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滴滴，世俗民情
《梼杌闲评》的作者不仅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揭露明末社会的腐败黑暗，就是在社会的民情风俗的刻画中，也显示了同样的作用，有着同样的艺术感染力。例如一个在旧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乞丐，在作者的笔下，编织在整体的艺术结构里，便有了特殊的意义，成为整体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该书作者不止一处写到乞丐，写他们中间的人穷志短、自私自利甚至弱肉强食等种种现象，让人具体而强烈地感觉到那个角落的凄楚情景和浓重的黑暗。但作者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继续铺开深探，直挖到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为止，让人从感性到理性地认识这个社会。《梼杌闲评》第十七回，写到魏忠贤遭到李永贞妻子的白眼冷遇，赌气别了李永贞以后的见闻和遭遇：
进忠（魏忠贤原名）别了永贞，寻个客店安下。次早复进城买了些礼物，雇到宝坻的牲口。才出城，只见一簇花子拦住个出京小官儿的家眷讨钱，被那不知事的家人打了他，他们便一窝蜂聚起有三四百人，齐来乱打乱嚷，将女眷们的衣服都扯坏了。直闹到日中，乱抢东西，只等散了几串钱才散。进忠才得上路，赶到宿店，已是日落。卸下行李，再摸袖内银包已不见了，左摸右摸都没有，只见袖底有一个小洞，五六层衣服总透了，原来被扒手剪去。细想道：“是了，就是从花子闹时剪去的。”
引文中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作为花子敢于拦截京官家眷讨钱，这已经超出乞丐的行为；打架时竟能一下子“聚起有三四百人”，说明乞丐之多，已经形成了一股特殊势力，标志着社会潜伏着强大的不安定因素；乞丐中兼有小偷，说明社会治安的腐败。以上几种现象说明，这些名为乞丐的人，实际上已经兼有小偷、流氓和土匪的性质，这些人的大量存在，说明明末社会的腐败程度。
然而还有比这更为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花子太监。所谓花子太监，是指那些少年净了身而未能做成太监，因生活无着而沦落为乞丐的人。这个奇特的现象反映了明末朝廷的腐败。无论从《明史》或小说《梼杌闲评》等，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明末宫廷，大权旁落，朝政实际上掌握在秉笔太监手里。例如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殷太监秉笔，光宗时由王安秉笔，熹宗时王安被魏忠贤害死，由他替代。这一切都说明了明末宫廷太监权力之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自然影响了整个社会，社会上出现这么多的花子太监就是这种恶劣影响的有力反响。花子太监是一群无牵无挂的亡命徒，他们与强盗土匪没有多大区别。《梼杌闲评》在叙写魏忠贤因秀才殷增光一案被牵连坐了三个月的牢，出来后走投无路，便想起了这条路：
正是人急计生，猛省道：“有了！不若投到花子太监中，各处去拦截客商，掳掠糊口。”进忠却生得身长力大，凡事当先，嘴又能言，遇见柔弱的便用硬降，刚强的便用软取。众花子遂倚他为先锋，弄得来大酒大食的吃。正是：“一日不识羞，三日吃饱饭。”不觉又过了两三个月，时值初秋，天气阴雨连绵，出路的少，没得来路，冷坐了几日，熬不过，便走到章义门酒店内赊酒吃。初起已赊过几次，未曾还钱。这一次酒家便有难色，口中便发起话来，你一句我一句，便斗起来。进忠便一时怒起，拿起酒壶乱打，一时间就拥上三五十花子太监来，把店中家伙打个罄尽。
这些细节描写，作者原意也许是为了叙述魏忠贤的生活经历及由此而引起的性格上的变化与发展。但这些细节在客观上给读者认识那个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梼杌闲评》的作者还从另一个社会现象即人情世态来揭露明末朝廷的腐败黑暗。王安之死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王安是三朝老臣，掌权时行过不少善政，而且也起用和扶植了不少忠良直臣，抑制了一些奸邪势力，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正直的秉笔太监，可是当他被诬陷遭灾发送到南海子净军处安置时，只有两个掌家太监和三四个贴身的毛实跟随，而当这几个跟随也被下令赶走时，这几个跟随却显示出纯正的人情味：
正猜疑间，只见一个小黄门传了上谕来宣读了。众人听见，皆面面相觑，不敢不去，又不忍去。王安垂着两行泪说道：“罢了！咱一人做事一人当，怎么连累你们，你们各自散了罢。”两个掌家含泪道：“孩子们平日跟爷，吃爷的，穿爷的，撰爷的钱。今日落难时，怎忍丢了爷去。”那毛实道：“小的们自幼跟随爷，叫小的们到那里去？生死都随爷罢了。”王安哭道：“这也是你们的好意。只是你们在此做不得甚事，又替不得咱的苦；不要连累你们受苦，不如散去的好。你们此去，须寻个有福分有机谋的跟随他，再莫似咱这没福的，这等疏虞，被人陷害，不能管你们到头。”说罢，放声大哭。众人都哭了一会，只得拜辞而去。（第二十八回）
王安生前有权有势的时候，不用说，侍候他的人自然很多，但当他失势时除了这几个跟随他的以外，“其余的都逃散了”，而在王安被害死以后，作者写道：“那二十四局都怕魏、客两人的势焰，谁敢代他伸怨，一个个摇头乍舌，不敢惹他”，这些交代式的叙述，微妙地揭示了那时官场中的人情世态，势利者众，仗义而富有人情味者寡。由此看来，跟随王安的几个太监也就更显得可贵，说明了人类的真实情感不在上层，而在下层。
这个观点，贯穿了《梼杌闲评》全书。他在描绘那个社会的世俗人情时，有关人际关系的场合，讥刺鞭挞的笔触往往指向官僚或上层社会，而把赞美的目光投向朴实的下层人民，刻画他们的可贵形象，揭示他们的正直善良的心灵，特别是他们的善善恶恶的品质。这方面的例子较多，死难的十几个直臣被捕时几乎都有这方面的描写。例如杨涟被捕时的情景就是这样：
不日由德安府过，那些士民争先来送，不下数万，哭泣之声昼夜不绝。官校见了，亦觉心动，稍存恻隐之心，将他的刑具略松了些，也不难为他。一路上同年亲友，有的道他此去断难生还，送他没用，竟都不理他。又有那怕事的，见他是魏忠贤的对头，恐株连在内，只推不知。到是一路的百姓，互相传说道：“可怜杨大人为国除奸，遭此横祸。”经过乡村镇市，人人来看忠臣。行到河南许州，有个吏部郎中苏继欧，为人长厚多情，与杨公同年，闻他被逮，甚是怜悯。又闻一路百姓到怜他，士大夫们反避他，心中甚是不平。想起他在院中掌堂时，那个不奉承，那个不钦敬，今日就没人理他，仕路人情如此可慨。欲要去见他一面，备了一桌酒饭送到舟中，以表年谊。这才是雪中送炭。杨公见了，到甚心酸，反至食不下咽。想当日掌院时，趋奉者无数，到今日都绝不一顾，惟有苏郎中多情送饭，论平日相交的岂止他一人而已。（第三十二回）
这是个极为强烈鲜明的对比。一路上为杨涟送行的士民“不下数万，哭泣之声昼夜不息”，而那些“同年亲友”或“都不理他”，或“只推不知”，两者之间的反差竟是如此之大！而像苏继欧那样“雪中送炭”的，真是凤毛麟角，难怪杨涟对这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很感“心酸”。这种社会现象说明了什么呢？道理很简单，百姓心里装的是义，他们对善与恶分得一清二楚，对善的赞助往往义无反顾；而仕路上的人心里往往装的是利，人情的厚薄是随利害得失为转移，因而善恶的界限不是十分明确的。作者通过对比，对那些“同年好友”的卑劣心理刻画得入骨三分，从而揭示了世态炎凉的根源所在。
《梼杌闲评》的作者对小民百姓的那种侠义品质的厚爱和对仕宦们的卑微心理的讥刺，随处可见，而对那些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者的无耻嘴脸的揭露和对他们的丑恶灵魂的鞭挞，从不放过。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对比，这种对比使为善者的品质更为高洁，使为恶者的灵魂更为卑污可憎。
我们且看几个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
先看田尔耕。《明史·田尔耕传》说他“狡黠阴贼”。《梼杌闲评》把他的这一性格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形象逼真。第二十四回，田尔耕因渎职而怕丢官问罪，要依附魏忠贤，他的妻子提醒他：“不可，你是大臣嫡派（乐尚书的孙子），到去依附太监，岂不被人笑骂！”谁知田尔耕自有他的人生哲学：“如今时势，总是会钻的就做大官。正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本着这种人生哲学，他便准备了礼物，跪着向魏忠贤献上礼单：
（魏忠贤）看过说道：“你何以送这厚礼？”尔耕慌忙叩头道：“小官得罪老爷台下，望天恩宽恕，足感大德。”忠贤道：“这事非同小可，你怎么不小心盘诘，皇爷着实恼你。如今幸的没有下法司，咱替你包涵了罢。你只来说过就是了，又费这些钱送礼，收一两件儿罢。”田尔耕忙又跪下道：“些小薄礼，送老爷赏人，略表一点敬意。”忠贤道：“既承厚意，不好再却，收了罢。”尔耕又拿过一个手本，跪下道：“小官蒙老爷赦宥，恩同再造，情愿投在老爷位下，做个义子。谨具淡金几两送上，以表儿子一点孝意。”忠贤接过手本，上写着：“倭金二百两。”忠贤十分欢喜，大笑道：“田大哥，你太过费了。才已领过，这定不好收的，咱也不敢当，此后还是弟兄相称的好。”尔耕道：“爹爹德高望重，皇上依重。儿子在膝下，还怕折了福。”于是朝上拜了八拜。忠贤见他卑谄足恭之态，只是嬉着嘴笑。邀他到书房里坐，二人携手入来。尔耕先扯一张椅子，在中间道：“请爹爹上坐！”忠贤笑道：“岂有此理，对坐罢。”让了半日，忠贤上坐，他在左边，只把屁股坐在椅子边上。
这段引文中，田尔耕言行举止所表现出来的丑态，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连魏忠贤这样大奸大恶的人对他的“卑谄足恭之态”也觉得十分可笑。其实，魏忠贤一开始就认识田尔耕，但未点破，原打算吓唬一下就算了事，等到田尔耕一本正经地要做他的“义子”时便一再提醒他们之间原有关系，谁知田尔耕始终不开窍，魏忠贤便不无讥刺地再次提醒他：“田大哥一向久违，还喜丰姿如旧，咱们到老了。”尔耕道：“爹爹天日之表，红日方中；孩儿草茆微贱，未尝仰瞻过龙颜，爹爹何云久别？”忠贤笑道：“你做官的人眼眶大了，认不得咱，咱还认得你！”直到魏忠贤点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后，田尔耕仍是“孩儿”长、“孩儿”短地称呼自己。作者如此精雕细刻，可说剥尽了田尔耕的画皮。
如果再了解一下田尔耕的过去，那么对他所表现的上述丑剧便会有更深的理解，对他的卑污灵魂的憎恶更为强烈，而对作者的描写艺术禁不住会拍案叫绝。《梼杌闲评》第十一回，先交代了田尔耕是魏忠贤妻子傅如玉的姨表兄，他同魏忠贤的关系不言自明。接着便写他的“狡黠阴贼”，具体表现在他引诱魏忠贤做坏事的种种奸诈行为上。
傅如玉对田尔耕了如指掌，不让魏忠贤与他来往，魏忠贤不听，她骂他：“你真是个禽兽，不成人！我说你跟着田家畜牲断做不出好事来。那畜牲在京里跟石兵部同沈惟敬通番卖国，送了沈惟敬一家性命，连石兵部也死在他手里，他才逃到这里。如今又来弄到了我们了。他与你何亲何故？今日来借三十，明日来借五十，你就是个有钱的王百万，你的银子是那里来的，你自己坏了良心，昧下官钱来，把别人去挥洒，是何缘故！”
从傅如玉的骂声里，我们不难了解田尔耕的过去和现在，过去害人，现在仍旧害人。但害人害己，自古而然。田尔耕并没有从中得到教训，继续害人，就在他引诱魏忠贤并串通了刘天枯等人聚赌，做手脚赢了小官儿张惺一千三百两银子，逼着张惺写了一张以田产作抵押的凭据以后，被告到了州官那里，聚赌的人（魏忠贤除外）都被抓了起来，“原来这知州与张惺是同乡，十分用情，那几个破落户没取用，只苦了田尔耕吃苦，打了几次，要追出四百两赃银，仍解回原籍”。这是田尔耕又一次害人害己的具体例证，可田尔耕的贼性仍然没有改变。试看他的表现：
话说田尔耕坐了几日监，打了几次比较，哀求召保出来，变产完赃才释放回来，竟到刘家庄来。门上已知来意，便回他大爷不在家。尔耕坐在厅上发话道：“我本不认得甚么小张，你家要谋他的田产才请我做合手。如今犯了事就都推在我身上，代你家坐牢打板子。如今也说不得了，只是这些赃银也该代我处处，难道推不在家就罢了么！”遂睡在一张凉榻上喊叫。那刘天祐那里肯出来，随他叫骂，没人理他。等到日中急了，提起桌椅家伙就打。天祐的母亲听不过，叫个丫头出来问道：“少你甚么钱，这等放泼？有话须等大爷回来再讲。”尔耕道：“你家没人，难道都死尽了，没得男人，拿婆娘丫头来睡！”那丫头听见这话，飞跑家去了。尔耕闹至晚，便碰头要寻死。刘家女眷才慌了，从后门出去，着人央了几个老年的庄邻来，解劝道：“实在刘大爷自为官司到东庄去，至今未回，等一二日他家来，少不得代兄作法。”尔耕口里夹七带八的话，说出来人都听不得。
读完上面的引文，不用想象，田尔耕的流氓无赖的形象便会活现在你的眼前。
如果把田尔耕的过去和前面他在魏忠贤面前跪拜称“义子”的丑剧联系起来，那么，对他的丑恶表现也就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的本质就是如此，他不可能有别样的嘴脸和别样的灵魂。
认贼作父，往往是趋炎附势者的手段，而像田尔耕那样把姨妹夫认作“干爹”的无耻行径，实属罕见。然而天下事往往无独有偶。田尔耕认贼作父得实惠，崔呈秀便紧随其后，同样摆脱了困境，一跃成了魏忠贤的心腹黑高参。
崔呈秀，《明史·崔呈秀传》说是“蓟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行人。天启初，擢御史，巡按淮、扬。卑污狡狯，不修士行。见东林势盛，将出都，力荐李三才，求入其党，东林拒不纳。在淮、扬，赃私狼藉。”这些，在《梼杌闲评》中有所反映。第三十回，写他再次出场时正是他被高攀龙弹劾，被罢官削籍杜门不准会客的时候，作者对这些作了微妙的揭露和讥刺，书中引玄照道：“闻得老爷（指崔呈秀）巡按淮扬的，那里是个花锦地方。”呈秀道：“地方虽然繁华，这却是个中差，只落得有食用，赃罚有限，要不得钱的。我只因多劈了几块板用，也是慈悲念头，谁知堂高功说我受赃，把我参了，故此注了门籍，不便会人。”
这段对话形象地刻画了崔呈秀“狡狯”的性格特点。玄照刚说两句话，崔呈秀的反应异常敏捷，立刻轻描淡写地支开了最敏感的问题，结果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描越黑；他把自己的被参罢官说成出于“慈悲念头”“多劈了几块板用”，装得颇受委屈似的，真是欲盖弥彰，因为“多劈了几块板用”就被参劾罢官，恐怕几岁的小孩都不会相信。作者就这样用几句平淡的对话，揭示了有关崔呈秀为官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画出了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灰狼”形象。
然而田尔耕已经首先开了无耻之门，崔呈秀便顺理成章地爬了进去。作者在写他跪拜魏忠贤为“干爹”的行动，跟田尔耕一样无耻，一样卑鄙：
呈秀到厅前伺候，只见厅上猩毡铺地，金碧辉煌，中间摆一张太师椅，锦绣坐褥。少刻，有几个穿飞鱼系玉带的内官出来，站立两傍。忠贤是立蟒披风，便服出来，朝南坐下。李永贞带呈秀上厅相见，拜了八拜，忠贤把手略拱了一拱。拜毕，复又跪下，呈上礼单……忠贤笑道：“只来见见罢了，何必又费这事，咱不好收得，还收回去。”呈秀又跪下道：“不过是孩儿一点孝心，求爹莞纳！”忠贤道：“也罢，随意收一两色儿，见你个来意。”呈秀长跪不起道：“爹爹一件不收，孩儿也不敢起来。”忠贤笑着，只得叫人全收了。下坐携着呈秀的手到内书房来。只见筵席已摆现成。忠贤要安席，呈秀再三恳辞道：“为子者怎敢当，请爹爹尊重。”说毕走上去，将自己一席移到东首。忠贤不肯面南坐，也将席移斜些坐下。传杯弄盏，说说笑笑，直饮至更深方散，宛如父子家人一般。
崔呈秀和田尔耕认贼作父的丑剧也有不同的地方。田尔耕是事先不知道魏忠贤是谁，魏忠贤却一见面就认出了田尔耕，但不立即点明，过后才说穿，说明魏忠贤有意拿一下。崔呈秀则事先知道魏忠贤就是以前的魏西山，但不说明，直到第二天魏忠贤想起来他们原是旧交，说明崔呈秀为摆脱困境表现了他的“狡狯”。两人在各自的丑剧中的不同表现，正是作者从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角度揭露官场中的丑恶现象，同时也刻画了魏忠贤既受贿又收罗党羽过程中的贪婪奸诈的伎俩。
然而作者对趋炎附势这个丑恶现象的揭露并未因此停止。通过魏忠贤建生祠的丑行，他又把笔触伸向儒林。给魏忠贤建生祠，原是苏州几个机户信口开河提出来的，魏忠贤却认了真，责成苏州织造李实完了工，结果为首的机户“做了百户”，惹得“个个心动”，“于是想建祠的谄媚成风，以致儒林中生出一班禽兽来，也思献媚于阉宦”，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监生陆万龄。他串通祝监生等人，对魏忠贤谀词满天，说他“德侔孔子”，功“伟于千秋”，于是上本建议在孔庙旁替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见本自然照批不误，并无耻地假传圣旨：“厂臣功高万世，宜并素王。该监生等捐资建祠，准于国子监傍择地兴建。即着该生陆万龄等监督，钦此。”陆万龄接到假旨，便狐假虎威地干了起来，他们把国子监内的“射圃、斋房概行拆去”，又立下祸害百姓的条规：
凡新纳监要来坐监的，勒捐银十两才许进监；拨历的捐二十；科举的捐五两。再访到同堂富足的，勒令额外加捐；穷的也不顾他死活。勒令典当助工。特置加二三的重平子收银，火耗加三，是三人均分。又将监里堆的旧料，道是公物，硬行变卖。工匠稍迟，便大板子重责，比官还狠些……众同堂见了，都纷纷告假回去。举朝官员怒目切齿，都敢怒而不敢言。行道之人亦皆唾骂。
陆万龄、祝监生等人的丑恶行径，剥尽了自身的斯文外衣，露出了“禽兽”的嘴脸。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梼杌闲评》的作者目光相当敏锐，其笔触所指，涉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重大的事件能写出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揭示出光明渐渐被吞食、社会日益陷入黑暗的演变过程；而对细小的事情，哪怕是点点滴滴的细节，也能反映出那个社会的民情风俗，世态炎凉。作者的善善恶恶的界限是那样清楚，褒贬也有分寸。该褒的，不惜同情之笔；该贬的，鞭挞无情。作者用自己的爱憎，引导读者识别忠奸善恶，感受那个社会的腐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