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压敲剥，民变处处
前面介绍了十几个忠直大臣的惨死，说明了明末朝廷里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说明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占了上风，朝政大权全部落入魏忠贤及其党羽手里，使得万历时期已经腐败的政治更加腐败，更加黑暗。魏忠贤独揽大权以后，对百姓则更加欺压敲剥，非把百姓弄得家破人亡不可。有关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梼杌闲评》曾多次描写，而且写得比较详细，颇具认识作用。
我们先举魏忠贤大兴三殿为例，看看魏忠贤及其党羽是如何敲剥百姓的。
对于兴建三殿的事，正直的朝臣都是反对的，因为他们清楚，明末辽东边患频仍，光是军饷已经常感不足，屡次告急，可见国库已经空虚，哪里还有财力兴建三殿？因而工科明确表示反对，在疏本中指出：“三殿工程费用浩大，钱粮无从出处；况今辽左多事，海内空虚，民不聊生，即使神运鬼输，亦难一时毕集，伏恳圣恩，俯念生民膏血，暂行停止，以舒民力。”疏本的话虽然不多，但却极为有力地概括了明末的政治、经济情况。然魏忠贤不管这些，只是一意孤行，假传圣旨把工科的官员“概行削夺，即日传旨兴工”。没有钱怎么办？便“议开捐例。先因辽饷不足，户部开了个捐贡例”，而后干脆开了个“铨选价目，一千两选通判，二千两选知县，三司首领、州同、州判皆有定价”。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集团，凡是用捐例卖官敛钱的，都是他们政治腐败到了不可收拾的标志。魏忠贤用此法敛钱，自然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又转向地方政府，从而转向平民百姓。大肆搜刮扬州百姓，便是一例。
扬州百姓遭殃的起因非常简单，简单得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然而这却制造了一起让人出乎意料的大悲剧！《梼杌闲评》第二十八回末尾写到魏忠贤同几个人饮酒，席间谈及三殿大工的事，吴纯夫便胡说八道：“舍亲徐缙芳曾巡盐两淮，他说运司库内有积下挖河银余，约有数十万；再者有商人加罚的银子，也有数十万；扬州府库还有鲁公公的家私，这都是无用之项，何不著人去查查，也可济大工之用。”魏忠贤把这些凭想象而来的数字当作事实追查，最先倒霉的便是“才到任月余”的知府颜茂暄，他根本不知道这事首尾，又不愿昧着良心去奉承魏忠贤的走狗，便拼着性命硬顶，结果被参削职。第二个倒霉的便是“到任也才三个月”的运司汪承爵。他同颜知府一样不知此事首尾，结果被“拘在公所，不容回署，说他浸匿钱粮十九万”，“行文到他原籍将家产抄没，变卖完赃”。还用此法坑害了其他官员及当地盐商，接着便变着法子一层一层地敲剥下去。此时扬州的情景，《梼杌闲评》有如下的描写：
众商情急，只得全家搬去，撇下许多大空屋来，门上都贴了帖子，上写道：“此房为完钦币，急卖。”到处皆然。把一座广陵城，弄做个破败寺院样……许知府激走了众商，止追出一小半来。又只得拿经承书吏来比追。这些人平日虽用过官钱，但弄到手都嫖赌穿吃，花费去了，哪里积聚得住。况内，中还有死绝逃亡的，也有把钱捐官做去的。凡出仕的，都行文到任所提来，死亡的捉子孙追比。现在也有富的，也有赤贫的，都也派千派万。起初变卖产业，共也追不上几千。过后寄监追比，把运司府县几处监都坐满了。逢期都提出来夹打，比过几限，也追不出些须来。许知府叫他们扳出些亲戚来，又追不起，于是因亲及亲，兼及朋友邻里。竟还有素不相识的，也扳来搪塞。你想那些穷百姓，一两五钱的怎么凑得起许多来？又著落卖妻子完纳。可怜人家少年恩爱夫妻，也不知拆散多少。依旧无多，又设法再追，只得又把当日卖过房产与人的，再追买主，半价入官。起初还是产业、家伙、物件，后来连娶儿女的，也都有拔根杜绝。把些人家都弄得水穷山尽的，还不得丢手。并且拿房产变卖，又没人敢买。连乡农殷实的也诬扳他数千，家产立尽。犯人牢里容不下，连仓里也坐满了。扬州城里的人少了大半。许知府又想出个毒计来，真是丧尽天良。竟把这班人的妻女拘来，拣有姿色的著落水户领去完价。那些水户落得便宜，只可怜那些妇女，也有好人家的，也有贞烈的，投河、坠井、悬梁、自刎者不一而足，不知逼死多少。天理何在？……可怜把个扬州繁华之地，直弄做个瓦砾场！（第三十九回）
这段文字那样细致、那样具体地描绘了许知府洗劫扬州的情景！百姓的惨况那样真实、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令人触目惊心因而不禁怒火填膺！我们不能不说，作者在描绘这场浩劫中的每一个细节时，都饱含着血与泪，那样深沉有力地感染着读者的心灵；随着作者的笔倾泻出对扬州百姓的无限同情，对魏忠贤及其党羽残害无辜的罪行投以无比的憎恨！
然而作者对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揭露和鞭挞并没有因此停止，而继续无情地深挖狠掘。《梼杌闲评》第四十一回，作者通过吴养春和程寡妇的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贪官污吏的惨无人道的欺压和无休无止的敲剥，是激起民变的根源。作者细致、具体的感性描绘，使读者逐渐上升到理性上去体会“官逼民反”的道理，颇有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
吴养春，《梼杌闲评》的作者介绍他是“江南第一富户，两淮盐务的领袖”。他的财产，据他家的奴才吴天荣说“约有一二百万。各处盐引当铺，每年有十余万利息。惟有黄山水利最多，每年足有四十余万。”魏忠贤一听，正中下怀，说道：“这厮却可恶！万历时他既助得饷，咱们如今大工缺少钱粮，他就不助些饷了。他这样富足，难道不是害众成家的么？你可开他些过犯来，咱好差人去拿他，来向他要。”吴天荣心领神会，与魏忠贤的心腹倪文焕串通一气，捏造事实，写成揭帖，到了魏忠贤的手里便批道：“吴养春赃银六十万，着刑部行文与该抚，照数比追解京。其山场木植银四十余万，着工部遣干员会同该抚按估计变价解库；其山场二千四百余顷并抛荒隐匿地亩，均着查明入册”，结果吴养春父子“熬不过几次追比，俱死于狱中”。这是吴养春从被恶奴出卖到死在魏忠贤手中的大略过程。吴养春之死，是否值得同情，姑且勿论，我们且看吴养春死后，魏忠贤的党羽在追比吴养春的所谓赃款及变卖他的山地林场过程中的种种恶行和他们的嘴脸：
不日工部司官到了，会同抚按清查。那些亲友见事势不好，都不敢来管，只有一个老家人吴良出来撑持。那主事同抚按上了察院、传集府县，将山场木植变价，少不得要报人买，未免高抬价目。那些富户见值一百的，就要卖人二百。那些怕买的花钱求免，或贿嘱延搁。那买不起的便来告免，反被责逼，以致妄扳别人，株连不已。及至纳价时，书吏又作弊，用加二三的重平子收银。及完清了价，又无产业领，他又报别人来买，设成骗局哄人。那报买的也不能听他缓缓上价，还要当钱粮追比。无奈这是钦差官儿，不受抚按的节制，无处告理。正是“天高皇帝远”，有屈也难伸。把一个徽州城搅得不成世界了。赃银出过六十余万，也就艰难了。众童仆都偷盗财物，各自逃散，日日只带这老仆迫比。这吴良年近七旬，渐渐打得不像样而死。这主事又差人拿他家眷，那老太太年老出不得官，便来拿他妻子。那孺人……放声大哭道：“我为世代簪缨之女，富贵家的主婆，岂可出头露面，受那狗官的凌辱。罢！与其死于此贼之手，不如死在家里的干净。”于是解下丝绦，悬梁自缢。他的两个女儿见他娘吊死，他们也相缢而亡……那老太太听见媳妇、孙女都死，吓了一跌，也呜呼哀哉了……那些差人犹自狐假虎威的诈钱，街坊上看的人都动不平之气。内中有那仗义的道：“你们逼死了他一家人口，还在此吵闹，我们打这起狗才。”众人一齐动手，把几个差人登时打死，渐渐聚了几千人，打到察院衙门里来。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魏忠贤派来的所谓钦差，是如何欺压敲剥徽州百姓的，他们名义上是钦差，实际上是流氓地痞加恶棍，不仅害死了吴养春一家，而且也搜刮尽了当地的百姓，整个徽州被搅得黑暗重重，怨声载道，完全是个非人的世界。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在百姓的怨毒血泪中，魏忠贤及其死党的狼心狗肺及其丑恶嘴脸，淋漓尽致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徽州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挺身而出，杀贪官，烧衙门，燃起了复仇的烈火，使魏忠贤的爪牙狼奔豕突，“越墙而逃”，可见众怒难犯，亦可见这些狐群狗党外强中干的本质。
所谓程寡妇事件，那是吴养春事件的继续，是由吴养春的“至亲”寺丞许志吉挑起的。倪文焕向魏忠贤推荐他时说：“许寺丞本籍徽州，深知吴养春所放天津、淮扬、两浙各省的债务，并各处盐当产业，若差他去，不到半年，赃可全完。”魏忠贤自然求之不得，当即就委派他去清查吴养春的赃款，“谁知他竟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类，只要保全自己，奉承权珰，不顾乡里，一路来各处清查，丝毫不能遗漏”。许志吉真可谓六亲不认，责打亲戚，追比与吴家有关系的人，把黄山的土地要河南人来买，把河南人也搅得鸡犬不宁，最后连程寡妇也不肯放过。许志吉原是寡妇的丈夫程有政的朋友，程有政死后，许志吉先是贪色想娶程寡妇遭拒绝，这回便借机敲剥程寡妇，终于引起公愤，蜂拥而上，打死了许志吉的几个爪牙，放火烧了他的家，抢光了他的家产，“妇女们剥得赤条条的，赶出街坊”，许志吉只身逃了狗命，结果是“未害别人先害己”，人面兽心的恶人的下场大致如此。
吴养春、程寡妇事件，有力地说明了官逼民反的道理，但这还是规模较小的两次民变，而规模比较大的则有苏州的民变和白莲教起义。
苏州民变是魏忠贤派人逮捕周顺昌激起的。正因为周顺昌这样的良吏直臣遭受不白之冤，才激起了苏州人民的义愤。请看当时的情景：
苏州三学生员见周吏部被诬，相约去见抚院毛一鹭。求他缓些开读，好上本申救。毛抚院道：“旨意已下，谁敢乱救。诸生此举，到是重桑梓而薄君臣之意了。”诸生齐声道：“生员等于君臣之义不薄，只是老大人父母之恩太深些。”毛抚院见诸生出言不逊，只得含糊答应，支吾他们出去。谁知市上早有一班仗义的豪杰，相议道：“前日无故拿了周御史、缪翰林，如今又来拿周吏部。若说他贪赃坏法，他是极清廉正直，人所皆知；若说他是东林一党，他又杜门不出，从不轻与人交接。况且与李织造素无干涉，为甚事拿他？这分明是魏太监与李织造通同害人，假传圣旨。我们只是不容他去罢了。”及到开读的清晨，只见周公青衣小帽，早在此伺候。院道各官相继到了，只见一路上的人填街塞巷，人集如山，赶打不开。有司只道是来看开读的，不知内中有个豪杰，起了个五更，在街上敲梆喝号道：“要救周吏部的都到府前聚齐！故此满城的挨肩擦背，争先奋勇来了无数。各官迎接龙亭，进院分班行礼毕，才宣驾帖。忽听得人丛中一片声喊道：“这是魏忠贤假传圣旨，拿不得人！”就从肩上跳出一个人来……说道：“为周吏部的人各拿一枝香去！”一声未完，只见来拿香的推推拥拥，何止万人，抚按各官哪里禁压得住。有一个不识时务的校尉李国柱乱嚷道：“甚么反蛮，敢违圣旨！”只见人丛中又跳出几个人来……上前将李国柱拿住道：“正要剿除你们这伙害人的禽兽！”才要动手，人丛中又抢出几个来，把李国柱揪翻乱打，各官忙叫不要动手，哪里禁得住。打的打，踢的踢，早已呜呼了。那锦衣千户惊得飞跑，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脚，走得没处躲藏，一把抱住抚院，死也不放。那些校尉丢下刑具，除下帽衣，混在人丛里逃命去了。宣旨的礼生怕打，战兢兢的把驾帖左收右收都收不起，早被那班豪杰抢过去扯得粉碎，把桌子一推，把礼生从上面跌下来跑了……足闹了两三日。（第三十五回）
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倒行逆施，激起苏州民变，而且在揪打那些爪牙时则义正词严地声明：“正要剿除你们这伙害人的禽兽！”作者运用这样的语言，画龙点睛似的说明了民心难欺这个千古不易的真理。苏州人民的义举，正是这个真理的有力证明。他们没有谁去领导、组织，出于义愤而纷纷涌上街头，痛打奸贼爪牙，甚至蔑视皇权，撕毁驾帖（皇权的象征），闹得地方官束手无策，甚至连魏忠贤都“心中也觉慌张”，可见声势之浩大，对魏党打击之沉重！
关于苏州民变，可与《明史·周顺昌传》相参证，这里从略。而值得一提的是张溥的《五人墓碑记》。张溥（1602-1641年），明末文学家，崇祯年间进士，授庶吉士。他在崇祯初年组织复社，进行文学和政治活动。张溥的青年时代正是魏忠贤阉党专政、气焰十分嚣张的时期，大批东林党人受到残酷镇压和迫害，这一切，张溥自然十分清楚，他成名以后，以继承东林精神为己任，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进行爱国正义的活动，《五人墓碑记》便是这方面的明证。这篇文章的侧重点是赞扬苏州人民的义举，尤以代表人物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为最。作者用如下的语言描写了他们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而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寥寥数语，而形象逼真，历历如在目前。而对五人之死的意义和价值表示由衷的钦敬并给予崇高的评价：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作者在文末申明，为五人写碑记的目的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纵观全文，苏州人民的义举给阉党的打击之沉重，不仅是“不敢复有株治，而且更重要的是阻止了魏阉篡权阴谋的猝发”，从这个意义上讲，五人之死可以说重于泰山！
魏忠贤及其党羽欺压敲剥所激起的民变，规模最大的自然要数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也叫“白莲社”，其教义含有佛教、明教、弥勒教等内容的秘密组织，起源于宋代，到元代逐渐流行，虽曾遭到过禁止，但参加的人仍旧不断增加。其教义崇尚光明，相信光明定能战胜黑暗，在元、明、清三代常被农民利用，作为组织斗争的工具，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作号召，发动农民起义，元、明、清三代白莲教发动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余次。其中发生在明代的共六次。明末天启年间白莲教起义的领袖徐鸿儒，山东巨野人，万历年间与王森、王好贤父子利用闻香教（白莲教的支派）组织农民，秘密活动达二十年之久。天启二年（1622年），联合景州于弘志、曹州张世佩、艾山刘永明等起义，用红巾为标记，称中兴福烈帝，年号大成（乘）兴胜，设丞相、总监、总兵等官职。分十余部，每部万余人，攻克郓城、邹、滕峄、巨野等县，切断了从江南到北京漕河粮道。同时得到四川白莲教徒的响应。后分散作战，分别被明军镇压，于弘志等失败后不久，徐鸿儒也战败牺牲。
《梼杌闲评》的作者由于历史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并没有正确地写出这次白莲教起义的实质、规模和过程，有的地方甚至作了歪曲的描写。例如把农民起义军称作贼，把一场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说成谋反，在作者的笔下，徐鸿儒是个懦弱无能兼酒色之徒，等等。作者在描写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虽然有这些缺点，但客观上还是反映了这次农民起义的实质：官逼民反。第二十五回“田知县贪财激大变”，便反映了这一点。知县田吉是田尔耕的侄子，因为田尔耕拜在魏忠贤门下，也把田吉引去拜在魏忠贤门下，叔侄都成了魏忠贤的爪牙。因为田尔耕在未得势时曾遭受过徐鸿儒父亲的凌辱，田知县去东阿上任就带着为田尔耕报仇的使命。田吉到任后便传示乡镇居民禁止白莲、无为等教活动，而差人张治、胡镇两次受贿，便在田吉面前敷衍，所以不但没有禁止白莲等教的活动，反而越闹越大，结果连田知县本人也收了三千两银子的贿赂，从而放松了禁令，但又迫于上司的压力，便“把心一变，早将三千金抛入东洋大海”，立即拘捕了张治、胡镇，另差邹县的四个快头、四个壮丁去捉拿徐鸿儒，从而引起了冲突，一个差人被杀，由此触发了白莲教大规模的起义。《梼杌闲评》的作者在叙写这一过程时，紧扣“贪”和“激”两字，道出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客观上真实具体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实质，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