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连种种，七直臣死节
魏忠贤一党阴谋用汪文言的案子伪造供词害死了杨涟等六君子，而他们残害忠臣义士的另一个毒辣手段，便是诬陷株连。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的一席话，就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毒计的明证：“若要一网打尽，莫如加他们一个党字最好，这就同宋时章惇、蔡卞弄伪学的法子。向来原有个东林党。如今邹元标、高攀龙聚众讲学，就是结党的明证。是有不快意的，都牵他入内，何难？”以后的事态就是按李永贞这条毒计进行的。
所谓东林党，实由首善书院而起。首善书院的创始人是邹元标，建院时高攀龙也参与其事。邹元标是个直臣，因与宰相张居正政见不同，被谪居六年，张居正死后，复官，拜吏科给事中，慈宁宫发生火灾以后，上时政之事，其中有一条劝皇帝寡欲养身，谁知被皇上误认为讽刺自己，大发雷霆，与此同时，邹元标又因弹劾宰相申时行的姻亲而惹得宰相不满，邹元标被调往南京，达三年之久，后来又起用他为本部郎中，没有赴任，接着他的母亲去世，便丁忧回家，在家创首善书院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明史·邹元标传》），达三十年之久。光宗即位，起用为大理卿，天启元年回到朝廷，政治上进和衷之说，推荐忠贞的人材，起用被贬的直臣，抨击奸邪，从而得罪了不少人，包括魏忠贤在内。
高攀龙也是直臣，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授官行人。因言论直率，不为万历所喜，罢官家居三十年。熹宗即位，起用为光禄丞，天启元年升为少卿，“梃击”事件发生后，他上本揭露张差的主使人就是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红丸”事件中，他上书指首相方从哲勾结郑国泰，阴谋毒死皇上，应下狱议罪。不久，改任太常少卿，后又改任大理少卿，邹元标建书院，他积极参与。邹元标被弹劾罢官，他要求跟邹元标一起罢归，不许，晋升为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天启四年拜左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时，高攀龙配合行动，力攻魏忠贤死党崔呈秀。崔呈秀穷急，便求救于魏忠贤，魏忠贤用别的事端欺瞒皇上，高攀龙失败，被削籍回乡。
综上介绍，可以看出邹元标、高攀龙都得罪过魏忠贤或魏的亲信，魏党不会放过他们，那是情理中的事。所谓东林党一说，那是魏氏欲加害他们而冠以这样的名称，这在前面所引李永贞的话中说得非常明白。
李永贞按照自己的毒计，串通了几个门客，杜撰了一个《东林衣钵图》，把吏、兵二部，都察院、河南道几个紧要衙门内不附和魏党的人以及与直臣赵南星的相好知交，都网罗在内。而且在所列人名的后面都加上两个候补的，前一个升迁了，就由后两个依次补升。这就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凡是与赵南星、高攀龙相好，都有升迁的希望；凡是不与赵南星、高攀龙相好的，那就永远没有升迁的希望。这个《东林衣钵图》一出笼，便造成了这样一种局势：“那些图上有名的，惟恐陷入党中；那不上图的好不忿恨，道：‘若果如此把持继迷，塞定贤路，我们终身难得好缺。’又有一等原与东林有隙的，你也说东林擅权，我也说东林植党。于是这个参东林，那个劾东林，举朝纷纷的把东林为仇。若说东林党人，都就一齐来攻。”魏忠贤死党把东林党人陷进了众矢之的的绝境，其手段的狠毒于此可见。
然而尤为恶毒的是，他们继《东林衣钵图》后又杜撰了一本《天罡图》，凡在这个图上的人都成了非杀不可的人。例如他们把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上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说什么李三才是晁盖，赵南星是宋江，邹元标是卢俊义，缪昌期是吴用，高攀龙是公孙胜，魏大中是李逵，杨涟是杨志，左光斗是关胜，等等，凡是魏忠贤及其死党所恨的人，都牵连在内。而且图上还留有三十名空白，故意含糊其词，说什么这三十人还没有调查确实，暂且不列出他们的姓名，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他们的毒计如期达到了以下的目的：老百姓果真相信了东林结党擅权，同时也蒙蔽了朝廷，搅乱了百姓的是非，颠倒了黑白。
李永贞的毒计把东林党人陷入了绝境，成了众矢之的，同时给了魏忠贤等死党残害忠良的借口和机会。那些不明真相的大臣以及原本恨着东林党人的奸邪之徒，便纷纷上本交相弹劾东林党人，魏忠贤便一手遮天，假传圣旨，在攻击东林党人的本上下令“降的降，革的革，削的削”，轻而易举地把他痛恨的忠直大臣“一网打尽”，一时里忠臣都陆续离开朝廷，魏忠贤的亲信也就窃据了各处要津。紧接着便寻找各种借口置忠臣于死地，如前面谈到的六君子之死就是这样。然而六君子之死，远未达到他们斩尽杀绝的目的，于是他们串通苏州织造李实诬奏一本，把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俱列入东林党内，罪名也是贪赃枉法。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仍是分头叙述。
李应升，字仲达，江苏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南京推官，断狱不徇私情，曾释放十九个含怨之人，力斩几个奸狡之徒，士民折服，和另一清官林学曾齐名，流传民谣称誉他们两人为“前林后李，清和无比”。不仅如此，就连当地的强横豪族也“叩头听命”（以上引文见《明史·李应升传》）。天启年间，多次上疏，指陈时弊，力主革除隐患，整肃朝政，其中提到外番、内盗和小人是国家的三患，另有疏本要求停止内操并揭露魏忠贤掌握的东厂好用重枷，最重的达三百斤，几天之内就把人枷死，先后死于枷下的已有六七十人，要求废除重枷。另外，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状时，李应升也上疏弹劾魏忠贤，除揭露他是个隐患之外，并要求皇上让魏忠贤引退，最好让魏忠贤自己“引决”以保全尸，等等。这些都触及魏忠贤及其亲信，魏忠贤痛恨李应升那是理所当然，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更是情理中事。
那么，李应升是如何面对魏忠贤的迫害的呢？提拿李应升的锦衣官校到达江阴时：
此时李御史早已知道了，拜别父母道：“孩儿此去，或邀天幸君恩，得以生还，望勿忧虑。”先安慰了父母妻子，然后向众亲友作别道：“李某论劾权珰，褫夺而归，原图燕喜雍睦之乐，不料祸不旋踵。此去多死少生，一死报国，人臣之分，只是父母深恩未报，反不得如乌反哺，于心歉然。幸而有兄有子，不乏奉事之人，我也可放心前去。”亲友闻之，尽皆流涕……亲友们安慰一会儿都回去了。他只留好友徐元修在书房同宿，逐日谈论诗文，不及家事。父母叫他内里去宿，他也不肯，恐对家人妇女哭泣之状，方寸要乱。他竟一无所顾。及至县尊到门，他便挺身就道，止同一个表兄飘然长往，终日路上吟诗作赋，每得佳句便击节叹赏，全无一点愁苦的光景。
李应升不愧是个铮铮铁汉，对人对事敢作敢当。他自己心里明白，此次被捕，必死无疑，因而他在上路前以及上路后，都是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来面对即将来临的灾祸。
我们暂且放下李应升，看高攀龙如何面对这场灾祸？
高攀龙的简历及其为人，前文已作介绍，此处不再赘述。我们只谈他在魏党的锦衣官校来捉拿他的表现：
再说那班官校到无锡来拿高总宪，高公早已知之，说道：“我当日掌院时，因要整肃纲纪，惩创奸贪，才劾崔呈秀，乞行遣戍也。只欲为国除奸，他却避祸投在魏阉门下为子，官校此来，必是仇人陷害我，怎肯把父母遗体去受那无辜的刑法，此去必为杨、左之继矣。我果结党欺君，死也心服；今为仇人所害，岂不是忠孝两亏，我不如死于家，也得保全父母遗体。”暗暗自己筹画定了，也不再现于辞色。
高攀龙的心里很清楚，这次横祸是崔呈秀报私仇而借故陷害他。高攀龙弹劾崔呈秀一事，《明史·高攀龙传》也有记载：“御史崔呈秀按淮、扬还，攀龙发其秽状，南星议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贤所，乞为义儿。”关于这件事，《梼杌闲评》有所反映，但是也许出于整书结构上的考虑，没有过多地渲染，只是在人物的叙谈中略作交代：（小和尚）玄照道：“闻得老爷巡按淮扬的，那里是个花锦地方。”呈秀道：“地方虽然繁华，这却是个中差，只落得有食用，赃罚有限，要不得钱的。我只因多劈了几块板用，也是慈悲念头，谁知堂尊高功说我受赃，把我参了，故此注了门籍，不便会人。”后经玄照勾通，做了魏忠贤的干儿子，得以东山再起，成了魏忠贤死党。这次魏忠贤派锦衣卫官校来抓高攀龙，高攀龙断定是崔呈秀为报私仇而陷害他，可以说查有实据，决不是无故臆断。基于这样的判断，高攀龙心里明白，此去自然凶多吉少，断难有生还的希望，因而反觉心境平静，泰然自若，冷静地处理身后之事：
及闻官校已渡江而来，便叹道：“罢了，今日是我的归期了。”遂吩咐下些家事，命人备酒大会亲友，与众人作别。此时亲友也来得少了，高公道：“刻因赴京在即，故与列位相别，开怀畅饮。”这些亲友也有要劝解他的，也有要为他筹画的，见他全无忧愁之态，反畅饮取乐，到不好开口。酒散后叫取水来沐浴，吩咐家人：“各自休息，不要惊恐，料无甚大祸，让我独坐片时再睡。”先家人都怕他寻死，时刻提防，却不见他着意，此时上下人都倦了，果然不防他。大家散去，高公独坐书房整肃衣冠，焚了一炉好香，展开一幅纸来，写下一篇遗疏道：“臣今虽蒙削夺，昔日却为大臣。大臣义不受辱，今欲辱大臣是辱国也。臣谨遵屈平之遗策，愿效犬马于来生，愿使者持此以覆命。”其大略如此。写毕封固，上书“付长男世儒密收”。到三更时，开了花园门，走到鱼池边，把焚的香带了摆下，向北叩头毕，又遥拜谢了祖宗父母，起身向池内一跳。
我们不厌其烦地摘录以上一段文字，旨在展示高攀龙的为人处事及道德品质。如果我们除去时代的局限以及在他身上的繁文缛礼等封建烙印，单就一个直臣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而论，那么，他的勇于死毕竟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他的死，也是一种抗争，甚至可以说这何尝不是与魏忠贤奸党斗争的一种手段？他的死，是那样平静，那样从容自若，如果不是于国于民无愧的人，是难以做到的，这不是正好说明了高攀龙的人格、道德品质的高尚吗？为此，《明史》把他列为直臣而为之作传，以昭示后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下面请看周顺昌的情况：
周顺昌，字景文，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任福州推官，到任后捕捉税督高寀的爪牙，一点不讲情面。高寀是个贪官，由于重税搜刮百姓，激起了当地民变，劫持了巡抚袁一骥，并把他的两个儿子抓起来做人质，连副使吕纯如也扣押起来。有人提议让周顺昌代理巡抚，以缓解民愤，周顺昌没有同意，因而吕纯如怀恨在心。后升为吏部稽勋主事。天启年间周顺昌任文选员外郎，署选事，在职期间，力主杜绝宴请攀附，抑制投机钻营的丑恶行为，颇有清正廉洁的声誉，在朝不久，便请假回归故里。周顺昌为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在朝期间，巡抚周起元因为触犯了魏忠贤被削职回乡，周顺昌写了文章送他，无所顾忌地斥责魏忠贤。回乡后，魏大中被捕路经苏州，周顺昌设宴为他饯行，并以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大中的孙子，以绝魏大中的后顾之忧。他和魏大中同吃同睡达三天之久，锦衣卫官校来催促魏大中起程时，周顺昌便怒声喝斥他们：“你们不知道世上有不怕死的男子吗？回去告诉魏忠贤，我是以前的吏部郎中周顺昌。”接着便大骂魏忠贤，这些话传到魏忠贤耳里，哪有不恨之理！另外还有两件事，也是周顺昌遭魏忠贤毒手的缘由：一件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倪文焕诬告同官夏之令，终至迫害致死。周顺昌知道以后，便对人说：“以后倪文焕应当给夏之令偿命！”这话使倪文焕暴跳如雷，立即上本弹劾周顺昌，指控他把女儿许配魏大中的孙子，并诬告他贪赃受贿，魏忠贤便假传圣旨，给周顺昌罢官削籍。另一件是周顺昌的同乡吕纯如，因前次周顺昌拒绝救他而私恨未消，在乡居时，屡次在苏州织造中官李实面前搬弄是非，造谣中伤，挑起李实又弹劾周起元，同时诬告周顺昌贿赂朝廷官员救周起元。这些都给了魏忠贤以把柄，便下令逮捕周起元和周顺昌。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魏忠贤为什么不肯放过周顺昌的原因。
《梼杌闲评》对以上事实的描写比较详细，通过细腻的刻画，成功地塑造了周顺昌这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梼杌闲评》的作者在塑造周顺昌这个艺术形象时，分两个步骤，两个侧面来刻画的：第一个步骤是刻画他在家居时的仗义；第二个步骤是刻画他在被捕时的刚毅。如果说前者为后文作了铺垫，那么后者便是对前者补充和深化。现在先看对前者的描写：
官校们带了（魏大中）上船，向北进发，不两日行至苏州。那官校们都向地方官勒索常例，把船泊在驿前。内中惊动了一个士大夫，姓周名顺昌，苏州府吴县人，以吏部员外给假在家。他居官清正，谨慎居乡，平日非公事足迹不入公庭。因见魏监擅权，他故绝意仕进。当日在部时原与魏公相好，闻他被逮过县，心中不能忘情，要去问候他。众亲友劝道：“魏公虽是旧交，因魏监与他为仇，恐他知道又要迁怒，不若只送些礼以尽其心的好。”周公叹息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若他是个贪婪不法的匪类，就是他势焰熏天，与他绝交何妨；他是个为国锄奸的正人，遭此横祸，正当惜他，岂可因在患难而弃之！若说他迁怒，我律身颇无可议，且为朋友也难顾利害。”遂不听众人言，封了书仪竟来看他。此时魏公独坐舟中，正想此后生死未知，家道又清苦，妻子靠何人，好生愁闷。忽闻周吏部来拜，叹道：“空谷足音，何以得此。”又怕官校阻拦，只见周吏部走进舱来，魏公见了，便泪下诉说：“无辜被害，此去生死未知。”周公正色道：“从来人臣为除奸，纵剖心断胫，陷狱投荒，皆无所顾。幸则奸去而身存，不幸则奸存而身死。我自尽职分所当为，至于成败利钝俱不必计。况兄此去，未必就死，何必戚然殊少丈夫之气。”魏公听了，才收泪道：“弟捐躯报国，一死何憾。只为长子虽现随身，只一幼男在家，伶仃无倚，世态炎凉，谁来顾恤！况如今动辄坐赃，家寒将何充抵。恐家中不免追比之惨。家破身亡，宗祀欲绝，是以不觉痛心。”周公道：“此事不必挂心，弟自为兄料理，家中我自照管，即坐赃亦当为君措办，兄可放心前去。”魏公感泣拜谢道：“若得兄垂念，弟虽在九泉亦当瞑目。”周公将书仪送与魏公，也送了官校些银两，才别了。
这段文字，说明了：一、周顺昌在魏忠贤气焰熏天的情况下，不怕魏忠贤的“迁怒”，不怕株连，毅然决然地看望被捕路过吴门的魏大中，这本身就说明了他是个不顾自身利害安危、敢于蔑视权势的硬汉；二、他所尊重和爱惜的是忠诚爱国志士，说明周顺昌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点；三、刻画了周顺昌疾恶如仇的刚正品质。当魏大中为自己的生死忧虑时，周顺昌的一席话可以说是掷地有声，既是对魏大中的鼓励，也是他的思想性格的有力刻画，特别是那句“幸则奸去而身存，不幸则奸存而身亡”，那种与奸邪势不两立的气概，可歌可泣！四，刻画了周顺昌性格的另一个侧面：仗义。当魏大中因家境清贫而虑及身后妻子的处境时，周顺昌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弟自为兄料理，家中我自照管，即坐赃亦当为君措办”。这从朋友的角度来看，周顺昌可以为友情两肋插刀，但我们能否透过这个现象看到，周顺昌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着与魏忠贤死党斗争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实质呢？
周顺昌的为人如此光明磊落、忠肝侠胆，因而博得乡里各阶层百姓的爱戴和尊敬，因而魏忠贤派去的官校想逮捕周顺昌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乡亲们不答应（这一情节放到后面再讲），僵持了三天，周顺昌看到百姓“为我受害，好生不忍”：
想道：“我若不随官校进京，又失了臣节。”遂自来见抚院道：“罪人得罪朝廷，蒙旨拿问，自应受逮，不意酿成大变，几累老大人。但为臣子者没有呼而不来之理，乞老大人解罪人进京。”先抚院要解他去，又怕百姓激怒，这会儿听见他自己要去，便趁水推舟道：“正是！弟等都要具疏保留老先生，又恐违了钦限，得罪反重，还是去的为是。”此时官校逃去的已都来了，府县也打发了他们些银两，叫他们到浒墅关等候。次日周公恐惊动众人，候至夜间，悄悄的上船。至浒墅关寻到了官校，才一同星夜入京。
从周顺昌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周顺昌考虑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百姓的利益，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周顺昌的人格品质为什么得到那么多乡亲的爱戴、尊敬的缘故；而从抚院的言行中，又更深一层衬托出周顺昌在乡亲们中的声望之高，要不是周顺昌自己挺身而出，抚院、府县便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众怒难犯，而正是这个众怒难犯便烘云托月似的突出了周顺昌这个高大的艺术形象。
至于写锦衣官校逮捕黄尊素、周宗建和缪昌期并没有像周顺昌那样投以重笔，这也是作者在结构剪裁上的高明之处；如果每人都以相同的笔墨加以渲染铺陈，非但结构上会显得臃肿冗长，而且在手法上也会有重样累赘之嫌。因而作者只是侧重于他们的清廉及百姓的爱戴来刻画他们的形象。例如写周宗建：
不说苏州百姓仗义，浙江黄御史到得了便宜。且说吴江周御史宗建初任湖广武康县时，官清如水，决断如流，才守兼优，声名大振。抚按交章题荐，后改了浙江仁和县。这仁和县是附省的首县，政务繁冗，民俗淳厚，他下车以来莅事精明，立法极简。审理词颂任你有钱有势的来请托，他概不容情，并无冤枉。征收钱粮任你顽梗，他都设法追捕。合县百姓都呼之为周青天。稍有闲时，便下学训课，士子蔼然一堂。若再得余闲，或与乡之贤士大夫逍遥湖上，或偕德望父老访民风于四野，所以士民德之。及六年，奏最行，取为御史，合郡为他建祠。
这是对周宗建为人为官的简略介绍，然而细细玩味其中的含意，何尝不是一篇出色的颂词！他官清如水，与民鱼水情深，这就难怪升迁时“合郡为他建祠”，在他被捕时两县的“生监、百姓，纷纷具呈保留，为他分辨”。为官如此，可以算得上生前身后的殊荣。作者在淡淡的笔下，蕴含着深深的情意，为后文周宗建被害作了很好的铺垫。写缪昌期的被捕又从另一个角度下笔。
其实缪昌期的死因早在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以后就种下了。那时继杨涟上本的大臣有好几个，但魏忠贤最怕的是杨涟的疏本，魏忠贤的心腹刘若愚就这样说过：“这几个本只有杨涟的本来得利害，件件都是事实”，并建议魏忠贤到皇上面前去哭诉求饶，魏忠贤恼恨杨涟也就可想而知，因而发誓要“把杨涟放倒”。但魏忠贤恨杨涟的同时还恨着另一个人，这就是缪昌期。《梼杌闲评》第三十二回有这样的叙述：
忠贤道：“前日杨涟的本，闻说是缪昌期代他做的。你们可知道？”田吉道：“缪昌期与孩儿交往，他却是个才高有识见的人，怎肯代他做本。”崔呈秀道：“他在院中悻悻自负，与杨涟相好。他在湖广主试，所作试录中，历指古令中贵的弊端。这做本之事未必然，知情或有耳。”忠贤道：“试录是他进呈的，里面伤及咱们也就与劾咱们一般。杨涟的本虽未行，然情理极毒，这定是缪昌期帮他做的。要乘机处咱的是韩
，怎么容得他们在朝？”
从以上的引文中可以看出，魏忠贤一口咬定杨涟的弹劾本是缪昌期帮他 做的，他决心“先把杨涟放倒”，自然不会放过缪昌期，因而借李实的弹劾便下令逮捕缪昌期。
《梼杌闲评》对缪昌期的被逮没有过多的笔墨，只用寥寥几笔，突出了他的冤屈和清贫：
不多几日，又因李实论劾，解了缪翰林进京，这两处的百姓怜他没处叫屈，见苏州有打校尉的事，其中有仗义的道：“苏州人有侠气，我们杭州人独无人心？”……那些官校知道缪公是个清苦词臣，料得诈不出甚么钱钞来，到让他软舆进京。直至涿州地方，缪公恐怕耳目渐近，设有缉访，反带累官校不便，自己要上起刑具来。一路上听他缓行到京。
杭州人究竟为缪昌期做了什么实事，作者没有明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缪昌期都是在朝为官，《明史》上对他与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斗争写得较多、较详细，而对他削职乡居则没有提供什么具体资料，也许这就是作者没有铺叙的原因。不过，《梼杌闲评》的作者在书中通过魏忠贤的嘴，从侧面说明了缪昌期在多次反魏忠贤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树立了这个直臣的形象，弥补了前面所说的不足。倒是对他的清贫的描写颇具匠心，作者不作直接叙述，而用侧面反衬；那些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官校都知道在他身上“诈不出甚么钱钞来”，可见缪昌期清贫的程度，为官一场，两袖清风，令人可敬！
然而缪昌期毕竟不是作者刻画的重点，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周宗建、周顺昌等人，尤以周顺昌的描写最为详尽、细致。试看魏忠贤及其死党对这个直臣审问时的描写便能体会到作者的用意：
过了几日，缪公年老受不起刑，先死了。夏御史亦相继而亡。只有周御史、周吏部等，许显纯定要他招认是东林一党，与周起元请托。周吏部道：“东林讲学，我并未到。就是东林党内纵或有一二不肖的，也不失为正人君子，总比那等邪党专权乱政，表里为奸的人好许多。至于周起元行时，我虽为他作文，这也是缙绅交际之常，我自来非公事从不于谒，有甚请托？”许显纯大喝道：“这厮犹自硬口，不打如何肯招？拶起来！”拶了又夹，夹了又敲。那些校尉因苏州打死了同伙的人，好不忿恨，将他分外加重的夹打。此时周公愈觉激昂，言语分外激烈，竟似不疼的，任他凌辱，只是不招……许显纯见他身子狼藉，若再加刑，怕他死了不便，忙叫且收监。过了数日，又提出来拷问他。周公道：“魏阉害杀忠良，何止我周顺昌一人。要杀就杀，有甚么招？”……那些校尉飞奔上前，打了一顿，把瘦脸打得像个大胖子，青紫了两边。周公兀自高声大骂道：“许显纯你这奸贼！你打得我的嘴，打得我的舌么？”千奸党万贼奴骂不绝口，把许显纯气得暴躁如雷，却又无可奈何。他想了一会道：“把他牙敲了。”校尉上前将铜巴掌侧着，照定牙根敲了几下。可怜满口鲜血直流，门牙俱落。周公并不叫痛，越骂越凶，声气越高……隔了数日，李、黄二御史也从浙江解到，显纯故作威势，摆了许多狠毒刑具，并提出周吏部同审。周公上去，开口便骂道：“贼奴，你徒与阉狗作鹰犬，把我等正人君子任意荼毒。我们不过一死而已，你这奸贼除死之外，你还再有甚法儿加我？我死后名传千古，那阉狗蒙蔽圣聪荼毒忠良，少不得神人共诛。你这贼奴也少不得陪他碎尸示众，还要遗臭万年。”骂得许显纯哑口无言，几乎气死。又叫敲他的牙，把个周吏部满口的牙几被敲完。周公立起来，竟奔堂上，校尉见了，忙来拉时，他已走到公案前，把口中鲜血劈面喷去。许显纯忙把袖子来遮，早已经喷了一脸一身……谁知魏忠贤差来看的人，早已飞报进去。（魏忠贤差官对许显纯）道：“爷心中甚是着恼，着我来吩咐你如此如此而行。”……次日到衙门升堂时，禁子便来递犯官周顺昌、周宗建昨夜身故的病呈。许显纯看了，便叫写本具奏。过了两日，才发下来。发出尸首，周御史还是全尸，只是压扁了。周吏部身无完肤，皮肉皆腐，面目难辨，止有须发，根根直竖，凛凛犹有生气。（第三十六回）
这一段满含血泪的文字，无异于对魏忠贤及其死党残害忠良的控诉书，作者不惜笔墨，一点点，一层层，碎割零剥地撕下这些乱臣贼子的画皮，刨出他们的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世人去识别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与此同时，周顺昌这个铮铮铁汉宁死不屈的直臣形象也就愈益显得高大辉煌！
周顺昌、周宗建死得壮烈，李应升、黄尊素则死得从容镇静，同样感人至深。有关李应升的情况，前文已有所介绍。关于黄尊素，《明史·黄尊素传》说他“精明疆执”“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从他在明廷各大事件的表现来看，这个评价相当中肯。因他屡次击破魏忠贤及其死党的阴谋，故魏忠贤对他恨之入骨。关于李应升和黄尊素两人被害的情况，《梼杌闲评》的描写同《明史》的记载无多大差别：
二公（周顺昌、周宗建）殁后，仅存李、黄二御史在狱。二人也自分必死，却快然自得。李公道:“昔日黄霸被陷在狱，从夏侯胜授《春秋》，苏长公诗书赋诗不辍。我朝胡忠宪，年八十被杖在狱，尚咏《治狱八景》。古人意气高尚如此，我辈何妨相与谈论，访前辈之高踪，为后人谈柄。”两人带着刑具，指天画地，或时商略古事，或时痛惜时贤，或时慷慨悲歌，怕国事日非，或于愁中带笑，或时掩面流涕……那知他们何曾有一念在自己身家性命上。及至追比时，每比一次，李御史只喊：“二祖十宗在天之灵，鉴我微忱！”那些行杖的都惊骇不知何故，依限追比，怎肯稍轻。到后来也就支撑不来，二人自料死期将近。李公想道：“一身虽为国而亡了无遗憾，只是亲老子幼，岂可死无一言？”遂于身上扯下一块布来，啮指出血，写下一幅遗嘱，藏于裤腰内……李公殁了，黄公抚尸痛哭道：“兄今先见二宗于地下，弟亦相继而来。倘英灵有知，早得相从共斥奸邪，当作厉鬼以击贼。”……后来黄御史独坐狱中，郁闷无聊，又遭过几番追比，也是死于狱中。（同上）
读完以上引文，不难体会《梼杌闲评》的作者用淡淡的冷冷的笔法，刻画了李应升、黄尊素蔑视魏忠贤的淫威，从容自若、视死如归、刚毅不屈的形象。
至于周起元的死，作者写得比较简略，写他因诬栽赃款十二万，追逼无度，榜掠惨酷，死于狱中。
以上七位直臣，都因反对魏忠贤擅权乱政、祸国殃民、残害忠良而被魏忠贤用株连的毒计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的。作者运用不同的笔法，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他们不同的赴难情景，刻画了他们各有个性的直臣形象。作者把历史人物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再现于读者的眼前，旨在告诉人们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为了与邪恶势力作斗争，不惜牺牲身家性命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