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上的继承和创新
《洪秀全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作为我国长篇小说的一大门类，历史演义小说在明代蜂起以后，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在思想和艺术上形成了优良的传统。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极其明显地继承了优秀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艺术经验，在人物塑造、布局结构以至情节安排等方面加以效仿。同时，这部小说还明显地汲取了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的写法。
黄小配在汲取明、清优秀历史演义小说传统技法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用新的观点评价历史事件，在小说技法上有所创新，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形式有所突破。
清代末年出现了一批历史演义小说，这不是偶然的。晚清政治的腐败黑暗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促使一些作家用历史题材来影射现实，曲折地揭露现实。例如吴趼人的《痛史》，写南宋覆亡的经过，斥责卖国奸臣；《两晋演义》写西晋、东晋混乱的政局。这两部小说影射和揭露当时现实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此外，像李亮丞的《热血痕》，借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之事，宣扬国难当头，要卧薪尝胆，共御外侮。另一类作品则借历史题材，宣传“种族革命”即反清革命，或宣传改革社会。如署名痛哭生第二的《仇史》，演述明朝的灭亡经过，表现异族的侵略，作者自称这部小说能抵得上邹容“《革命军》之价值”；陆士谔的《新三国》借三国故事，设想社会改革方案。总的来说，晚清的历史演义小说虽有可取之处，但在成就上都不及吴趼人的《痛史》和《两晋演义》。
在晚清的历史演义小说中，真正能与吴趼人的作品相匹敌的，就要算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了。
《洪秀全演义》不失为大量历史演义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也不失为整个晚清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下面我们来分析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
（一）关于材料的取舍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依傍史书，依据史书的材料写成小说。“小说所以敷衍正史”（清代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这类小说演述史书，重大史实依年依次写来，虽然也虚构情节，添设细节，对史实加以穿插剪裁，叙描人物也有附会、想象的成分，甚至采用民间传说，但基本史实和重大事件都是有根据的。这就是所谓“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清代章学诚语）。
《洪秀全演义》继承了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的上述传统。全面考察这部作品，即可发现其中的基本情节和人物都是有史实根据的。作者的取材范围，除了以刘成禺的史学著作《太平天国战史》作为主要情节线索之外，还采用了《满清纪事》《太平实录》《南都新录》《取杭政略》等书记载的材料。此外，作者还参阅了当时已刊布的曾国藩的大事记、《杨辅清福州供词》《李秀成自述》等文献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黄小配在材料的取舍方面有自己的标准。他对以前的历史演义小说未能摆脱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观点，表示极大的不满。他在自序中说：“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这是说，以往有些演义小说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观点，实际上是向封建统治者献媚。他斥责那些“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诬蔑洪秀全的太平军是“发逆”、“洪匪”，决心“扫成王败寇之腐说”，也就是要扫除“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腐朽观点。因此，《洪秀全演义》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有利于表现太平军将士“奋然举义为种族争、为国民死”，“为英雄生色”。章炳麟的序言中关于历史演义小说选材立意的见解，是极为深刻的：
演事者，则小说家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亦使田家孺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故国，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
章炳麟这段话主要有以下几个意思：第一，历史演义小说虽然根据“旧史”，但旧史并不都是真实的，要辨别真伪，要有选择和取舍；第二，不排除“街谈巷议”民间传说；第三，表达了强烈的反清革命思想，指出小说的作用在于使田家孺子认识到异族的统治（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些观点与《洪秀全演义》在材料取舍和创作宗旨方面是一致的。
我们且举几个例子说明作者对材料的取舍。如钱江这个人物，《清史稿》和清代笔记都有记载，不过是官僚雷以 的幕客，曾为清军江北大营筹集军饷献策，为人狂傲不羁，后来被雷以 杀害。但是，也有一些野史笔记称钱江担任太平天国的军师、大司马等要职。小说中的钱江，是一位诸葛亮式的重要人物，担任军师、大司马，为太平天国规划大政方针，写下洋洋数千言的《兴王策》，料敌如神，这些情节就见于《近世中国秘史》中的《满清纪事》一卷。作者把钱江作为小说的重要人物，在情节结构上仿效《三国演义》，并通过钱江的《兴王策》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通过钱江的隐退表现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又如小说中多处描写太平天国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二十五回照录《洪秀全致美国总统国书》等等，也见于清代记载。虽然小说中采录的《兴王策》十二条和致美国总统国书均系后人伪造，但也说明黄小配是有一定依据的（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重编说明》，三联书店1954年版）。再如第三十回“石达开诗退曾国藩”中，引用石达开的《答曾国藩五首》，最早见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前人已经查明，其实是高天梅写的。黄小配根据这五首诗，铺叙了一段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的小说情节：
曾国藩看罢，不觉诧异道：“达开有文事而兼武备，其志不凡，我甚敬之！以大敌当前，而雍容整暇，其殆风流儒将乎？”遂传令，退军二十里，让石达开过去。塔齐布道：“达开穷而他窜，我复让之，朝廷其谓我何？”曾国藩道：“彼众而我寡，且达开虎将也，其部下皆能征惯战，实不易胜之；战如不胜，贻笑天下矣。况彼去金陵而过西川，使洪秀全失其羽翼，因而纵之，不亦可乎？”罗泽南亦以为然，遂拔寨退军而去。早有细作报到石达开军里，左右皆喜道：“清军避我矣，长驱而进可也！”石达开道：“不然！彼料势不如我，故示之以礼让；但吾军若到荆、襄，则胡林翼诸军必合而谋我，此时曾军将绕吾后夹击。我军若三面受敌，胜负之数固不可知。我不如亦示之以礼，转辗江西贯湖南绕道入川，有何不可？”遂令大小三军，改道入九江而去。（第三十回）
作者根据五首诗，增饰、装点成富于戏剧性的情节，刻画出曾国藩虚伪狡猾，石达开的雍容儒雅的大将风度，也使小说更加引人入胜。
总之，《洪秀全演义》是根据作者的创作宗旨取舍材料的。作者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既为宣传反清革命、歌颂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服务，又符合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
（二）关于结构布局和艺术手法
《洪秀全演义》在结构布局和技法上明显汲取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艺术经验，又有所创新。
鲁迅曾指出，《三国演义》之后，历史演义小说存在着一种“讲史之病”，这就是“拘牵史实，袭用陈言”（《中国小说史略》）。意思是说，一些庸劣的演义小说，通篇摘录、排比历史事件，用编年的平铺直叙的方法，存在着结构死板、冗长拖沓、语言枯燥乏味的毛病，写得“历史不成历史，小说不成小说”。黄小配在《例言》中评论《东周列国志》时说：“《列国》人物事体太多，笔下难于转动。”就是这个意思。
《洪秀全演义》在结构布局上是经过苦心经营的。
首先，作者以太平军的兴衰为经，选取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为纬，把重点放在金田起事和武昌、九江、南京、扬州等城市的攻守战，以及天京事件和北伐失败，陈玉成驰骋皖、鄂、赣，李秀成主持军政和江、浙用兵。作者有意详叙几个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重点刻画敌我双方几个重要人物，其他则或略写，或一笔带过，达到《例言》中所说的“简而意赅”的效果。
其次，在情节安排上，作者有意仿效《三国演义》、《水浒传》，使情节曲折多变，波澜起伏，高潮迭起。如小说前八回，开篇“穆彰阿惑主”，犹如《水浒传》从高俅把持朝政写起；接着写道光皇帝听信丞相穆彰阿的谗言，一脚踢死太子琏，消息传出，引起两广“盗贼四起”、归安府钱江“沉机应变”，也有《水浒传》“乱自上作”的意思。自第二回至第八回群英结义、洪秀全陷桂平牢、韦昌辉杀妻后义释洪秀全、冯云山联合保良会、杨秀清夺取团练局等，也与《水浒传》三阮撞筹、七星聚义、宋江杀惜放晁盖、梁山小夺泊等，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又如，《三国演义》注意对历史事件的穿插剪裁，把头绪纷繁的史料，组织成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同样，《洪秀全演义》把战场分散、人物众多的错综复杂的革命运动，组织成一个有机结构，展现了它的兴起、发展壮大和逐渐衰亡的过程，写得波诡云谲，慷慨悲壮。
下面，我们从黄小配借鉴我国历史演义小说描写战争的艺术经验，并加以创新发展的角度，再作一些具体分析。
我国一些优秀的演义小说，特别是《三国演义》在情节处理方面，力求变换节奏，做到有张有弛，有时紧张激烈，有时悲壮动人，有时带有喜剧色彩，双方的胜利和失败、激烈交战和政治斗争的唇枪舌战交替出现，斗智斗勇，又文又武，使小说富有跌宕变化。
《洪秀全演义》的作者也深谙这种艺术辩证法。以林凤翔北伐为例，从第二十五回林凤翔被任为平北大都督起，到第三十五回在静海地区自杀，横扫六省，十战十捷，而重点则放在两个情节高潮：一是表现林凤翔老将神威、所向无敌的扬州之战，二是表现林凤翔壮烈牺牲的最后一战。中间还穿插了太平天国上层派别斗争、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衬托林凤翔顾全大局；还穿插李秀成多次打败清军，与林凤翔一南一北，相映生辉。经过作者这样的精心剪裁和巧妙穿插，内部政治斗争和战场两军激战相互转换，使情节波浪式推进。
从总的来看，这部小说是由一个一个的情节段落组成的，一个重大战役或重大事件组成一个情节段落，而几个较小的战役逐渐推向一个重大战役高潮。在重大战役之间，作者往往插入敌我双方态势的讨论，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他战场情况，以至传闻逸事等等，并不一味表现紧张、激烈的气氛和残酷、凄惨的厮杀。从艺术效果来说，这既避免了平铺直叙的毛病，又顾及了读者的欣赏要求。
为了使小说的情节起伏多变，作者有意使双方的胜败相互交替，清军中也有耐战的悍将，太平军名将也有失利的战役。在定都天京以前，太平军势如破竹，暴风雨般胜利进军，但小说也详细叙描了许多恶仗，如冯云山、萧朝贵先后死于向荣、曾国藩之手，就是小说重点叙描的情节。小说后半部，写太平军由盛转衰，但李秀成、陈玉成也打了不少使清军元气大伤的歼灭战。即使像林启荣守九江以失败告终，但也打得清军焦头烂额，战局几经起落。作者往往在一回之内，上半回写清军小胜，下半回写太平军大捷；或先写清军大胜，再写太平军也有斩获。有时先写太平军在甲战场大破清军，接写乙战场失利。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作者精心处理的结果。
在战争场面的描写方面，《洪秀全演义》中的重大战役写得千变万化，各有特点，互不雷同。第四十回“罗大纲夜夺扬州府”和第二十八回“林凤翔夜夺扬州府”，都是“夜夺”，攻取经过却不同。林凤翔的对手是清军胜保的黑龙江马队和出名的悍将张国梁，非同寻常，而林凤翔也是“争功好胜”的大将。双方先在城外决战，林凤翔得手后，就率先攻城，亲冒矢石。罗大纲攻扬州，避开清廷钦差大臣托明阿的吉林马队，攻城则用智取，派亲兵百人混入城内，里应外合，一鼓而定。攻城方法的不同，显然是与刻画不同的人物性格相结合的。
晚清是近代新小说勃兴的时期，也是传统型小说向现代型小说初步转变的时期。《洪秀全演义》的出世，也体现了近代小说在技法上的进步。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继承了讲史艺术的传统，在表现手法上叙述多于描写。具体说来，这类小说刻画人物，一般只叙述一个人物的行动、举止，描写心理、情绪的变化不多；反映事件，往往只叙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侧重故事性，很少有静止的场面描写，环境、气氛的点染也相当简省。《洪秀全演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小说技法有变革，有创新，最明显的就是心理描写、场面描写方面兼容了西洋小说的技巧。如第三十二回写李鸿章从合肥到九江谒见曾国藩，谋求出路。他年轻气盛，以为功名即可到手。不想曾国藩故意轻慢他，先是沐浴，再是洗脚，把他长时间冷落在大营之外。他“暗忖在京为师生时何等投契，今一旦兵权在手，遂忘故旧耶？意欲逃去，忽转念他有什么原故……且远道而来，纵彼以轻傲相加，尽不妨骂他一顿。”他再次求见，很久不见回音，使他愤怒不能忍耐。小说接着写道：过了半天，里面才传出一个“请”字。李鸿章直进帐里，只见堂上只有三五人在谈天说地，指手划脚。忽然见到曾国藩还在洗脚，十分傲慢，李鸿章一言不发，拂袖而出。他走了十几步，只听见曾国藩讥笑他：“少年盛气非大人物也！”他听了如万箭攒心，竟掉头不顾，走出营门，曾国藩也不叫人出来挽留。下面一段描写也相当精彩：
鸿章出了营外，骑上牲口，且行且愤。自忖在京时与国藩何等投契，且蒙他以国士相许；今如此冷淡，薄待故人，试问你国藩有何本领，敢如此相傲！枉自己从前错识了他。想罢，仰天长叹。不禁又奋然道：“岂俺李鸿章舍你国藩一席地，遂无出头处耶？”说罢，约行了数里，意欲奔回合肥，忽又转念道，“自己当初来时，诸兄弟曾以言相谏，阻我之行；奈自己功名心急，又看得国藩那厮太重，致遭此奚落？就令回去，何以见诸兄弟？”想到此情，不禁勒住了马。看看西山日落，暮烟四起，又不知往那里才好。正自着闷，忽见一个农夫迎面而来，鸿章便向农夫问投栖止……农夫道：“……且此间曾帅有示，惧人侦探军情，故生面之人不准留宿……”说罢，飘然而去。
李鸿章又气又恼，踌躇了一会儿，忽见罗泽南策马而来，向鸿章大笑道：“曾帅谓兄才具有余而养气不足，今果然矣。”鸿章一听，心上怒上加怒。忽回头自想，暗忖曾国藩如此相待，难道故意相弄以挫折自己不成？果尔，则自己如在梦中也，便向泽南问道：“罗山此来，有何用意？”罗泽南道：“奉涤公之令，专请足下回去。曾公向言足下头角太露，故为此计，何足下竟堕其术中耶？”鸿章听罢，不觉摇首叹道：“何涤生反能戏吾耶！”泽南道：“天下盛气之人，皆可以戏。何必多怪。”鸿章无语，便与罗泽南策马同回。（第三十二回）
这里写老奸巨滑的曾国藩看透李鸿章“功名心重”的心思，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李鸿章兴冲冲而来，先是疑惑，接着就是埋怨、愤怒，直至气急败坏，但又为了功名，忍辱含耻，自宽自解，甚至还有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层次清晰地层现了人物的心理变化，把人物灵魂深处的隐微部分描写得历历如绘。很清楚，这里已经融入了西洋小说的技法，接近于现代型小说的写法了。
在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中，环境描写特别是自然景物描写相当简省，因为这类小说主要是以叙述故事为主的。《洪秀全演义》在这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如写湘军“儒将”罗泽南被太平军击败，全军覆没，单骑落荒而逃情形：
且说罗泽南自败于冯文炳之手，军士伤亡降溃，已经散尽，只有单人匹马，望东而逃……羞愤交集，且行且愤。已近黄昏时分，但见荒山斜照，倒映疏林，一望皆山原田野，中间亦有农夫耕作，远地又见有些村落，已是炊烟四起。罗泽南停马，向农夫问路，叩以欲回武昌，将由何路前进。……农夫听罢，低头不语。泽南心中大怒，但以为此乃无知农夫，不必与较，仍催马而行，心中自念道：“当初若终身研究理学，设帐授徒，当不至此。”正想象间，忽近一座短桥。泽南不知欲回武昌须过桥否，正自踌躇，回望又无人可问，便欲策马过桥。忽闻枪声响处，罗泽南竟跌在马下，即有一人从桥下飞越而出。罗泽南扬目一望，却是一青年童子，年约十四五岁。罗泽南道：“汝尚年幼，即能为逆耶？”那童子道：“我杀汝，未尝为逆也！”罗泽南尚欲再言，那童子复放一枪，罗泽南登时殒命。（第四十回）
这里的人物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紧密结合，把罗泽南走投无路、死前顷刻间的心情放在荒山落日的环境氛围之中，行文细密，没有“说书人”的口气，极其逼真。这种新的描写技巧，说明作者开始摆脱传统的“说书体”的叙述方式，在章回小说旧模式中孕育了新的表现手法，呈现出近代小说由传统型向现代型逐步转变的迹象。
（三）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黄小配在“例言”中说，“读此书如读《三国演义》”，这是不无原因的。单从小说中的人物来看，作者说：“钱江、冯云山、李秀成三人，犹武侯、徐庶、姜维也。”冯云山是金田起事最早的核心人物之一，善出谋划策，却先死战，就像《三国演义》的徐庶最早为刘备献计献策，却为侍奉老母很快离去；钱江中途加入太平军任军师，运筹帷幄，定都天京后隐退，就像诸葛亮；太平天国后期由李秀成支撑危局，就好像姜维。其他相似的人物形象还不少，如清军悍将鲍超，则俨然是《三国演义》中赤膊上阵的许褚。此外，本书前半部的洪仁发，粗鲁率直、鲁莽成性、快人快语，又何尝不是《水浒传》中的李逵呢？这说明作者汲取古代小说塑造人物的艺术经验，甚至有意模拟。由于这种模拟在整个小说进展中较合逻辑，不是情节和细节的生硬模仿，因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洪秀全演义》在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与古代小说相比，有着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传统小说在人物出场时，人物性格往往“一次定型”，固定不变，缺少发展变化，形成人物塑造“类型化”的毛病。如《三国演义》抓住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加以突出和夸大，“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奸绝”，贯穿全书的始终。《洪秀全演义》的作者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不取一次固定成型的写法，如洪仁发、杨秀清、林凤翔等人的性格都是发展变化的。
二是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美丑判然、善恶分明，也就是“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鲁迅语），甚至优秀作品如《三国演义》也不例外。《洪秀全演义》在这方面有较大的突破。作者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对太平军将领以至洪秀全这样的领导人物，在表现他们的才略和优秀品质的同时，也描写他们次要方面的缺点、弱点，并不把他们写成“神”。作者对清军将领也没有一概丑化，能如实描写，避免了“脸谱化”。
洪秀全这个形象，就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历史上，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自称“天王”，这种教义本来就带有迷信和革命两种成分。在作者笔下，洪秀全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的人，原是不屑仕进的秀才，头上没有灵光圈。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他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反清斗士。小说描写他在教会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
洪秀全……就从国家大事上说道：“凡属平等的人民，皆黄帝子孙，都是同胞兄弟姊妹，各有主权，那里好受他人虐待？……况且朝廷无道，官吏贪庸，专事抽剥，待我同胞全无人理，岂不可恨？”说罢不觉大哭起来。（第四回）
他提出的起义纲领也很有远见：“不宜急说满、汉界限”，“先斥朝廷之无道与官府之苛民”，提醒同胞“外侮频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矛头明确。定都天京以后，他采纳“熟知外国文明政治”的洪仁玕的意见，“参酌中西，改制政法”。他“勤政恤民”，为国事呕心沥血，每天数次议政，保护百姓利益，团结其他将领，具有很高的威信。他还大度能容，倾听不同意见。如在进军途中，采纳正确意见，放弃桂林、长沙，直捣清廷的心脏地区。又如他礼贤下士，在武昌、天京都举行考试，“度量颇为豁达”。当时的“江南名下士”李生呈上一副对联：
一统江山七十二里半
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
这十八个字，讥讽“秀全坐守金陵，不思远取；又讥其在朝文武为不懂政治”，说得十分尖刻。当时“左右请杀之”，洪秀全则认为“匹夫不可夺志”，遣送李生回家。文献记载的太平军火烧孔庙、焚毁书籍等“经史文章尽日烧”的情况，在这部小说里一句也没有涉及到，而是处处叙描洪秀全号令全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至于“天父天兄”、“妖魔”等迷信说教，在洪秀全口里也是一句也没有的。总之，黄小配塑造的洪秀全形象，是一个正面的、革命的领袖人物。
作者在描写洪秀全性格的主流的同时，还写出了洪秀全性格中的另一面。在金田起事后不久，洪秀全就暴露出“不忍之心”，“畏忌”杨秀清，步步忍让。太平军在广西时，杨秀清已有觊觎“九五之尊”的野心，洪秀全被迫答应将来“让其大位”。他见到新老将领之间、广西将领和广东将领之间的矛盾，就用“加封官爵”的办法缓和，结果“封不胜封”。他始终“不忍同室操戈”，杨秀清乘机得寸进尺，最后酿成了空前惨烈的自相残杀的悲剧。其次是“笃于兄弟之情”，包庇安、福二王（即洪仁发、洪仁达）。太平天国后期，安王、福王徇私贪财，进谗妒贤，滥施淫威，使朝政严重混乱，但洪秀全“惟念亲亲之义，不加罪责”，使各将怨愤，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败亡。第三是定都天京以后，“以金陵为根本，不思远图”。他只关心天京的安全，“一闻有警”，就急调各路将领回京，使各地清军有了喘息的机会，太平军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得而复失。清军也利用了这一点，往往在关键时刻派少量兵力佯攻天京，使太平军诸将来回奔波，“徒劳往返”，感叹“今番出军，又成画饼矣！”由于“猜忌”心理作怪，如果太平军诸将稍有迟疑，洪秀全就指斥他们有“异志”，无端地怀疑他们不忠。作者对洪秀全忍让杨秀清的“逼封”充满了同情，对洪秀全容忍其兄飞扬拔扈则表示惋惜，对洪秀全不图进取的保守政策又深感痛心。
《洪秀全演义》塑造了一个性格比较复杂的洪秀全形象，但下笔很有分寸。作者摒弃了一些历史文献和野史笔记中有损于洪秀全领袖形象的记载，如宗教迷信、生活腐化、退居深宫不理朝政、多疑猜忌等等，从自己的创作宗旨出发，合理安排情节和人物的关系，对洪秀全作出了高度评价，又并不讳言他的性格中的缺点、弱点。前面我们说过，黄小配反对描写人物“褒贬过于渲染”，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太平天国革命如燎原之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如果没有洪秀全这样顺应时代潮流的、有先进思想的、有威信的领袖人物，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把洪秀全写得十全十美，那么太平天国后期上层领导集团的内讧、朝政紊乱的情况就无法解释了。
《洪秀全演义》描写清军将领，也不同于明、清演义小说“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小说责备一些清军将领身为汉人，不明“民族大义”，为虎作伥，为清廷卖命，但在具体描写中，却是各有不同，没有一概加以丑化。这部小说描写的清军将领，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太平军最凶恶的敌人，如湘军首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和淮军首领李鸿章等人，突出他们的虚伪和残忍，在写他们的才能和学问时，字里行间透出嘲讽和贬斥。第二类是清军悍将鲍超、张国梁等人，写他们勇悍善战、治军有方，又暴露他们凶残嗜杀、抢掠民财、奸淫妇女等罪恶。第三类如浙江巡抚王有龄、铜陵守将赵景贤、江西巡抚严树森等人，称赞他们的政绩，自奉俭朴、关心百姓的疾苦之类。对清军战将江忠源、李续宾等人，称道他们能尽忠“殉难”，严于治军，智勇果决。总之，作者对清廷大臣和清军将领，能如实描写。
在作者的笔下，满族大臣和将领，既有无德无能之辈，也不乏有谋有勇的“能员”。如多隆阿与鲍超齐名，号称“多龙鲍虎”：僧格林沁以凶狠残忍著称，在战场上手段恶辣。许多满族“能员”足以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并不都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作者这样如实描写，显然是意识到以往的历史演义小说描写人物的不足，避免类型化、脸谱化的毛病，塑造出各具个性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作者写清军中“能员”的能征惯战，也是为了反衬太平军将士的英勇无畏。从全书布局来考虑，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与清军“胜败无常”（陈玉成语），如果把清军将领写得过于腐败无能，就无法解释北伐失利和汉阳、武昌、九江等地相继失守。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洪秀全演义》的一个重要贡献，不仅如实描写太平军的对立面——清军将领，而且写得丰富多彩，各有不同的面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就拿湘军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来说吧，这是两个有着相同特点的人物，他们功名心重，摆出“道学”的架势，儒家的忠实信徒，但我们很容易把他们区别开来；他们都是作者所嘲讽和贬斥的，但他们的言行比较符合情理，人物形象也相当真实。
先看曾国藩。此人号称“知人善任”，也就是善于用人，其实是处处控制他人，妒忌同僚的才干；他一开口就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心怀叵测；他几次被太平军追杀而处于绝境，口称忠臣理当“尽节”，甚至装模作样地写下了“遗书”，内心却十分恐惧，扔下残部只身逃窜。比如他嫉妒二弟曾国荃的才能，以“在家尽孝”为名，千方百计阻挠曾国荃出仕。他对亲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对同僚了。又如他在湖口战败，“计各路合计不下五万人，所存不过数千，损兵折将，何以见人，又不知何以奏报。不如煞性做个梗直，报称全军覆没，仅以身免。”作者深入刻画曾国藩的内心世界，用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一言一行，撕下他“道学”的伪装，可说是入木三分，形神毕肖。
再看左宗棠。他是个急于功名的“后进”之辈，其性格特点是恃才倨傲，又充满投机性。他“不肯向人叩头，不肯向人递手本”，傲视一切，又受到曾国藩的排挤、压制，自叹不得做官。后来由胡林翼保举，襄办皖南军务，很快就独当一面。他自恃才高，急不可耐地要施展才能，甚至上书洪秀全，劝洪秀全“尊崇孔子”，投机没有成功；在江西，他被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包围，正当走投无路之际，得知曾国藩十路救兵赶到，就借救兵之力，乘机赶杀太平军二十里而回，结果“自贪小功致纵大敌”，却还要邀功请赏。
上面我们说过，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往往是一次成型后固定不变的，而《洪秀全演义》则突破了这种写法，有些人物的性格是有发展变化的。现在我们以洪仁发为例，来说明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又一个新的尝试。
洪仁发是洪秀全的长兄，在第二回“群英大结义”时就出场了。起义之前，他本是“赤着双足，头戴蓑笠，手挽犁锄，气象粗豪”的菜农。他“性情憨直，却怀着一副热忱”，表现出一个农民的淳朴。在小说前半部，他虽然“卤莽任性”，但是“性本率直，却是个天真烂漫的人”。太平军将领对他寄予厚望，对他的性急、任性、无礼的举动予以宽容。后来，他不守纪律、喜欢奉承、与人争功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第十回写他与人争功，率军前去降服富川盗贼首领张嘉祥（此人即是后来的清军悍将张国梁），鲁莽误事，酿成大错。他既无才能，又无战功，只因是洪秀全的长兄，就被封为安王。此后，他与洪仁达（洪秀全次兄，封福王）渐渐不听指挥，变得桀骛不驯，性情也越来越“悍暴”，破城后竟滥杀无辜居民。杨秀清与韦昌辉互相残杀、石达开出走以后，洪仁发“性情大异”，变得飞扬拔扈，拥重兵驻卫天京，“只是揽权恃势，妒忌功臣”，大肆贪污，结党营私。他对其他将领无端猜忌，动辄诬告其他将领有“异心”，淫威用事，使得人人自危。太平军将领蒙得恩说：“亡国者，其安、福二王乎！”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等广东派相互勾结，成为瓦解内部团结、使太平天国革命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令人信服地写出了洪仁发这个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逻辑：内在原因是他原有的性格上的弱点，随着地位的升高，妒忌和私欲恶性膨胀；外在的原因是他目睹杨秀清广树党羽，暴露出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已经威胁到洪秀全兄弟的地位，于是他对其他握有重权的异姓将领一概猜忌。此时的洪仁发，已经不是作风朴实、性格率直的菜农，而是生活腐化、为人阴险的安王了。作者在“例言”中说：“是书上半截写洪仁发却好，后半截却不好，何也？盖仁发为受和受采之人，初时何等天真烂漫，其后殆不如矣！得毋观杨秀清之举动，有以变其心志耶？”这段话有两个主要意思：首先是说明了洪仁发性格发展变化的依据，其次是说明了人物性格的流动变化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
《洪秀全演义》在思想内容上冲破了旧的传统观念，在艺术上既继承历史演义小说的优良传统，又在表现手法方面有创新、有发展。我们认为，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