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啸鲲:如何领导台湾革命工作
林啸鲲:如何领导台湾革命工作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
自甲午战败,李鸿章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割台条约以后,台湾同胞的命运和幸福,是完全被断送了;可是,台湾抗日革命史,便从此而产生了,过去有人问我:“台湾革命从何时开始,到何时才得终止?”我很诚恳地答复他说:“台湾的革命,是从割台之日开始,必须到了复台之日才能终止”,这就是说明台湾革命是无终期的,除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完全被驱逐出了台湾。
但是,台湾被割,业已四十八年了,无疑地,台湾革命也就继续不断进行了四十八载,在这样悠久的革命过程中,曾经演过几次的大流血,然而何以至今还没有成功呢?其原因,当然是因为地形的限制、武器的缺乏和众寡莫敌的种种缘故,但是领导者不得其法,也是主要因素之一,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说:(一)当《马关条约》成立台湾宣布独立的时候,台湾民气的悲壮激昂,真是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倭寇的大批战舰,只有在澎湖海口,逡巡而不敢进,此时若能领导得法,则台湾之存亡,实属还在不可知之数,孰料刘永福身为大帅,时存去志,且自以为本身是满清政府的大员,台湾是满清政府出卖的,与己无干,将来回国仍然可以做官,所以一味敷衍,并且自高自大鄙视台民,因此,失掉台民的信仰。其所统带之河南勇又时常与民军发生冲突,刘氏不唯不理,且多方袒护,记得先祖父林馨山公,时为议会会长,因不满刘氏所为,诤言直谏,致触刘氏之怒,竟被拘囚幽室,以致官民军之冲突日益剧烈,故当敌寇进攻安平港之时,刘永福反将河防部队悉调台南城内,防备民军作乱,敌人乘机而入,台南遂陷,此其一例。(二)倭寇占领台湾以后,桦山大将任“总督”时,台湾革命先烈林少猫,犹率众万余人,踞牡丹社与日寇抗争,因牡丹社地形险峻,山路崎岖,敌寇未易进攻,当时林氏如能一面扩大宣传以求外援,一面广集贤能以增实力,则事未尝不可有为。可惜林氏仅恃个人之勇猛,走上了英雄主义的狭路,其允许桦山媾和,思以牡丹社为特别区,尤为失招,卧榻之下,不容他人酣睡,林氏不明乎此,所以功败垂成,此又一例。(三)台南西莱庵事件,在台湾革命史上,是不可磨灭的一页,但当时余清风、罗俊两烈士,明明是受了总理民族主义所熏陶,应以三民主义为号召,其如余氏等,错认台人信佛之心理,偏以神道设教,故所聚集之党员,仅及于一班愚夫愚妇而已,以致昙花一现,白白牺牲了数万同志生命,于今思之,犹为惋惜,此又一例。(四)近十年来,林献堂、蔡培火、陈逢源诸先生所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一时风起云涌,全台民众为之响应,其力量之大,实有不可思议者,唯林氏等,仅知向帝国主义者,要求民权,如议会请愿等等,而不知积极地提倡民族革命,因此,意志不能集中,目标又不一致,故一经敌人压迫摧毁,遂由分化而变为分裂,甚至东西沟水,各不兼容,其结果一无成就,此又领导不得其法之一铁证。前车可鉴,对于领导台湾革命工作问题,实有缜密考虑之必要,因台湾之环境特殊,台人之性格特殊,倘无合适的领导人物和完善的办法,不但于目前革命进行中会碰到许多不能预料的困难,即将来治理台湾,还是一件难事,像最近美国三家杂志社,主张战后台湾作为共管,真是谬误已极,台湾之难治,满清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一个良好的殷鉴,现在我们先把台湾革命不易领导的原因,略加说明,然后再来谈到应该如何领导的问题。
台湾孤悬海上,对于外来的东西,无论武器、政治、文化、经济,容易被日本封锁,又因物产丰富,虽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尽量榨取,而一般人民仍然可以自给自足,故轻易不愿冒险犯难,且日寇在台所设施之警察网,非常周密,台人之集会结社,相当困难,又兼水陆交通方便,暴动方式不易举行,此所谓台湾环境特殊,工作不易领导之一。至于台人的特殊性格,可分作两部分来说:就是先天性与后天性,就先天性而论,台人的祖先,不是跟着文文山公在零丁洋抵抗元朝失败后逃避台湾的,便是明末清初追随郑成功据守台湾以抗异族的,换句话说,台人的祖先,除了极少数中国内地自由移民以外,差不多都是宋明两朝的忠臣义士,遗传性的关系,所以台湾人的先天性,都是厌恶异族、爱打不平、崇尚侠义等等,尤其是反抗性,特别的坚强,自尊心也特别的隆重;就后天性来讲,台人生于四面波涛的孤岛,生活在山明水秀的中间,受山川灵气之钟毓,其聪明智慧之外,富于尚勇之精神者,十之八九,又因汉文与日文并读,既不忘于中国之古代文化,又得接受日本的各种科学,所以台人的智识程度,大都在水平线上,虽未经读书的农民,耳濡目染,亦能明白许多事理,此所谓台人性格特殊,工作不易领导之二。基上所说,领导台湾革命工作,确实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第一,要就其环境而订工作计划;第二,要就其性格与动向而纳诸轨道,断不能闭门造车,或以个人偏见,随便轻举妄动。现因篇幅的关系,不能够详细地来讨论如何规定收复台湾的计划,与如何运用台人的思想性格,总之,如要领导台湾革命工作,最低限度,必须做到以下数点:(https://www.daowen.com)
一、“政府方面”:(一)中央应下决心,扶助台湾革命同盟会,完成建军建政工作,建军完成,不但可以争取日寇在台所训练之壮丁,即将来国军进攻台湾时,如游击、通信、运输、带路、联络、破坏、侦察、内应等等均须倚赖台湾军队行之,此时若不加紧组织训练,将来何以应用;至于建政问题,尤为当务之急,因现任台湾一切行政设施,均异祖国,一旦收复台湾,如何施政,应于此时成立台湾省政府,或台湾省府筹备处,集中台湾政治人才,以便详细拟订计划,将来一经收复,便可实施。(二)军事委员会,应将台湾列入战区,早日规定台湾战费,凡从事台湾反日工作之经费,完全在台湾战费项下开支,以免多方津贴,左右牵制。(三)内政部应明定台人身份,凡台湾同胞,均属中国国民以加强台人归宗祖国的信念。(四)中央党部,应加紧台湾党务工作,尤其对于三民主义之阐扬,因台人富于民族革命性格,若以三民主义为号召,必能一齐奋起,唯对于办理党务之人,必须慎重选择,应以曾受吾党之严格训练与彻底明了主义或曾任党务工作者为合格,且须以台人为主体,若所用非人,党务工作实难深入台湾,因现在台湾内地之思想问题,还甚复杂,非有干练之人,实不足以克服一切。(此问题当另作专论)(五)政府应通令各地方机关,对于台湾革命同志应尽可能范围予以协助与保护,其新自台湾来归者,尤不宜予以留难,以免发生反感!
二、“个人方面”:(一)必须以全民革命为出发点,切忌英雄主义。(二)应容纳各方人才,不宜党同伐异。(三)应以三民主义为革命准绳,不可自倡异端邪说。(四)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切莫苟偷晏安,因利乘便。(五)应有为革命而革命的意志,莫存为做官而革命的谬想。(六)应以解放全台同胞为职责,革除树党营私之企图。(七)必须善用台人的个性技能,万毋忽视台人的聪明智慧。(八)必须明了台人的真正倾向,不宜独断专横。
以上所举,不过是领导台湾革命工作的几个要纲,无论政府方面或个人方面,如能这样地做去,领导台湾革命工作的困难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并且将来对于台湾亦可望其长治久安。管见所及,对与不对,还望有识者,加以指正。
(《新台湾》画报创刊号,1943年4月15日,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