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迷雾，几个故事
《梼杌闲评》五十回中，前二十回所写的可以说是魏忠贤的家史。先是艺人侯一娘与魏云卿（魏忠贤的父母）的爱情关系，而后通过魏忠贤寻母的过程，写了他与傅如玉的婚姻，他与客印月、侯秋鸿的私情。这是魏忠贤入宫前的经历，与宫廷没有什么关系。后三十回，写魏忠贤入宫后的活动，与明末朝政有了直接关系。前后两部分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关系不大，但全书既然是魏忠贤一生经历和活动，那么，前后两部分之间便有着有机的联系，前一部分是全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为了叙述方便，先说魏忠贤入宫后，明末宫廷里发生的几个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故事。这几个故事同魏忠贤篡权乱政、残害忠良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故事：梃击事件
《梼杌闲评》第二十一回写了这件事。那是一个除夕之夜，宫廷里热闹了一阵以后，内官们有家属的都回私宅度岁去了，有事的便在宫廷内服役。只有魏进忠（魏忠贤原先的名字）无家可归，闷闷不乐，“竟和衣睡去”，梦中听得有人喊他“快去救驾”，他“忙出来看时，只见一条彪形大汉，手持一条粗棍乱打进来”。魏进忠拿着器械尽力抵挡，无奈那大汉体壮力大，魏进忠渐渐抵挡不住，正在危急之际，锦衣卫官校领着一百多个兵丁赶到，打倒了那个大汉，捆住捉了起来，“押至午门外候旨”。
这件事惊动了整个皇宫，弄得宫人役吏人人自危，“皇爷震怒”，“旨下着法司严讯”，大有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的架势。谁知审讯的结果是：“罪犯张差，大兴县人，素患疯颠，发时好持棍打人，四邻皆受其害，每被妻子锁禁在家。因除夕其妻有事，未曾防备，被他挣断铁绳，持棍逃出。不合打入皇城，误闯进东宫，并无别情，亦无主使。”一个疯子，持棍误打乱闯，原是平常无奇，算不得什么大事，本可就此了结。可是皇上不肯罢休。他的理由是“张差虽系疯颠，但持棍打入东宫，岂无一人见证？”再次下旨：“该法司再行严讯，毋得故纵，有伤国体。”没有想到，这次“严讯”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张差招出：“是勋戚郑国泰、内相庞保、刘成主使，有三十六个头儿，商议三四年了。欲托红封教高一奎做龙华会，便于中举事。”接着还讲了这次行动的经过：先由庞保把张差领到刘成家，然后把张差领进厚载门，并告诉他：“闯进宫，若能够打死太子，便与你地土，你就吃不了，穿不了，富贵受用，还有大好处哩。”原来是一个既有计划又有组织，目标明确、行动周密的大阴谋，张差已经招出了全部实情，那么万历帝（神宗）将怎样处理这个案件呢？同样出人意料！
法司将张差的供词送到了辅臣方从哲手里。方从哲知道此中的利害关系，便扣下了张差的供词，试探性地另题了一本，道：“张差招出太监庞保、刘成主使，乞发出二人对理。”不出方从哲所料，万历帝果然把奏本留下不作处理，经刑科催促，万历皇帝才下旨道：“张差既系疯颠，何得妄扳太监。该部再严审，定拟具奏。”结果法司“将张差拟了凌迟，其妻不行防守，拟流”，万历皇帝很快就批复“依拟”。这件公案就这样草草了结。
然而这回却使万历皇帝大出意外。张差被“典刑市众”以后，却轰动了宫廷内外。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有鬼，“科道闻此风信，便你一本我一本”，有的指出张差并非疯子，他敢于打入东宫，必定是受主使，目的是谋害东宫太子；有的则弹劾方从哲，指责他“故纵罪人，其中不无情弊”；甚至有的奏本中直言不讳地指责“皇上不慈爱”，闹得万历皇帝心烦意乱，尤其是说“不慈爱”正触着了他的心病，因此，他一见便“天威震怒，即刻传齐文武大臣、九卿科道入乾清宫面谕”。万历皇帝真真假假地作了一通解释以后，指着身边的东宫太子，接着又握住两个孙子（朱由检，即后来的光宗；朱由校，即后来的崇祯）的手给大臣们看，以示自己是“慈爱”之主。很明显，万历帝这是假戏真做，其目的无非是想遮人耳目，平息众怒。乖觉机灵的官僚自然不敢再说什么，但还是有不怕死的直臣敢于挺身而出，犯颜直谏。万历皇帝的“圣谕才毕，忽班中一人面奏道：‘父慈则子孝，乞陛下不必浮词遮饰。惟祈真爱滂流，臣民均仰’”。这无异当头一棒，把万历皇帝的假面具击得粉碎，难怪他立刻“天颜震怒”，喝问：“是何人如此无理？”“即着太监押赴工正司重大问罪”。此人不是别人，“乃是山西道御史刘光复”。结果法司将刘光复判为“拟绞监候，后来光宗登位，方才赦免”。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此重大案件，万历皇帝为什么这样处理？
这确实是个谜，因此历来被称为明末宫廷的几大遗案之一。
其实要解开这个谜也不难，但决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
话还得从明神宗万历皇帝说起。神宗原配王皇后，两人没有感情，皇后形同虚设。神宗专宠郑月娘（后封郑贵妃），但郑贵妃多年不育。神宗同宫女王才人逢场作戏，倒是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常洛，“母以子贵”，王才人得以册封为恭妃。但神宗因恭妃是宫女，嫌她出身低贱，没有感情，即使恭妃生了儿子，也没有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不到恭妃那里去住宿，而是常在郑贵妃那里花天酒地，往往耽误早朝，而后闹得长期不理朝政。神宗的心里，希望郑贵妃生个儿子，把江山传给他。事情也正凑巧，不久，郑贵妃居然也生了个儿子，取名常洵，这自然遂了神宗的心愿，但阴影也随之笼罩在他的心头。神宗心里明白，废长立幼，自古以来，都是取乱之道，在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事例。另外，神宗也怕天下舆论的压力。因此，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神宗。
然而神宗的偏心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他长期不与恭妃母子见面，也不关心他们母子两人的生活起居，甚至连常洛的读书培养也不过问，根本就不提立皇太子的事，在大臣们一再催促之下才勉强同意朱常洛出阁读书，那也并不关心朱常洛的冷暖。《梼杌闲评》二十一回写朱常洛出阁读书的情景，便暗示了神宗对待朱常洛的这种心态：
次日黎明起来，只见天色昏暗，北风凛冽。虽是二月初的天气，北风甚紧，自觉严寒，冷不可当……天气极寒，各官都冻得脸上青紫色，一个个浑身抖颤，口噤难言，都挤在东厢房内避寒。
是日该是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郭正域直讲，他却后到，见殿上无火，也走到东厢房来。恰遇着文书房太监陈保也来直讲，二人揖罢，郭公道：“如此天寒，殿上何以不设火？”陈保道：“旧例：春日讲筵不设火。”郭公道：“礼因义起，物由时变，怎么拘得成例！似此寒极口噤，连话也难说，怎么进讲？”陈保道：“祖制谁敢变更。”郭公喝道：“胡说！若依祖制，仲春则当御罗绢，你怎么还衣重裘？”陈保见他发话，就不别而去。郭公……便叫阶下校尉：“去各官直房里，看可有火都去取来！”众官见他说得有理，齐声称是，都叫各校尉去搜火。少刻，就搜出二十多盆火来，摆在殿上。两旁众官围定烤火，才觉稍暖。
这段文字除了说明神宗对朱常洛的态度之外，还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此时的陈保身上穿着“重裘”，而朱常洛“龙袍下不过御一寻常狐裘”，相比之下，朱常洛的御寒冬衣还不如一个太监，可见朱常洛在宫廷内的地位，从侧面衬托出神宗对朱常洛的态度；二，从郭正域与陈保的争吵中也反映了神宗不爱朱常洛。当时内官房里都有火炉，朱常洛读书的地方偏不生火，郭正域责问时陈保还理直气壮地以“祖制”“旧例”顶撞郭正域，原因不是别的，其中的奥妙是陈保为神宗的贴身太监，神宗对朱常洛的态度，陈保自然一清二楚。其实神宗对朱常洛的态度，岂止陈保一人清楚，满朝文武都明白。
神宗对朱常洛的这种态度，更加强了郑贵妃的夺权野心。她同哥哥郑国泰以及朝内重臣如辅臣方从哲，太监庞保、刘成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密谋策划，要拥立郑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然而每次都被太后及直臣们挫败了，直到密谋指使张差闯宫，妄图打死太子朱常洛，结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至此，前面所说的谜也就可以解开了：一，方从哲为什么不把张差的原供呈报给神宗，因为原供中提到的主使人是郑国泰，他是郑贵妃的哥哥；再说，方从哲原是依附郑贵妃的投机人物，是郑国泰的同党，自然不会出卖同党。另外，方从哲也掌握了神宗的心理，因而敢用瞒天过海的手段，欺骗了神宗，也瞒过了朝臣，从而保护了郑国泰、郑贵妃、庞保和刘成等人。二，为什么直臣指责神宗不“慈爱”，神宗便暴跳如雷，一方面装腔作势地向大臣们解释，并把儿子常洛，孙子由检、由校拉在身边，表示自己的“慈爱”。
“梃击事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只有一个人得到了好处，他就是魏忠贤，因为他活捉张差有功，“太子将他升做尚衣局管事，仍带管皇庄籽粒，遂出入有人跟随”，这为他以后向上爬提供了条件。
第二个故事：红丸事件
《梼杌闲评》第二十三回写了这件事。此时明神宗已死，朱常洛已经即位，“红丸事件”就发生在他的身上。现在先看书中的叙述：
文武勋戚大臣，于八月四日奉皇太子（常洛）登极，发政施仁，克绍前烈。首释刘光复于狱，起用原官。次取熊廷弼，宠赐蟒玉，经略辽阳，以期恢复。励精图治，万几无暇。凡内外一切表章，件件亲阅，犹恐下情难达。一月间，施惠政四十余事。谁知天不慭遗，四海无福，圣躬过劳，致成脾泻不起。太医院用尽良心，不能痊可，下询草泽名医进方。有鸿胪寺丞李可灼，与专管药料的太监崔文升比邻交好。文升见自己终日用药无效，便去与李可灼计较。可灼入内，取出红丸药六七颗与文升道：“此丸乃异人传授神方，专治虚脱之症。虽至危殆，三服再无不愈的。此方以女子红铅为君，百发百中，管你见效。”文升拿了丸药，竟至宫中进御。皇上服下，觉稍稍精神清爽，口称忠臣者再，命赐可灼金帛。俟诸臣退后，可灼复进一丸。谁知不数个时辰，至次日遂大渐了。
这个故事大概写于明末，作者有诸多忌讳，所以写得含糊其词，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奥妙，倒是下面一段材料可以看到朱常洛（明光宗）之死的蛛丝马迹：
孙慎行以“红丸”事攻旧辅方从哲，下廷议。攀龙引《春秋》首恶之诛，归狱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从哲解，攀龙遗书切责之。寻改太常少卿，疏陈务学之要，因言：“从哲之罪非止‘红丸’，其最大者在交结郑国泰。国泰父子所以谋危先帝（指常洛）者不一，始以张差之梃，继以美姝之进，终以文升之药，而从哲实左右之。力扶其为郑氏者，力锄其不为郑氏者；一时人心若狂，但知郑氏，不知东宫。”（《明史·高攀龙传》）
这段材料告诉我们，“红丸”事件，还是郑贵妃、郑国泰、方从哲等人制造的。
原来，郑贵妃在“梃击”事件没有打死太子常洛，没有达到目的，但她并没有死心，仍在暗中窥伺，待机而动。“梃击”事件后，神宗对她的野心有所察觉，除掉了庞保、刘成，遣散了她的心腹，她的力量有所削弱，但几个主要人物仍在朝中掌权，因而她认为仍可挣扎一番。不过，她已不再像原先那样趾高气扬，而是转入暗中活动。因而继“梃击”事件后，她又通过死党陈汝忠发动过东便门之变等阴谋，但都没有成功，于是采用美人计来谋害常洛。她叫郑国泰到江南以重金买来了几个绝色美女，送给光宗（朱常洛），光宗贪色，终因纵欲过度而一病不起。这时，郑贵妃又串通死党崔文升进了泻药，于是光宗腹泻不止，接着方从哲和李可灼又给熹宗吃了“红丸”。所谓“红丸”，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春药，对纵欲过度的人，偶尔服用，或许能添一时精神，但对像光宗那样已经腹泻虚脱的人，服用“红丸”，无异加速他的死亡。
这就是所谓“红丸”事件。明光宗朱常洛终于没有逃脱郑贵妃的毒手！
在这段时期内，魏忠贤也加紧了活动。他看准了机会投奔了魏朝，因为魏朝是光宗朱常洛的宫女王选侍的典膳，王选侍就是朱常洛的大儿子朱由校的亲生母亲，地位自非一般。朱由校有个乳母客氏，与魏朝厮混亲昵，两人便成了“对食”。魏忠贤依附魏朝，自然便渐渐接近客氏，久而久之，乘魏朝不在时，两人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朱由校三岁时，生母王氏病死，朱由校便由客氏扶养。这时魏忠贤唆使客氏告了魏朝一状，魏朝被贬到凤阳去守墓，魏忠贤便接替魏朝做了万华宫的典膳，不久，光宗又把魏忠贤提升为惜薪司二总管。魏忠贤由于同客氏的关系，自然经常接触朱由校。朱由校好玩，特别喜欢削木搭房子、斗蟋蟀等游戏，魏忠贤便千方百计地陪他玩，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可以说朱由校是从小就在客氏和魏忠贤身边长大的，对两人的感情自然很深，这就是两人日后得以专权误国的渊源。
第三个故事：“移宫”案件
这个故事紧接“红丸”事件之后。光宗（朱常洛）死后，诸大臣“哭临毕，即请叩见太子（由校）。良久不见出阁，遍问小爷何在，内侍皆言不知。及遇司礼监王体乾，众问道：‘小爷何在？’体乾道：‘在暖阁内。’杨涟道：‘此时还不出见群臣，何也？’体乾道：‘咱已屡请，都不放出来。’杨涟道：‘你引路，我们同去。’于是各官跟着体乾到暖阁前，不由通报，竟自请驾。小内侍们犹自乱扯乱嚷，只听王体乾高声叫道：‘小爷在此，各官来见！’众官急走到殿前，只见小爷素服面西而立。各官叩见毕，英国公张惟贤上前捧着右手，阁臣方从哲捧着左手，同出乾清宫，来至文华殿上，请正皇太子位。”（《梼杌闲评》第二十三回）
这是光宗刚死就发生的宫廷闹剧。人们不禁会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面大有文章！
原来光宗死后，朱由校被李选侍关在乾清宫的暖阁里，不让他与大臣们见面。李选侍的目的很明确，她“想效垂帘听政的故事”，所以挟持朱由校作筹码，不达目的就不放朱由校出来，及至群臣拥到乾清宫门前，势难阻挡，便叫魏忠贤拉着朱由校的衣服，教朱由校向众大臣宣布：“先帝选侍李氏，诞育皇八妹。自皇妣见弃后，选侍抚视青宫，积劳已久，理宜加封号尊隆”，并下命令立即让部院仪注。直臣如吏部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自然不会答应，理由是：“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何得俨然占居正宫，而殿下反居慈庆宫。殿下仍回乾清宫守丧，次而成大礼。”按照明廷惯例，乾清宫只有天子、皇后可居住，其他妃嫔只有宣召才能进去，但不能永久居住。根据这个规定，李选侍当然没有资格占居乾清宫。但李选侍就是不肯搬出乾清宫，因为她有她的理由。原来朱由校三岁死了母亲，虽然由乳母客氏带在身边，而名义上则是由李选侍扶养。就凭这个理由，李选侍得不到皇太后封号，就不肯搬出乾清宫。
李选侍为何如此强硬？《梼杌闲评》有两句话点破了其中的奥妙：“原来李选侍是神宗郑贵妃的私人，朝臣所谓张差之梃不则，投以簏色之剑者此也。此时选侍骄横，全仗郑贵妃在内把持，即郑氏此时亦萌非分之望。”这两句话有几层意思：一，所谓李选侍是郑贵妃的私人，指的是李选侍是由郑贵妃豢养长大，趁着朱常洛（光宗）完婚的机会，郑贵妃通过神宗的命令送给朱常洛做选侍的，表面上是送，实际上是郑贵妃在朱常洛身边设下的埋伏，是她的阴谋的一部分；二，所谓“投以簏色之剑者此也”。这是郑贵妃在张差梃击失败以后，对朱常洛施行的又一个毒计，也就是说用女色之剑来置朱常洛于死地。朱常洛起初对郑贵妃送来的李选侍怀有戒心，好长时间都不接触李选侍，久而久之，也就放松了戒心，特别是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反而专宠李选侍，虽非死于李选侍的色剑之下，但还是在郑贵妃串通李选侍送来的八名美女的色剑之下送了命；三，所谓“郑氏此时亦萌非分之望”，也就是说，如果李选侍要求封为皇太后的目的达到，那么，郑贵妃自然就得封为太皇太后；如果李选侍得以垂帘听政，郑贵妃自然便成了太上皇，一切权柄都掌握在她的手里，她就可以君临天下，这是她处心积虑、梦寐以求的权力，因而她暗中操纵李选侍占据乾清宫，其用意无非是想达到篡权的目的。
光宗（朱常洛）是九月初一死的，到了初五，李选侍还占据着乾清宫，坚持非要封号不可。这时激怒了忠直的大臣们，给事中杨涟再次上本，说明太子定于初六登极，登极后必须居住在乾清宫，如果李选侍再不搬走，纯属非礼。同时指出，由于李选侍占据乾清宫，她手下的人便胡作非为，如“魏进忠（魏忠贤）、刘逊等擅开宝库，盗取珍奇”，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言下之意，李选侍对此必须负全部责任。最后用警告的口气指出：“宣敕令选侍内使魏进忠、刘逊等，传示内廷，立候移居别殿，安分守礼。而魏进忠亦当念三朝豢养之恩，及此报效，毋谓殿下冲幼，尚方三尺不足畏也。”在忠直的大臣们的一片指斥声中，先是郑贵妃胆怯搬了家，而后李选侍感到势单力寡而不得不搬出了乾清宫。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移宫”事件。
读完以上三个故事，掩卷沉思，就不难发现，这三个故事从头到尾，郑贵妃都扮演了主要角色，篡权夺位始终是她的整个阴谋活动的中心。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小小的贵妃何以能把明末宫廷搞得昏天黑地呢？只要仔细阅读《梼杌闲评》和其他三部有关魏忠贤的小说，就能找到这个答案。作者虽然有许多顾忌，有些问题不能明言直书，但细心的读者仍能在字里行间看到明末宫廷里的明争暗斗、陷害残杀的黑暗局面。例如明神宗沉湎酒色，长期不理政事，昏愦到连郑贵妃害死怀孕的宫女，杀死宫女已生的孩子，他都一概不知，就是张差闯宫欲害死太子朱常洛的严重案件，他都偏袒郑贵妃，不了了之。朱常洛即位以后又怎样呢？说来很是可悲。他不仅是个懦弱无能之主，而且还是个好色之徒，这自然给郑贵妃以可乘之机，用女色把他置于死地，仅仅当了个把月皇帝！朱由校（熹宗）此时年幼无知，谁说听谁的，纯属傀儡一个，这就更助长了郑贵妃的气焰，从而闹了“移宫”这幕戏剧。由此可知，郑贵妃所以能在三代君主期间兴风作浪，自有它的气候，也有它的土壤，再加上那些骑墙的、见风使舵的、趋炎附势的小人推波助澜，郑贵妃得以为所欲为，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一句话，昏君手下奸臣得意，忠臣受害，似乎是历代皇朝的通病，轻则祸国殃民，重则亡国灭族。
三个故事已经讲完。我们回过头来想想，郑贵妃、李选侍得到了什么？竹篮子打水，枉费了心机，其他趋炎附势的小人那就更不必说了。倒是魏忠贤，在这三个故事中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这三个故事却给他创造了爬上高位的有利时机。光宗一死，朱由校登极，郑贵妃等人已经下台，接着便是魏忠贤登场，开始了明末历史上的另一场斗争和杀戮，以上三个故事也是他排除、杀戮异己的法宝，因而我们在讲魏忠贤祸国殃民之前，先讲这三个故事，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