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知识 出版产业转型的历程和功能变革

出版产业转型的历程和功能变革

时间:2024-03-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出版发展的历程与出版功能转换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信息时代。出版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出版技术形态的变化,出版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出版从单纯的传播知识,演变成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动力之一,再到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即出版产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方面中华文明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古代中国,从事出版事业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政府出版机构。

出版产业转型的历程和功能变革

出版发展的历程与出版功能转换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信息时代。与此相应,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三元结构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并存的新阶段。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发生了变化: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工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原材料和资本,信息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变成了信息和知识。知识和信息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经济的每一个领域,而且它应用的范围越广,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它本身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正在形成。

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消费,需要一定的物质承担者,而出版就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知识成果制作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知识、信息,进行思想交流的社会活动。出版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出版技术形态的变化,出版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出版从单纯的传播知识,演变成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动力之一,再到形成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即出版产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的存在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交往是维系社会关系最基本的手段。人类的交往离不开信息的交流、传播、互动和存储延续。沿着历史的长河往上追溯,到目前为止,人类在信息的沟通和使用上经历了五次革命:第一次是语言的产生,使人类有了最基本的沟通工具,人类丰富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使人类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第二次是文字的产生。有了文字,信息才可以记载下来、保存下来,从而使得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延续性有了保障。第三次是印刷术和造纸技术的发明。前者使人类摆脱了单数次的刻字及书写的困难,从而使印制有了可重复性,提高了效率,避免了简单的重复劳动;后者则为信息提供了价格低廉、传递方便的载体。这样,从时间维度上说,人类的知识和信息就可以得到记录、积累和流传;从空间维度上说,印刷术和造纸技术的应用,可以把信息传递到人类所及的任何地方,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在这个方面中华文明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四次是电在通讯中的应用和推广,即电报、电话以及后来的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这些发明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播在时空上的障碍。第五次是计算机技术、电子通讯技术尤其是现代网络技术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引起的交往方式的变革,它完全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扩大了人类智力活动的范围,为人类创造能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从而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受教育方式等等方面,使社会有了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人类交往的历史表明,这五次信息交往的革命至少有三次与出版的变革密切相关,从而也形成了出版发展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与农业社会相适应,是文字的产生和古代书籍出版的形成阶段。

文字的产生,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写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记录事件、总结经验、传播观念、表达思想,并使之传布久远的时候,真正的书籍便开始出现了。但早期的文字及书籍,最初的目的却不是为了传播信息,而是为了记载占卜宗教仪式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并为上层社会所垄断,即所谓的“学术在官”。到了封建社会初期,“学术在官”的局面才被打破,开始了“学术下移”,而造纸术的发现和印刷技术的发明则对“学术下移”起到了加速作用。

在古代中国,自从蔡伦发明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技术发明推广后,在以后几百年的实际运用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出版的巨大作用,从而使这种发端于民间的工艺日益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事业,由于它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复制大量的图书,从而使图书渐渐进入流通领域,具有了商品的性质。从这时起,图书出版才作为社会公共事业,作为一种手工业体系,作为文化的积累手段,从其他门类中相对独立出来,形成独特的形式、机构、格局和人员建制。在古代中国,从事出版事业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1)政府出版机构。由于政府有充足的人力、物力、组织等保证,因而用料优、付印快、质量高,成为传统出版的主体。官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一为收藏,二为赠送,三为售卖。但售卖的很少,且不以营利为目的。(2)私人自费刻书或集资出版。(3)商办的书坊书肆。书坊刻书在刻书业中开始最早、地域分布最广、刻印数量在社会图书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最大,是图书商品流通的主体。宋代以后图书市场相当活跃,刻书业发达地区、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都有繁荣的图书市场。刻书业发达地区不仅书肆林立,而且大多开设作坊,雇佣工人,从事印刷和出售,成为兼营制作与售卖的工商联合体。这类书坊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往往子承父业,使出版成为世业,出现了一些出版世家;他们有丰富的经营经验,在市场中有较强的竞争能力。而且,自宋代以来,在长期的图书交流中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价和图书定价制度。

国外图书史的发展演变历程与此相类似。现存最早的书是一个有关洪水的古巴比伦的迦勒底故事,它在公元前4000年刻在一块泥版上。埃及人用纸莎草纸卷来记载文字,形成图书。罗马人的手抄本《圣经》是近代图书形式的起源。他们或者用纸莎草纸或者用羊皮纸或仿羊皮纸作为书写对象,装订成书。book一词是从古德语词boc变异而来,意思是“山毛榉”,即装订用的木材。最早的图书是宗教书或虔诚的信仰类图书,也有关于巫术、占星术、医药、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图书一度较为繁荣,出现了很多私人图书馆,图书贸易也兴盛起来了,书店用招贴画的形式做广告推销图书。到了中世纪,西方的出版业开始走下坡路,出版活动仅仅在寺院中进行。但从13世纪以后由于纸张的使用和眼镜的发明,才使读书和出书的热潮再次复兴起来了。

总之,在农业社会,出版业主要是为宗教、为宫廷、为上层社会的统治、为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的,虽然图书也进行贸易交流,但它为经济发展所发挥的功能微乎其微,古代社会从来未把出版当作一个有影响的、有一定经济规模的行业,出版基本上起一种教化的功能。

第二阶段,与工业社会相适应,是活字印刷技术的应用及其与现代大工业的结合阶段。

15世纪以后随着古登堡把活字印刷变成实用的技术,使得印刷和出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书籍印刷很快传遍欧洲,书籍出版成了一个繁荣的工业。随着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出版者、印刷者、售卖者开始有了分工。到了16世纪,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法国的巴黎,英国伦敦,德国的莱比锡,奥地利的维也纳以及荷兰的安特卫普等地形成了若干出版中心。在此之前的出版物主要是宗教类,如圣经、弥撒书和祈祷书等。这种状况到了18世纪以后开始有所改变。尤其是在大学,传播科学知识成为主要任务,大学的书籍需要使得书籍生产越来越非宗教化。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开始受到重视和保护。英国在1709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它是通过印刷作者的作品,同时由读者购买其作品,来鼓励学习的法律[1]。这部版权法试图在作者和读者的利益之间做出界定和平衡,并尽力防止盗版。19世纪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成果在出版印刷方面的应用和推广,铅字、蒸汽机的使用、机械植字和排版等都极大促进了出版工艺的改进和出版效率的提高;工业革命的另一个结果是使造纸成本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推动了出版的发展和繁荣。一批大型出版公司开始崛起,如英国的Thomas Nelson&Son(1798),Wil-liam Blackwood&Son(1804),William Collins&Son(1819),美国的John Wiley&Sons(1807), Harper Brothers(1817),德国的C.H.Beck(1763),法国的Garbuer(1833)等,其中很多公司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依然具有世界影响。

中国虽然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技术,但在近代以前却从未形成有品牌和影响的出版企业。近代以降,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和技术交流的发展,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以及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等也影响到中国的出版。从19世纪后期到目前,中国的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诞生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民族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他们在当时无论是规模还是管理方式都已初具现代出版的雏形,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在最鼎盛时期,其分支机构遍布国内各主要城市,仅上海本部的从业人员就达近4000人,年出新书近5000种,经营业务包括图书出版、十几种期刊出版、印刷所、图书销售网,还建有规模宏大的图书馆等[2],即使在世界上也算得上规模处于前列、影响巨大的出版商;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对民族出版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高度集中计划经济出版体制,这种体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打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目前是第三阶段,即出版业从计划经济的出版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出版体制的逐步过渡、培育及形成时期。

在这一阶段,出版已经和现代大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工业革命促进了印刷等科学技术及其在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反过来,出版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速传播,又进一步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步。在这一阶段后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业的发展异常迅猛,成为成长最快的产业,成了吸引投资者和冒险资本家的行业。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在出版领域也形成了一些足以和大工业公司规模相当的大出版公司。西方很多大的传媒公司进入到了世界500强的行列,并对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出版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不仅起一种信息传播的功能,而且融入经济生活中,成为现代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拥有了产业的功能。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把出版作为信息产业的一个独立部分来发展。但是,在工业社会,知识和信息还未成为生产的一个环节,人们通过知识的中介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它还外在于生产过程,知识的生产、传播是作为消费品而进入经济活动的。

与第二阶段相交叉,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电子网络技术在出版中的广泛运用,人类的出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现代网络出版阶段。

网络出版是出版形态上新的革命,是出版技术的质的飞跃,从此出版走向以全球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标志的新阶段。这是第五次信息传播革命和出版的互动。网络出版的兴起使出版有了全新的内涵,其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www.daowen.com)

工业社会是人的肢体的延伸,它是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信息社会是人的大脑的延伸,它正在并将继续成为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动力之源。

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作为信息本身就是资源,是经济过程中的要素,信息资源成为诸多资源中的最重要的资源,与信息相关的一切行业都纳入到了知识经济的产业范畴。这就使出版作为知识和信息载体的提供者,本身成为一种产业,最终使出版从产业外的行业(意识形态和宣传)进入产业内的行业(信息服务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产业。

在知识经济中,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本,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而人才的成长、培养和发展,离不开知识和学习。“干中学”、终身学习的观念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观念。学习的过程是和出版、出版物紧密相关的。出版、出版物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哺育,直接进入生产环节,进入经济活动之中,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因素。

出版产业作为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信息产业的“软件”,信息产业离开了“软件”,就像失去大脑活动能力的植物人一样,就称不上是“信息产业”。

在信息社会,机器是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机器,是信息化、智能化的机器,离开了信息系统,它就操作不起来;而工业则是经过信息化改造和带动的工业,是信息化带动起来的工业,离开了信息,它就无法正常运转。这样,信息技术不仅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通过对其他产业的带动,自然就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部分。

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版,不仅仅是文化现象,不仅仅属于文化范畴,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文化的积累和文化的传承,而且它本身具有经济的属性,是经济过程本身的内在要素,不仅具有产业属性,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产业。承担知识传播、积累和开发任务的出版产业在信息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出版产业的总产值、人均利润等指标在各产业部门中已名列前茅,成为国家具有独立产业地位的部门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起,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版印刷业的增长率在各工业行业部门中的增长都居前10名,如美国居第十名,日本居第九名,德国居第七名,法国居第四名,英国居第三名[3]

在知识经济尤其是网络经济条件下,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下,现代网络出版的媒体形式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转向电子网络媒体,它综合运用文字、图画、声音和动画多媒体形式,从而模糊了传统的图书、期刊、报纸甚至广播电视的界限,图书、期刊、报纸、电视、广播正在通过网络这种形式走到一起,一个综合的大媒体正在形成,这样就改变了中国出版的格局,使出版从载体形式到传播方式乃至运行方式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得过去我们一直习以为常的把出版看作“以印刷或其他机械方法将文字、图画、摄影等作品复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并提供给众多读者的一系列活动”[4]的看法显得过时,而代之以更为广泛的把出版定义为“选择文字、图像或音响等方面的作品或资料进行加工,用印刷、电子或其他复制技术制作成为书籍、报纸、杂志、图片、缩微制品、音像制品或机读件等以供出售、传播”[5]。这样出版就成为大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起着大众媒体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的职能,出版的功能泛化了,外延扩大了。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出版产业的这种新的变化趋势,从产业功能和大众传播功能的角度对出版进行重新认识,使我们的出版理论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

(原载《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4期)

【注释】

[1]〔英〕伊恩·麦高文等:《国际出版原则与实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2]参见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等:《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7)——产业结构主体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4]参见〔日〕布川、角左卫门主编:《简明出版百科辞典》,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

[5]林穗芳:《明确“出版”概念,加强出版学研究》,载《出版发行研究》,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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