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场所

英文“place”即“场地”的意思。但是，“场所”与“场地”两者的概念间却有着差别，这种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场所”的演进。“场地”最初为一个自然概念，并无任何意义，而人的融合和居住使得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居住过程中，人类与环境相互联系，“场地”的自然属性同人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共生共处，“场地”才能转化为“场所”，意义也就随之产生了。我国最古老的词典《说文解字》中对“场所”也有所提及，词典中提到“场，祭神道也”。由此可见，在原始的概念中，“场所”的主要功能是祭拜天神，人对精神的追求已出现在“场所”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虽然对天神的祭拜已远不再是“场所”的主要功用，然而对精神的追求仍是“场所”的特质所在。

由上述内容可见，“场所”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最初的“场所”只是一个自然存在的空间，没有人为的因素，只有自然属性。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关于“场所”逐渐形成了三维空间的概念，区分了人类活动空间与非人类活动空间。人类对自然本身有了更多的认识，加入了更多的意向行为，改造自然，这种经过改造的空间也是最基本的“场所”。而后，在人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场所”由群居空间、空间集合、区域空间，发展到多功能的城市空间等形式。在“场所”演进的逻辑过程中，人发现自己的存在，并以选择“场所”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积极地参与“场所”中的活动，在熟悉与经营的过程中赋予“场所”生活的意义，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慢慢地将先天的存在条件，转化为自己所熟悉、认同的“场所”。由此可见，通过自然属性考察其背后“人”的精神意识，才是“场所”研究的重要视角。

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第9次会议中，由凡·艾克（Aldo Van Eyck）等组成的团队（Team 10）发表了为现代建筑重新定向的宣言“Team Ten Premier”，“场所”（place）从此成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20世纪70年代，“场所”的概念在建筑理论中广泛出现，最初提出“场所”的对象是居住建筑，而后“场所”的概念扩展为关于人对环境的认知和响应，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其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范畴，关于“场所”的研究也出现在了城市规划和历史研究中。

众多学者都对“场所”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系统。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是最早系统、完整地阐述“场所”理论的学者，他提出，建筑要回到“场所”。在提到“场所”代表的意义时，他提出，“场所”不只是抽象的区位而已，“场所”所指的是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物的总和决定了一种“环境的特性”，亦即“场所”的本质。一般而言，“场所”都会有一种特性或“气氛”。所以说“场所”是定性的、“整体的”现象，不能够约简其任何的特质，正如空间关系不能丧失其具体的本性一样。特兰西克认为，“场所”具有唯一性，当空间被赋予了特定区域的文化历史和精神意义后，会体现出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精神特质，多数由人的体验获得，因此，“场所”理论的本质在于领悟实体空间的文化含义及人性特征。斯蒂文·霍尔认为，“如果特定的秩序（景观、建筑等物理结构）是外在的知觉，现象和经验则是内在的知觉，那么在一个构筑上外在知觉和内在知觉就是交融在一起的，当两种知觉达到高度融合的状态时，就产生了高于单纯前两者的第3种存在，即所谓的‘场所’”。凯文·林奇则认为，场所的意向可以帮助和指导人们在城市中进行定位及确认，一个安全和美好的景观取决于它的可印象性——物体所具有的、能在观察者脑中唤起强烈印象的特质。而对于场所的产生，不管哪种方式，都必须是由人的活动而产生的，这一活动是意向性的，有初始的构建活动，也有建成后的活动。后续的活动在原有的系础上更加丰富了场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