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夭折后，北宋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发展，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快又高涨起来。在范仲淹被罢官十三年之后的嘉祐三年(1058)，提点江东刑狱王安石进京述职，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他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制度、重视人才。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此时已年老力衰，暮气沉沉，故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治平四年(1067)，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整顿吏治，消除积弊，克服统治危机，遂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上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51]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前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对神宗说：“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认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52]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的核心机构，其全面负责领导这次变法改革运动。

改革从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起，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以“尽废新法”的结局告终。其间因阻力太大，支持者神宗皇帝一度动摇，王安石于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相，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从此闲居金陵。熙宁变法的内容主要有：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募役法(即“免役法”)，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太学三舍法，贡举法等。改革之初，面对保守派的阻力，王安石决心很大，曾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且他本人确实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动摇过。但是，结局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失败的原因何在？以下逐一检讨分析。

1　旧党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

治平四年，宋神宗拟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筹划变革，旧党即上疏竭力反对。唐介首先发难，说王安石“议论迂阔，难以大任，若使参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53]御史中丞吕诲居然捏造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毁谤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若将其“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弊”。[54]范纯仁则指责王安石行商鞅之法，“欲以王霸富国强兵之术”诱惑宋神宗背离孔孟之道，变法是“侵刻生民，专兴财利”，必使皇帝“圣德”受到玷污。变法尚未开始，守旧派就给新党以当头一棒，好比一台戏，尚未拉开帷幕就听到台下一片喝倒彩之声，这充分显示了改革前程的崎岖坎坷。

随着变法的推行和不断深入，更激起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轩然大波，“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55]上至朝廷的元老重臣，皇亲国戚，下至地方小吏、大商人一片喧哗，群起而攻之。“均输法”一颁布，旧党就攻击说，这是“与民争锥刀之利，失王政之体”。“青苗法”则是“盗跖之法也”，[56]“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旧党猛烈的抨击。他们打着为民请命、为国担忧、为君效忠的旗号，罗列了变法措施的许多“害民”罪状，要求宋神宗废罢新政。旧党首领司马光则利用其与王安石旧知故交的身份，直接写信给他，首先对王安石备受舆论指责表示惋惜，然后笔锋一转，就给王安石加上了“侵官”、“乱政”、“生事”、“拒谏”等罪名，要王安石“改过从善”，放弃变法。司马光的挚友刘攽写信对王安石说，历史上的商鞅为秦变法，“其后夷灭”，张汤为汉变法，“后亦戮之”；企图用这些事例对王安石进行恫吓，迫其知难而退。面对充斥于耳的反对声，王安石也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设法给改革披上一件传统的外衣。王安石一面力主“变风俗，立法度，期合于当世之变”；[57]一面却也担心自己的革新言行会招致“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58]的后果，遂不得不给自己的变革涂上“学先王之道，法先王之政”[59]的色彩。当旧党坚持“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60]之时，博学善辩的王安石就来了个将计就计，他考证出免役法出自《周官》，保甲法起自三代，市易法源于周代之司市。虽然，王安石煞费苦心，在新政上面贴上一张旧制标签，但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也是学富五车、胸怀韬略之士，岂能识不破王安石旧瓶装新酒的伎俩。

由于新党和新法得到了宋神宗的全力支持，所以尽管旧党竭尽攻讦之能事，并未能阻挠新法的推行。旧党又变换手法，利用所谓的“天变”来否定新法。熙宁年间，自然灾害不断发生。首先是京东、河北一带括起飓风，继而是华山一带发生山崩，接着各地又发生蝗灾、旱灾，天上又有彗星的不断出现。旧党当然不失时机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纷纷指斥变法违反了天命，引起了天怒，故而受到了惩罚。司天监灵台郎亢瑛利用“天久阴、星失度”的“天象”，说如今是“政失人心，强臣专国”。[61]文彦博则对神宗说：“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州山崩。”[62]吕诲疏攻道：“今天灾屡见，人情未知……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63]旧党这一招确实奏效了，在人类科学不发达的岁月里，“天人感应”说是一种撒手锏，是否定新法最有效的武器。尽管王安石的“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附会，岂无偶合？”[64]说得那样明白，尽管他列举尧舜、禹汤之时，水旱灾变时常出现的论证十分有力，但却无法打消宋神宗对天意的疑惑。真是祸不单行，因连年大旱不雨，百姓流离失所，平时并不曾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的官员们，这时却装着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有个叫郑侠的官员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声称去春蝗灾、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辅佐不以道”所致，反对派把这一切都说成是变法所造成的恶果。他们把全部怒火都喷射在王安石身上，声称“只要去掉王安石，天就一定下雨”。还有人挖空心思，从王安石诗文中搜罗出片言只语，添油加醋地乱发挥，危言耸听地说，王安石有觊觎皇位的“异志”，要求宋神宗对王安石严加防范，“详其文而防其志”。甚至诬陷王安石朋比结党，不久就要发动政变。旧党的种种攻击，无非是为了离间宋神宗同王安石的关系，对王安石产生猜忌，以达到对新法釜底抽薪的目的。

旧党虽然把攻击的主要矛头集中在王安石身上，但对变法派的其他成员也不放过。凡是坚决支持新法的官员，不是被他们诬为“小人”，就是被看作是不遵守封建礼制的异端分子，如秀州判官李定来京师，“谒谏官李常，常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谓曰：‘君且得见，盍为上道之。’立荐对。神宗问青苗事，其对如曩言，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65]司马光得知此事后大怒，借故大骂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不如”。守旧派把变法派攻击得一无是处。

在王安石变法的高潮时期，不仅有守旧官僚、大商人、宦官、外戚、贵族所组成的反变法联盟，向新党发起围剿和进攻，甚至连皇族也因变法触犯了他们的许多特权和利益，而极为仇视新政。如邵伯温所撰的《邵氏闻见录》记载：

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赵颢)至太皇太后宫，时宗祀前数日，太皇太后曰：‘天气晴和，行礼日亦如此，大庆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常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它事。’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

太皇太后和祁王都对王安石变法极为不满，和宋神宗争辩得脸红耳赤，以致闹得不欢而散。

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旧党向新党进攻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新党当然也不甘示弱，为了保证改革事业的成功，王安石与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不为流言所惑，更不为攻击诬陷所屈，面对人言鼎沸的反对，他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66]针锋相对地回击反对派的攻击。在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他针对司马光的责难，坦然答道：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67]

王安石虽然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据理力争，为新法辩解，但无法取得司马光及旧党的谅解，旧党依然对新法进行种种责难和攻击，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虽然曾一度顶住了旧党的巨大压力，并且也取得过一些政绩，但终究抵挡不住旧党的强大进攻而败下阵来。

2　熙宁变法的缺陷

王安石变法时，围绕着新法的颁行，朝廷分成支持新法与反对新法的两大阵营，双方壁垒分明，势同水火。史称改革派为新党，保守派为旧党，故“熙宁变法”又称“新旧党争”，从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旧党争延续至元祐更化、绍圣绍述，直至北宋灭亡，前后凡五十余年，影响极大。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对于改革者结党究竟如何看？笔者认为，改革者结党和中国帝制社会中常见的一些朋比为奸，争权夺利，扰乱国政的朋党不同，他们的结派成党是出于变法改革的需要。当守旧势力麇集起强大的力量反对变革时，改革者如不结党自卫，就会被强大的保守势力所摧毁。再则，要进行规模宏大的社会变革，单靠个人毕竟势单力薄，必须把个体变成群体，形成改革的核心力量，来领导变法运动。因此，对于改革派不能以结党营私之朋党而视之。但是，改革者以何种标准用人，却关系到变法改革的成败存亡。纵观熙宁变法，我们看到王安石虽有一定的政治远见和较高的道德情操，但他却不能摆脱官场习气的浸染，随着变法的深入，新旧党争的激化，和个人的恩怨纠葛，王安石亦不知不觉地卷入到封建官场门户派系之争的漩涡之中，致使变法改革与朋党门户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斗争混淆起来，给守旧势力以攻击的口实。王安石虽然提出了“人才为先”、“众建贤才”的口号，但在实践中，他却常常背离德才兼备的原则。他凭着手中掌握的权力，以“合意者为贤，异己者为不肖”。[68]“凡附己者即用之”。结果一些逢迎谄媚之徒，便趁机投靠新党。正如《宋史·陆佃传》所言：“王安石为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皆然。”所谓“变其所守”，即是他们看到旧党遭贬，新党执政，就放弃了自己原来反对变法的主张而摇身一变，高唱起拥护新法的赞歌。

宁州通判邓绾就是一个“变其所守”的典型人物，他为了获得王安石的信任，就大力吹捧新法。其本传载：“时王安石得君专政，条上时政数十事，以为宋兴百年，习安玩治，当事更化。又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其辞盖媚王安石。又贻以书颂，极其佞谀。”[69]由于他溜须有术，结果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获得了“集贤馆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的美差，在遭到同乡的笑骂后，他却恬不知耻地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70]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他猎取高官厚禄的欲望。类似邓绾之流的营私谋利之徒，都因伪装拥护新法而混入了变法派，并扶摇直上，窃据高位。

王安石在用人上也有私心，毫不避讳地将其亲信、姻亲安插在政府的各个重要机构。旧党首领司马光上疏神宗说：王安石“汲引亲党，盘踞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71]其实，司马光的指责并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因为王安石所用之人，有的根本就不是变法派，而靠的是裙带关系。如吴充其人就不赞成新法，但仅因是王安石的亲翁(吴充子为王安石婿)而被王安石荐为枢密使，后又接替王安石为相。对此司马光大为高兴，他写信给吴充，要求他尽罢新法，吴充表示赞同。元丰二年(1079)，吴充欲变新法，幸赖“蔡确争之曰：‘昔曹参与萧何有隙，至参为相，一遵何约束。见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所措手足？’吴充屡屈，法遂不变。”[72]可见王安石在用人方面并非出于公心，而是“专用其所亲爱之人”，[73]“遍引私人居要地”。钱穆在检讨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时指出：“安石未免自视甚高，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依照当时的情况，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安石的新政，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74]钱穆之语确实是中的之论，新法再好，也必须有贤能之官吏去贯彻实施，否则只能是徒具形式，一纸空文。

王安石“汲引亲党”，导致了新党内部矛盾重重，如吕惠卿曾经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受到王安石的重用。在熙宁变法时，朝中“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75]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均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具体内容均由吕惠卿亲手拟就。吕惠卿在主管司农寺期间，成绩卓著，因此宋神宗和王安石对他很赏识。先被任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后又任国子监、军器监的主要官员，在王安石的力荐下，升任参知政事(副相)，成为熙宁变法的二号人物。但吕惠卿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凡才能过己便忌嫉”，是个“忌能好胜不公之人”。[76]他看到王安石权势日重，十分嫉妒，遂大量提拔自己的亲族和亲信，如吕升卿、吕和卿、吕温卿、方希觉等人，结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吕党，欲取代王安石，夺取相权。司马光对吕惠卿的人品看得很清楚，他对神宗言道：“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司马光又写信提醒王安石：吕惠卿乃“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也”。[77]但是，王安石根本听不进司马光的话，他一味赞赏吕惠卿的才能而加以重用。然而，当王安石“称疾居家”，暂时离开中枢后，吕惠卿马上就翻脸，他首先借郑侠上《流民图》之机，指使其心腹诬告王安石弟王安国，并借李世宁一案败坏王安石名声。其次他把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信偷偷交给宋神宗览阅，王安石信中的一些措辞引起宋神宗反感，吕惠卿企图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君臣关系，阻止王安石回朝。

王安石复相后，吕惠卿就公开同王安石唱对台戏。吕惠卿上书讼王安石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78]甚至诬陷其对皇帝不忠，又“兴起大狱，欲株连蔓引”，想置王安石于死地。史载：“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79]苏辙曾如此总结吕惠卿，说其人“有卢杞之奸邪，诡变多端，敢行非度……又兴起大狱，欲株连蔓引，涂污公卿”。[80]尤其是吕惠卿当年投靠王安石时，态度恭敬如学生对恩师，儿子对父亲。其父吕畴病逝，王安石还为其作墓志铭，但王安石一罢相，吕惠卿则视之为仇敌，不遗余力辱骂诬陷。故王安石在晚年为之追悔莫及，斥吕惠卿为“福建子”。吕惠卿在《宋史》中列入“奸臣传”，对此后人亦有不同看法，但吕惠卿对王安石前后态度之大变，终究令清流士人为之所不齿。总之，由于改革派首脑人物的交恶、内讧，最终导致新党内部的四分五裂，大大削弱了新党的力量。(www.daowen.com)

王安石变法时期，新党中不少官员还利用变法改革的机会捞取到很多好处。侯叔献、杨汲就利用兴修水利之便趁机巧取豪夺民田数百亩，吕惠卿兄弟则勾结地方官，“强借秀州富民钱买田……丁母忧，诏于本奉外特给五万，惠卿更请添支万五千”。[81]章惇则利用搜刮来的钱财，在家乡建造别墅，其父依仗权势“冒占民沈立田，立遮诉(章)惇，惇系之开封”。[82]即使是为官比较清廉的王安石，亦在江宁求田问舍，以后他单是赠给蒋山太平兴国寺的至少有良田3427亩。[83]其儿媳萧氏也向寺院施舍田地千余亩。[84]王安石在宣城、芜湖还有一批为数可观的田产，后被宋高宗所觊觎。[85]可见其家广有田产。

总之，谋求升官发财是相当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参加熙宁变法的动机，他们费尽心机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就是那个无耻之徒邓绾的自白，同时也反映了那些投机变法者的共同心态。尽管王安石以提倡廉洁为衡量人才的标准，但是他的变法是植根于君主专制体制的土壤之中，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权力结构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再加之北宋官场中各种依附、荫庇、宗族、裙带、同年、座主门生、姻亲、故旧等关系，要剔除腐败分子谈何容易，故“用贤如转石，去佞如拔山”[86]的状况一直无法扭转。

3　“拗相公”的刚愎自用

冯梦龙所撰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名为《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白话小说，描写那位性格执拗，主意一定佛爷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的王安石，晚年退居江宁(今南京)钟山后，连老翁老妪也骂他是执拗奸邪之人。当然，这是后世道学家对王安石的诋毁诽谤之言，不必当真。王安石对变法改革事业执着而忠诚，他勇敢地与反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这都是值得后人敬仰的。但就王安石本人的性格而言，脾气“执拗”也确实是相当地突出。王安石视天下群儒士人皆为庸人，而将自己的意志看作是天下万民的意志。他在变法过程中，一意孤行，刚愎自用，“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87]甚至连他的密友曾巩也批评他是“勇于有为，吝于改过”。[88]

许多政论家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作了种种探索，比较流行的看法是王安石对顽固势力打击不力，因此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其实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王安石对守旧派的打击丝毫没有手软，史载“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罢黜中外老成大僚几尽”。[89]直到宋神宗去世，“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90]可见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在王安石执政时期都被赶下了台。王安石为了变法改革的需要，对守旧派予以猛烈打击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王安石不仅打击了顽固势力，而且误伤了不少中间人物，甚至包括改革派的同盟军。在整个变法运动过程中，情况确实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既有极端仇视改革的顽固派成员，也有对改革抱怀疑态度的人物，更有主张变法而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有分歧的士大夫。作为一个高明的改革者，对善意的批评就该虚怀若谷，诚恳采纳，而绝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将提意见者一棍子打死。王安石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大量史实表明：“王安石秉政，当时所议法令，不务详讲利害，惟以速成，自任偏说为意，官吏稍有议论，指为沮毁新法。”[91]可见他听不得别人半点不同意见。

为了对异己者实施打击，王安石专门设立宫观，“知州有老不任职者，当与闲局，王安石亦欲以处异议者”，[92]并“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93]他还利用台谏阵地，使之成为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机构，史载，“王安石屏异己者，数月之间，台谏一空”。[94]

其实，对变法措施持不同政见者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在变法实施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司马光曾写信给王安石，信中说道：“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95]按照司马光的看法，新政一无是处，故普天下没有人不反对的。当然这是司马光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对新政进行攻击，但我们也不能把司马光的话全都看成是诬蔑不实之词。我们不妨以青苗法为例，看看此法的不足之处。按理来说，青苗法本为国家发放的贷款，虽利率较低，但决无强迫借贷的道理，然而却有不少地方官吏竟强迫百姓借贷，“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96]按规定，青苗钱年利为四分，但地方官吏却巧立名目，增收息钱，甚至“吏缘为奸至倍息”。[97]“复有给陈粟腐麦以与之，而使之偿善价者，论其所折，又不知几分之息也。”[98]河北地区还别出心裁，把仓库积压多年、几乎是变质的绢充当“青苗钱”，强制性地借给农民。

除了官吏营私舞弊外，还由于青苗钱借贷手续烦琐，粮钱折价不合理，使得借贷者耗费太多，实际所得甚少。有的地区农民“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卖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99]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弊端，自然引起民众和部分士大夫的不满。甚至连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也委婉地对老师说：“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100]又如，在推行募役法的过程中，有的贫苦农民反而负担加重。保马法将军队难以有效管理的马匹饲养强行转加给农民，却未能起到强兵的作用。其实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不可能一出台就完美无缺，都有一段实践过程。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也还有积累经验加以改进的问题。正如吕公著所说：“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101]由此可见，只要对新法稍加修改，还是切实可行的。但王安石实行的却是独断专行的政策，他固执己见，对异己者一概排斥，结果不仅使旧党与其势不两立，而且使一些原来支持改革变法的士大夫也改变了初衷，倒向守旧派。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苏轼苏辙兄弟、孙觉、程颐、沈括等人，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王安石变法，支持过新政。然而，他们一个个逐渐转而反对新法，这对王安石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和讽刺。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廷中也有不少人认为改革为治国之必然，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如何改革。苏东坡对如何改革，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要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就必须解决“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102]也就是要压缩庞大的官僚机构、人员及其开支，精简军队。但王安石认为“罢官而止俸”[103]不能解决任何困难，精简军队不是当务之急，在他看来，朝廷之所以“积贫”，是由于“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104]故变法应在生财、理财上下功夫。其实苏轼和王安石在革除旧弊以富国强兵的原则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改革方案上存在分歧，而且苏东坡的变法方案不无道理，如能取苏之长补王之短，就会把改革搞得更好。后哲朱熹评道：“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王安石后封荆国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纷扰狼狈，却去攻他。”这是十分允当中肯的评价。但王安石却不愿和苏轼携起手来共商国是，甚至不能求同存异，让对方保持中立。王安石心地狭窄，容不得对方的不同见解，他利用手中权力，对苏轼予以打击。苏轼气愤至极，遂上疏皇帝，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105]又说：“臣非敢厉诋新政，苟为异论。”其实苏轼对朝廷，对百姓是一片忠诚，他没有反对改革，甚至赞成“裁减皇族恩例，修营器械，阅习鼓旗”[106]等措施。

苏轼是北宋士大夫中有影响的人物，他出面善意批评新法中的某些过激行为，不仅没有使王安石醒悟过来，反而将其视为仇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苏轼投入监狱，几乎因乌台诗案将其置于死地。[107]即便如此，苏轼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见解，也没有倒向守旧派。因为在以后司马光执政、全面废除新法之时，苏轼就曾与司马光激烈辩论，指斥旧党“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108]

苏轼之弟苏辙与乃兄相似，他看到新法推行后，官吏进一步搜刮财富，立即表示：“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109]王安石听不进他的忠告，他只好辞职而去。程颐曾“居职八九月”，参与了变法活动，“安石本与之善”。[110]当程颐觉察到“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111]时，遂向王安石提出新法的某些弊病，但王安石却置之不理，气得程颐当面责问王安石：“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之。”[112]并随即退出了变法行列。孙觉和王安石关系很好，曾大力支持变法，王安石亦将孙觉“骤引用之，将援以为助”。[113]然而一旦当孙觉提出了青苗法“往往追呼抑配，深为民害”[114]的意见时，即被王安石撤职。王安石早年由欧阳修引荐，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拜相，欧阳修有《贺王相公拜相启》，对他推崇备至。但后来欧、王关系恶化，不愿共事，分歧的原因是欧阳修“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故求归愈切”。[115]吕公著对王安石也很称颂，只是由于提出“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者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等语相劝告，而被“安石怒其深切”。[116]到后来，甚至像沈括这样坚定的变法派人物，也被王安石斥之为“佞人”。[117]王安石的独断专行、固执己见和过于自负的傲气使得其胞弟王安国亦对新法表示不满。当宋神宗问安国：“卿兄秉政，外论谓何？”他竟答道：“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并“屡以新法力谏安石，又质责曾布误其兄，深恶吕惠卿之奸”。[118]像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尽管这些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处，但总不至于全是造谣攻击。由于王安石偏执到“众人以为不可，而拒之愈坚”[119]的地步，结果不但丢掉了许多好的变法设想和意见，而且使自己处于腹背受敌，日益孤立的境地。

4　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

以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关系而言，君臣风云际会，相知相得，在历史上确实是少见的。正如宋神宗对王安石所言：“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若朋友与卿要约，勤勤如此，卿亦宜为之少屈。”[120]时人也说：“自古好治之君，至诚笃信，排天下之议论而任安石，未有如陛下者。为安石者，以身当天下之怨以报陛下，固亦鲜比。”[121]早在神宗当太子时，就耳闻王安石大名，对其十分钦佩，即位后不久，就超擢王安石为相，把其比作诸葛亮，以师礼相待，君臣两人商谈改革变法之事，非常投机。故时人都认为王安石“得君之尊，前古未有”，[122]“上与介甫如一人也”。[123]宋神宗坚决支持王安石的改革，尽管新法遭到了朝中大批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对，甚至在宫廷内部，两宫皇太后也对皇帝施加压力，但宋神宗却并没有动摇。他常说：“朝廷之法，当在坚守也。”[124]元丰五年，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上书，攻击新法有十害，宋神宗马上予以痛斥，说刘谊“惟举一二偏僻不齐之事，意欲破坏大法，公肆诞谩，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宜加显黜，以儆在位。”[125]总之，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样，冒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的危险，顶住了守旧派不断吹来的寒风，不断地给王安石以巨大的支持，使新法能比较顺利地进行。连王安石自己也认为“臣以羁旅之孤，蒙恩收录，待罪东府，于今四年。方陛下有所变更之初，内外大小纷然，臣实任其罪戾，非赖上至明辨察，臣宜诛斥久矣”。[126]可见，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给予全力支持。然而当宋神宗发现王安石擅权用事，任意引用私人时，君臣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王安石的擅权结党也是在变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熙宁初年，宋神宗求治心切，力排众议，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即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127]为了使新法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王安石不怕别人诬为植党，公开排斥政治上的对手和反对变革者，如吕诲、文彦博、冯京、韩琦等大臣皆被贬出朝廷，而积极拥护变法的中下层官员，如吕惠卿、曾布、李定、韩绛等人则被王安石大力培植，授予高位。王安石的亲属、故旧、门生，如王雱、沈季生、朱明之、谢景温、吴安持、孙觉、张商英、邓润甫等都被提拔、重用。新党官员布列朝廷要津，形成一股较强的政治势力。故司马光攻击王安石“汲引亲党，盘据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128]从熙宁三年至七年，王安石独相，权势甚重。相权的扩大，必然是对君权的一种威胁，使皇帝有大权旁落之感。而王安石又竭力劝说宋神宗，建议他不应过问国家具体事务，他说：“天下事大计已定，其余责之有司，事不当则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辄再三手敕质问，臣恐此体伤与丛脞，则股肱倚办于上，不得不随也。目王公之职，论道而已。若道术不明，虽劳适足自困，无由至治；若道术明，君子、小人各当其位，则无为而天下治，不须过自劳苦纷纷也。”[129]又说：“陛下于刑名、度数、薄书丛脞之事可谓悉矣。然人主所务在于明道术，以应人情无方之变，刑名、度数、薄书之间不足以了此。”[130]希望皇帝垂拱而治。

用人权和赏罚权历来是帝王用以治理天下的基本职能，也是君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但王安石却要干涉宋神宗这种权力的实施，两人多次争论的主要问题就是用人和赏罚问题。宋神宗虽然支持新党，但他从宋王朝统治者的整体利益出发，不愿废黜罢免所有的守旧派官员，但王安石却坚持要求把旧党中人全部清洗出朝。他多次暗示宋神宗所用之人，“妨功害能，罔上不实，即一切不问”。对“于不问人之，每务含容”。[131]凡是反对他变法的官员，王安石一概以白帖子斥退，根本不经过宋神宗批准。宋神宗想重用自己的亲信李评，因李评反对新法，王安石多次上疏参劾而未果，最后，王安石提出：“臣备为大臣，案治小臣诞谩，罪状明白，小臣任事如故，臣反受诘责，诚难以安职，惟罢臣，则评自不可免閤门勾当。”[132]在王安石辞官的压力下，神宗无奈，只得“命劾閤门胥吏，贷评等不问。安石固请之，于是御史纷然交攻评矣。上犹未听，安石乃不入朝，乞解政事，章凡数上，上遣中人宣押入中书，即时劾评，安石乃留。月余，劾状已上，犹命特放，安石勃然曰：‘陛下始许臣以逐评，臣乃留，今放评罪何也？臣愿复去。’上不得已，黜评知保州”。[133]由于王安石用辞官相威胁，宋神宗才不得不忍痛罢黜李评。宋神宗又想用郭逵为河北招讨使，王安石也加以阻挠。总之，在用人问题上，宋神宗动辄遭到王安石的掣肘，并时常屈从于王安石的意旨。我们承认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和良好动机，为了保证变法的成功，必须使新党掌握权力，不容许旧党与新党分庭抗礼，他的专权是为了北宋王朝的国家利益，宋神宗也清楚“其轻富贵”，但王安石专权用事，使神宗内心实感不悦。

新法实施后，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早在王安石还未拜相，仅担任翰林学士时，神宗对朝政国是就时常询问王安石，以致使中书省执政大为不悦。参知政事唐介大发牢骚地说：“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134]唐介死后，王安石独揽大权，无人敢与其抗争。史载：“时安石锐意变更，而帝信任益专，介既死，同列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抃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若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135]中书省他人不容置喙，由王安石一人拍板，讲了算，神宗即使和王安石有分歧，也不得不保留意见，而照王安石的主张行事。偶尔神宗坚持自己的主张，王安石就再三反对，史称：“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136]神宗不同意，王安石就称病家居，或以辞职相要挟，迫使神宗降手诏逊谢。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要求辞相引退，宋神宗对他说：“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岂与近世君臣相类……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卿，朕师臣也，断不许卿出外。且休著文字，徒使四方闻之，或生观望，疑朕与卿君臣间有隙，朕于卿岂他人能间!卿有不尽，但为朕言。”[137]这简直是皇帝向王安石检讨央求了。王安石这样做，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无疑给宋神宗心理上施加了不少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会产生一种逆向刺激，使宋神宗对王安石由敬重、信任转变为猜疑、嫌弃。随着新党势力不断扩大和王安石固执擅权，宋神宗由猜忌到反感，防范之心也日益明显，所谓“君臣防嫌，岂可为安石废也”。[138]

自古以来，皇帝最忌大巨擅权结党，而一旦“政不自天子出”，就是一种反常现象，即使“辅臣皆忠贤”，也是“擅命”之臣。[139]何况宋神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怎甘太阿倒持，受制于人臣。熙宁五年七月，新党成员郭逢原上疏道：“夫宰相代天理物，无所不统，未闻特设事局、补除官吏而宰相不预者也，今之枢府是已。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并归中书，除补武臣，悉出宰相，军旅之事，各责其帅，合文武于一道，归将相于一职，复兵农于一民，此尧、舜之举也。今王安石居宰辅之重，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牵于枢府而不预，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盖不专矣。”郭逢原主张将枢密院与中书省合二为一，把军政大权都交给王安石。“疏上，上甚不悦。”[140]对王安石说：郭逢原“欲并枢密院、废募兵”，“必轻俊”。王安石竟回答说：“人才难得，如逢原亦且晓事，可试用也。”郭逢原要求神宗不守君臣之常分，凡事均须与王安石商量而后行，让王安石统一掌握行政、军事大权，将“代天理物，无所不统”的帝王之权说成是宰相之职，甚至以尧、舜比喻二者的关系。这不仅违悖了宋代的家法，也完全不符合秦汉以降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要求，明显触犯了至尊无上的皇权和君尊臣卑的政治法则，神宗指责他“轻俊”，其实已顾及了与王安石的关系。可以想见，“上甚不悦”不可能只是因为郭逢原“并枢密院、废募兵”的要求，而王安石竟毫不以其为非，甚至赞同其观点。宋神宗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141]流露出对王安石擅权专国的不满。熙宁五年九月，王安石欲除程昉为押班，宋神宗始终不同意。十一月，宋神宗与枢密院研究永兴军、青州、渭州等地方官人选时，也没有采纳王安石意见。熙宁六年八月，宋神宗不顾王安石反对，追究知泸州李曼为奸之事。对于君臣之间的矛盾，王安石自己也有所察觉，他在与宋神宗谈话时说：“臣前所以求罢，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义不敢不求罢。”[142]熙宁六年二月，王安石称病求去，已表明他与宋神宗的裂痕已经扩大。熙宁七年以后，吕惠卿入朝，并居翰林学士等要职，为拜相做好了准备，恰巧此时旧党发动了对新党的又一次进攻，于是神宗就利用了市易司事件，逼迫王安石辞职。

宋神宗起用资历浅薄，颇具才干的吕惠卿为参知政事，辅佐自己推行新法。事实证明，吕惠卿的威望、人品都远逊于王安石，并且是一个不易驾驭之人。吕惠卿不仅和宰相韩绛不和，而且还结党营私，这就很不利于赵宋王朝的统治。因此勾起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怀念，权衡利弊后，又第二次起用王安石为相。宋神宗似乎对罢免王安石，显示君主权威的做法也有些内疚。当王安石复相后，宋神宗对他说：“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间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143]但此时的宋神宗已不像从前了，他需要的不是师臣和权相，而是一个听话、能干的宰臣。因此，中书省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王安石想正式令司农寺兼兵部事，宋神宗却不同意，反而下诏：“诸路教阅保甲，并隶尚书兵部。”[144]此时的新党正处于分裂纷争之中，王安石的地位和作用远非昔日可比。吕惠卿想建立自己的帮派体系，遂上疏言道：“安石之来，一切托疾，不事事，与昔日异……陛下所听即不一，争又不胜，百官纷纷，莫可调御。”[145]王安石也感到宋神宗对他有厌恶情绪，“故事多不从，只从得五分时也”。[146]王安石也不甘心做一个庸庸碌碌、俯首听命的宰相，熙宁九年四月，当其爱子王雱病死后，就坚持辞职。此时的宋神宗政治上已完全成熟，王安石为相与否，已无碍大局，终于在是年十月第二次罢免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从此王安石再未入朝。王安石的政治生命结束之际，也是他的变法失败之时。

总之，在熙宁变法的初期，王安石与宋神宗配合默契，犹如鱼水，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君臣之间逐渐产生矛盾，究其原因，是因为宋神宗毕竟是封建君主，王安石毕竟是封建臣子，君臣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147]为了变法革新，客观上需要加强王安石的权力，而变法结果则进一步扩大了王安石的权力。相权的加强势必是对君权的一种限制，必然出现“君臣相与，遂失威福之柄”的问题。当北宋面临严重财政危机，宋神宗既年轻又刚继位，还想有所作为的时候，王安石才能执掌国政，成为权相。但随着宋神宗年龄和政治经验的增长，国势开始好转，政权趋于稳定，神宗则难以容忍相权对君权的干涉，更不能容忍大权旁落。他要自己独掌大权，建立伟业，追比先皇，因此，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君相矛盾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必然产物，也是导致王安石罢相乃至变法失败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