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传》在讲史小说中的地位
在我国讲史小说史上，《三国演义》具有不可动摇的典范性。它产生之后，讲史小说创作沿着“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百川书志》卷六）的途径，创作益多。在众多的作品中，产生于明嘉靖年间的《英烈传》，一直受到小说史家的重视。那么，它是怎样的一部书？它在文学史和小说史上的地位又是如何呢？
（一）《英烈传》产生的时代及郭勋其人
一部书的传与不传，情况真是复杂。有的书不传而传，它靠自己深刻的思想光芒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不胫而走，便是禁毁、封锁，也挡不住它那强有力的魅力；有的书传而不传，封建统治者竭力鼓吹，再三宣扬，或许能风光于一时，终因浪淘风化而湮没无闻。这两种情况的例证是不胜枚举的。也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与上述二端俱不相同。这就是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讲史小说《英烈传》。
一般认为，这部书是武定侯郭勋为标榜其先祖郭英的功绩，带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而创作的，或是郭勋命其门人按照自己的意图而撰。然而，在我国汗牛充栋的讲史小说中，这部书居然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论思想艺术成就，这部书无甚高明之处；论普及历史知识之功，此作多因袭史书而拼拼凑凑。活泼不足，涩滞有余，且多有从狭隘的功利目的出发而篡改历史的情况。可它却在民间流传广泛而久远，文学史家和古典小说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它又较为重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有必要先来弄清楚郭勋其人。
郭勋，《明史》无传，其事迹散见于史书中的世纪、功臣世表及有关人的列传中。《明史·郭英传》后附郭勋事略。此外，明刊《皇明从信录》等书中亦有一些零星记载。戴不凡曾据以上资料对郭勋事迹作过钩稽（见《小说见闻录》），但舛误不少。近又有郑平昆氏作《（英烈传）作者考》（《明清小说研究》1991.1），述郭勋家世事迹，订正了戴氏的一些讹误。现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大致勾勒郭勋的生平事迹如下：
郭勋是明代开国功臣营国公郭英的六世孙。郭英（1337-1403年），凤阳人，郭兴（子兴）弟，18岁随其兄同事朱元璋，为朱亲信，“令置宿帐中”。后因屡立战功，被封为武定侯。郭家与朱明王朝是亲上加亲的关系，真正称得上是至亲至密的皇亲国戚。按戴不凡的说法，这种亲上加亲的关系至少有四重：郭英的妹妹是朱元璋的妃子，即宁妃，《明史·郭英传》谓：“以宁妃故，恩宠尤渥。”这是第一重，也是最重要的一重。郭英的女儿又嫁朱元璋的儿子辽郢王为妃，这是第二重。郭英的大儿子娶的是朱元璋的女儿——永嘉公主，这是第三重。郭英的二儿子郭铭的女儿，嫁燕王世子（后即为仁宗），就是朱元璋的孙媳，亦即永乐帝的儿媳、洪熙皇帝的贵妃，这是第四重。郭铭子玹，因其姊为贵妃，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袭封武定侯。郭玹袭封洪熙、宣德、正统三朝，卒后因其子聪与郭珍（郭镇子，聪之堂兄弟）争袭，遂停嗣。天顺元年，郭珍子昌以诏恩得袭，郭昌卒，其子良承袭。正德二年（1507年）六月，郭良卒，其子勋于翌年三月袭封。《明史·郭英传》附郭勋事略中说：“勋桀黠有智数，颇涉书史。”又说：“自明兴以来，勋臣不与政事，唯勋以挟恩宠擅朝权，恣为奸慝。”可见郭勋是一个精于权术的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帝死后，因其无子，由他奶奶（成化皇后）指定，让正德的堂弟继位，就是嘉靖。当时，嘉靖皇帝尚在湖北，未及登基，正德帝的奶奶便命郭勋带领御林军卫戍京城。身为开国功臣之后，在关键时刻又立新功，郭勋当时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嘉靖登基后，把郭勋和宰相夏言视为“股肱之臣”。这时，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一场朝廷政治斗争——“大礼仪”。什么是“大礼仪”呢？表面上看，是争名分，实质上是权力之争。古人十分重视宗法和祭祀，嘉靖要追尊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内阁中的实权派多为正德旧臣，他们不同意嘉靖的做法。原因是兴献王是弘治帝的弟弟，未曾做过皇帝，故不能称“皇考”。嘉靖以子侄承伯父弘治之袭为帝，弘治才配称“考”。嘉靖对反对派臣僚的掣肘大光其火，许多人丢官、坐牢，或被拷打，即是所谓“廷杖”，前后有二百多人去职。在这场嘉靖派与正德派的残酷斗争中，郭勋坚决站在嘉靖一边，与张璁、严嵩结成一党，力主追兴献王为“考”。“大礼仪”争论三年，终于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于是，郭勋受到嘉靖的赏识和信任，不仅袭封为侯，更晋爵为“公”，称“翊国公加太师”，比他的老祖宗郭英的爵位还高一级。嘉靖十一年居然“摄事”，实际权力在大学士（宰相）之上，俨然一个“亚皇帝”。
如前文所说，郭勋是一个善于弄权术的人，在朝廷党争和派系斗争中，是很有实力的铁腕人物。权势益加，骄纵日长。郭勋在民间多行不法，“假威逞肆”，屡被弹劾，最后弄得连都察院也无法包庇他了，舆论大哗，无法平息。嘉靖帝不得已才下令捕郭勋下狱。正德派老臣力主处勋绞刑，都被嘉靖压下去。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郭勋病死狱中。
关于郭勋以《英烈传》而为其祖郭英争得“配享”资格的情况，《皇明从信录》有明确记载。所谓“配享”，就是配享太庙，亦即将死者的神主牌放到皇家神牌一起去。营国公郭英的爵位是“公”，他的神主牌还没有资格挤到朱元璋的两侧或下方去，甚至连太庙也挤不进去。郭勋要设法使其祖挤进去，就动起了写小说树碑立传的主意，待造成舆论和影响之后，事情就好办了。郭家历来是以“好文”著称的，少不了有一帮文人门客和笔杆子帮闲。公侯爷好文，写小说却未必在行，因此，说《英烈传》是郭勋门人所为较为合乎情理，庶几可信。历史上的郭英，确是一员猛将，又救过朱元璋的命，可是历史上朱元璋与强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时，陈是被乱箭射中身亡的，并非像《英烈传》中所描写的那样，由郭英一箭定战局。朱元璋剿灭吴王张士诚，是大将军徐达生擒士诚，而《英烈传》却写成郭英俘虏了张士诚。这是朱元璋开国辟疆两次决定性的胜利，郭勋将大功统统归于自己的老祖宗郭英头上，使得后宫的帝后嫔妃们都相信《英烈传》的描写是确实的。乘此机会，郭勋上疏，要求将其祖郭英配享太庙，他终于达到了目的。《皇明从信录》卷三十记载：“丁酉，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进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庙。”五年之后，郭勋就死了。
郭勋其人其事，大略如此。至于戴不凡根据武定版《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臆断施耐庵实无其人，乃是郭勋所依托的说法，我们不敢苟同，且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故兹不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一部小说，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影响作用，致使郭勋身价有加，家族荣耀？
（二）历史和小说的关系
古往今来，开国之君和功臣英烈们，一向是人们所喜闻乐道、热情讴歌的对象，上自三皇五帝，下至朱元璋、努尔哈赤，无不如此。而那些功臣英烈们的发迹史更为人们所注目。一部二十四史，差不多也正是为这些胜利的王侯树碑立传的。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对于这些开国的元勋总是封侯加爵，或丹青于云台，或描绘于凌烟，或塑像于庙祀，以表彰他们开基立业之功德，忠孝节义之行为，使后人效仿他们，以为楷模。
《东观汉记》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光复汉室之后，曾下诏：“明设丹青之信，广开束手之路，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春，又征召丹青妙手，绘制邓禹、吴汉、岑彭、耿纯、耿弇、铫期等中兴汉室的二十八将的肖像，置于云台之上，以显其功。
《大唐新语·褒锡》：“贞观十七年，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世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 
、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禇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及侯君集谋反伏诛，太宗与之决，流涕谓之 曰：‘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云台二十八将图”和“凌烟阁功臣图”。可见，为开国英烈树像立赞，由来已久。尔后历代也多有类似之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眼中的明君贤臣不是凡夫俗子，而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来拯救社会普度众生的，故而一再地美化他们，神化他们，借以歌颂人们理想中的英雄。因此，一些小说家们也借此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塑造民众心中的明君贤臣的形象，叙述他们建立基业的发迹史。这一方面可借小说的形式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以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另一方面迎合了广大读者的心理，而达到小说创作“喻世”“警世”“醒世”的目的。
郭勋深谙上层统治阶级的心理，为朱明王朝开国君主树碑立传，也为自己先祖评功摆好，故撰《英烈传》，既能讨好于时下天子，又可以为自己抬高身价。当然，更重要的倒是在后者。郭勋又在“好文”的过程中，洞悉了通俗小说创作的一些规律和特点，如有意改变历史，将历史上某一人物的事迹移植到另一人物身上去，这在讲史小说创作中，是正常的情况，《三国演义》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又如明中叶以后，市民阶层对戏曲、小说中的发迹变泰故事有着特殊的兴趣，开国功臣建立功业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发迹变泰的过程，即由低微而高贵的过程。这样的故事情节，对于当时的一般读者，是很有吸引力的。《英烈传》付梓之后，或许有一段时间还是畅销书哩！
其实，我们抛开郭勋的人品不论，单纯从他对通俗文学的态度来看，他还真的是一位通俗文学的推波助澜者。与其说他好文，不如说他爱好和提倡通俗文学。着眼于此，郭勋在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特别是出版史上，无疑是一位有功绩的人。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将乱箭穿死陈友谅改为由郭英一箭射杀，将徐达擒得张士诚易作为郭英所俘虏，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讲史小说是小说，而不是史事之实录。问题在于郭勋是郭英的六世孙，为祖争功、标榜自己家族和捞取政治资本之嫌的干系是逃脱不掉的。郭勋太熟悉小说的舆论作用和社会影响力了。不要说一般的读者，就连大文豪王渔洋也写什么落凤坡悼庞统之诗，为士人所嗤，“演义”小说之社会影响力不可谓不大。清人王侃说得好：
“《三国演义》所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忠义庙貌满天下，而有使其不安者，亦误于《演义》耳……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江州笔记》卷下）
关圣帝君，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中国的庙宇最多的怕要数关帝庙了，这是《三国演义》影响之大的一个有力注脚。王侃所说“士大夫据演义而为文”，指的正是王渔洋题诗悼庞统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讲史小说的影响有时是大于史书的。这正是《英烈传》所以能为郭勋达到政治目的之深层原因。后宫的帝后嫔妃们信小说为事实毫不奇怪，嘉靖帝顺水推舟将郭英阑入“配享”行列则是一种综合力量的作用。郭勋就是这样，巧妙而迂回地为其祖争到了举足轻重的名分。
倘若我们仔细深究，历史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不同阶级及其人们对历史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历史著作具有文学性，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左传》到《国语》《国策》，直至太史公的《史记》，都是明显的例证。钱钟书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考证》中说：
“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故其撰《通鉴》采及‘野史小说’。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
假使我们站在郭勋的立场上说话，不涉及他的为人及其他，只就小说创作而论，则几乎无法加责于他。郭英作战英勇，负过七十多次伤，移易到其身上的二功，虽非所为，于情于理却为其所可能为，为了集中塑造人物，将这种情理中的、符合人物性格和身份特点的行动，加以铺张、渲染和增润，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郭勋与郭英毫无关系，或者作品中那位功劳卓著的人不叫郭英，问题就简单得多了。然而，所有的假设毕竟是假设，昭彰其祖的郭勋又显然是抱着明确的目的，这就使得问题复杂起来了。
古史与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之间微妙的关系，是难解难分的。钱钟书《管锥编》还说：
“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
这个“同贯共规”说，很是耐人寻味。那种将历史著作与文学作品（主要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截然分开来，以为它们之间秋毫不犯的认识，显然是片面的或绝对化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菲利普·巴格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事件作出解释，是历史学家的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不过是给读者带来愉快。历史编纂终究是一门艺术，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某些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就曾是历史学家。”又说：“就其文学艺术家的角色说，历史学家并不把自己限定于仅仅以清晰、和谐的语言描述事实，相反，他从小说家和剧作家那里借用了许多窍门。为使读者欢悦，他强调异常的、有趣的事变。”（《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巴格比是从历史著作中看到了文学性和戏剧性，而逆转来看，在文学作品中也可见历史精神、风俗人情。更有趣的是，巴格比还引入德国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著名物理学家梅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来解释人们对历史的不同理解现象。他说：“只要他需要依赖别人的记述，历史学家就必须就这类问题作出假设：被描写事件的关联次序可能是怎样的，记录作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机来捏造、隐瞒、歪曲某种情况，等等。不用说，这些假设的确切性是可疑的，依赖于文件证据的历史研究的精确性，因此就更加减小了。”（同上）巴氏的观点未必都可取，但他关于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关系的论断，还是富于启发性的。
让我们再来假设一次——只是假设。乱箭射死陈友谅，乱箭中有没有郭英一箭——而这一箭又是致命的呢？徐达生擒张士诚，这一仗有无郭英的配合和协同作战呢？恐怕很难以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来回答，便是“测不准”了。
我们无意为郭勋辩解，只是想说明，简单地将《英烈传》看作是为博取地位名分而作，恐怕有嫌武断和轻率，问题要复杂得多。一部《英烈传》在民间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而且它还引出了很多后起的仿作，甚至可以说，在通俗小说史上形成了一个《英烈传》系列。说它是系列，并非指按时代演绎下去的一系列作品，而是指当代人写当代大事件模式的系列。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详细谈到。
（三）作品概貌
《英烈传》在艺术上的确是成就不高的，主要是见事不见人，叙写的事件多，描写却很粗略，缺少精微的细腻刻画，故人物的个性化特点就不突出。关于这一点，小说史家和研究者们早已指出过。如黄人就在《小说小话》中指出过：“书甚恶劣，尚不能出《东西汉演义》上，而托名天池，抑何可笑。”天池，就是徐渭（文长），黄氏意在抑《英烈传》，那么拙劣的东西，怎么能栽到徐文长头上去呢？
赵景深也说：“《英烈传》写得很坏。事实多而描写少，使人读来，并不比读正史省力多少。其病就在受了正史的束缚。作者想学《三国演义》，件件事还它一个根据，所以好些部分都与《明史》《元史》、陆粲《庚巳编》、杨循吉《吴中故语》、杨仪《明良记》和《高坡异纂》等书相合（详见钱静方《小说丛考》），因此不能逞其想象，结果成了与新闻纪事差不多的东西。”（《中国小说丛考》）
黄、赵二家所言，从总体上着眼，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嫌抑之过甚。应该说，《英烈传》中有些地方写得还是颇有情致的，并非一无是处。举例来说，如第三十九回《陈友谅鄱阳大战》中，写陈友谅被郭英射杀之后，朱元璋先是大喜，连连称赞郭英。及待旋师又入鄱阳湖时，内心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且看下面一段描写：
次日，太祖旋师，再入鄱阳湖里来，只见康郎山边，尸首交横，血肉狼藉，不觉泪下潸潸，对众将士说：“我当初从滁阳王起义，今日如此大战，幸得诸将成功，却不见了滁阳王；二来丁普郎等三十五人，并军士三百名，为我立功，一旦身死，忠臣义士，实可怜悯；三来友谅领雄兵六十万，与我交锋，为主者思量大位为天子，为臣者思量富贵作公侯，今者，一旦主死臣亡，三军覆没，尸骨山堆海积，血水汪洋，令我不忍目睹。”
如果我们对这段描写冠以“精彩”二字，恐怕不是溢美吧。大战之后，面对遍野横尸，作为一个胜利者，朱元璋这时的心情微妙而复杂。他想起了初从滁阳王举事以来，驰骋沙场，屡经战事，眼下滁阳王已不在人世，自然心中会升起无限凄伤。面对着陈尸旷野的自己的将士，他又岂能不痛心疾首，心绪黯然！最妙在对自己敌手陈友谅的“主死臣亡”，情绪则很微妙：有同情，也有悲伤。俗话说，兔死狐悲，作为一个人，一个有志得天下的人，面对血流成河的沙场，他同样也会为之动容的。若打了大胜仗，只是兴奋、欢腾，恐怕就不那么真实，也不那么合情入理。兴奋、欢腾之余，心中又油然升起一缕惆怅和伤感，方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犹如在激昂高亢的乐章之后，一段舒缓而又略带哀伤的旋律，那就更加动人。当然，这段描写似脱胎于《三国演义》某些场面的描写，如曹操的横槊赋诗、诸葛亮五丈原临终前视察军营，都是一种艺术节奏上的匠心独运处，亦是表现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画龙点睛之笔。接下来，在这一回的末尾，写朱元璋梦见武当山北极真君，也颇有意趣：
太祖接应道：“今者友谅虽死，其子又立，本宜乘胜而往，但彼国士卒伤亡已多，一时穷追，恐无完卵，于心惨然。进退正在犹豫，望神圣指教。”真君对说：“这也是劫数应该，何必过虑。”风过处拱手而别，却是睡中一梦。
面对穷寇累卵，要否乘胜追击，捣碎敌巢？在朱元璋头脑中打转。这正是对前文面对遍野尸横，万端慨叹描写的进一步点染，文心缜密，刻画精微。这样的笔墨，是颇具艺术感染力的。
又如，写郭英，也不是一味写他打胜仗，第二十七回“取樊岭招贤纳士”中，写郭英轻率强攻婺州城，结果兵折将损。书中写道：
郭英收了残兵来见太祖，太祖惊说：“行兵多年，尚然不识虚实，损威折士，罪过不小。”刘基向前说：“乞主公宽宥，待彼将功赎罪。”便密付一纸，递与郭英，说：“将军可乘今夜，再取婺州。”
后郭英按刘基之计，终克婺州。这样写，使得郭英性格更显丰富，也更具真实性。哪里有永远不败的常胜将军呢？即便是郭勋要美化其祖，美化得也很高明。若写郭英百战百胜，反不那么真实。忠勇中糅进一丝鲁莽，人物性格则更加鲜明。此外，写徐达因轻敌而被困牛塘谷，亦是明例。
指出一些《英烈传》中写得好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全书都写得很好。可惜，精彩动人之处在全书中毕竟不多。但以“很坏”、“恶劣”评价《英烈传》，似亦失之偏颇。
《英烈传》还有一个长处，即穿插了不少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在其中，增强了书的可读性，亦为一般读者所喜闻乐见。赵景深说“它组织了许多民间传说进去，这都是可喜的”。（《中国小说丛考》）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即第七十九回“唐之淳便殿见驾”中，写朱元璋断案一事。
刑官奏报说：“张校尉妻被卖菜王二所杀，邻人捉拿王二归案，蒙旨处王二抵命，”及上法场问斩，忽有一校尉叫道：“张妻系我所杀，不干王二事，甘愿受刑就戮。”朱元璋心中疑惑，命召来重新审理。一一细问之后，来投案的校尉讲出了实情：原来此校尉与张校尉妻有奸情，日前五更时分，窥见张出门，遂潜入与张妻共寝。不意张又回转家中，校尉惶急中藏于床底。其妻问其夫何以复回，其夫说，天气甚寒，恐妻睡熟，特回来将被子为妻盖好。说罢为妻盖好被子，才又外出。躲在床下的校尉听了这番对话，思其夫对妻如此恩爱有加，而其妻竟水性杨花，有负丈夫，一时忿起，竟以佩刀杀死奸妇而去。王二晨起卖菜来到屋前，为邻人所疑，捉送到官。今王二临刑，人命关天，校尉不愿妄累无辜，大丈夫敢做敢当，故来出首就刑。朱元璋听罢，叹息数声，下断词曰：“杀一不义，生一无辜，尔亦义人也；张妻忍于背夫，罪当死。王二与你俱各赦罪。邻右妄累平民，更无实迹，法官可各笞五十。”
这个故事虽带有较浓厚的封建礼教色彩，但在民间流传颇广。元杂剧中有佚名的《鲠直张千替杀妻》一剧，其本事可追至唐沈亚之的传奇《冯燕传》（《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基本情节均同。这个“替杀妻”的故事，赵景深《〈英烈传〉本事考》未曾道及，兹特为拈出。
我们知道，郭勋爱好戏曲小说，明宋懋澄《九籥集》卷十“鉴定”条：“世庙时，武定侯进《雍熙乐府》……”《雍熙乐府》可能即为郭勋所选编，至少是他在嘉靖间刻过。郭勋还刊刻过《太和记》，疑即《太和正音谱》。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太和记》：“然翊国公郭勋，亦刻有《太和传》。郭以科道聚劾，下镇抚司究问，寻奉世宗圣旨：勋曾赞大礼并刻《太和传》等劳，合释刑具，即问奏处分。夫刻书至与赞礼并称，似非传奇可知。”这里所说的《太和记》或《太和传》肯定不是戏曲剧本，沈德符的判断是对的。那与“大礼仪”并称，算作郭勋功劳的刻书只能是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朱权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世称宁献王。为皇室第一代封王刻书，自然是一大功劳了。郭勋自己（或使别人）将“替杀妻”故事插入《英烈传》，显然得力于他较为深厚的戏曲小说修养。
（四）书名小议
《英烈传》的书名，颇有探究的必要，因为“英烈”这个字眼人们理解不同，且关涉到小说的内容和体例诸问题。钱静方《小说丛考·英烈传》：
“‘英烈’二字，相传为明将花云而设。云，怀远人，貌伟而黑，骁勇绝伦，驻守太平。陈友谅以舟师来寇，云与元帅朱文逊、知府许瑗、院判王鼎迎战，文逊战死，城陷，贼缚云，云奋身大呼，缚尽裂，起夺守者刀，杀五六人，骂曰：‘贼非吾主敌，盍趣降？’贼怒碎其首，缚诸樯，丛射之，骂贼不少变，至死声犹壮。瑗、鼎亦抗骂死。太祖即位，追封云东邱郡侯。方战急，妻郜氏挈三岁儿，泣语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义不独存，然不可使花氏无后，若等善抚之。’即赴水死……事见《明史》本传。演义因之，以其夫为英雄，妻为烈女，为从龙诸将之冠，故名其书为‘英烈’云。”
将“英烈”解释为英雄和烈女，似嫌过于拘泥。其实，“烈”恐不一定专指烈女，而是泛指战死的功臣烈士。观《英烈传》全书，花云只是诸英雄烈士之一，其妻郜氏只是在书中第二十九回中涉笔写到，描写文字并不比上文钱静方的引文多，且文字大略与史书同。万历刊本《云合奇踪》（即《英烈传》）卷首有徐如瀚序，序中说：“乃举英烈诸公溯其从来，摭其履历，演为通俗肤谈……”此“英烈诸公”之说，显然以“烈”指烈士了。此书又名《皇明开运英武传》，英武显指朱明王朝开国之英雄烈士，足见钱静方之说不足为训。
另外，此书称“传”，而不名其为演义，也值得玩味。写英雄群像，为英雄立传，近乎于英雄传奇，犹《水浒传》，非以史实为归，而以为群英立传为主。然而，它又不同于典型意义上的英雄传奇，一则史事较多，再则人物行动写实性强，少传奇色彩。故为讲史小说与英雄传奇之间过渡形态的东西。菲利普·巴格比说：“严格说，个人行为属于传记，而不是历史，因为这类行为涉及的不是众人，而仅仅是一个人，至多几个人。然而，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容了许多有关君王、政治家、将军和其他重要人物的传记性细节。如果要问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总是回答说，这些个人的行为影响了众人，因而值得被看作历史。”（《文化：历史的投影》）
我国有史传文学的传统，与巴格比的说法暗合。在《英烈传》中，开基帝王及文武辅臣们的业绩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其将其看作是明代开国英烈们的合传，勿宁将其看作元明之交王朝陵替的历史。而且《英烈传》产生于《明史》之前，他依据的史料，只有明代中叶以前类似今天我们称作大事记或文件、回忆录之类，因此它又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至少它为《明史》的修撰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如第三十三回，写花云妻侍女孙氏救护花家独子花炜，写得细腻生动。《明史》卷二百八十九《忠义传》中花云本传所叙与《英烈传》全同，只是文字上简约得多。这恐怕也是人们看重《英烈传》的原因之一。
总之，对《英烈传》的评价，不可以偏概全，要从多方面去考察，又要作细致分析。相对来看郑振铎先生的论断较为实事求是，他说：“《英烈传》写朱元璋得天下事，把这位流氓皇帝的‘发迹变泰’的故事，烘染得很活泼。”（《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即是说，《英烈传》写得并非“很坏”、“恶劣”，它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刘大杰先生在指出了《英烈传》“文笔则甚庸弱”之后，认为“此书在讲史中虽非佳作，但影响很大，戏剧、评话多取为题材”（《中国文学发展史》）。亦颇客观。这些评价，均可供我们在阅读欣赏和分析研究中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