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演义》的作者黄小配
在近代文学史上，黄小配（1872—1912年）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家。
有人评价黄小配的一生事业，说他“在小说方面的贡献，胜过他在革命方面的功绩，而他的生平，也很像一篇小说”。（杨世骥《文苑谈往》第一集《黄世仲》。这是一篇有关黄小配生平的重要资料）这是说，黄小配积极参加同盟会的实际革命活动，又是一位有成就的小说家；他的一生很有传奇色彩，像一篇小说那样曲折而丰富。
黄小配一生的最后十年，成果累累，异彩纷呈。从1903年任香港革命派报纸记者起，至1912年被陈炯明杀害止，他为着反清革命的目的，创作了中、长篇小说十多种，写了大量反击保皇派的政论文，主办了多种报刊，为同盟会的事务四处奔走，作文倚马可待，堪称奇才。一部《洪秀全演义》，奠定了他的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家代表人物的地位。
黄小配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时代，中国已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灾难深渊。他只活了四十岁。在这短短的四十年间，中华民族遭受了外国侵略的种种奇耻大辱，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例如外国侵略者挑起的边疆危机，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沙俄强占中国东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活动和辛亥革命，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黄小配的小说中，上述重大历史事件都描写到了。他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对中国的贫弱挨打感到痛心，憎恨清政府的腐败，用笔作为武器，专门以历史和现实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为题材，创作了大量小说，鼓舞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为反清革命服务。
黄小配的小说像一面镜子，形象地再现了太平天国革命至辛亥革命为止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这幅历史长卷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空前的民族危机，暗无天日的晚清政治，腐朽丑恶的反动统治者，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以至人情世态，也可以触摸到当时充满忧患意识的社会氛围。毛泽东在1941年说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黄小配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洪秀全演义》到最后一部描写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的《五日风声》，正是反映了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国的独立、富强而奋斗的历程。他的小说内容充实，情节曲折生动，描写细腻，人物形象鲜明，文笔酣畅淋漓。
今天我们读黄小配的小说，回顾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这段风雨辛酸的历史，对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民族自尊自强的信心，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记者、报人、小说家、革命活动家的一生
黄小配生于1872年，名世仲，字小配，又字配工，号棣荪，广东番禺人。他还用过许多笔名，如黄帝嫡裔、禺山世次郎（意即番禺人，排行第二）、嵎世次郎、世、世次郎、世界一个人、棣、老棣等。他出身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曾在书院就读，祖父、父亲都是旧式文人，使他具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因为家道中落，青年时曾一度在广州谋生。
黄小配的生平“很像一篇小说”。当他一踏上社会，就开始了色彩斑斓、曲折多变的人生旅程。
约在1895年前后，他与哥哥黄伯耀一起闯荡南洋，寻找出路，足迹遍及吉隆坡、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据记载，他在新加坡某赌馆当过书记员。1898年，福建商人邱菽园在新加坡主办《天南新报》，鼓吹维新改良，黄小配投稿常被采用，从此开始了他的笔墨生涯。
1901年，孙中山的老朋友、兴中会成员尤列（字维孝，广东顺德人）在新加坡、吉隆坡各埠建立兴中会的外围组织中和堂，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南洋华侨的机构。黄小配与其兄伯耀参加了中和堂的活动。同时，他经常阅读革命派出版的香港《中国日报》，政治思想上由维新改良转变为主张反清革命。这是他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黄小配集记者、报人、小说家、革命宣传家于一身，正是在南洋时期打下基础的。
1902年冬或1903年初，由尤列介绍，黄小配回到香港，担任陈少白等主办的《中国日报》的记者、主笔。《中国日报》创办于1899年，是兴中会的机关报，有副刊“鼓吹录”，用歌谣、曲本、小说的形式宣传革命，影响遍及海外华侨。黄小配来到该报时，正值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论战，革命派的《中国日报》与改良派的《岭海报》（广州）、《商报》（香港）相对抗。就在这一年，党人洪全福等谋划广州起事失败，殉难者十余人，《岭海报》主笔胡衍鹗乘机攻击革命党，黄小配在《中国日报》撰文反击，双方笔战一个月有余。在此期间，黄小配写了大量政论文章，批驳康有为的保皇主张。针对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黄小配率先在《中国日报》连载《辨康有为政见书》，洋洋三万余言，文字跳脱，文笔犀利浩荡。与此同时，章炳麟（字太炎）写成《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6月29日上海《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要刊载，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黄小配与章炳麟的文章，南北遥相呼应，一时传为佳话。在这场论战中，黄小配崭露头角，文名大著。
黄小配在《中国日报》工作约一年，转而协助郑贯公编辑《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1905年，他又与郑贯公合办《有所谓报》（又名《唯一趣报》），该报以文艺小品见长，图文并茂，评论国事，如反对美国迫害华侨的《华工禁约》，号召抵制美国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担任报纸编辑、撰述之余，黄小配集中精力创作小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进入小说创作的旺盛期，他的代表作《洪秀全演义》就在此年6月开始在《有所谓报》连载。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同年10月，孙中山在赴南洋途中，轮船经过香港。由于革命党人冯自由引荐，黄小配与郑贯公、陈少白等登轮谒见孙中山，宣誓加入同盟会。不久，同盟会香港分部成立，黄小配被选为交际员，分管宣传工作和联络海外华侨、广东会党等事务。随着同盟会的成立，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再次掀起高潮。这场大论战，正是兴中会时期的革命派《中国日报》与改良派《岭海报》、《商报》论战的继续。改良派主帅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大块文章，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一再宣扬“不能革命”“不可革命”，危言耸听地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自然暴动”和外国干涉，会导致“亡国灭种”。针对梁启超的“忠君保皇”观点，革命派以《民报》为基地，发表大量文章进行有力反击。黄小配积极参与了这次论战，不过，这时他主要是以小说为武器宣传反清革命，反对梁启超的改良保皇观点。1905年9月，黄小配在革命党人潘达微等人主办的广州《时事画报》上，连载了揭露晚清海关官吏丑恶嘴脸的《廿载繁华梦》。同年10月，激励反清革命的《党人碑》开始在《时事画报》连载。
使黄小配感到意外的是，年仅二十六岁的郑贯公染时疫病逝，《有所谓报》即发生了经济上的纠葛和困难，最后“竟以无妄歇业”。他百折不挠，与其兄伯耀于1906年5月自办《香港少年报》，报纸取名“少年”，含有企盼中国朝气蓬勃的意思。此年9月，同盟会香港分部干事部改选，他又被选为庶务员，并负责联络广东会党和宣传工作。他一面编辑报刊、从事同盟会的实际工作，一面勤奋创作小说。除了《洪秀全演义》在《香港少年报》续载外，又创作小说《宦海冤魂》，从9月起在该报连载。当时广东都督岑春煊宣布粤汉铁路官办，违法占权，黄小配在9-10月间的《香港少年报》上连载长篇论说《岑春煊》。粤汉铁路是在1905年广东等省人民斗争下，从美国手中夺回建筑权的，岑春煊宣布“官办”，一时舆论哗然，黄小配也写了这篇论说进行揭露和抨击。
黄小配的小说作品，最初大多在报刊连载，他也自办报刊作为发表小说的园地。1907年，他还和欧博鸣等在广州创办粤语方言旬刊《广东白话报》，任撰述人，旗帜鲜明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并在5月起连载了小说《黄粱梦》前数回。同年，他还与黄伯耀办了小说旬刊《中外小说林》。在这个重要的晚清小说刊物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宦海潮》，还续载了《黄粱梦》。
从1905年到1908年，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黄小配接连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产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钦佩。这些小说，集中揭露了晚清统治者的腐朽丑恶，猛烈抨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很显然，这些小说都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反击梁启超的保皇立宪观点，鼓动反清革命。1907年夏，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在海外华侨中进行活动。黄小配1908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大马扁》，把康有为写成“招摇海外”的“棍骗”，一个大言欺世的“伪圣人”，就是一部直接打击保皇派的小说。
1909年，香港《实报》馆出版了黄小配的《宦海升沉录》，这部小说从袁世凯投靠李鸿章到出任北洋总督，最后被排挤下野为止，囊括了甲午战争至光绪、慈禧去世这十多年间的重大政事，但全书的重点是“满汉之争”，也就是表现清朝满族群臣合力排挤汉族大臣的，抨击保皇派康、梁的“非排满论”。1909年底，他又在《南越报》连载《朝鲜血》，再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朝鲜而引发的甲午中日战争的过程，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无耻行径。
黄小配的小说不仅有历史题材的，而且还有以时事为题材的“近事小说”。他的政治眼光之敏锐，创作速度之快，令人惊叹。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奋战一昼夜后失败。黄小配亲历其事，当即搜集材料，写成“近事小说”《五日风声》，从5月起在广州《南越报》连载。这篇长达三万余言的作品，翔实记载了起义准备、战斗经过，以至黄花岗收葬烈士，实际上是一部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作品。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为了响应武昌起义，黄小配作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联络员，在广州设立机关，联络各路起义民军。11月9日广东光复，他还与黄伯耀创办《新汉报》，作为革命舆论宣传的喉舌。广东省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府，同盟会成员执掌政权，胡汉民任都督。这时候，广东各地民军云集广州。黄小配是同盟会早期会员，在同盟会中长期负责联络各地会党的工作，与民军首领比较熟悉，被任命为广东民团总局局长（或副局长），兼任广东军政府枢密处参议。
黄小配担任广东民团总局局长期间，负责民团的整编和给养事务。民团又称“民军”，广东各路民军响应武昌起义，为广州的光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成分比较复杂。胡汉民到南京任总统府秘书长，接任广东都督的陈炯明为了控制民团总局，以加强民军之间的联络协商为名，成立“军团协会”，自任会长，黄小配兼任副会长。各路民军云集广州，粮饷供应困难，发生了有的民军首领带枪到财政司署逼索军饷的事。广东都督陈炯明拟定了裁编民军的计划（据记载，当时被裁撤的民军约九万人），黄小配表示反对，双方产生了分歧。有关当局责难黄小配对民军约束不严、无力控制，认为他反对裁撤民军，是想借各路民军的力量掌握重权，还诬陷他侵吞了民军的军饷。
1912年2月14日，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在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武力威逼下，作出退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迫辞职，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再回广州任都督。陈炯明在离职前，于4月9日签署《拿办黄世仲令》，以“严肃军纪”为借口，把黄小配逮捕入狱，并以“侵吞军饷”“图谋不轨”的罪名下令枪决。4月25日胡汉民回到广州，未经核实，即于1912年5月3日杀害了黄小配。
黄小配被杀时，年仅四十岁，正当创作力旺盛、艺术上更趋成熟之时，令人惋惜。
黄小配的生平的确“很像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的结尾，正是在主人公生平事业的顶峰打上了句号。
这位晚清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家的代表人物，在兴中会时期就投身革命，参加同盟会后，在联络华侨、各地会党力量和致力于反清革命宣传方面，不遗余力。他最终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同盟会老会员多有为他鸣不平的。关于他的死，文献记载虽有歧异，但有一点比较清楚：他身后“绝非富有”，“侵吞军饷”罪也不至于立即枪决，看来他反对陈炯明裁编民军、排除异己的做法，是一个重要原因。据黄小配的老朋友、当时了解内情的革命党人冯自由说，他在下狱前，刚为儿子完婚，由于报纸渲染张扬婚礼的铺张奢侈以及各路民军首领纷纷馈送贺礼情形，为人落拓不羁，加重了“侵吞军饷”的嫌疑。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的“同志”诬杀了。
（二）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
黄小配创作小说，始于1903年任职香港《中国日报》，止于1911年辛亥革命。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他一共创作了多少部中、长篇小说，现在我们所能知道的，至少有十六种之多（详见《文学遗产》1989年第二期颜廷亮《黄世仲作品诸问题小辨》及附录《黄世仲小说十六和系年》）。
这十六部中、长篇小说，除了前面提到的《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一名《粤东繁华梦》）、《党人碑》《宦海冤魂》《黄粱梦》《宦海潮》《大马扁》（一名《大马骗》）、《宦海升沉录》（一名《袁世凯》）、《朝鲜血》（一名《伊藤传》）、《五日风声》以外，还有：
《陈开演义》（演述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在佛山起事及失败经过）；
《镜中影》（写庚子事变及义和团运动）；
《广东世家传》（写广东世家豪族潘氏、卢氏的盛衰）；
《新汉建国志》（写辛亥革命前二十年的“中国革命之运动”）；《岑春煊》（写晚清官僚岑春煊的宦海浮沉）；
《十日建国志》（1911年11月起在《新汉报》连载）。
另有戏剧《火烧二沙头》一种。
从思想、艺术的成就以及流行的广泛性来说，黄小配的小说当推《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潮》《宦海升沉录》和《大马扁》最重要。下面重点评析他的主要小说作品，兼及他的其他小说。《洪秀全演义》是他的代表作，留在后面介绍。
《廿载繁华梦》
全书共四十回，1905年起在革命党人办的《时事画报》上连载，1907年《时事画报》社出版单行本后，上海、汉口等地有单行本，风行一时。选入阿英《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三卷》下册。
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周庸祐，实际上是影射广东大买办周东生（用“别号栋臣”谐音“东生”），以他的暴发至败落为主干线索，以甲午、戊戌、庚子这些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背景，集中反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晚清政治的黑暗腐朽，揭露买办化的官僚，作者宣传反清革命的意图极为明显。
周庸祐原是市井无赖光棍，把祖上的家产荡尽了，只得挑一担行李，投靠舅父傅成。傅成在广东海关任库书（管账会计），虽然职位卑微，但每年措办数万两金叶进京，由他经手，任意抬高金价，从中渔利；或移用公款发放高利贷；借查缉走私船只为名，对平民敲诈勒索；甚至还造两本账册，真册由海关大臣和库书掌握，假册拿来虚报皇上。傅成任库书数年，靠瞒骗偷漏，积了数十万家私。周庸祐来后，做了傅成的帮手，大肆侵吞库银。
几年后，新任总督张某得知海关舞弊，要查办库书。傅成恐丑事败露，就想逃往香港。周庸祐乘机用七万两银子的代价买下库书的职位，但他只付了四万，翻脸不认舅父。当时海关大臣晋祥与恭亲王府有瓜葛，总督碍于情面，终于不敢追究。周庸祐贪污更加肆无忌惮，由此暴发，回乡夸富，娶妻邓氏。晋祥死后，周庸祐勾搭了晋祥的宠妾香屏，夺占了晋祥的家产，侵吞了他的巨额赃款。周庸祐穷奢极欲，气死了邓氏，就续娶海关职员马竹宾之妹马秀兰为继室。
为了勾结接任的海关大臣，经马竹宾介绍，周庸祐进京结识了京官联元，“官场当比商场弄”，竟用三十万银子贿赂当道，使联元谋得广东海关大臣之职。联元到任后，海关大权由周庸祐操纵。周庸祐又联络官绅，号称“十二友”，互为羽翼，甚至操纵考试，收受贿赂。此时又传出总督张某查办海关的贪污问题，周庸祐大惊，从海关公款内取出五十万逃往香港，在香港置办产业。不久，张总督离任，周庸祐又回到海关，发现同事佘庆云账上亏空公款五万。周庸祐以前侵吞库银三百万，全由佘庆云指点诀窍，此时却翻脸无情，贿通南海县令将佘庆云捉拿查办。此后，周庸祐把库书的职位让给周乃慈，自己每年白拿十万。
周庸祐贪得无厌，携带巨款进京谋捐道员衔，路过上海时买下金家姊妹，用金钱美人求宗室宁王荐他任驻英国头等参赞。消息传到周府，贺客盈门，排场奢糜，除夕烧香时焚毁宅院，马氏迁居香港，依然挥金如土。周庸祐回到广州，打着种种花钱捐来的职衔，回乡谒祠，大肆炫耀。第二房太太伍氏见周庸祐和马氏胡作非为，活活气死了。周庸祐的好友梁早田经营煤矿亏折，由马氏接办，损失巨大。周庸祐等梁早田死了，就依仗权势，把梁早田与他人合办的“盛字号”铁矿公司抢夺过来，强占了产业。此时他“妻财子禄”齐全，妻妾成群，用巨款捐了四品京堂候补，他更为得意，挥金如土。
此时德声任海关大臣，因金价大涨，每年又按原价措办金叶进京，所以亏空极多，请周庸祐帮忙挪用亏空款项。岂料周庸祐不顾情面，一毛不拔。海关大臣德声走投无路，怨恨周庸祐因财失义，只得吞金自杀。德声自杀之后，周庸祐又串通库书周乃慈，从库中盗取巨款，却算在海关大臣的亏空项下。他乘人之危发财，扩建住宅，一条长街占了一半，宅内陈设无奇不有。此时发生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天津地区饥荒严重，广东慈善机构要周庸祐捐助义款，他却一毛不拔，声称自己的产业在香港受外国人保护，情愿送钱给洋人，也不愿送给中国饥民。
周庸祐已“富到极地”，因三品京卿是个捐来的虚衔，就想谋得驻外国公使的职位，设法求助宫廷势力，结交了有权势的太监弥殷升，用金钱打通王公大臣关节，一切顺利，就回香港等候任命。
岂料朝廷因连年国费浩繁，向外国的赔款又多，就裁撤了海关监督，海关归并两广总督管理。周庸祐断了财路，心中忧惧，只得嘱库书周乃慈将历年账目认真打点，消除贪污的证据。这时候，被周庸祐栽赃而入狱的佘庆云已刑满出狱，声言要上告总督衙门，并以揭发周庸祐制造假账为要挟，勒索巨款，没有达到目的，就怫然而去。周庸祐又得知新任总督金敦元（影射两广总督岑春煊）极有勒索富户报效朝廷的手段，十分恐惧，就加紧办理出使大臣的手续，还准备百万元向金总督和佘庆云贿赂，平息查办海关贪污案。不料佘庆云已向金总督告发了海关舞弊详情，周乃慈走投无路，打发妻子携细软逃往香港，自己留下遗书，大骂周庸祐，吞鸦片自杀。
金总督把数十年来海关的账目，自傅成起，一直查到周庸祐、周乃慈。因周庸祐即将出国赴任，便用电报参劾周庸祐“亏空库款甚巨”，需要彻底清查。此时周庸祐已到上海，得知消息后吓得魂不附体，向北京王公大臣求情也无效，为了逃避追捕，躲进同乡的密室。金总督未能捉住周庸祐，就将他先行革职，查抄家产。马氏早已得到消息，将府中财物运往香港。查抄时，只有家人仆妇在场，轰动了整个广州城。
马氏在香港，庆幸财产已大部转移过来，就全数存入洋行。金总督见抄没周府的银钱很少，就照会香港总督，要查抄周庸祐在香港的产业。港督以“政体不同，不能乱封民产”为理由，拒绝查封。周庸祐从上海乘轮船南逃，到香港时不敢登岸，在船上与马氏相会，嘱咐家事，经新加坡到暹罗，重寻安乐窝，逍遥海外。
后来周庸祐得知金总督已离任，就向新任总督周某通关节，周总督也不再追究。周庸祐回香港重振家业，不料他的各种产业、股票的代理人已反客为主，不准他动用分毫；加上众侍妾挟带钱财四散走尽，马氏也不顾夫妻之情，不肯拿出私蓄。此时金总督再回广州任职，周庸祐怕自己被提解回广东，只得再回暹罗，后来不知所终。
这部小说以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这段历史作为主要背景，演述广东大买办周东生从暴发至败落的历史，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在创作意图上宣传反清革命；二是在技法上刻意模仿《红楼梦》。
广东海关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全书演述主人公周庸祐二十余年的历史，始终围绕海关展开，很能看出作者在选材和立意方面的匠心。海关是当时所谓“天下第一美缺”，你看：从卑微的书吏到海关大臣，他们侵吞天文数字的巨额库款易如反掌，借“缉私”之名肆意敲诈平民；他们进贡金宝供宫廷挥霍，还用贪污的库款通关节，贿赂上司以至王公大臣、宫廷中有权势的太监；他们用贪污所得捐纳高官，置家产，买美妾，挥金如土；他们谄媚洋人，还把自己的不义之财转移到香港，买洋行的股票。当他们的罪行败露时，因为钱能通神，总是逢凶化吉。正如第四回周庸祐所说的“做官如做商”，也就是“官场当比商场弄，利路都从仕路谋”。从作者对晚清广东海关内幕的揭露，可以看出这个民穷财尽、国势极度衰微的清王朝的末日即将到来。广州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广东海关集中反映了晚清统治者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可以看出清王朝加速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作者在叙描“做官如做商”的官场伎俩的同时，用更多的笔墨穿插描绘社会情状、日常起居、家庭琐事，有意用生活本身来揭示全书的主题。周庸祐由书吏起家，广置产业，纵情声色，但好景不长，势尽则倾，“转眼田园易主，阅阀非人”，“繁华富贵，必有个尽头”。全书最后，他给马氏的信中说：“使廿年事业，尽付东流，回首当年，如一场春梦。”周氏家族的败落，反映了晚清时期买办、巨绅、上层官僚的某些共同点，表现了晚清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体地说，周氏家族的败落，暗示了二十世纪初的清朝腐朽统治行将崩溃的历史命运。
事实上，作者有意将周氏家族暗喻当时的清王朝。周庸祐暴富之后，更加贪得无厌，他的原配邓氏夫人屡劝无效，被活活气死。续弦马氏夫人和二姨太伍氏成了大家庭中的两大权威，而那些不得宠的姬妾们，也隐然分为两派，明争暗斗。特别是长子应祥是二姨太伍氏庶出，幼子应昌倒是马氏所生的嫡子，马氏与伍氏为争夺继承权多次大闹。由于马氏专横精明、刻薄骄悍，伍氏败下阵来，气恼吐血而死。如果我们联系当时清室宫廷斗争情况，那么，周氏家族的象征意味就很明显了。又如书末有咏马氏诗是这样的：
势埒皇妃归有名，檀床宝镜梦初醒。
妒工欲杀偏房宠，兴尽翻怜大厦倾。
……
骄奢且足倾人国，况复晨鸡只牝鸣。
这里用了“牝鸡司晨”的典故，牝鸡就是母鸡，这是说母鸡不能打鸣报晓，正如马氏独断家政，骄横妒悍，加速了周氏家族的败落。这首诗是符合小说所刻画的马氏形象的，但我们也不难联想到，清王朝不也正是西太后独断政事，倒行逆施，导致了“倾人国”、“大厦倾”的结局吗？在晚清小说中，用一个家族暗喻、象征汉民族或清王朝，是很流行的常用的手法。
周庸祐的形象也刻画得相当成功。
“一条光棍起平空”。周庸祐从一个光棍无赖，挑了一担破烂行李进广州投靠舅父，却青云直上，成了广东首富，升任三品京卿、出使大臣。这个形象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鲜明烙印，是这个行将崩溃的社会的产儿，极富时代色彩。他不是科举出身的“名士官僚”，不是阀阅世家的纨绔子弟，也不是八旗子弟。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帝国主义的买办手段和封建社会的官场伎俩的结合，具有投机性、冒险性和聚敛财富的疯狂性。他的贪污贿赂和混迹上层官场的卑劣行径，当然是封建末世的统治阶级的普遍现象。例如，海关大臣晋祥死后，他勾引晋祥之妾香屏，夺占晋祥的巨额家产，然后把香屏一脚踢开，显出他如何狠毒而工于心计；又如，他的舅父傅成原任库书，他只是个帮手，当传出总督要查海关账目时，傅成去香港暂避，他却落井下石，乘机夺占了傅成的库书职位，显出他如何六亲不认、恩将仇报。再如，他的豪奢荒淫是惊人的，但当八国联军入侵后天津发生灾荒，慈善机构向他募捐时，他竟十分吝啬，时人给他一个“一毛不拔”的混名。这一切，当然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
但是，周庸祐这个形象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买办化官僚的典型。近代广东大买办周东生是周庸祐的原型。周庸祐不是封建社会一般的贪官污吏，从他的思想行为到生活方式来看，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帝国主义的买办。他把聚敛的财物，一方面疯狂地挥霍，一方面又在香港购置产业、买洋行的股票，当抄家时，两广总督也对他无可奈何。他住宅的陈设也是西洋化的，甚至有当时广州未尝见过的“电气风扇”等最时髦的洋玩意儿。他向洋人献媚，声称自己受洋人“保护”。当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地区发生严重饥荒时，小说这样描写：
（周庸祐）问道：“现时助款，以何人为多？”就中一位是姓梁的答道：“这都是随缘乐助……总求大人这里踊跃些便是。”周庸祐道：“天津离这里还远得很，却要广东来赈济，却是何故？”姓梁的道：“我们善堂是不分畛域的，往时各省有了灾荒，没一处不去赈济；何况天津这场灾难，实在利害，所以各处都踊跃助款……可见天津灾情的紧要，何况大人是广东有名的富户。怕拿了笔在手一题，将来管教千万人赶不上！”说了这一场话，在姓梁的本意，志在感动周庸祐，捐助多些。只周庸祐哪有心来听这话？待姓梁的说完，就顺笔题起来写道：“周栋臣助银五十元。”那姓梁的看了，暗忖：他是大大的富户，视钱财如粪土的，如何这些好事，他仅助五十元？实在料不到。想了要再说几句，只是他仅助五十元，便说千言万语，也是没用，便愤然道：“今儿惊动大人，实不好意思，且又要大人捐了五十元之多，可算得‘慷慨’两个字。但闻大人前助南非洲的饥荒，也捐了五千元。助外人的尚且如此，何以助自己中国的，却区区数十，究竟何故？”周庸祐听了，心中怒道：“俺在香港的时候，多过在羊城的时候。我是向受外人保护的，难怪我要帮助外人！且南非洲与香港同是英国的属地，我自然捐助多些。若中国没什么是益我的。且捐多捐少，由我主意，你怎能强得我来？”说罢，拂袖转回后面去了。姓梁的冷笑了一会儿，对骆子棠道：“他前儿做过参赞，又升四品京堂，难道不是中国的不成？且问他有这几百万的家财，可是在中国得的，还是在外国得的？纵不说这话，哪有助外人还紧要过助自己本国的道理？也这般没思想，说多究亦何用？”便起身向骆子棠说一声“有罪”，竟自出门去了。正是：虏但守财挥霍易，人非任侠报施难！（《廿载繁华梦》第二十八回）
这里描写周庸祐公然站在侵略者一边，甘当洋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个形象，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买办化的官僚阶层是很有意义的。作者通过揭露、鞭挞这个人物，唤起读者的爱国热情，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确实是很有战斗性的。
《廿载繁华梦》在写法上有意模仿《红楼梦》，着重于日常起居、人情物理、家庭纠葛的描摹，通过一个家族的盛衰，寄寓清王朝必将灭亡的历史命运。周氏出身卑微，陡为三品京卿，广东首富，广东海关作为清廷聚敛财富、搜刮金宝的官署，与曹氏家族及江宁织造相类。周府盛极一时，荣华富贵二十年，最后被籍没抄家，在情节结构上与《红楼梦》相似。叙描妻妾争宠、嫡庶矛盾和家庭琐事，也刻意仿效《红楼梦》的情节。在人物刻画方面，马氏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王熙凤。至于有些细节描写和场面描写，也大有《红楼梦》的笔意。当然，这部小说并未一味效颦。作者通过家庭琐事反映晚清政治，有着进步的思想倾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革命党人冯自由回忆说：“世仲为撰《廿载繁华梦》小说，书中演述富绅周某宦途及家庭琐事，绘声绘影，极尽能事，大受社会欣赏。在清季出版之社会小说名著中，此书实为巨擘。”（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此文是有关黄小配生平的重要资料）
《宦海潮》
这部小说在1907年的《中外小说林》连载过几回，1908年由香港《世界公益报》排印单行本，共三十二回，标明“广东近事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广东南海县张任磐，实际上是影射清末外交官张荫桓（1837-1900年）。张荫桓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曾在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1885年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1890年回国后任户部左侍郎，戊戌政变时倾向变法维新，政变失败后被充军新疆，1900年被杀。小说叙描张任磐一生的宦海浮沉，与张荫桓的经历大体吻合。
张任磐幼年时有“神童”之称，可是到二十岁，连一个秀才也没有考中，成了市井无赖。他的父亲经营商业，叫他与姻亲利宗岳一起进京，参加北闱乡试。利中岳结交了清室贵族，打通主考汪鸿藻的关节，中副榜，又捐得道员，分发山东试用。任磐名落孙山，回佛山原籍，设私塾教学生，没有人就读；挂牌行医，又医死人命，竟至游荡街头，“家庭视同陌路，世人以白眼相加”。后来勾结地方恶霸，用县丞的名义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被上司惩革了。在走投无路之际，得知利宗岳已任山东道台兼盐运使，由妓女银屏资助，他就投奔宗岳。经过上海，他又诈骗了上海钱庄三千元。到了山东，结交了巡抚衙门的师爷钱东若，熟悉了做官的诀窍。当时山东巡抚丁朝干喜下棋，任磐由利宗岳引荐，与丁朝干巡抚对奕，深得欢心，巡抚为他加捐了三品衔候补道。当时山东的一些候补人员见他与巡抚关系密切，纷纷向他贿赂，他就依势弄权，财源不断。
清廷派曾文泽出使俄国，巡抚丁朝干保荐张任磐任参赞。利宗岳办莒州铁矿，由任磐游说曾文泽，出面借了洋债四十万。利宗岳大肆挥霍浪费，盲目投资，一年后莒州矿破产，张任磐又说服北洋总督李龙翔，由清廷代还洋债。任磐青云直上，补授津海关道肥缺，用贪污得来的巨款购买历代名人书画和玩器，结交京中翁副相等权要，作为自己的羽翼。他成了三品京卿，署理长芦盐运使，黄河决口时又办理河工，不择手段骗取嘉奖，李龙翔反而称他“讲外交、办工程，可称奇才”，升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
任磐出国履任，经香港时绕道回本籍，衣锦还乡，大肆炫耀。登轮到达美国旧金山，在海关受到种种岐视和侮辱。他在美国受理华侨受迫害的许多案件，竟一件也没有结果。小说又插叙北京上层官场丑闻，表现当时国势贫弱，是外交失败、丧权辱国的原因。他在美国三年，订立了新条约限制华工到美国，处理美国残害华侨案件软弱无能，被调回国内。他回到上海，窃取了别人的名画，向李龙翔献媚，又升任户部右侍郎。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战败，他出任议和大臣，受到日本人侮辱。他的儿子张海成，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把持官讼，陷入入狱，被任满回国的驻俄、德公使洪云斥责。他由此嫉恨洪云，不顾十载交情，指使他人诬告洪云的“卖国之罪”，使洪云落职。
自戊戌变法至庚子事变，是张任磐失势、败死的过程。他结交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尚言（影射康有为），参与了变法活动。政变失败，直隶总督凌朝禄奏请查办任磐。任磐用私蓄三十万贿赂查办的人，幸免于难。当时朝廷借外债赔偿日本的所谓“战争赔款”，由任磐经手，从中贪污百万，结果是一场灾难反而使他成为富翁。后来官场上层派系争斗，任磐的儿子张海成仗势招摇，凌朝禄向慈禧太后告发了他，于是他被作为“康逆密友”严办，革职发配新疆，翁副相等羽翼也失势了。他在新疆两年，八国联军入侵，他又以为时机来到，要求担任“议和大臣”，结果被慈禧太后“顽固党”以“私通俄人，图谋不轨”的罪名杀掉了。
这部小说的情节生动，思想内容也相当丰富、深刻。全书从张任磐少年时代写起，反映鸦片战争以后至庚子事变的广州、上海、香港等地的生活场景，还写到北京上层官场、对外交涉和外国风物。作者的意图很明显：前半部通过张任磐由市井无赖爬上出使三国大臣高位的发迹经过，重点表现晚清政治的黑暗腐败，如办案子要索贿，用赃款买官，清廷权臣夜郎自大、卖国求荣，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官员无知昏聩等等；小说的后半部，通过张任磐出使美国的经历，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对比中国的落后，用西方国家的“开明政体”对比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映衬清廷大臣沉湎声色、把玩古董、讲求八股文，用对外交涉失败表现中国贫弱挨打。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地把上层官场与外交失败反复穿插叙描，在对比中表现小说的主题。例如，小说描写西方国家正在“考求工艺”（即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之时，接着描写京中大臣，有的以诗酒唱酬为要务，有的醉心于搜求书画古董，有的一头钻进“公羊学”之类的故纸堆中，这就在对比中揭示了中国落后贫弱的一个原因。张任磐在美国交涉“华工禁约”失败后叹道：“外交情势全靠自己国家里头兵力强盛，犹易增胜。”书中还借一个老华侨之口说：“只恼我们中国做官的没点子心肝……任令外人鱼肉。”小说揭露慈禧太后、凌朝禄（影射荣禄）等“顽固派”食古不化、盲目排外，对“洋务派”李龙翔（影射李鸿章）开矿办厂、练新兵修炮台的种种弊端也尽情嘲弄。
作者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眼光，叙描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在当时来说，称得上立意警策，见解高远。很明显，作者对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叙描，意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主张，这就是：仿效西方国家的“开明政体”，反对封建专制，“考求工艺”即大力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与西方列强平等互利的关系等等。至于这条救国道路是否行得通，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
可是，这部小说对历史事件和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叙描并不是完全准确的。这主要有两点：一是对义和团的评价。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梦想，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小说描写“顽固派”假手义和团滥杀洋人，嘲笑义和团用符咒“邪术”对付八国联军的枪炮等。二是对戊戌变法的经过及其核心人物的描写，把康有为贬斥为“大言欺人”的“伪圣人”，把百日维新写成一场闹剧。现在看来，这些叙描是片面的、不准确的，但是，当时康有为已经变为保皇派，革命派与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作者的这些叙描也就可以理解的了。
小说主人公张任磐是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人物形象。这个市井光棍是怎样爬上显赫高位的？这里展现了那个可悲可鄙的社会政治环境。他千方百计地采取种种无耻行径，求得升官发财。他投上司所好：上司喜奕棋，他就陪着下棋；上司搜罗字画，他就去偷来、骗来献媚；上司爱钱财，他就用钱行贿。他投机钻营，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例如，他奉命修理大沽炮台，侵吞了工程款，当北洋大臣李龙翔前来检查时，竟命人用硬纸糊住炮台，涂上黑漆，不仅蒙混过关，而且受到嘉奖。一旦大权在握，他就接受馈赠，收取“门包”，贪得无厌。这一切，都相当深刻地揭示了这个封建官僚的丑恶本质。在作者笔下，张任磐还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的性格是有发展变化的。当他奉命出使美国时，受尽了美国官员的种种非礼和侮辱，目睹了华侨受到残害的悲惨遭遇，就力争维护国格，也进行了一些保护华侨利益的外交活动；当他前往西班牙时，见到被掠夺去陈列在巴黎博物院的中国珍宝就很痛心；他欣羡西方的“开明政体”，主张维新改良，使中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这一切，与那些守旧的“天朝自大”的封建官僚有所区别。
这部小说的前面，还有作者的序文一篇，《凡例》十四则，其中有两点对于我们理解人物性格塑造和表现手法很有帮助。一是作者反对“褒贬过于渲染”，就是说，不要把人物写得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所以把张任磐塑造成一个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二是作者主张以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作为反映历史重大事件的“大主脑”，就是说，这部小说虽然主要是反映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但侧重于描摹人情世故、世态炎凉，通过日常生活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来表现世态人情。如第三十一回写张任磐被逮捕时情形：
及行至总署门首，那侍卫官即传声道：“请大人便服！”张任磐一听，已知革职是定了的，还怕革职之后，更要斩首。那时所有残魂剩魄都飞到爪哇国去了，连行也行不动，慌忙问那侍卫道：“谕旨里头有‘菜市口’三字否呢？”那侍卫官答道：“谕旨上怎么说，我也不知，亦不敢泄漏，大人到相府便知。”那任磐听了，更为慌乱。原来京中杀人必在菜市口，任磐恐要斩首，故问有无“菜市口”三字，就是这个原故。当下任磐听得那侍卫官之语，以为谕旨中必有“菜市口”三字，不过他不敢泄漏而已，因此慌乱更甚，也吊下泪来。侍卫连催几声“便服”，任磐手足也不能动，几乎倒在地上。只有两跟人随着，一人插着任磐，一人替任磐易服。总署内各人见了，也为叹息。即卸去翎顶，脱下一品袍服，在随行衣箱取出常衣，替他穿好。那时任磐已面如死灰，像死去了一半……任磐又问那侍卫道：“谕旨上真没有‘菜市口’字样么？”那侍卫官也不说，只把头略点。任磐听罢，心上觉为一宽，自忖：虽然革职，惟此身尚在，凭着一副口舌，这一身本领，不难再运动开复。正想象间，已到凌府前……这时更无一人敢替张任磐递折分辩，便是爵相李龙翔也不敢与他出头；即从前奔走任磐门下，慕他声势赫奕，冀夤缘竞进的，到这时惧“党祸”牵连，亦缩埋头脑，不特不为设法释解，连狱中也不敢进去问候。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倏忽盛衰，爱憎顿变。那任磐寥坐狱中，已有旬日，即是起解之期……
这里写张任磐因参与“百日维新”活动，顽固派用“党案”将他逮捕的情形。严办维新变法人士的所谓“党案”是一件大事，也是张任磐宦海浮沉的终结，但作者并不详叙“党案”本身，而是着力表现人情世故、世态炎凉，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也就相当精彩。这是黄小配历史小说的一大特色，也体现了近代小说在技法上的进步。
《大马扁》
这部小说是直接反击康有为保皇派在海外活动的，所以小说开头就说：“谁想今日还有人抱一个皇帝是当奇货可居的。”1906年清廷提出所谓“预备立宪”，由康有为支持、梁启超出面发起组织“帝国宪政会”，随后，1907年又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他们在海外著书、写文章，大肆宣传保皇主张，以至有些海外华侨“耗财破家有所不恤”，资助康、梁的活动（见小说的吾庐主人梭功氏序）。当时的日本，正是保皇派与革命派论战的主战场。由此可见，《大马扁》1908年在日本东京三光堂排印出版，是很有针对性的。本书共十六回，收入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三卷》下册。
怎样抵消康有为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小说作者采用撕下康有为的“画皮”、揭康有为“老底”的办法，把康有为流亡海外以前的言行尽量丑化，塑造出一个可鄙的“马骗”形象，从而揭穿康有为在海外的宣传骗局。
小说从康有为家世、幼年一直写到戊戌政变失败，流亡日本为止。他青年时从师求学，顽劣放荡，但平时“装起道学”。他自称是不屑求取功名的“康布衣”，却又投机取巧，参加北闱乡试。名落孙山，又结交翰林缪寄萍，赚骗了缪著《新学伪经辨》，回到广东。后来缪寄萍死了，就把这部著作窃为己有，改名《新学伪经考》付印。从此他博得虚名，收了陈千秋、梁启超等十余人为徒弟。他在学生面前伪装朴实严谨，实际上是个“无行荡子”。在广东考中举人之后，到北京会试落榜，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因无颜回广东，就想“博个虚名”，发起“公车上书”，不过是些老生常谈，只有一些“好名之徒”附会签名。他热心富贵，以为自己会被重用了，岂料朝廷不予理会，只得回到广东万木草堂。后因剽窃他人著作被粤督查办，他费尽人事，方才了结。眼看功名富贵无望，“圣人”做不成，在十分失意之时，他就写信给孙中山，想投机革命。孙中山识破他“宗旨无定”，不信任他，于是他挟私报复，攻击孙中山和革命党。后来他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就结交朝廷权要，大谈西法。他看了几部翻译的新书，就想当政治家，由大臣保荐，参加了戊戌政变。在政变过程中，他纵横捭阖，欺骗拉拢京官，排除异己，又想借光绪帝除掉慈禧太后，欺骗、蒙蔽谭嗣同上当。他把光绪帝的“密诏”隐藏起来，重新伪造了一个所谓“密诏”，假传圣旨。政变失败，他陷亲弟同党于死地，只身逃命。因他与孙中山通信伪装革命，孙中山派日本人把他救到日本领事馆，又把他当作货物由轮船运往日本。其他政变参与者惨遭慈禧太后的迫害，都大骂康有为“没心肝”。康有为愚弄光绪帝，陷同党于死罪，自己却在日本寻欢作乐。日本政界要人犬养毅设宴款待他，席间，他调戏侍女，丑态百出。因为他在日本招摇撞骗，又因“密诏”的谎言被识破，于是日本警方把他驱逐出境。
这部小说集中叙描康有为这个“伪圣人”出国前的历史，特别是对他贪图功名、不学无术、剽窃他人著作、私生活糜烂、戊戌变法中的欺骗手段和投机行为等等，作了尽情暴露。如果联系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这部小说是直接攻击康有为在海外的保皇宣传的，有意把康有为写成“招摇海外”的“棍骗”，正如小说开篇一首七律所说的：
保国保皇都是假，为贤为圣总相欺。
当然，黄小配笔下的康有为形象，并不是完全真实的，甚至把其他人的许多丑事集中到康有为身上了，但凭着作者娴熟的写作技巧，倒是写得和谐统一，描摹生动，充满机趣。
康有为百无一能，平生只有三件本领，这就是“酒、色、谎”。他狎妓酗酒，一生在“花酒”中流连。他的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一个“谎”字：虚伪狡诈，自欺欺人，招摇撞骗，贪财好利，投机钻营，以“谎”字起家，也以“谎”字败露，所以是一个最大的马骗、无赖、恶徒。写他善于伪装，明明是热衷功名利禄，却自称“康布衣”；明明一肚子男盗女娼，却能“勉强忍耐”；明明不学无术，却要言必称“新学”，博得朝中大员的赏识。他表面上装作“抱道自重”，私下却说：“人生求名博利，第一是讲文字，第二是讲口舌。”总之，作者极力把康有为塑造成“外作圣贤，内实荡子”的可鄙形象。
除了在生活方面、道德品质方面叙描康有为的“马骗术”外，更在政治方面暴露他的棍骗伎俩。全书着重从“公车上书”、与孙中山交往和戊戌政变这三方面加以表现。出于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观点的需要，作者对这些政治事件及其康有为的作用是一概否定的。如“公车上书”，“因会试已经落第，自觉没面目回去，尽要博个虚名才好”。上书内容如变法图强等都是“套话”，清廷“只当一个混账东西说疯话”。他“热心富贵”，巴望自己被重用，结果是一场扫兴。他见投靠清廷落空，就“改变宗旨”投机革命，又被识破，就恼羞成怒，挟私报复孙中山。至于他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愚弄光绪帝，把“戊戌六君子”蒙在鼓里。谭嗣同是全书唯一的正面人物，是一个革命派，最后醒悟到康有为声称“联络革命党起事”，催促自己火速入京是一场骗局，就骂康有为是“没心肝”、“没头脑的混账东西”。
应该说，作者是在以小说为武器，宣传革命派的政治主张，瓦解康有为在海外的“保皇立宪”宣传，因而康有为的形象与历史事实是有距离的。且不说“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在当时有进步性，就是书中的不少情节也纯属虚构。举例来说，康有为在上海“逃妓债”被捉住，当众出丑，乃是《宦海潮》中张任磐的事；又如，康有为剽窃他人著作，则是李伯元的《文明小史》（1903年）中梁启超的事。可是，康有为的“马骗”形象毕竟是鲜明、生动的，作者以他特有的犀利、跳脱的文笔，惟妙惟肖地画出了一个无赖恶徒的嘴脸。如第四回写康有为赴宴，先是巴结五品御史余知各，接着向陪酒的妓女自吹自擂情形：
各妓有向他请教尊姓的，那康有为道：“我离家便是太原公子，归家便是南海圣人，我自姓康，你不听得康南海姓字么？”时妓中有名花凤林的笑道：“你是康南海吗？广东还有个李北海，你识得他没有？”有为道：“我哪里识得他！他只是个强盗。”凤林又道：“方今强盗还多哩。但老爷说是南海姓康的，又说太原公子，那太原便是姓王了。”康有为方欲再言，那花小宝又插口道：“古称东海有圣人，今南海亦有圣人么？”花凤林道：“南海还有洪圣大王呢！”那两妓几句诙谐话，弄得康有为无言可答。花小宝徐徐又道：“你若要做圣人，就不该自称。往时孔子也没有称自己系圣人……”
这里写康有为不学无术，鄙陋可笑，却自称“圣人”，恬不知耻，被挖苦、嘲弄了一番。人物对话诙谐，在辛辣的嘲讽中充满机趣，又活画出一个“马骗”的灵魂。《大马扁》改变了传统历史小说以叙述故事为主的写法，侧重于刻画人物性格，描写的成分增多，这也显示了近代小说在技法上的进步。
《宦海升沉录》
这部小说以袁世凯混迹官场至被迫下野的历史为主干线索，从甲午战争前夕写到光绪、慈禧去世十余年历史。这是一段凄风苦雨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第二次瓜分中国的狂潮，事变迭起，清廷则屡屡屈膝求和，以求苟延残喘。在这十余年间，改良主义运动兴起，这个运动的政治实践就是“百日维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活动日益发展。作者创作这部小说时，正是康、梁为首的保皇派与革命派大论战的时候。小说写到1909年初袁世凯被迫下野为止，而此年即由香港《实报》馆出版了，可见创作速度之快。
袁世凯出身于“中兴功臣”世家，捐得道员资格后，去天津谒见北洋大臣李鸿章，因善于应对，深得李鸿章欢心，充当幕宾。当时日、朝签订条约，日本单方面承认朝鲜独立。清廷商讨对策，李鸿章派袁世凯进京参加会议。袁世凯在京中广识翁同龢等名士官僚，结交成亲王等王公大臣。他在朝廷中初露头角，受到赏识，被荐为驻韩商务委员。不久，朝鲜东学党起事，他根据日、清共同护朝条约，力劝朝鲜国王派使节到清廷请求出兵平乱。朝鲜使节到天津，李鸿章就遣淮军进驻牙山，两艘兵舰开赴仁川，与日本军队一起平定东学党之乱。接着，日本军队向清军挑衅，中、日驻军发生了冲突。袁世凯多次发急电告急，李鸿章的女婿、电报局总办张佩纶害怕中日开战，将电文篡改，使李鸿章以为情势缓和，没有发大兵增援。后来清军战败，李鸿章反而电告袁世凯，责备他没有及时报告军情。这次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因延误战机惨败，清廷派李鸿章父子赴日求和，赔款二万万两，割让台湾。袁世凯化装躲进外国轮船，从朝鲜归报真相，张佩纶被论罪，李鸿章也卸去北洋大权。慈禧的内侄荣禄接任北洋大臣，受命筹款练兵，由袁世凯训练新军。袁聘请洋教习，用新法练兵，大见成效，深得荣禄信任。
戊戌政变时，康无谓（康有为）拉拢袁世凯，光绪帝也召见袁世凯，他也表示愿意效忠。当康无谓促袁世凯带兵包围慈禧住地颐和园时，他表面上敷衍答应，却立即到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得到密报，就发谕捉拿康无谓等人，政变失败。袁世凯遭到顽固派徐桐、刚毅等大臣中伤，但受慈禧信任，免遭陷害。他又曾营救过参与变法的张荫桓等人。
义和团运动时，袁世凯始终反对端王、刚毅、毓贤等人利用义和团，并将端王、刚毅等人“蓄异志”的阴谋向荣禄密告，慈禧就调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力剿义和团。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出逃，李鸿章与各国议和，赔巨款，惩治端王、刚毅等人。第二年，慈禧回京，袁世凯因功得“宫保”衔，又受命在山东训练新军。荣禄临终时推荐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登相位，权力达到顶峰。
李鸿章与沙俄签订密约，俄国军队遍驻东三省。中俄联盟的消息传到日本，留日学生宣言“拒俄”，组织义勇队，并派两人回国。清廷以为这些留学生借拒俄兴革命，下令逮捕，袁世凯却对他们亲切接待，用亲笔信担保没有中俄联盟密约，使拒俄义勇队渐渐平息。刺客贾炳仁刺杀袁世凯时被擒，袁世凯也不加惩治，表白没有中俄密约，并赠款劝他离开天津。沙俄加紧侵略东三省，日本就通牒沙俄退兵，日俄战争爆发。清廷采纳袁世凯严守“中立”的意见，屈从日本的要求，划辽河以东为战区。战后，袁世凯立首功，得赏太子少保衔。
此时庆王当政，实行“新政”。袁世凯结交庆王，实行一系列新政措施，如从英国人手中争回开平煤矿开采权，收回电报局，又将官商合办的上海招商局加以接管。再加上他与“谋反党人”张惠和留日学生的关系，引起清朝宗室和守旧派的猜疑，旧派满洲群臣如铁良、淳王载沣等要谋害他。庆王派儿子到天津慰问袁世凯，天津警局段芝贵为了升官，借债买了名妓杨翠喜献给庆王之子，后来果然升任吉林巡抚。段芝贵为了还债，延误上任日期，被御史赵启霖告发，庆王要查办，幸得袁世凯袒护，朝廷只把段芝贵撤职了结。袁世凯因这件事受到朝廷守旧派攻击，又多次受清朝宗室和满洲大臣排挤，就请求辞去一切职务，交出四镇兵权，只留两镇兵自带。慈禧太后也觉得袁世凯权力太大，就把袁世凯内调入京，进军机处，与庆王共事。袁世凯五十大寿时，群臣齐贺，又被守旧派攻击为“结党揽权”，在气愤中跌伤右脚。
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庆王也被排挤出京。淳王长子溥仪继帝位，满族大臣铁良、荣庆等密谋新太后垂帘听政，却诬告是袁世凯密请新太后垂帘听政的。淳王不了解内情，立批同意袁世凯辞职，后来得知真相，后悔莫及。袁世凯见大势已去，不顾朝廷官员挽留，以为时局败坏无可挽回，多次受满族大员排挤，就独辞庆王，回老家项城，誓不复出。
作者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和眼光，回顾、剖析以往十余年间的重大军事、政治、外交事件，如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中俄问题、日俄战争、向英借款等，这些事件都与袁世凯有关。这部小说的思想倾向，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充盈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小说写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派兵侵入中国、瓜分中国土地、索取巨额战争赔款、订不平等条约，在经济上以苛刻条件向中国贷款、抢夺铁路投资等等。他对清廷大员在内外交困的危机面前进退失据、腐败无能，加以无情的揭露，并猛烈抨击清廷守旧的顽固党。其次是特别侧重于当时的满汉之争，即清室满族王公大臣对汉人大臣的防范和排斥。与同时期的暴露官场的小说比较，一般的谴责小说重在暴露官场伎俩和官僚生活的丑态，而这部小说则侧重于军事、政治事件的态度和处置方式，袁世凯的形象也比较复杂。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着重描写“满汉之争”呢？这是出于宣传反清革命的目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反满”作为奋斗的主要目标，所以当时的“种族革命小说”往往宣传“满汉界限”，表现“排满”倾向，来鼓动读者的革命情绪。正因如此，这部小说侧重表现满族大员对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握有军权的猜忌和排挤，描写袁世凯这样有能力的、能控制局势的汉人官员不能被满族官员所容忍，最后被迫下野。可见，这样的侧重点对于宣传“赶走满洲皇帝”，确实是有鼓动性的。
袁世凯的形象值得注意。这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投机钻营、处事圆滑、玩弄权术、两面三刀，有一套政客手腕；另一方面，他有魄力、胆识和学问，处变不惊，能笼络人心，善于权衡轻重利弊。晚清一些谴责小说作家写官僚，往往写他们混迹官场的伎俩，以及贪财好货、荒淫无耻之类，而本书却突出袁世凯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才干，写他在处理政务时游刃有余，写他周旋于满、汉大臣之间，最后却成为“新旧之争”、“满汉之争”的牺牲品。现在看起来，作者用的是“反跌法”，就是说：越是表现袁世凯才能、胆识之高，就越能表现清廷守旧的顽固派的愚蠢可笑，也就越能表现满族大臣猜忌、排挤汉人大臣是出于狭隘的私利。
事实上，尽管作者对袁世凯的政治才干有不少渲染夸张，但对这个人物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比如说，当时有一些爱国的热血青年，见他是汉人的“能员”，握有军权，对他处事圆滑产生幻想，纷纷写信给他，劝他“反满”，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小说第十五回写道，如果袁世凯掌握了政权，也将是专制政权的“独夫”。小说还这样写道：“便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福，也不想到这层。”看来，作者对袁世凯的施展阴谋的政治手腕和毒辣的伪装欺骗手段是有预见性的，认为反清革命决不能依靠这样的独夫民贼。这部小说出版以后第三年（1912年），袁世凯重新出山，故伎重演，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甚至“黄袍加身”，可见是被作者不幸而言中了。
该书结构上以袁世凯的宦海升沉为主线，沿着这条粗实的主线，囊括了晚清十余年间的重大事件，描绘了与这些事件有关的上层官僚群，叙事井然，不乏生动的场面描写。如第十二回，沙俄不履行从东北撤军的条约，又传闻中、俄有密约联盟，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派两个代表回天津，袁世凯亲切接见，设宴款待，席间高谈阔论，一会儿说：“中国人材缺乏，正在需人而用。且自经过甲午、庚子两场战祸，一切军队遇着洋兵，即望风而溃。今两位有此学问，他日学成卒业，学问必更为超卓，将来治军，实是国家之幸！”一会儿又说：“你看鄙人仅练三两镇陆军，尚须聘请外人来做顾问，若中国早见过外人军法的，像两位学得专门，何至借材异地？……还望两位不要自弃，须勉力前程才好！”谈话中有赞赏，有勉励，甚至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当时清廷下令逮捕回国的义勇队员，而袁世凯却以礼相待，显得开明、有雅量，也很有学问，这足见他高强的政治手腕，但也不难看出他的虚伪和欺骗，他的目的是扑灭一个有声势的反清爱国运动。
《宦海升沉录》在演述某些历史事件和塑造袁世凯形象方面，也有不妥当或不准确的地方，但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小说，它的革命的进步倾向是主要的。
总体风貌
上面我们评介了黄小配的四部重要作品。这四部作品和《洪秀全演义》，反映了黄小配小说创作的总体风貌。
纵观黄小配的小说创作，他的十多部作品的题材，从鸦片战争开始（《洪秀全演义》即从鸦片战争写起）至辛亥革命（《五日风声》反映辛亥革命当年的黄花岗起义），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重大事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几乎都一一写到，有的作为故事背景，有的则作为小说的重点描写对象。
从黄小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情状。他的作品集中叙描广州、上海、天津、香港等沿海城市，描写北京则以上层官场为主。这些地方，正是能集中表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腐败的地方，也正是无数志士仁人为中国的独立富强而进行斗争的地方。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
黄小配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上，审视历史事件及其重要人物，观察当时的社会生活，使他的作品普遍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从内容到主题都比较严肃，格调比较高，基本上没有某些晚清小说的卑琐、庸俗的内容。
概括说来，黄小配的小说无沦是“历史”的还是“近事”的，都是为了批判改良保皇主张，服务于反清革命。这些作品的主要思想内容，大致有四个方面：歌颂广大人民反抗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理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鞭挞晚清政治的黑暗腐朽和晚清官僚的腐败无能。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他的作品几乎都有所涉及，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
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黄小配对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痛感西方列强和沙俄、日本对中国的欺凌，以及清王朝的封建专制造成的落后、愚昧、贫穷；他猛烈抨击清廷大员以至地方官吏疯狂地聚敛财富，使边防废弛，军队装备陈旧，造成接连不断的割地赔款。这方面的作品，除了我们上面评析的四部外，还有《黄粱梦》《镜中影》《广东世家传》《宦海冤魂》《岑春煊》《朝鲜血》等。《黄粱梦》虽然是写乾隆、嘉庆年间满族权臣和珅的，但和珅家族骇人听闻的豪奢，显然是针对现实的；还有《广东世家传》，虽然写广东卢氏、潘氏等世家豪族，但《中国日报》1907年10月刊载的广告中说，描写这些世家大族的盛衰，目的在于“以述古之幽情，为讽时之深意”，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黄小配还有不少作品反映了近代史上志士仁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进行的斗争，歌颂他们的英雄业绩，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如《洪秀全演义》《陈开演义》《党人碑》《新汉建国志》《十日建国志》《五日风声》等。在近代小说史上，没有第二个作家像黄小配这样，创作如此繁富的作品来正面反映反清斗争。
黄小配的历史小说也有缺点和不足，特别是表现在对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方面。毛泽东指出，一百年来，包括戊戌维新，“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当时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而当黄小配攻击康、梁的“保皇”主张时，连百日维新也全盘否定了。关于义和团运动，黄小配为了攻击清廷顽固派，着眼于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便称义和团是“邪党”，用“邪术”对付洋枪洋炮，渲染其落后性，没有把握这个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主流。
（三）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独特的创作风格
黄小配不仅创作繁富，而且他的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别具面目，在小说理论方面也很有见地。在近代小说史上，黄小配的小说无论在题材选择还是表现手法方面，都能独树一帜，堪称晚清第一流的革命派小说家。
那么，黄小配小说独树一帜的题材选择标准和创作风格是怎样的呢？从他的小说理论和全部小说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一是选取重大历史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二是故事情节有粗实的主干，以一人为主，重在写人物的人生际遇和命运，通过一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三是在揭露、谴责中渗透着进步的理想，贯注着深沉的思考和敏锐的观察力；四是以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作为全书的“大主脑”，通过日常生活场景描写、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来反映世态人情。这四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黄小配的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这种创作风格，表现为黄小配的作品兼有抉摘社会弊恶的谴责小说、描摹世态情伪的世情小说和演述真人真事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写法，具有独特的面貌。
按照传统的小说分类，《洪秀全演义》《陈开演义》称为历史演义小说，人们往往把《宦海潮》《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等归属于谴责小说一类。其实，黄小配的小说与谴责小说有很大的区别，与同时期的其他革命派小说家的作品也有不同。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小说不同于“寻常说部”，乃是兼具历史小说、谴责小说和世情小说的特点。
下面，我们在晚清同时期小说的横向比较中，考察黄小配小说独特的创作风格。
与谴责小说相比较
黄小配小说与同时期改良派的谴责小说相比，虽然笔力上比某些名作稍有逊色，但思想先进、深刻，写法上有所突破，有着不同的特点。
谴责小说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一些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作家用小说来暴露清政府和各级官吏的腐败无能，抨击时政的弊端，希望改良国家政治、挽救世风的小说流派。这一小说流派的代表作，有大家熟知的所谓“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黄小配的全部小说作品，也正是在谴责小说大盛之时创作的，更能显出两者的不同点：
第一，从思想内容和立意方面看。
谴责小说对晚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揭发弊恶，确实对人们认识晚清的社会情状起过很大作用，但往往千篇一律地暴露官场伎俩，停留在指斥、嘲骂时弊之上，流露出留恋往昔，有意无意地攻击革命党人。所以谴责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即使是一些思想和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家的作品，也在所难免。如吴趼人的《上海游骖录》反对革命，“一则时势不对，谈革命有败无成；二则革命党人格不高”等等。书中描写的几个革命党人，都是嫖妓赌钱的骗子，政治上的投机者，一味效法洋人而忘了祖宗。刘鹗的《老残游记》第一回，就肆意歪曲革命党人，要把革命党人扔进大海。有的谴责小说格调不高，甚至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黄小配的小说没有停留在暴露谴责上面，而是始终渗透着作者的理想，呼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例如，《宦海潮》揭露官场的黑暗，重点则在揭示中国贫弱挨打的原因。作者写张任磐出使美国时亲见西方国家“考求工艺”（即重视科学技术），有意穿插描写京中大臣整天讲论古诗、古画、古玩器，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开口就是“公羊学”（用《春秋公羊传》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
谴责小说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要求改良社会或回到过去的时代，而黄小配的小说通过具体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叙描，展示了一幅未来中国的蓝图：仿效西方国家的“开明政体”，发展先进的科技，建立与西方列强平等互利的通商关系，富国强兵，与西方列强抗衡等等。在《洪秀全演义》中，作者对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作了新的解释，把太平天国写成“泰西文明政体”的雏型。
与谴责小说相反，黄小配的小说《陈开演义》肯定了天地会首领陈开，《宦海潮》中称赞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的革命思想，《五日风声》以饱含感情的激昂笔调叙描同盟会骨干攻打总督衙门时的浴血奋战，《宦海升沉录》写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正当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中鼓吹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混账乱民”的“暴动”，“现在的民德、民智、民力，不但不可以和他讲革命，就是你天天讲，天天跳，这革命也是万不能做到”的时候，黄小配在《洪秀全演义》中热情歌颂了广大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参加太平军，反抗清朝残暴统治的斗争。
谴责小说并不否定封建制度本身，暴露的目的在于匡正世风，改良社会，挽救封建社会的“末世”，这就是所谓“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十六回）。黄小配的“近事小说”也都揭露时弊．但有着明确的意图——推倒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在揭露中蕴含着积极的主题，有作者进步理想的闪光。这恐怕就是黄小配的小说与一般谴责小说最大的不同点，也是他的小说独特创作风格的体现。
第二，从小说结构方面来看。
采用平面的横式结构，是晚清谴责小说的通例。这就是说，这类小说罗列奇闻怪状和官场丑闻，编成一组组互不关联的故事，所以在结构上像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用一段一段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拆开来可以各自成篇，合起来成为若断若续的长篇章回体。清末的所谓“四大谴责小说”基本上都采用这种写法，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主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有“九死一生”这个人物作为线索，把一百八十九件怪现状串连起来，可是这个人物与小说中的事件无关，只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后出的《孽海花》似乎以金雯青、傅彩云作为全书的主人公，其实这两个人物也只起贯穿线索的作用，书中叙描的大部分事件还是平行的、互相独立的，金雯青、傅彩云只有在几个事件中算是主要人物，作者自己也承认，《孽海花》和《儒林外史》一样，“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其他二、三流的谴责小说，在结构方面也往往大同小异。
黄小配的小说都采用纵式结构，他的小说都是反映一个或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不仅如此，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只有一个主要人物，以一人遭际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进程，以一人的经历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如果说一般谴责小说的结构好像一根线串上一些珠子，那么，黄小配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粗实的主干，围绕一个主要人物叙描，组成有机结构。例如，《廿载繁华梦》主要写广东官场，“是和《官场现形记》同一类型作品”，但是“结构和《官场现形记》不同，写一个整体故事”。（阿英《晚清文学丛抄·小说三卷》的《叙例》）又如，《宦海升沉录》写北京上层官场，叙描“纵的史实”，“以袁氏为全书骨干”，“在组织上，他用了一个很强的干线，沿着干线的发展，写了晚清十余年的中国军事政治”（阿英《晚清小说史）第十一章）。小说从甲午战争写到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期间的重大事件，各种事件相互联系非常自然，因为都与袁世凯有关。黄小配的其他小说，都有很强的干线，采用纵的史实的结构方法。
这种纵式结构，据黄小配自己说，目的很明确：通过主要人物的一生遭遇和宦海浮沉，通过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始末经过，“隐寓国势盛衰之感情”，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使读者“保种之情可以出”，“保国之念可以生”（黄小配《宦海潮·凡例》）。可见，黄小配坚持小说的题材选择标准，采用纵式结构的写法，是有意识的。
第三，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来看。
今天看来，晚清谴责小说数量可观，其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但是缺少完整的典型塑造，往往是人物性格单一，形象单纯。例如《老残游记》为了写“清官”比“赃官”更可恨，整部小说就写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不爱钱的响当当的“清官”，但是他们种种“可恨”事实几乎是一样的，无非是滥用酷刑、枉杀良民之类，反复叙述大同小异的案例。更多的谴责小说是用一件或几件怪状、丑闻叙描一个人物，写完了就换成另一个人物——这类小说重点在暴露弊恶，形容怪状，人物形象的塑造反而被忽视了。
黄小配的小说都只以一个主要人物为描写对象，重在写一人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比较注意刻画人物性格，所以人物性格有发展变化，人物形象比较复杂，有的人物形象还写得相当丰满。例如《宦海升沉录》中的袁世凯，《宦海潮》中的张任磐，《廿载繁华梦》中的周庸祐等，都是形象鲜明完整、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这在前面已有比较详细的分析。
当然，晚清谴责小说、特别是“四大谴责小说”自有值得称道之处，笔力也有胜过黄小配的。我们只是通过比较，说明黄小配的小说确实不同于当时盛行的谴责小说，确实具有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与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相比较
黄小配的小说与同时期的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家的小说相比，他的观点大都能渗透在生活画面的具体描绘之中，他善于广泛地、多角度地反映生活本身，着重于人情物理、日常起居、家庭琐事的描写来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简单说来，黄小配小说的观点比较隐蔽，也比较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
用小说作为武器鼓吹改良政治或宣传革命，在当时是一种风气。与黄小配齐名的革命派小说家陈天华，他的有名的小说《狮子吼》鼓吹“排满”革命，激情澎湃，笔锋锐利，但缺点也很明显：词意浅露，基本上是把革命派的政治主张用一个简单故事直接演述出来。署名万古恨的《自由结婚》，更是直接站出来号召组织革命军，制订出四个革命步骤等等。这类作品的情节和细节都比较直露，略无含蓄，如《自由结婚》中的主人公“绝世英雄”黄祸和“绝代佳人”关关，每天结伴上学，一日大雪，关关在一个小丘上打狗，黄祸问她为何要打狗，她说她的表兄一窍不通，甘当洋行买办，正像这只狗一样，所以见狗就要痛打。在这里，作品的思想是由作者直接说出，而不是由小说的情节和场面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黄小配也以小说宣传革命，但他的小说能用接近于生活的故事情节，情节的进展符合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塑造出比较完整的人物典型形象。例如《廿载繁华梦》写买办式官僚周庸祐，骄奢淫逸，挥金如土，把大量财产转移到香港，把钱财存入洋行；他自称自己受洋人保护，把巨款捐助给外国，而国内发生严重灾荒，他却拒绝捐助，“一毛不拔”。这个令人憎恶的洋奴买办，是通过人物的发迹经过、官场活动、日常起居乃至家庭琐事来表现的，也就是通过具体情节自然流露出来的，而不是作者耳提面命、直接指示给读者的。比较起来，黄小配的小说用“绘声绘影”的艺术感染力激发读者的爱国感情，确实要比《自由结婚》中作者直接说出“打狗”是指鞭挞洋奴，要高明得多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一般革命派小说家为了宣传“新理想”，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大率出于虚构，想象和幻想的成分比较多。署名“汉国厌世者”的《洗耻记》，写“世外桃源”“不降村”等，显然是幻想式的，象征性的。《自由结婚》写一个国家叫“爱国”，这个国家里有两种人，“一种叫做盗贼，一种叫做奴隶，国家政权都被盗贼霸持”，所以是“盗主国体，贼民政体”。《狮子吼》中的主要人物狄必攘和主干故事也是凭空想象的。另外，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是理想化的，如两个小学生黄祸和关关，年龄幼小却宣讲革命，小女孩关关的乳母也能宣传革命之道。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应当虚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一些革命派小说家出于宣传革命的需要，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往往幻想成分比较多，议论连篇，而贴近社会生活的形象描绘较少，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
也有一部分革命派小说有事实的依据，如署名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写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刺杀沙皇；署名静观子的《六月霜》，写女革命家秋瑾。这类作品毕竟不多，艺术上也不够成熟。
黄小配的小说有意从历史和现实中选材。他的小说作品的题材内容，都是实有其事，实有其人。他所揭露、抨击、谴责的，一律是晚清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风云人物，再现了这些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活动和日常生活，寄寓作者的革命思想。作者说：“当环球斗智时代，以若辈当国，安得不危？读者可会其深意。”（《宦海潮·凡例》）他的意思是说，小说中写的腐败官场和昏庸腐朽的官僚，正当“环球斗智时代”，帝国主义不断入侵，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而清王朝由这些沉迷在古书、古董里和流连于诗酒中的封建官僚当政，怎么不会危亡？
作者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通过具体叙描当时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塑造在这些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封建官僚形象，展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经济等方面无孔不入的侵略，把触目惊心的事实摆在读者面前，自然能引发读者的忧患意识，达到宣传反清革命的目的。当时陈天华等革命派的小说在宣传反清革命方面起过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这些小说的内容和采用的形式也出于当时宣传鼓动的需要。例如陈天华的《狮子吼》就是影响很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肯定的作品。
我们对黄小配的小说作品与同时期的革命派小说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只是从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一般艺术规律来说的。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为主的文学体裁，应当细致而多方面地刻画人物性格，充分地、多方面地展现人物的生活环境，生动而完整地叙述故事情节。从这些方面看来，黄小配比较重视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因而更有艺术感染力。
独到的小说理论
黄小配的小说理论，阐明了他的创作主张，有一定的针对性，有些还称得上是独到的见解。
在中国小说史上，晚清“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晚清小说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阿英《晚清小说史》第一章），而晚清的小说理论也掀起了高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倡“小说界革命”，把小说作为改良政治的武器，极力强调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倡导以小说宣传革命，批判改良派，撰写了颇有新见的小说理论文章，也注意到小说的艺术性。今天看来，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强调把小说作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小说的艺术性。
黄小配在小说的序言、例言和凡例中，正面提出了小说创作主张，涉及到相当广泛的小说理论问题。他在主张小说服务于反清革命的同时，也阐述了小说本身的内部规律。他的小说理论，有一定的针对性，也是他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所以有必要作一点介绍。至于一些比较专门的小说理论问题，在这里就略去不讲了。
下面，我们选择他的小说理论中的六个方面，作一点简要的说明。
第一，反对褒贬失当。他说：“寻常著书，褒贬过于渲染。或叙一先辱后荣之人物，写其人每视之太高，过为雕琢。”他的意思是，即使是写反面人物，也不能“贬”得过头，力求把握分寸感；刻画正面人物，要真实可信。他的这一观点，显然是针对当时谴责小说的通病的。晚清谴责小说描写官场伎俩和官吏贪酷，往往张大其辞，形容过度，有时给读者以失真的感觉。从总体上说，黄小配的小说除个别作品（如《大马扁》）之外，比较注意克服这种“褒贬过于渲染”的毛病。
第二，注意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写出人物性格合乎生活逻辑的发展变化。我国传统小说的人物性格描绘，在人物出场时就预先固定成型，人物性格单一，也缺少发展变化，也就是鲁迅多次指出的“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黄小配的这一重要见解，在《洪秀全演义·例言》中有具体说明。从创作实践来看，《宦海潮》中的张任磐，《宦海升沉录》中的袁世凯，《洪秀全演义》中的洪仁发、杨秀清，乃至清军将领中的一些人物，有的人物性格比较复杂，有的人物性格有发展变化。
第三，主张作者的观点和爱憎感情应“隐寓”于小说的情节、场面之中，让读者自己“会其深意”。黄小配多次说过：他的小说“于描写人情世故之外，隐寓国势盛衰之感情”。他的小说叙描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暗示出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清廷顽固派官僚因循守旧是导致国势危殆的一个原因。他认为作家的这种思想不必向读者直接提示，而是应在“绘写人情冷暖”之中让读者“悠然发现”，也就是让读者自己领悟。我国古代小说一般采取评述模式，有时作家会在小说中站出来，对情节和人物评述一番，有时还直接指出创作意图和全书主题。黄小配的这一观点，是对古代小说评述模式的突破。
第四，主张小说要分“宾主”，要有“主脑”，也就是要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有连贯主线，有情节主干。对此，他在《宦海潮·凡例》中有详细说明。当时的谴责小说头绪纷繁，人物杂出，杂集种种“话柄”，缺乏连贯主线，没有情节主干，黄小配则提出了不同的创作主张。事实上，他的小说的确是采取人物分宾主、情节有主干的写法。
第五，主张“取材从实”，小说要“从实事上搬演得来”，反对“凭空结构”。这体现了他的小说的取材原则。
第六，主张继承古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又主张打破传统的格局老套，不落窠臼。黄小配在小说前面的序言、例言、凡例中，举实例说明他采用的传统小说技法，如详叙法、欲合仍离法、以文运事、以事成文等等，并高度评价古代优秀小说的艺术传统。另一方面，他对古代“寻常小说”的格局老套加以摒弃。例如，他指出有些小说“多主因果之说”，“每取谶兆，以定书中之格局”。明清小说往往用因果报应安排情节结构，开篇时就把主要事件的结局和主要人物的命运作出明确交代，甚至用某种迷信色彩的“谶兆”暗示全书格局。黄小配认为决定故事的结局、人物命运的归宿不能“杜撰”，而应写出“真相”，他更对古代小说“铺张仙佛鬼神之事”表示不满。又如，他认为有些明清小说“美人名士，动以衣锦荣归、团圆结构者，千首雷同，既庸且俗”，他的小说也事实上冲破了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此外，黄小配对明清小说的正统思想表示大胆否定，像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往往“编若者为正统，若者为僭国，若者为伪朝”等等，就是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
从以上简略介绍可以看出，黄小配的小说理论与当时最进步的政治思想相联系，在内容上突破了明清小说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提倡小说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具有进步性、战斗性。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小说家和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家，把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提到了不恰当的高度，忽视了小说的本质特征，梁启超在1902年还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故今日要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政治之关系》），这就把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也倒置了。梁启超等人为了提倡“小说界革命”，还过多地否定古代小说的艺术传统。黄小配则不然。他的小说理论着重于小说本身的内部规律、特别是小说技法的阐述，主张在继承古代小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同时，他的小说理论是他的创作经验的总结，是他的独特创作风格的具体解释，所以很值得我们珍视。
在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小说的翻译介绍，西方小说的技法也渐渐被引入中国；同时，小说要表现新的内容，也要求有新的描写手段。因此，晚清小说正酝酿着传统型小说向现代型小说的转变，开始了中西小说技法的融会。黄小配的小说理论反映了从近代到现代的小说自身发展中的某些轨迹，可以看出晚清小说在传统型向“五四”以后现代型小说过渡中的桥梁作用。关于这方面，我们在具体分析黄小配的小说作品时已经谈到，这里不再重复。
黄小配的小说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最明显的一点，他过于强调“取材从实”，在《宦海潮》的“凡例”中，还强调书中所叙主人公张任磐的一生“无一事无来历”，忽视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今天我们从他创作的十多部中、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他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些人物个性突出，令读者难忘，但也带有晚清小说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在小说中罗列事实，忽视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缺少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统一的，具有高度概括力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加探讨。总之，黄小配的小说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但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体现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因而他的小说也不愧是晚清小说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