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东闵：台湾收复后的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

抗战虽已奠定必胜的基础，但是最后的胜利，仍待争取。关于台湾收复后的各种问题的讨论或嫌过早，然本着“预则立”的古训，尤其是在盟军肃清了北非轴心军，世界战争已到了一个转折点，同盟国的胜利已在望的今日，这个问题的提出，似乎是急不待缓的，此其一。中国自古以“师直为壮”，抗战的政治目标，不仅可以指导抗战的战略，且可惕厉战志，此其二。本此观点我们极重视战后的建设方案，这是作者不揣浅陋，在这里提出台湾收复后的问题的缘故。

第一，关于台湾收复后的政制问题：在过去有个时期热心台湾革命的台胞，对台湾脱离暴日统治后，应该施行何种政制？有独立论与复归论两种论争。

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中国内争外患相继而至，政治不能上轨道，致民不聊生，予台胞以极不好的印象。那时有一班囿于表面上各种坏现象的台胞，深恐台湾归宗祖国后，染受祖国的不良政治风气，故倾向于台湾独立论的颇不乏人。但是对祖国文化历史的认识较深而眼光远大的台胞，均反对独立论，而强调复归论。自“七七”抗战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种论争已不复存在。台湾必须归宗祖国已成为六百万台胞一致的公意了。

其次，国内人士对此问题的意见，亦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主张台湾脱离敌人桎梏后，仍隶属为福建省的一部分；另一种是主张设置台湾行省、或特别行政区的。关于设置行省已成渐趋一致的舆论。收复之初，纵有设立特别行政区之必要，也不过是暂时的过渡性质。因为台湾不仅在历史上已有成立行省十个年头（即自光绪十一年公历一八八五年建省到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被割为止）的事实，同时亦确具备一省的充分条件。就人口说，有了六百万，超过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二倍以上，宁夏、青海五倍以上，其面积虽与上游各省相差甚远，但海岸线长达二七一九·二七里，不亚于沿海诸省，并且拥有属岛八十一个之多；就生产方面说，各种产品除足供岛内消费外，糖、盐、茶、米、鱼以及军火原料的樟脑等都有剩余运销他国。再就地理形势说，台湾在平时是我东南各省的前卫站。在战时，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今日，则为同盟国具有决定胜负的军略要地。这就是说台湾设立行省，不但有其必要，而且具备其他各省所没有的优越条件。

第二，台湾除具上述建省的优越条件外，并具备实施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客观条件。兹分述其理由如下：

台湾是我国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其民族意识之强烈，爱国思想之浓厚，我们翻阅历史便可到处发现。从明末郑成功到台湾起，一直到现在，为了抵抗异族的侵凌，在那里不知流了多少烈士忠臣的碧血。康熙末年有一位以贩鸭为生的朱一贵，托明代后裔，召集党羽发动反清运动，七日而陷全台，自称中兴王，号“水和”。乾隆时代，复有一位林爽文者，组织“天地会”的秘密结社，起义不出十日，来归之将兵十余万，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他们事功如此之速，都是能够把握台湾民众之民族意识的缘故。又自日本统治台湾以来，台湾民众，作孤军之抗战，前后相持亦达九年之久。即武装已被解除，战乱已告敉平之后，在绝望的孤岛中，由一九〇七年的北埔事变起至一九一五年的西来庵事变止，其中所发生的暴动，亦有十数次之多。敌人学校虽禁读中国的历史地理，但为家长者往往设法敦请教师在家教授子弟以中国之史地，尤其注重祖国的文字。这些莫不是台湾民众思想浓厚之具体表现。由上述台湾确具民族主义之客观条件，此其一。(https://www.daowen.com)

过去台胞在政治上是谈不到地位的。正因此故对政权之要求如饥如渴。光复台湾是他们一致的希望，但在时机未成熟之前，他们就不得不求其次，换句话说，即企图在敌人统治下，力争政治上的权利。林献堂、蔡惠如、林呈禄等所组织的“六三法撤废期成会”（按：“六三法律”系敌政府在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公布的六十三号法律，根据该法律，“台湾总督”对台湾人，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和一九二一年所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等就是推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政治团体。他们先以“教育平等”“学生待遇平等”等口号，在各学校展开学生运动，进而推动“自治运动”。他们在当时环境下，以为台湾纵不能脱离暴日之统治，最少亦希望能达到台湾对日本的关系，有如加拿大之对英国的地步，他们这种饥不择食的企图，虽和与虎谋皮一样的愚蠢，但他们具有极强烈的民权意识，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民权主义在台湾必能充分发挥，而畅行无阻，此其二。

民生主义在我国内实施时所遭受的种种阻碍，在台湾则可以避免，民生主义的节制资本及平均地权在台湾收复后，立刻可以付诸实现，而毫不发生问题的。暴日占据台湾后的第一招就是加紧土地的掠夺。敌人并吞台胞的土地最显著的事实就是日本各财阀，如三井、三菱等所经营的“制糖会社”之强买台湾土地。根据十年前的统计：各“制糖会社”所占有的土地面积达七八又六○二甲，佃权取得地达二五又二三七甲（每甲等于二·四英亩），敌占台湾耕地总面积达八分之一。这种土地的兼并，表面上虽采取买卖形式，但事实上却是强制收买的，这种强制收买是借助于警察权力，其卖价不决定于卖主而决定于买主。又无偿地霸占土地、山林、矿山等或宣布为官有或强派给敌人之退职官吏者，更计不胜计。此外，由敌财阀三井、三菱等所经营的各种大企业，如“制糖会社”“水产会社”“护谟（即谟树胶）会社”以及官营的铁路、交通电气、水利、金融专卖等事业，在台湾收复后均可由我政府接收后，予以重新调整，则可收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之实效。

此外，台湾又因物产丰富，加之敌人四十八年来不断的经营，故于收复后稍加整理，则台民的衣食住行等，都容易得到完满之解决，台湾之具备民生主义的客观条件，确无疑义，此其三。

综观以上所述，台湾确可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这是我们应特别予以重视者。

第三，台湾经敌人四十八年来之积极之经营，在经济物质建设方面，已具备现代化的基础，但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则非予以全盘改革不可，所以在台湾收复后，我们所需要的地方行政人员及教育、文化工作人员为数甚多，而国内适合此种人才，则似不多。因为这种人才，除对三民主义及我中央国策具有深刻之认识外，并须熟悉台湾的特殊环境。我们为未雨绸缪计，政府应立即分别筹备“台湾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和“教育文化工作人员训练班”，储备对台湾人地两宜的人才为国之用。

仅提上述数点，求正大雅，并希望大家对此问题，多予研究，俾求出一个具体的方案，供我政府收复台湾后施政之参考。

（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编印：《台湾问题参考资料》第2辑，1943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