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旅游
（一）秦汉时期的旅游
秦汉时期最重要的旅游活动有帝王的巡游、西域“凿空之行”、游学与游宦。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曾5次巡游全国，他的巡游既有军事考察，又有政治权威的宣扬，也有游玩观光的目的。他每一次巡游都要在所游之地刻石记功，宣扬王朝的声威、功德。为了巡游之便，秦始皇大修驰道、直道、五尺道等各种类型的道路。
汉武帝也是一位非常喜欢巡游的皇帝。在他50余年的统治时期共有30次巡游活动。汉武帝的巡游兴师动众、耗费巨资、劳民伤财。但它对于加强中央集权、交流经济文化，特别是对于发展交通旅行，开拓名山大川，具有深远的意义。
西域“凿空之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辉煌壮丽的旅游活动。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的大月氏，联合大月氏，共同打击匈奴。张骞的西域之行长达13年之久，史学家司马迁称之为“凿空之行”。后来，张骞又再一次出使西域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和身毒各国，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开拓了后来被西方人所盛赞的“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一直是古代连接欧亚的文化纽带，把两大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汉代的学校遍及全国。有志于求学的人不远千里到京师游学，一些著名经师的私学也吸引着莘莘学子，长途跋涉，著录其门下。与游学相联系的是游宦。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大都广招四方游士，如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史记·梁孝王世家》）；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风俗通义校释·正失·淮南王安神仙》）。汉武帝时期，朝廷鼓励平民上书言事，广开仕途，“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汉书·东方朔传》），大批人才络绎不绝来至京师，他们或直诣宫阙，毛遂自荐，或拜谒权贵，借力晋升，或广交朋友，沽名钓誉。
（二）魏晋南北朝的旅游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期，战争连绵，政治黑暗，社会混乱，人民生活悲惨，深感人生无常。为了化解人生的苦难，人们只好从宗教中寻求慰藉。因此，这一时期代表老庄思想的玄学盛行，佛教、道教大肆泛滥，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浓郁的宗教色彩。这一特色也反映在旅游方面，即这一时期的旅游活动呈现出玄学之风尚和浓郁的宗教色彩。
玄学是魏晋时期主要的哲学思潮。当时的学者从汉代儒家经学皓首穷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转入玄远的哲学思辨，他们重点研究《周易》《老子》和《庄子》这3部书，将其称之为玄学。文人士大夫们崇尚谈玄，适意于自然景物，钟情于山水风光，在游赏山水之中参悟玄机，陶冶人性。这种玄游之风起于曹魏正始年间，以西晋竹林七贤之游最为典型。当时，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山涛等人常常千里相会，联袂出游，在幽静的竹林里肆意酣畅。
东晋政治南迁，中原士人也为形势所迫，纷纷南下。江南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风物琳琅，为文人学士的玄学清谈、参悟玄机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环境，更进一步推动了玄游之风。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会稽太守王羲之带领着一群官僚名流，共计41人，在这里聚会，游目骋怀，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共成诗30首，王羲之作序，是为著名的《兰亭集序》。其后又有谢灵运、荀雍、何长瑜、谢惠连四友常以文章相会，共为山泽之游。谢灵运写了大量的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山水诗人，开创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风格。
探访奇山异水，追慕仙风道骨，寻求佛性禅韵的宗教旅游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旅游活动。这一时期道教旅游的代表人物有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著名的道教学者。葛洪为了广泛的收集神仙方术，曾广游大江南北，跋山涉水，访问道友，探寻胜迹。陆修静也是一位著名的宗教旅行家，他云游四方，走遍了巴山蜀水，蛮荆瓯越，阅历丰富，见闻广博，其晚年隐居于庐山金鸡峰简寂观，常与名僧慧远、著名诗人陶渊明来往，谈诗论道，同游同乐。陶弘景的道教成就与他的仙游活动密不可分。他曾“遍历名山，采访仙药”，四十余年，坚持不懈。陶弘景的仙游，固然志在神仙，但对于山水本身他也非常迷恋。在他看来，自然山水本来就是超脱人世的人生归宿，是逍遥自怡的精神寄托。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对山水之美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具备。晚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他又特别爱听松涛，在句曲山筑三层楼，“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
除了道教徒的旅游以外，这一时期佛教徒的旅游活动也非常活跃。佛教徒的宗教旅游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为传经、取经而进行的中外旅游；二是为居静休闲，清谈佛理而进行的山水旅游。
第一种旅游活动既有来华传经的异域高僧，也有到西域和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自西汉末年以来就不断有西域各国甚至印度的高僧来中国传教。三国以后，来华的西域僧人更是络绎不绝，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月氏高僧竺法护、龟兹高僧佛图澄、天竺高僧鸠摩罗什、菩提达摩等。据文献记载，我国最早西行求佛法的人，是魏晋之际的朱士行。其后，虔诚求法西去者鱼贯而行，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法显的宗教旅游长达15年，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难以形诸笔墨。回国以后，他将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写成报告，上奏朝廷，这就是著名的《佛国记》，也称《法显传》。
佛教徒的山水旅游颇类似于道教的仙游，二者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其追求清幽娴静的山林净土以利于清修则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佛学理论与玄学相互吸收，相互借鉴，比如这一时期所讲的佛性即自然，就是受了玄学的影响。把优游山水、品味山水和切磋玄理、阐发禅机结合起来，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南朝时，在江南秀丽的山区水乡，不但寺院僧侣上继前代祖师捧佛就玄的传统，纷纷加入到文人士大夫玄游山水的行列，而且许多玄学之士也因激赏佛学的精深、佛理的玄妙及佛门的清净而怀玄参佛，出入佛寺，与高僧论道谈玄，畅游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