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旅游
（一）元朝的旅游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的大一统政权。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歧视汉民族的政策，明文禁止汉人出海经商，限制汉人在朝廷和地方担任要职等，严重打击了汉人的生活热情，因此这一时期的旅游活动较为平淡，值得一提的只有全真教道长丘处机的旅游活动以及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旅行。
公园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到达大雪山，即现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派遣使者召见丘处机。丘处机接到诏令以后，带领18名弟子，奉命西行，到大雪山八鲁湾行宫觐见了成吉思汗。丘处机的西游实践了“老子化胡”的传说，填补了道教西游的空白。丘处机以73岁高龄，翻山越岭，横渡急流，穿越流沙，历经艰险，长途跋涉10000余里，其不畏险阻的坚毅精神赢得了后世极大的尊重。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声震寰宇，吸引了不少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旅行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他于公元1275年5月到达元大都，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93年，在中国居住了37年的马可波罗回到了威尼斯。公元1298年，威尼斯城邦与热那亚城邦交战。马可波罗战败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监狱。在监狱中，马可波罗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又称《东方见闻录》。该书描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这些叙述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该书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后来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哥伦布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之下，于公元1492年怀揣西班牙国王写给中国皇帝的书信，取道大西洋，航行中国，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总的来说，元朝时期国人的旅游较为平淡，最为突出的是西方人来中国的旅游。他们的旅游不仅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如伊斯兰建筑、基督教建筑等，而且更是将中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带到了西方，促进了近代西方社会的巨大变革。
（二）明朝的旅游
明代由于国运长久，商品经济活跃，民族矛盾比较缓和，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都比元朝优越，因此明代的旅游活动和旅游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
明代的士林游风比较普及且兴盛。明朝的士大夫大都喜欢在为政之余，出门游乐，消遣闲情逸致。另外，明朝专制主义统治空前加强，实行特务统治，洪武、永乐时期大兴文字狱，天下文士常因片言只语而获罪，因此不少为官者痛感伴君如伴虎，宁肯归隐山水，做一个悠哉的富贵闲人。同时，也有不少读书人看到官场险恶，干脆不入科场，甘心于湖光山色之中，做一个风流才子。如唐寅、孙一元、徐渭等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另外，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市民特别是商贾的地位有所提高，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和生活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界王阳明之学突起，他们反教条，反传统，冲破毁灭人欲、扼杀个性的程朱理学的罗网，引导文人与士大夫归趣天真，委心自然，在山水园林中启迪良知，独抒性灵。特别是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力主按照人的本性与个性自然而然地为人处世。
在明代士林游风兴盛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位壮游自然又独树一帜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科学旅行家。他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考察地形、地貌，探究地质、地理，充满了探索的科学精神。
徐霞客的旅游之路，是一条穷究造化、精研科学的游路。他立志旅游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纠正过去史志书中的差错，对山川名胜披奇抉奥，寻源探脉。他在湖南九嶷山搞清了“三分石”下的水流，破除了以往“三分石”水道的成说；他在福建游建溪和宁洋溪，仔细比较两条溪流的流势，得出了流速与流程成反比的科学判断；他在广西深入研究了石灰岩岩溶地貌，对各种自然景观做出了精到、合理的分析；他还概括了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岩溶地貌的差别，与现代地质学家的看法完全一致。徐霞客是世界地质学史上最早研究岩溶地貌的科学家。
徐霞客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旅游生涯中，还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它的科学研究成果，这就是被清代学者钱谦益所盛赞的“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部著作不仅具有地理学和地质学的科学价值，而且也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旅游散文集。《徐霞客游记》文笔精炼质朴，文采深厚浓郁，大自然的恢弘气象、绝妙景致跃然纸上，读之若身临其境，美不胜收。
明代另一项值得特别提及的旅游活动就是郑和的远洋航行。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郑和7次下西洋，游观了南洋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郑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旅行家，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万里帆樯海外风”的航海事业。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打通中国到波斯湾、阿拉伯、红海及非洲航道的人。
明代旅游活动中还值得一提的就是西方传教士的来华旅行。16世纪，罗马教廷派遣传教士前来中国传播基督教。其中最著名的传教士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在中间旅居28年，游踪甚广。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南北，熟悉中国的民风民情，尊重中国文化。他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如叶向高、徐光启等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徐光启的友谊。徐光启虚心向他学习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编译了不少著作。《几何原本》和《同文指算》则是由利玛窦口授，分别由徐光启和李之藻笔录的讲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专著。
（三）清代的旅游
清代前期最主要的旅游活动是以康熙和乾隆二位皇帝为首的帝王巡游。两人都曾六下江南。康熙皇帝的江南之游并不纯粹是游玩，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一是观察风俗，注意民生；二是留意河防，察问河工；三是昭示满汉一体，安抚江南民众。乾隆皇帝统治时期，疆域辽阔，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是封建社会少有的几个盛世之一。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所到的地方主要是扬州、南京、苏州和杭州。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还喜欢游乐园林。因此，北京兴建了许多皇家园林，如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清漪园等。另外，还在燕山腹地修建了避暑山庄。
清代士大夫的旅游承明代士林之流风余韵，有山水之游和园林之游。清初，士大夫的山水之游突出地表现在一批明末的爱国遗民，他们不肯入朝为官，坚持民族气节，或潜游山水，以寄托亡国的痛苦；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学术的旅游。清朝中期，政治稳定，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也崇尚旅游。
明清时期我国的园林艺术发展到顶峰，不仅修建了许多皇家园林，许多达官贵族、文人士大夫也纷纷修建私家园林，欣赏咫尺山水，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如康熙年间礼部尚书王崇简及其子大学士王熙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的怡园，叠石凿池，莳花种竹，随地之高低广狭，分布亭台，构筑楼阁，或冠于云林之上，或托于松石之间，游者层梯纡蹬，步步幽回，情趣不同。当时的社会名流，如毛奇龄、陈维崧、朱彝尊、周之道、李良年等，就常在这里雅会。乾隆时，著名的文学家袁枚在南京购置的随园，也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在苏州，有明人建造的拙政园，清人建造的网师园。在扬州清人建造的园林特别多。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林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