削除爵位和食邑，收付大理治罪，而刘裕对其只是免官而已。平时，刘裕常和谢灵运在一起不分朝夕地游宴讲论，谢的《宋武帝诔》曾述及自己与刘裕的关系，他说：“天光下济，谬蒙眷齿。愧微刀笔，颇预游止，垂幕待讲，接筵湌理。修曙朗夕，登台泛沼，匪月匪日，无晏无早。”刘裕即位两年便去世，谢灵运为其作诔，说他自己“收泪即路，含戚何言”，“实恋我皇”，“情思如环”，叹息“已荷一遇，弃我何速”，对刘裕之死似乎十分悲痛。如果他略有一点故朝之思，是不会如此为新朝皇帝作诔的。
谢灵运和刘裕虽然在表面上保持了一种较为和谐的关系，但他们之间仍深藏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3]，现在要他“低头执版”，自然很不甘心。谢灵运自视甚高，又功名心切，“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应当执掌朝政权柄。然而刘宋朝廷并没有对他寄予过多的信任，只是让他担任散骑侍郎、太子左卫率等并无实权的官职，“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他“既不见知”，自然要“常怀愤愤”（《宋书》本传）了。谢灵运的这种不满情绪，刘裕在世时还不那么突出，到刘裕死后就日益强烈起来。当然，他的不满，主要是从个人的升沉荣辱出发的。
谢灵运懂得，要出人头地，重振家族，必须寻找政治上的靠山。他看准了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刘裕即位时，刘义真仅十四岁。义真“聪明，爱文义”，善于交际，他看不起被立为太子的兄长刘义符，有觊觎皇位之意，刘裕也曾一度考虑过让他继承王位。谢灵运和颜延之、慧琳，都与刘义真往来甚密，“情款异常”。义真曾许愿说：“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刘义真此话可能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但谢灵运等人完全当了真，他们竭尽全力帮助刘义真去争夺帝位。刘裕死后，少帝刘义符即位，徐羡之、傅亮专权，谢灵运等人更是活动频繁，“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他们的行动，早就引起了徐、傅的注视，徐、傅等人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刘义真调离京城任南豫州刺史，将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使谢灵运等人无法继续进行活动。
谢灵运去永嘉赴任后，以旷废职守的行动来表示心中的不满。“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历诸县，动踰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在永嘉郡一年后，他看到政局仍然对自己不利，于是“称疾去职”，暂时退出官场。
谢灵运虽被外放远郡，但其诗文中仍不乏对朝廷的赞美之辞。如离京时所作的《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一诗云：
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空班赵氏璧，徒乖魏王瓠。
诗中除表达了对刘义真的感恩怀德之情外，又称刘宋王朝是“休明世”，并一再说自己无能。刘履《选诗补注》说：“今观是诗，略无怨恨非毁之意，赞者之言，未必皆实也。”这种“赞者之言”，在他称疾去职时的赋中也可找到。如：
荷赏延之渥恩，在弱龄而覃惠。蒙圣达之眷顾，得乘间以沉泄。
《辞禄赋》
承百世之庆灵，遇千载之优渥。非康衢之难践，谅跬步之易局。
《归途赋》
这些赞颂之言可能是应景文字，官样文章，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当权者更大的猜忌而发，并非出于真心，但这些文字中没有“怨恨非毁之意”，也是事实。
在谢灵运去官归家的三年多时间内，刘宋王朝的政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少帝刘义符因游戏无度，不亲政事，被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四人合谋废黜。接着，徐、傅等人又杀刘义符、刘义真，迎宜都王刘义隆为帝。到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刘义隆又宣布徐、傅等人杀刘义符、刘义真的罪状，下令严惩。徐羡之畏罪自杀，傅亮被处死，在荆州举兵反抗的谢晦也被消灭。这样，刘义隆将国家大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
谢灵运本是刘义真的心腹，又是徐、傅的政敌，在世族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宋文帝当然要对他笼络有加。徐、傅被诛后，宋文帝立即下令征谢灵运为秘书监。谢灵运故作清高，两次征召均没有应征前往，宋文帝又派光禄大夫范泰“与灵运书，敦奖之”。于是，他抱着青紫可拾的希望，欣然上任去了。其《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一诗有句云：“盛明荡昏氛，贞休康屯邅。殊方感成贷，微物预采甄。”对刘义隆起用自己感恩不尽。
谢灵运到京后，宋文帝让他整理秘阁书，撰《晋书》。表面上，文帝对他十分亲近和赏识，“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他“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实际上，文帝只是把他作为点缀升平的文学弄臣，和刘裕一样，“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并不想在政治上对他加以重用。而谢灵运这次来京本是满怀希望的，“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结果官位虽不算太低，却仍然是无实权的清职。他的希望又一次落空后，心中又开始愤恨不平起来。在元嘉四年春所作的《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中发泄牢骚说：“顾己枉维絷，抚志惭场苗，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故意说自己愚拙，不宜在朝作官，现在被文帝强行挽留，总有一天要遁迹山林。
不仅如此，谢灵运还以狂放的行为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他“多称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种竹树堇，驱课公役，无复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这在当权者看来，完全是目无纲纪的行为。另外，谢灵运又和握有重兵的檀道济交往频繁，宋文帝本来就对檀心存疑忌，现在谢灵运和檀接触，文帝当然更不放心。于是，在刘义隆的暗示下，谢灵运不得不上表陈疾，请假东归。
谢灵运在东归前，曾上书劝伐河北。不容否定，谢灵运主张北伐中原，光复神州，这是他爱国思想的一种表现，但其中也有他个人的目的。因为宋文帝对掌握了全国大部分兵力的檀道济不放心，时时怕他谋反，而檀也怕刘义隆诛杀自己，彼此互相猜疑。而谢灵运和檀道济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他此时提出北伐的主张，是想让檀通过北伐，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提高声威。刘义隆对他的建议当然是不会采纳的。
谢灵运东归后，仍然“游娱宴集，以夜续昼”，被御史中丞傅隆所弹劾，受到免官的处分。免官以后，他更是肆意游遨，常常带领大队门生仆从到处寻幽探奇，以此排遣心中的不满情绪。为决湖为田一事，他和会稽太守孟
结下冤仇，以至孟
“露板上言”，发兵布防，告发谢灵运有异志，想造反。谢灵运连夜进京，诣阙上表，向宋文帝表示忠诚，申明自己并无异志。其《自理表》云：
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证，非但显戮司败，以正国典。普天之下，自无容身之地。今虚声为罪，何酷如之……未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之罪；山栖之士，而构陵上之衅。今影迹无端，假谤空设，终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实悲其痛。诚复内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牵曵疾病，束骸归款。仰凭陛下天鉴曲临，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文帝也知道谢灵运只是任性放荡而已，决不至于造反，便以“见诬”两字销案。但他又不欲谢灵运东归后继续生事，便留谢灵运在京，以后又任命谢灵运为临川内史。谢灵运也预感到此次外放凶多吉少，但在离开建康时所作的《初发石首城》中，仍然对宋文帝十分感激：
白圭尚可磨，斯言易为缁。虽抱中孚爻，犹劳贝锦诗。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丝。日月垂光景，成贷遂兼兹。
诗中又一次自表心迹，声明自己是受了小人的中伤。诗的最后再次自辩道：“皎皎明发心，不为岁寒欺。”
谢灵运到了临川以后，依然废弛政务，任意游遨，为有司所纠。司徒刘义康派随州从事郑望生前往临川拘捕谢灵运。谢灵运在情势危急、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先把郑望生扣押起来。朝廷又调来军队追讨，谢灵运很快被擒。刘义康给谢灵运定下“率部众反叛”之罪，主张立即杀掉。而宋文帝考虑到谢灵运素负时望，便下诏将他“降死一等，徙付广州”。
不久，有人告发，说谢灵运被捕后又“令人买兵器，结健儿，欲于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谢的同党劫夺谢灵运不成，流落为盗，为官府所获[4]。据此，宋文帝下诏将谢灵运在广州弃市。
谢灵运有没有谋反，向来是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实际上，谢灵运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能而且也根本没有力量造反的。如果说他曾聚众反抗，那最多不过属于拒捕性质，谈不上什么“兴兵叛逸”（《宋书》本传语）。三江口篡取之事，也完全可能出自刘义康之流的捏造。刘义康在元嘉十三年矫诏杀檀道济时，曾提到谢灵运的罪状，不过是“志凶辞丑”，并没有说谢灵运“率部众反叛”。《通鉴》卷一二二在记载此事时说：“灵运执望生，兴兵逃逸”，并不说“兴兵叛逸”。在论此事时又说：“谢灵运恃才放逸，多所凌忽，故及此祸。”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谢宣城集题辞》中也说“康乐死于玩世”，可见司马光、张溥根本不相信谢灵运真有造反之事。
纵观谢灵运的一生，一直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漩涡中度过的。他曾参与过反刘裕的斗争，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谢混被诛后，他马上又归顺了刘裕。就他和刘宋王朝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他曾经是刘裕、刘义隆的近侍，和他们接触较多，无论在刘宋王朝建立之前还是建立之后，他都曾发表过不少对刘家的歌颂赞美之词，甚至在遭受打击时还不忘给刘家唱几句赞歌；另一方面，他由于政治上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眷念畴昔家族之盛，因而对新王朝又有所不满。他曾“非毁执政”，积极支持刘义真争夺帝位，以便使自己揽取权要，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他在政治上失意以后，又以肆意游遨等狂放的行为来发泄胸中的愤恨。他的行为当然是最高统治者不能容忍的，因而终于死于非命。
尽管谢灵运对刘宋王朝有种种不满，但决没有发展到彻底对立的地步。他诗文中的怀旧情绪也主要不是出之于对寿终正寝的东晋王朝的怀念。自从仕宋以后，他的所作所为，仅仅为了是在新的朝廷谋取一个显贵的地位而已，根本没有兴逆作乱的念头。我们在他晋亡以后所写的作品中，找不到一句怀念旧王朝的话，看不到任何亡国之悲，可见他的“先朝之思”是微乎其微的，更看不到他有什么忠晋的举动，他临终时所发的忠愤之论，实际上是自我文饰之辞。
对于谢灵运的人品和他在晋宋之际的政治角逐中的表现，前人贬抑者居多。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八中说：
谢灵运……然其人浮躁不羁，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践祚，灵运已扇摇异同，非毁执政矣。及文帝召为秘书监，自以名辈应参时政，而王昙首、王华等名位逾之，意既不平，多称疾不朝，则无君之心已见于此时矣。后以游放无度，为有司所纠，朝廷遣使收之，而灵运有“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之咏，竟不免东市之戮。而白乐天乃谓“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何也？武帝、文帝两朝遇之甚厚，内而卿监，外而二千石，亦不为不逢矣，岂可谓与世不相遇乎？少须之，安知不至黄散，而褊躁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门》诗云：“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不知桃墟之泄，能处顺乎，五年之祸，能待终邪？亦可谓心语相违矣。
宋人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云：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之句，谓之反形已具可也，康乐安得全乎？然康乐若以改物为耻，窃负而逃可也，为渊明亦可也。既仕宋，乃欲为子房、鲁连，于谊有所未安，悲夫！
元人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卷一曰：
晋以来，士大夫喜读《易》、《老》、《庄》，而不知谦益止足之义，率多怀才负气，求逞于浇漓衰乱之世，箕颍枕漱，设为虚谈。义真之昵灵运，虽未必果有用为宰相之言，史或难信；然灵运之为人非静退者，徐羡之、傅亮排黜，盖其自取。“怀旧不能发”，有不乐为郡之意；“资此永幽栖”，亦一时愤激之语耳。羡之等废少帝，杀义真，自贻灰灭。义真之死，亦自不悔敛。灵运又终身不自悔艾，其败也，诗意亦可觇云。
明人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曰：
谢瞻《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曰：“圣心眷佳节，扬銮戾行宫。”谢灵运曰：“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是时晋帝尚存，二公世臣媚（刘）裕若此。灵运又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何前佞而后忠也？
明人张溥《谢康乐集题辞》曰：
谢瑍不慧，乃生客儿，车骑先大笑之。宋公受命，客儿称臣。夫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何知下伾徒步，乃作天子，客儿比肩等夷，低头执版，形迹外就，中情实乖。文帝继绪，轻戮大臣，与谢侯无夙昔之知，绸缪之托，重以孟
扇谤，彭城坠渊，寻山陟岭，伐木开径，尽录罪状。其自讼表有云：未闻俎豆之学，欲为逆节，山栖之士，而搆陵上。言最明痛，不免弃市。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屈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予所惜者，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孙登所谓抱叹于嵇生也。《山居赋》云：废张左，寻台皓，致在取饰去素。宅心若此，何异《秋水》、《齐物》？诗冠江左，世推富艳，以予观之，吐言天拔，政繇素心独绝耳！客好佛经，其《辩宗论》、《昙隆诔》，又皆祇洹奇趣，道门阁笔。彼出处语默，无一近人，予固知其不杀不止。“牵犬”、“听鹤”、“追松”、“鼓棹”，均无累其本度也。
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五中说：
古人处变革之际，其立言皆可觇其志性。如孔北海、阮公，固激发忠愤，情见乎词。陶公淡而忘之，犹有荆轲等作。康乐仕不得志，却自以脱屣富贵，模山范水，流连光景，言之不一而足，如是而已，其志无先朝之思也。韩亡、秦帝之诗，作于有罪之后，但搘拄门面耳，何谓“忠义动君子”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中说：
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
灵运身为元勋之后，袭封国公，宋氏革命，不能与徐广、陶潜为林泉之侣，既为宋臣，又与庐陵王义真款密。至元嘉之际，累迁侍中，自以名流，应参时政，文帝唯以文义接之，以致觖望。又上书劝伐河北，至屡婴罪劾，兴兵拒捕。乃作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及其临刑，又作诗曰：“龚胜无遗生，李业有穷尽。”若谓欲效忠晋者，何先后之矛盾乎？史臣书之以逆，不为苛矣……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讬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
顾炎武的话，显然是陈古刺今，针对当时钱谦益等投靠清朝的明臣而发。他对谢灵运的评价基本是正确的，只是言辞略为激烈了一点。平心而论，在朝代更换频繁、门阀制度僵化的南朝，世家大族能尽忠于旧朝的极少。因为南朝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均有其固定而优越的地位，他们往往徒知自保，君臣观念相当淡薄。在禅代废立之际，他们或不闻不问，或帮助篡位，扮演“将一家物与一家”（《南史·褚裕之传》）的角色，他们的政治立场完全根据自己的门第利益而转移。这正如萧子显《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所说：“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谢灵运在晋宋易代之际的表现，在当时世家大族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心系魏阙的隐居鼓吹者
谢灵运在诗文中常常高谈隐遁，并以隐士自称。但他到底是不是隐士，很值得我们研究。
中国的隐士产生较早，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有巢父、许由，商周之际有伯夷、叔齐，汉初有商山四皓，可谓不胜枚举。隐士们因为“高尚其志，不事王侯”，有一顶清高的堂皇冠冕，因而常被一些人赞叹颂扬。统治者也认识到岩处穴居之士有点缀升平的作用，于是常摆出一副尊重隐士的姿态，不断征召隐士出来做官。从汉末到魏晋，世乱时艰，隐逸之风大炽，名士们都以隐逸为高，隐士也因此而剧增猛加。如谢安、谢玄作为东晋著名的贤相名将，也都曾隐居过。谢安曾“放情丘壑”，“前后征辟皆不就”，到四十多岁时才入仕。谢玄也曾经“屡辟不起”。范晔《后汉书》和沈约《宋书》都专门设有《逸民传》或《隐逸传》，可见当时隐逸之风的盛行。
所谓隐士逸民，流品是很复杂的。他们隐居的原因各不相同，表现更是千差万别，其中有真假隐士之分。有的人，确是因看不惯官场的昏浊，为洁身自好而隐居；有的则是感到仕途险
，为避害全身而寄情丘壑。然而大多数人，表面上轻官忽禄，实际上利欲熏心，他们隐居是为了沽名养望，俟时待贾，遁迹山林往往是他们图谋进身的“终南捷径”；更有甚者，一些人身担要职，却也要表示“不以物务婴心”，他们自称“朝隐”，说什么“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5]，“朝也可隐，市亦可隐”[6]，边仕边隐，名利双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根据时机，或仕或隐，这是当时许多名士的处世技巧。如谢安早有盛名，是巨门望族中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放情丘壑”，“出则渔弋山林，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前后征辟皆不就”。诸人用“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之类的话来劝他，他也漠然无动。东晋政府因为谢安屡召不至，曾对他用“禁锢终身”来进行威胁，他都无动于衷，“吟啸自若”地度着他寄身林泉的生活（见《晋书·谢安传》）。谢玄也是有“经国才略，屡辟不起”（《晋书·谢玄传》）。其实，谢安、谢玄都是决不甘心老于林下的人。谢安妻责怪谢安不肯出仕时，安抚鼻曰：“恐不免耳。”可见他对从政是早就有思想准备的。简文帝为相时，也预料谢安会“召之必至”的。
谢安、谢玄早年之所以高卧东山，是因为当时安兄谢奕、弟谢万及从兄谢尚先后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或掌握重兵，完全可以代表他们家族的利益。他们屡召不起，更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名望。到谢安四十多岁时，谢尚、谢奕相继去世，谢万北伐大败，单骑逃归，被废为庶人，谢家面临着门户中衰的危险，这时，谢安、谢玄再也坐不住了。谢安开始“有仕进意”，出为桓温司马；谢玄也“委讲辍道论，改服康世屯”[7]，被桓温辟为掾。两人依赖门第高华，又有桓温甄拔，很快身居要职。
谢安即使在执掌国柄的时候，也时时露出一种超然出世、不屑尘事的样子。他刚出仕时，郝隆在他面前，借议论一物二名的药草远志，刺其隐衷，弄得他狼狈不堪[8]。后来，谢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色”。“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9]。
淝水之战以后，谢家因声望极高，招致王室猜疑，又受当权者司马道子的排斥，谢安便离开朝廷，“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谢玄也让出兵权，“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谢灵运山居赋》自注）。可见，在对待仕和隐的问题上，谢安、谢玄等人一向是见机而作，出处两宜的。谢灵运对他祖上的这种处世艺术心领神会，常在诗赋中加以歌颂。
谢灵运是在十九岁跻身仕途的，二十一岁为琅琊王大司马参军，二十二岁开始在刘毅手下任职[10]，刘毅被诛后，又归附刘裕，任太尉参军。义熙十四年，谢灵运入仕已整整十五年，在刘裕手下也已六年。他这年所作的《送孔令诗》，对孔靖“脱冠谢朝列”的行动着实赞美了一番，最后不胜感慨地说：“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他虽从未隐居过，却说归隐是他素昔的心愿，现在恋栈官位，是违背宿心，和孔靖一对比，深感羞愧，伤叹自己“信用薄而才劣”[11]。在谢灵运现存的诗中，这是他第一次表示自己有隐逸之志。他在刘裕手下官况冷落，不甚得意，在送人归隐之际，头脑中不免会闪现过暂时退居江湖的念头。但他又醉心于爵禄权势，决不忍心贸然离去他身心系之的官场，诗中最后四句便是这种矛盾心理的真实反映。
永初年间，谢灵运因和颜延之、慧琳等人一起，“构扇异同，非毁执政”，被贬为永嘉太守。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冷水浇顶。自此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几乎每一首诗中都高谈隐遁。如《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云：“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邻里相送至方山》诗云：“积痾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他把离京作郡守也说成是隐居，表示自己将永远遁迹山林。其实这是故作豁达，他对宦海一直是毫不厌倦、系縻勿绝的。方回说：“灵运之为人非静退者，有不乐为郡之意，‘资此永幽栖’，亦一时愤激语耳。”（《文选颜鲍谢诗评》）
谢灵运离京赴永嘉途中，经过老家上虞县，他在故居逗留了几天，作《过始宁墅》一诗以记其事。诗云：“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缁磷谢清旷，疲惭贞坚。”自述少时即怀有超脱尘事的耿介拔俗之志，不料世事变迁，在宦海浮沉了二十多年，自己因志操不坚而深感羞愧。诗的最后说：“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表示三年太守任满后立即告退归乡。谢灵运在远谪时是会想到暂时隐居的，但我们如果认为他将永远藏身高卧，那就大错特错了。谢灵运是不愿意枯槁于岩穴的，他不会因为碰到一点挫折而放弃他任职中枢的所谓“远图”。方伯海评此诗说：“晋宋诗人多以不乐仕宦转相祖述，特藉是以抒其愤郁不得志耳。岂真如陶靖节之不忘故园松菊也者？不然，为折腰挂冠而去，未闻有司逼迫上道。灵运果有志幽栖，何必永嘉一行，文人心口相违多矣。”[12]何焯也说：“树枌槚，以示老死不出，所以息徐傅之猜也。”[13]
谢灵运在赴任途中，路过一些古人隐居之处，也常常大发隐逸之幽情。如《七里濑》诗云：“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富春渚》诗云：“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七评曰：“康乐宦情不浅，诸郡之行殊未满意。前诺、宿心、云情、壑意，皆有慨而发也。”
谢灵运到了永嘉以后，思想十分苦闷。他想藉游览山水来消除心头的块垒愤懑，但山水根本解除不了他的忧愁，他心底里暂时辞官归乡的念头日益强烈起来，诗中也常有归欤之叹。如永初三年初冬所作的《登永嘉绿嶂山》诗云：“蛊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第二年（景平元年）春天所作的《登池上楼》云：“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前诗对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幽人表示向往，后诗写春日病起登楼，发现景物变了，知道索居已久，不禁感物怀归，思念故人，表示要高蹈避世，保持高尚的节操而无所烦闷。又如《过白岸亭》诗云：“荣悴迭去来，穷通成休戚，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郡东山望溟海》诗云：“萱苏始无慰，寂寞终可求。”一再说要敝屣富贵，去过寂寞疏散的生活。
“仕”和“隐”一直在谢灵运的头脑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看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于是准备辞官提前归乡。他到永嘉的第二年初夏所作的《游南亭》一诗说：“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表示到秋天即归旧居，不再“三载期归旋”了。同在这时所作的《游赤石进帆海》一诗有句云：“仲连轻齐组，子牟眷魏阙。矜名道不足，适已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夭伐。”表示自己要实践任公之言，隐居不仕以避免夭伐，保全天年，做鲁仲连那样视爵禄如粪土的高士，而不做子牟那样的身在江海、心系魏阙的假隐士。其实谢灵运也是子牟一类的人物，只是他感到目前政治处境很危险，恐遭不测之祸，故急切希望及早归去。
景平元年（423年）秋天，谢灵运在永嘉任满一年后，终于称疾去职了。他的同族兄弟谢曜、谢弘微等纷纷写信劝阻，但他去意已决，毫不改悔。他想暂时退出官场，向徐、傅等人表示与世无争，“静己以镇其躁”，“去危以图其安”，以等待机会重登政治舞台。因此，他的隐退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
谢灵运思想中“隐”战胜了“仕”，采取了暂时辞官归乡的行动后，思想变得异常轻松起来。《初去郡》诗云：“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又云：“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说自己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活，是由于受世俗牵累，完全违背本心。如今去官隐居，将免去许多迎官送客之劳，变得自由自在，即使帝王的力量对自己也无所羁系。
对于隐居，谢灵运有他一整套的理论。他在《游名山志》序中说：“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时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耶？”又说：“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他以经时济世为屈己，以娱悦山林为适性，并认为“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山居赋》自注）。他还倡扬“吏隐”，《山居赋》序云：“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认为从表面上看，穷居野处和厕身市朝确实大有区别，但如果心志高尚，超然物外，那么即使身居黄屋，形入紫闼，也是一种隐居。同时他又认为“吏隐”和真正的隐士毕竟有“异”。《初去郡》诗云：“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顾己虽自许，心迹犹未并。”他认为“吏隐”“心”是隐了，但“迹”还没有隐，还没有隐居陵薮来得高洁。他做官时，自以为早已游心物外，对隐居已久得其意，但美中不足的是“心”和“迹”还没有统一，因而自许之中又略带一些羞愧。永嘉辞官后回始宁墅山居后便不同了。《斋中读书》诗云：“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这时他认为自己已心迹合一，问心无愧，是名副其实的隐士了。
谢灵运回到上虞以后，开始逍遥山水，过着他“托身青云上，栖岩挹飞泉”的山居生活。其诗云：“唯开蒋生迳，永怀求羊踪。”（《田南树园激流植援》）以隐士蒋诩自况，表示开径以待良朋，希望求仲、羊仲那样的隐士前来同游。
和谢灵运一起往来游玩的，除谢惠连、何长瑜外，还有隐士王弘之、孔淳之、阮万令及法师昙隆、法流等。谢灵运和他们一起，在山光水色中流连忘返，分别后又相互思念不已。应该说，谢灵运的山居生活是不寂寞的。
谢灵运回上虞后不到一年，徐、傅等人擅行废立，杀少帝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这一政局的变化对谢灵运极为不利，因为他过去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刘义真身上，现在他的希望全部落空。他一度曾极端失望，有“终焉之志”。他在《山居赋》中说：“奉微躯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闲。愧班生之夙悟，惭尚子之晚研。年与疾而偕来，志乘拙而俱旋。谢平生于知游，栖清旷于山川。”他在政治上几乎绝望的情况下，确实曾经有过在豪华的庄园里养老的想法。但到了元嘉三年，宋文帝诛徐、傅等人，并征召谢灵运为秘书监。政局又一下子变得对谢灵运十分有利。谢灵运当时摆出了隐士的架子，“再召不起”，三请之后方才赴任。这时他在诗中一面美化自己，说是“事踬两如直，心惬三避贤”；一面又装模作样，羞羞答答地说些“感深操不固，质弱易扳缠”（《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的自感羞愧的话，便满怀喜悦地上任去了。他到京以后，慢慢地发现宋文帝并不想重用自己，因而又变得郁郁不得志起来，便以称疾不朝、任意游遨的行为表示心中的不满，结果被迫请假东归。回乡后又因“游娱宴集，以夜续昼”，遭御史中丞傅隆弹劾，被免除官职。
谢灵运这次东归，心中甚为不平。他依然终日盘桓林壑泉石之间。他有时“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登石门最高顶》），有时“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园”（《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他从早到晚不停地游玩，想以此来排遣心中的愤懑。
谢灵运东归时，作《入东道路诗》曰：“满目皆古事，心赏贵所高。鲁连谢千金，延州权去朝。行路既经见，愿言寄吟谣。”对辞金隐居海上的鲁仲连和让位去朝的季札赞赏不已，其他诗中也一再表示自己要以古代的隐士为楷模，排除世间一切物虑，甘心过沉冥淡泊的生活。如《登石门最高顶》说：“沉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说：“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似乎他已胸襟超然，一切功名富贵之念都扫除尽净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隐士应该深居简出，清心寡欲，与外界隔绝，与世无争，而谢灵运则不是这样，他的交游特别广，也特别好动。和他交往的，除谢惠连、何长瑜外，还有不少“隐士”和法师。他常常带上数百人，到处游玩，穷极幽隐，以至惊县动邑，弄得“百姓惊扰”，临海太守惊骇，误以为是山贼。他又挖苦好佛的会稽太守孟
，说“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他还要求改湖为田以扩大自己的庄园，遭到孟的拒绝，从此两人结下冤仇。可见，他的“心”和“迹”都没有寂寞，不像是恬淡无为、甘心隐居的“江海人”。他诗文中的隐士高调以及他游山玩水的举动，实际上是他失意时的自我慰藉，他想以此来排遣官场失意的烦恼，销化胸中的块垒愤懑，用与世无争的假象来避免政敌的猜忌和打击，同时也标榜自己的清高和风雅。其实谢灵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官场角逐，虽曾两次去官归乡，但时间都不长，每次都只有三年左右。隐居山林并非他的本愿，他对官场一直是萦怀挂念、心焉向往的。他山居时的表现，也与一般的隐士大异其趣。许多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都高言嘉遁而心縻好爵，谢灵运可算是其中的典型。《文心雕龙·情采》云：“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将此语移评谢灵运，那是再确当也没有了。
《山居赋》云：“嘉陶朱之鼓棹，乃语种以免忧，判身名之有辨，权荣素其无留。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所由哉。”自注：“牵犬，李斯之叹。听鹤，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后，云‘思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其乐府诗《折杨柳行》又云：“否桑未易系，泰茅难重拔。桑茅迭生运，语默寄前哲。”谢灵运慨叹李斯、陆机干禄身死，好象他颇识否泰之理，审语默之宜，结果自己也在争权夺利的角逐中丧命，步李斯、陆机之后尘，临死前发出“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上泯”的喟叹。这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现象令人感叹深思。
儒、道、佛三家合一的思想体系
谢灵运的思想颇为庞杂，各家学说他几乎都曾涉猎过。据说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惠远在庐山成立白莲社，谢灵运申请入社，惠远嫌其“心杂”，不肯吸纳。可见，思想复杂确是谢灵运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谢灵运的头脑中，儒、道、佛三家思想交错在一起，它们既矛盾又统一地存在着。这种思想上的复杂性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
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儒学衰微之世，其实不然。当时，老庄之学、佛家思想乘时崛起，成为人们在乱世中的一种精神支柱。但是，儒家思想也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它的独尊的统治地位虽不复存在，但它影响深远，根植人心，统治者仍需用它来治国，因此，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每个王朝都要设立太学、国子学，讨论经义，制订新礼。风靡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玄学，实际上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复杂混合物。儒家的《周易》，和道家的《老子》、《庄子》，在当时合为“三玄”。与此同时，佛教也通过和玄学的结合得到迅速传播。总之，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与汉代的独尊儒术不同，呈现了儒、道、佛三家并存、相互渗透的时代特征。当时，兼通三家学说的人就有不少。如：
《晋书·儒林传·徐苗传》：“弱冠，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遂为儒宗。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
《晋书·释惠远传》：“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莫达，莫不服其深致。”
《陈书·文学传·陆瑜传》：“尝受庄老于汝南周弘正，学《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博综子史，谙究儒墨。”
《周书·儒林传·卢光传》：“博览群书，精于三礼，善阴阳，解钟律，又好玄言。……性崇佛道，至诚信敬。”
可见，在当时一些人的思想中，儒、道、佛三家常常是兼而有之，并行不悖的。谢灵运也是如此。现分而述之。
先谈儒家。谢家是儒学传统根深蒂固的家庭。谢灵运的五世祖谢衡是西晋有名的“硕儒”，曾任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谢灵运自幼便饱览圣贤之书，他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14]，又说：“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山居赋》）。他称儒家为“圣教”，并将六经视为“济俗为治”的工具。他用世心切，想当宰辅重臣，对儒家经典必然颇有研究，其《命学士讲书》一诗中“曾是展予心，招学讲群经”两句可资证明。他诗文中常常提到的“济物”、“拯溺”、功成身退等等，便是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其《种桑》诗云：“常佩知方诫，愧微富教益。”“知方”语出《论语·先进篇》：“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郑玄语：“方，礼法也。”可见谢灵运是以熟知儒家礼法自居的。“富教益”出于《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谢灵运谦称自己“愧微富教益”，他对孔子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张是真心信奉的。
次谈道家。谢灵运生活在玄风大炽之后的晋末宋初，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极深。钟嵘《诗品》卷上载，谢灵运小时，“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诗品》原注：“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奉道即五斗米道，谢灵运自幼在五斗米道教徒家长大，受的当然是道家教育。他常“乘摄持之告，评养达之篇”（《山居赋》），对老庄之学深有研究。《山居赋》序云：“夫道可重，故物可轻；理宜存，故事斯忘。”讲的便是重精神轻物质，“贵道而贱迹”的道家哲理。《游岭门山》诗云：“西京谁修政，龚汲称良吏，君子岂定所，清尘虑不嗣。”对西汉初年推行“无为而治”政策的龚遂、汲黯尊崇赞叹，可见他对黄老政治是十分向往的。其《登石门最高顶》一诗有句云：“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表达老庄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游赤石进帆海》云：“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宣扬的是道家适己任性的思想。《乐府·善哉行》云：“鄙哉愚人，戚戚怀瘼，善哉达士，滔滔处乐。”则是他处于逆境时用庄子的达观主义寻求精神解脱的心态流露。这种老庄思想的说教，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谢灵运诗中还时常流露出一种淡薄功名、遗世独立的道家思想，如“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夭伐”（《游赤石进帆海》），“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程度的虚伪性。方东树说：“陶公说不要富贵，是真不要，康乐本以愤惋，故诗中故作恬淡。”[15]因此，谢灵运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看似高旷的情怀，是不能和陶渊明等量齐观的。
再谈佛家。谢灵运一生服膺佛学，和佛教徒往来频繁。他年青时去庐山谒见慧远，“及一相见，便肃然心服”（《高僧传》）。虽传说慧远未同意谢灵运加入“莲社”，但慧远对谢的佛学功底十分赏识。慧远在庐山立台图佛影，特地请谢灵运作《佛影铭》。此外，谢灵运还曾出资为惠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开凿两个水池。慧远圆寂之后，谢灵运又为他作诔，可见两人之间关系相当密切。除慧远外，他又曾和僧人法勖、僧维等一起遨游永嘉。在会稽，昙隆、法流等又是他的座上客，“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山居赋》）。他对释家推许备至，说“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16]他在自己的山庄里，建经台，筑讲堂，立禅室，设僧房，和僧人们一起，“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石壁立招提精舍》）。他“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过瞿溪饭僧》），直到临刑前，还把自己的胡须施与南海祇洹寺作为维摩诘的胡须。可见他对佛学沉湎之深。
谢灵运的佛学功底甚深。《大涅般经》初到南朝时，文辞枯燥，“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谢灵运和慧严、慧观诸僧人一起修改经文，使文句比以前大为生动优美。他又曾注《金刚般若经》，写过重要的佛学论文《辨宗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较大。
在如何成佛的问题上，释家各派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在刘宋以前，人们都认为成佛不易，需要“渐悟”。如小乘禅学认为成佛要累世修行，积功累德，经历无数等级；般若学说也认为逐渐修行到了一定程度后，思想就会有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修行，方可以脱凡成佛。约在刘宋初年，竺道生提出“顿悟”之说，他指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辨宗论》引）在竺道生看来，佛性是一个圆满的精神性的整体，只能是一次性获得，不能分期分批、零零碎碎地得到。只要充分体会佛学的道理，即可豁然大悟，立时成佛。这一学说提出来以后，佛学界“渐悟”、“顿悟”之争甚为激烈。谢灵运作《辨宗论》，其目的就是调和儒、佛两家学说，宣扬“顿悟”的观点。
传统的儒家学说认为“圣人”是高不可攀的，不能学也不可致的，即使是像颜回那样好学的贤人，也只是庶几为圣，而根本无法真正成为圣人，因为圣道的最高境界是唯一不可分割的本体。所谓“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而传统的释家观点则认为人是可以成圣的，但要长期修行，循序渐进，所谓“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方应渐悟”。谢灵运揭示了儒、佛两家学说的不同之处，并加以调和折中，于儒家取其圣不能学，去其圣不能至，于释家取其圣能至，去其圣不能学，“谓圣人可至，但非由积学所成，要在顿得‘自悟’也”[17]。
根据竺道生的“顿悟”之说，成佛既省力又省时，这显然有利于佛教的传播。谢灵运在“顿悟”说出来不久，便融通儒佛，对它加以阐述和宣扬，对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谢灵运身上，儒、佛、道三家思想既互相矛盾，又互相渗透，并随着其生活经历的变化而交替发生作用。当他为功名利禄而奔竞时，儒家思想对他影响较大；当他在政治上失意时，佛老思想又成了他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他的前期，儒家思想的比重较大；而辞官山居以后，释道两家的思想成分则逐渐增加。《山居赋》曰：“虽未阶于至道，且缅绝于世缨。”自注：“此一章叙仙学者虽未及佛道之高，然出于世表矣。”又曰：“哲人不存，怀抱谁质，糟粕犹在，启縢剖帙。见柱下之经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朴，救已颓于道术。嗟夫！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或平生之所流览，并于今而弃诸。”自注：“柱下，老子。濠上，庄子。二、七，是篇数也。云此二书最有理。过此以往，皆是圣人之教，独往者所弃。”他在悲观失望之时，以佛家为高，称之为“至道”，又推老庄“最有理”，而儒家的六经，此时则被当作“糟粕”而置诸一边了。
爱国爱民的思想成分
谢灵运生活的时代，北方大片国土长期沦落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之手，广大人民备受苦难，转死沟壑。因此，北伐中原、收复失地，是当时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的共同愿望。
谢灵运作为东晋功臣名将的后代，祖辈抗击外族入侵的震世功烈，对他是深有影响的。在谢灵运的一些诗文中，常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他对北方长期沦陷深感悲愤。《撰征赋》说：“皇晋河汾，来迁吴楚，数历九世，年踰十纪。西秦无一援之望，东周有三辱之愤。可谓积祸缠衅，固以久矣。”《劝伐河北表》说：“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征调赋敛，靡有止已，所求不获，辄致诛殒。身祸家破，阖门比屋。此亦仁者所为伤心者也。”他以沉痛的笔调，叙述中原百年陆沉的历史，把北方国土被强敌所占视为国家的奇耻大辱，时时不忘。对在异族统治者的铁蹄蹂躏下的沦陷区人民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述祖德诗》中“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两句，对谢安等人在统治集团内部反战派的牵制下未能完成北伐大业深感惋惜。
谢灵运还在诗歌中热情歌颂历史上的正义斗争，歌颂抗击外族入侵的爱国志士。《述祖德诗》说：“段生藩魏国，展季救鲁人。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临组乍不绁，对珪宁肯分。”高度赞扬了为保卫国家而作出贡献的段干木、展季、弦高、鲁仲连。他对自己的祖父谢玄，更是热情讴歌：“中原昔丧乱，丧乱岂解已。崩腾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无反正，江介有蹙圯。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拯溺由道情，龛暴资神理。秦赵欣来苏，燕魏迟文轨。”谢玄在国家危急之际，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在“淝水之战”中，率领“北府军”以少胜多，大败前秦军队，使国家免于灾难，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谢灵运在歌颂祖上功绩时，充满了爱国的激情。《撰征赋》是义熙十二年谢灵运赴彭城慰劳刘裕时所作，赋中叙述刘裕北伐的战绩说：“所以钩棘未曜，殒前禽于金墉；威弧始彀，走钑隼于滑台。曾不踰月，二方献捷。”对东晋军队所取得的胜利充满了喜悦之情。
不仅如此，谢灵运还积极主张北伐。元嘉五年，谢灵运在朝廷受到排挤，被迫请假东归。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大胆向皇帝上书，提出北伐的主张。他在上书中分析了南北双方政治、经济形势，对河北、关中的地形、居民等具体情况详加剖析，认为北方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而刘宋政权则比较稳定，北方人民急切盼望收复失地，“仰望圣泽，有若渴饥。注心南云，为日已久”，因而目前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观兵耀武，实在兹日”。应该说，谢灵运的《劝伐河北表》表达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其中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和进取精神是不容否认的。
永嘉之乱以后，中国长期南北分裂。东晋王朝内部忙于争权夺利，无意收复失地。士大夫们严重脱离现实，躲进了玄学的象牙之塔，坐而论道，自标“清高”。反映在文学上，“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8]。干戈扰攘的时代在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反映。谢灵运的《述祖德诗》、《撰征赋》、《劝伐河北表》等作品，写到了“永嘉之乱”、“淝水之战”、“刘裕北伐”，歌颂了抗击异族侵略的正义战争，表达了匡时救世、实现南北统一的强烈愿望。这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在当时文人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这正是谢灵运的难能可贵之处。
作为贵族大庄园主，谢灵运肯定要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但这只是谢灵运思想的一个方面。如果认真阅读谢灵运的全部诗文，我们可以发现谢灵运思想中还有同情人民的另一面。如他在《折杨柳行》中写道：“负笮引文舟，饥渴常不饱。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写的是纤夫的悲苦，对他们饥渴交加的生活表示了一定的同情。《苦寒行》为乐府古题，内容和写法都模拟曹操的同题乐府诗，诗中浓墨重彩地写了士兵们在风雪之中行军时艰难困苦的情状：“浮阳减清辉，寒禽叫悲壑，饥爨烟不兴，渴汲水枯涸。”“樵苏无夙饮，凿冰煮朝湌”。笔墨间流宕着对征夫的怜悯之意。《上留田行》也是如此。另外，谢灵运的《燕歌行》是模仿曹丕的乐府诗，诗中写闺中少妇思念出征在外的丈夫，反映了动乱年代普遍的社会问题。谢灵运的这一类诗歌，较为真实地描写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是值得称道的。
《宋书》记载，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肆意游遨，徧历诸县，动踰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谢灵运任地方官时纵情游览山水确是事实，但他对人民的同情之心也并未消泯。《游岭门山》诗说得很清楚：“西京谁修政，龚汲称良吏。君子岂定所，清尘虑不嗣。早蒞建德乡，民怀虞芮意。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可见他并没有过分地旷废职守。他不关心民间听讼，一是因为他有意学习西汉初年汲黯等人无为而治的办法，二是因为永嘉的民风淳朴，狱讼很少。实际上，他很注意向古代的良吏学习，很想作出一番政绩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时常出去巡视农田，有好几首诗都是行田时所写。如《白石岩下径行田》：
小邑居易贫，灾年民无生。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莓蔷横海外，芜秽积颓龄。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洲流涓浍合，连统塍埒并。虽非楚宫化，荒阙亦黎萌。虽非郑白渠，每岁望东京。天鉴倘不孤，来兹验微诚。
永嘉地区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他心里很忧急。觉得自己智谋短浅，深恐为灾民考虑不周。为了战胜自然灾害，他决定发动农民兴修水利，他在诗中描绘了所设想的远景：良田千顷，长堤似带，河渠纵横，阡陌交错。他想，如果自己的计划得到实现，虽然比不上郑国渠、白渠那样的成就，但可以基本上解决农民的生产用水问题，丰收就有了希望。自己的政绩虽然比不上前贤，但也能使农民得到点好处。这首诗反映了人民灾年的贫苦生活，流露出悲天悯人的心肠和为民解忧的愿望。诗中表达的虽然不一定全是谢灵运的真实感情，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美化自己的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谢灵运对人民的悲惨生活决不是熟视无睹的。
《种桑》是当时难得的写农业生产的诗歌：
诗人陈条柯，亦有美攘剔。前修为谁故，后事资纺绩。常佩知方诫，愧无富教益。浮阳鹜嘉月，艺桑迨闲隙。疏栏发近郛，长行达广埸。旷流始毖泉，湎涂犹跬迹。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役。
诗中说自己熟知礼法，要效法前贤，做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现在趁着农闲季节，发动农民栽种桑树，使一排排桑树，从外城一直向远郊伸展。等到桑树长成以后，蚕桑业和纺织业都将得到空前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将来自己看到这情景，会感到自己在海滨供职时做了一件值得快慰的事。可以看出，谢灵运对农民的长远利益也是有所考虑的。
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和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时间相隔不久。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使他明白对人民予以适当的关心，乃是缓和社会矛盾、维持政权稳定的一种重要手段。所以他曾想到做一点对人民有利的事。但总起来讲，他对人民的关心还是不太够的。就《种桑》等诗而言，似乎还和人民的痛苦隔了一层。
傲岸不驯的性格
谢灵运的从叔谢混曾说“阿客博而无检”，“康乐诞通度”（《南史·谢弘微传》）；庐陵王刘义真说“灵运空疏”，“鲜能以名节自立者”（《宋书·刘义真传》）；《高僧传·慧远传》说“谢灵运负才傲俗”，《宋书》本传说他“为性偏激，多愆礼度”。可见谢灵运的性格是傲岸不驯的。形成这种性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谢家是江东数一数二的衣冠世族，几代爵高位显，谢灵运的祖父谢玄又有所谓“微管之功”，谢灵运很早就袭封康乐公的爵位。而当时的上层社会专以门阀地望相尚，这便使谢灵运产生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加上他“幼便颖悟”，备受谢玄和其他长辈的溺爱和称赞。谢家又是有文学传统的家庭，学习条件极好，谢灵运本人又“少好学”，“博览群书”，在文学上确实有些才华，因而受到众口称赞，被公认为“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他人的捧场，促使了谢灵运“负才傲俗”性格的形成。
其次，谢灵运所处的时代，“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19]，一些纨袴子弟以狂放为贤达，视礼法如寇仇。他们的那种适意而行、放浪不羁的行为还被时人看作是“名士风度”。在谢灵运的祖辈中，放荡任诞者也不乏其人。如谢鲲，便是有名的“八达”之一。他“任达不拘”，“无砥砺行”，见邻女有美色，便挑之，“女投梭，折其二齿”，时人作语嘲笑，他仍“傲然长啸”（《晋书·谢鲲传》）。谢鲲又曾和阮孚等人“散发裸裎，闭室酣饮累日”（《晋书·光逸传》）。谢灵运的曾祖谢奕，也以狂放出名。对犯法老人，他“以醇酒饮之，醉犹未已”。他逼上司桓温饮酒，使桓温只好逃到夫人南康公主那里，因此被称为“狂司马”（《晋书·谢奕传》）。谢灵运作为当时的一位名士，性格也是放浪不羁的。其《道路忆山中》诗云：“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得性非外求，自己为谁纂。”他也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任诞的，但他又认为这是一种“适性”的举动。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谢灵运傲岸不羁的性格与他在政治上不得意的经历密切有关。谢灵运热衷于功名，他自恃门第高华，才能出众，希望能经时济世，辅弼朝廷。但他一生备受压抑，欲展其才能而不得。于是，他便以对当权者桀骜不驯的态度，作为发泄满腹牢骚的一种手段。他的《游岭门山》诗说：“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认为纵情恣意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张山来评曰：“治郡原非所宜，逸才受羁，愈激其旷，故有‘贵不屈所志’语。”[20]
纵观谢灵运的一生，他很早就喜欢臧否人物，虽然谢混因怕他树敌过多，曾叫谢瞻出面加以制止，但他的这一脾气并未有所改变。他一直自以为“才能宜参机要”，以世族的身份蔑视朝廷新贵和地方官吏。徐羡之等人当权时，他“非毁执政”；在会稽，他以成佛自诩，讽刺会稽太守孟
不能成佛，骂孟
为“痴人”；又作韵语讥笑临海太守王琇。所有这些，都是他恃才傲物的表现。他以古今第二才子自居，曾说过：“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21]可见他是何等的自命不凡。
谢灵运“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宋书》本传）。刘裕在位时，他已多违礼度；后任永嘉太守，又肆意游遨，任满一年，就称疾去职；移居会稽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在京师任秘书监，也是一味率情，“多称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朝廷的礼法制度根本不放在他眼里；以疾东归后，仍是“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到处游玩，弄得“惊县动邑”；出任临川内史，又是“在郡游放，不异永嘉”。又《宋书·五行志》载：“陈郡谢灵运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盖不肃之咎，后坐诛。”他出出进进，奴仆成群，前呼后拥，沈约从正统观点出发，认为这是僭越礼数的，故作为咎征写入《五行志》。
谢灵运这种傲岸不驯的性格和纵情任性的行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反抗统治秩序的积极作用。但这种行为的深处，也通向颓废放荡、纵欲玩世的另一端。他的《斋中读书》诗说：“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他认为长沮、桀溺隐居不仕，结耦而耕，实在太辛苦了；杨雄在朝廷当执戟之臣，校书天禄阁，疲倦不堪，又不免有投阁之祸，实在太危险了。无论当小官或归田，他都不感兴趣，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满足，只有“达生”的老庄玄理，才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又如他曾和王弘之等人一起，“出千秋亭饮酒，裸身大呼”，这种放荡的行为，更是没落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
【注释】
[1]于光华：《文选集评》引。
[2]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
[3]张溥：《谢康乐集题辞》。
[4]见《资治通鉴》卷一二二。
[5]王康琚：《反招隐诗》。
[6]《晋书·邓粲传》引邓粲语。
[7]谢灵运：《述祖德诗》。
[8]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
[9]《晋书·谢安传》。
[10]见本书《关于谢灵运的几点考证》。
[11]《文选》卷二十谢灵运《送孔令诗》李善注语。
[12]于光华：《文选集评》引。
[13]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14]何尚之：《列叙元嘉赞扬佛事》引。
[15]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
[16]何尚之：《列叙元嘉赞扬佛事》引。
[17]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18]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19]干宝：《晋纪总论》。
[20]黄节：《谢康乐诗注》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1]李瀚：《蒙求集注》卷中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