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的基本结构及内容

二、论争的基本结构及内容

那么，关于这场论战，我们是不是就只能到此为止呢？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场的可能有历史学专业的同学，也许将来你们有时会遇到历史上的某一些争论。历史上很多关键的问题，常常是通过论战，而不是通过个人的著述被呈现出来。这是因为，论战由于各种不同观点的对立纠葛，可以充分地显示历史上关键问题的立体性格，甚至于揭示那些问题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这是任何个人著述所无法取代的。而论战的核心部分往往是错位的。一个有含量的论战，它除了核心部分之外，还会有外延。论战在整体上有点像一个同心圆，往外不断扩散，就昭和史论争来说，它至少是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的。如果说龟井和远山组成的圆心算是第一个圆圈，那么，在它向外扩展的时候，在第一个圆圈的周围，形成了两个更大的圆圈。第二个圆圈里是那些并非当事人但是对这场论战有兴趣的学者，他们参与进来直接发表意见。这些参与论战的人是论争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有转化论题的作用。第三个圆圈是旁观者，他们不参与论战，或者稍微涉及一点，不正面参与；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所讨论的问题会和这个论战激发出来的问题直接相关。因此，在外观上与论战没有关系的这部分讨论，也可以放到我们关于论战的研究视野里来。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核心地带的这个问题究竟可能向什么方向推进，并且获得更具有建设性的思考资源。

在这样一个同心圆的多重结构里，核心地带提供的问题是：历史学家说，我们出于现实政治和学理的理由，需要有客观的、没有主观参与的、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要通过有思想的考证来准确地呈现一段历史。文学家说，历史必须要描写人。你的历史里边写的全是范畴，全是概念，里边出现的所有人都是某一个阶级的代名词。比如说，是统治阶级，是军阀，是地主阶级，是人民大众，或者是日本共产党。他只有阶级身份，没有个人身份，所以你的历史书写里没有人。于是，在这个论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核心地带提出的问题就是：历史学要不要写人？这也是我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历史与人”。

历史学要不要写人？接下来就有一大群人参与了这个讨论。很多文学家就开始说，历史学还是要写人的。不过仔细想一想，我们文学家的腰杆儿也不硬。因为我们的文学创作里大部分写的其实也是观念，没有人。历史学家采取的应对态度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和远山茂树比较相近的，认为历史要不要写人，这不是历史学的问题，只有文学家才那么直观地讨论问题。第二种态度认为，这个问题有一些道理，但是如果“写人”这个看法不转化的话，直接让我们跑到历史里边去找一个几个世纪之前的人，我们跟他邂逅，跟他交流一下，这种方法在程序上不对。因为历史人物有他们的处境，跟今人不同，在直观层面上的邂逅是不可能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伦理，内容并不一样，所以没有转换程序的话，邂逅很难获得意义。但是，虽然有程序的问题，我们在历史书写里边还是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功能，只是它不重要，因为历史里面的“人”，其功能在于承担历史要素。这一批论文，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第二圈的讨论，在这个部分出现了几篇比较有质量的论文，它们完成了同一个功能，就是把本来发生在文学家和史学家之间的这场论争转向了历史学内部。大概在论争发生了半年之后，就不太有人去理会文学家在说什么了，历史学开始热热闹闹地讨论。以至于1957年有一份报纸，在元旦致辞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今年是历史之年，由于昭和史论争，大家都开始关心历史问题了。

我刚才讲的第二圈里面几篇有质量的论文，主要谈了什么问题呢？我来做一点儿简单的介绍。

第一篇是1959年的一篇书评。我把这篇发表的时间比较晚的书评放到第一位来谈，是因为它具有某种提纲挈领的功能，并不是按照自然时间来排序的。这篇书评谈的是《昭和史》这本书的新版，没有涉及这场论争。但是，很显然，这篇书评的问题意识是以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为前提的。在讲这篇书评之前我需要做一个补充：1955年《昭和史》出了第一版之后，1959年出了它的修改本，叫作《昭和史新版》。而这个修改本大量地改写了第一版的内容，所以它不能说是第一版的增补版。为了对比，我把它的目录也照录一下：

第一章：一战后的日本

第二章：政党政治的危机

第三章：满洲事变

第四章：日中战争

第五章：太平洋战争

第六章：战后世界与日本

新版把昭和史的时代向前推进到了一战结束时期，从大正前后开始写起，使用的资料也有不少变化，可是它并没有成为另一本书。为什么？因为它的思路基本上没变。但是，这里边有一些重要的视角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关于这个视角的变化，我只能做最简单最粗略的介绍。在初版1955年《昭和史》的写作当中，高度强调了共产国际给日本共产党下达的两个命令，这是两个纲领性文件，一个叫《二七年纲领》，一个叫《三二年纲领》。这其实就是苏共中央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对日共下达的两个国内政治斗争的指示。《二七年纲领》的全称是《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它指出战争的潜在危机，规定了日本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对于一系列国内以废除君主制为首的政治改革，国际上支持苏联、不干涉中国革命等立场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时，还批评了日本共产党内部的宗派主义等。到了《三二年纲领》，这些任务还在，但是问题集中到了对于日本政治结构的分析，针对当时日本一些政治团体把军部视为抵制垄断资本的力量的看法，《三二年纲领》强调日本军部是天皇制的马前卒，资本家与地主阶级是剥削劳苦大众的主体，因此，当务之急是强化对于天皇制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抵制。与《二七年纲领》一致，《三二年纲领》也强调了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只是更加强调日本国内主要的矛盾是天皇制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打倒天皇制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是日本共产党没能实现，因为老百姓没有被发动起来，老百姓还是跟着天皇走。天皇制的社会土壤比较深厚，所以没办成这件事。日共在1927年参与《二七年纲领》制定的时候，内部就存在着分裂，难以克服宗派主义，而且到了1933年，几个领袖人物还在狱中出现了政治上的转向。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立场。在1955年版的《昭和史》里，日共的失败没有得到强调，而共产国际的两个纲领的重要性被体现在它的章节里边。这两个纲领分别成为两个小节。然而到了1959年这一版，这两小节被取消了。共产国际的两个纲领只被简单提及，而日共犯了错误这件事被正面书写。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除掉内在的原因之外，一个外在的原因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它对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部分我略去不讲，但是这个事件对于《昭和史》的写作者，对于它的新版的书写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不过即使是这样，总体的思路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换了一些史料，调整了一部分观点，但是书写的方式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以一个整体性的、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前提的这样一个国家政治史的书写。

好，我现在回到上面的正题。1959年发表了一篇书评，作者叫松泽弘阳，在当时是一位年轻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他在关于《昭和史》的书评里边，先肯定了它作为政治史写作的贡献，然后着重谈了一个问题。他说，《昭和史》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使用的所有范畴，由于过度的整合，所以它的内容是含混不清的。比如说它使用的“国民”这样一个范畴，指的是谁呢？是哪一部分国民呢？因为在战时和战后，任何一个时期，“国民”都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介入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当你说“国民”的时候，你指的是谁呢？在《昭和史》的写作里，“国民”被处理成被军阀政府利用、欺骗、统治的对象。这是因为从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度去看，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被同情、被肯定的对象。松泽提出，如果你这样去处理“国民”的话，那么这种历史书写恐怕过于简化，过于观念化，“国民”在里边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再举个例子，他说，书里面使用了“统治阶级”这个词，那么“统治阶级”指的又是谁呢？我们可以理解的是政府，就是日本的内阁，把它说成是统治阶级，这个好像没问题。那么参议院和众议院算不算统治阶级呢？可能有人说这个也算。要算的话，参议院和众议院里边的反对党它是不是统治阶级呢？而且，这些反对党里面有一些人，实际上和《昭和史》里面所要描述的那个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对立，比如说制止侵略，建立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这样的理念实际上在参众两院的议员里也是存在的，甚至就连内阁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如果笼统地说他们都是统治阶级的话，那么这些不同立场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怎么处理呢？这就是这篇书评提出的最具有建设性的问题。松泽并没有对这些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延伸讨论，但是问题讲得非常清楚。问题就是当我们去笼统地写作历史的时候，是碰不到历史内部的那些复杂的关节点的。所谓的关节点一定是充满了内在张力的、由各种各样的对立或者说差异所组成的力学关系。如果你不去研究这部分力学关系，那么历史将是由一些笼统的范畴组合而成的静止的对象。（《书评：昭和史（新版）》，《思想》1959年10月号）

松泽虽然只是写了一篇书评，没有涉及昭和史论争，但是他的这个问题意识却是论争在转化为历史学原理讨论之后产生的重要问题之一。从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入手，我们再回到昭和史论争刚刚开始时提出的那些问题上来。在论争开始不久，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和歌森太郎，他写下两篇很有意思的论文参与了论争。和歌森不反对把历史学定义为一门用客观的方式去研究历史过程的学问。但是，他对“法则性”这个范畴提出了质疑。因为远山在他的很多发言里，一直强调说，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性，我们要研究规律。和歌森在一篇文章里边提出了一个很温和的质疑。他说，很多科学都和法则结合，而且通过这种结合可以获得确定的知识，并且生产更多的知识。就是说，法则不是研究的目标，它是帮我们获得知识的一种工具。但是姑且不论这一点，进一步讲，历史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学科呢？他说，这一点还在未定之天，我们还需要认真讨论历史是不是真的有法则。我们常常说要“进行历史性的把握”，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说这句话的时候，传达的是什么样的知识感觉呢？那就是在过去的历史过程中不去寻找一般性和法则，也不凭借着一般性和法则进行价值判断，而是根据促成了哪些历史事实、支撑着它们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条件，对其进行说明。最后的这句话听上去很抽象，但是非常重要。这是后来很多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强化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历史性的把握，那么，就不能依赖抽象观念。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上次讲的平移的普遍性。我们为什么要把高度抽象的普遍性相对化？就是因为当我们要进入各种具体事物的时候，用高度抽象的方式进不去。当然，抽象在各个层面都是存在的，经验层面的概括也是一种抽象，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不能依靠抽象，并不是在逻辑意义上谈的，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进入历史的时候，概念、范畴这一类给人安心感的抽象，并不是历史分析的主要内容。所谓历史性的把握，就是要在很具体的状况里面去说明为什么这个事件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形成它的条件是什么。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在另外一种状态下被原样复制的。这就是历史学最麻烦的地方。

和歌森也对“历史要不要写人”的问题做了一点回应。他认为，写人不是目标，而是在历史当中要找到有一些人，他能集合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基本条件、基本要素。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人，你可以把他作为历史要素的节点去进行研究。因此，历史学可以写人，但是写人不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他其实也不支持龟井胜一郎所谈的“我们要在历史里边寻找生的源头”这样一个说法。（和歌森太郎：（《看历史的方法与人生》，《中央公论》1956年6月号；《历史科学与人性》，《中央公论》1956年11月号）

问题被推进到这个层次，昭和史论争开始有了深度。我需要强调一点，在这个问题转化的过程中，远山茂树表现出非常好的人格修养。他虽然并不赞同很多看法，但是一直保持了一个虚心接受批评并且真心学习和思考的心态。我想与他这一健康的姿态有关，论争的主要部分一直保持着学理讨论的底线。接下来就有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介入，但是进一步的介入基本上发生在我刚才讲的论争最外围的第三圈，也就是说，不直接针对《昭和史》或者针对龟井的批评，但是针对它激发出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现在着重要介绍的是这第三圈里边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很有意思。有些看法可能对大家来说还稍微有一点陌生。

首先，我要介绍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他是五十年代在日本史学界非常有声望的一位大家，叫上原专禄。上原专禄是做德国中世纪史研究出身的，而且有很长时间留学德国的经历。但是回到日本之后，他致力于进行史学理论的在地性建设。我说的史学理论的在地性，是为了区别于一般的历史哲学研究。上原对于战后的日本社会有很强的危机感。他认为日本社会、日本国民面对了太多的现实课题，而日本的历史学家需要在这种状态下以历史学的方式介入。在这一点上，从出发点这个意义上，他的想法与远山茂树的想法，和这些左翼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在推进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有重要差别。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用考证的方式，去直接论证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它不是右翼宣传的那样，不是捏造出来的事实，不是一个虚构，它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这就是直接介入了国民的课题，也就是远山所强调的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对上原专禄来说，这样的工作不是没有价值，但是作为历史学的工作，它不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他认为历史学的工作是要为日本国民面对的那些基本的课题进行确认和造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每个人在现实中都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不是真实的。这是上个星期我们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这个说法大家都不陌生。我们看到的很多让人热血沸腾的现象可能是假象，它背后隐藏的真实的内涵可能恰恰是你最无法接受、无法赞同的。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破假象，确认背后的真实结构关系。而这个过程跟现实的实际政治斗争过程一定不是直接对接的。因为实际斗争要求的是短兵相接，常常它不可能顾及更深层的、有更广大脉络的思考。可问题是实际斗争在不断推进的时候，所有的战斗都不会以战斗者的意志为转移。我们都知道没有常胜将军。实际斗争有的时候会有局部的胜利，有的时候会遭遇挫折，只要它不停止，就一定是曲曲折折的。每一次转弯儿，每一次变化，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人都要进行判断。他判断的根据从哪里来？如果他只是跟着现象走，那么他赶不上瞬息万变的现实；所以他必须具有前瞻性，这个前瞻性依靠的是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判断力。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可以不懂政治学的那些理论，但是他一定具备这种判断能力。这个判断能力是用抽象概念没有办法取代的。而知识界要提供的，并不是直接的判断或者是指出事态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而是面对复杂现实状况时的有效思考方式。今天有许多年轻人认为，假如学术不能改变现实，那么它就是没有用处的；假如思想不能直接针对具体事件，那么就谈不上是思想。当我们面对严酷的现实，而良知使我们急于改变现实的时候，这么想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问题在于学术和思想工作，究竟能够承担多少直接的现实功能？这不是个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需要从结果上观察，而不是仅仅在动机上立足。从结果上考虑，学术和思想工作与第一线的实践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那就是它有可能游离于瞬息万变的现实，而满足于似是而非的政治正确。改变现实靠的是实践，而不是针对现实的说法，当一个说法刚刚证明自己的现实判断正确的时候，现实可能就变了，这种政治正确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实践家们很少依靠政治正确的说法，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不断变动的现实过程中夺取主动权，甚至如何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决断”，当然为此他们就需要更具体而精准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基本上属于实践的范畴，而不是理论的范畴。这种具有强烈实践色彩的思想生产，绝对不是政治正确的演绎或者常识性的认知可以取代的，它们是一种“关于可能性如何实现”的重要精神活动。实际上，历史学作为一种经验学科，特别需要建立与这种精神活动在认识论层面的关联。这里面有分寸感的问题，就是说，历史学需要以历史作为分析的对象，而历史分析不可能直接用来解释现实；但是，它必须以间接的方式为实践的思想生产提供营养，不言而喻，这种营养只能在认识论的层面产生，不可能在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层面产生。

上原专禄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他认为，历史学需要面对现实，但是历史学无法解决现实问题。这不是个二元对立的假设，就是说，上原的这个想法意味着，不能改变现实不等于可以脱离现实，历史学必须要把鲜活的现实作为自己的营养源，但是同时，也要具备相应的“边界意识”，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

在昭和史论争时期，正面强调历史学边界意识的历史学家就是上原专禄。而这种强调，与远山用“科学的历史学”直接对抗右翼势力的主张有着微妙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在于历史学介入现实的角度。远山认为，历史学介入现实，可以直接针对现实问题，不需要转换；这是他在回应龟井的文章开篇就谈到的问题。既然文部省要篡改历史，那么我们就要用客观的科学精神坚持历史的本来面目，抵制这种篡改；上原没有对这种态度表示意见，我想他当然不会反对这种斗争精神，不过我根据他的论述来推测，他应该是认为这种抵制不管使用了多少理论字眼，还是应该归类到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这不是历史学可以完成的工作。

简单地说，远山对于历史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是连续性的。现实社会里发生的各种变动，他认为可以直接用历史学的论证来参与；这当然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历史教科书如何记录侵略史实的问题，其实也正是由于远山等学者的不断坚持，才一直被问题化。远山等进步史学家在日本受到尊重，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体现了这种直接投身到现实中去的斗争精神。不过把这种与现实直接对接的方式用到历史学本身，就容易发生简化历史的问题。

上原专禄在昭和史论争时期，发表了一些谈话和文章，里面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他非常关注历史学的边界意识。我现在来念几段他写的话，希望大家注意，这些话要结合起来理解，我们才能知道他所试图建立的那个“边界意识”是什么。他的第一段话说：“社会的民主化、摆脱贫穷、政治经济文化自主性的确立、和平的确保，这一切都是在世界史大潮中对日本人提出的课题。追究这些问题的历史意义和性格，这就是历史学这门学问的课题。”（上原专禄/加藤周一：《历史感觉·历史意识与历史学》，《思想》1957年5月号）

“追究这些问题的历史意义和性格”，这是一个界定。我们知道历史意义不能够直接对接现实判断。为什么？我们刚才刚刚讲过“历史性把握”，大家可能还没忘。历史意义讲的就是“历史性把握”，它告诉你怎么在一个具体状况里边去分析那些构成要素。如果历史学能够胜任这个工作，那么它一定会对所有的人提供一个典范。我们怎么在状况里边结合各种具体的条件去进行分析，而不是用一个抽象的正确的判断去说，这个是剥削阶级，这个是资本主义，这个是帝国主义，这个是劳苦大众。这样去分析，是脱离历史脉络的。在历史脉络里边这些大的范畴是派不上用场的。不是说它没有用，它在概括的意义上是有用的，可是作为面对现实的分析范畴，它是无效的。因此上原专禄强调的是“追究这些问题的历史意义和性格”。比如说研究一个事件，要追问这个事件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是历史学的任务。同时这些问题也是国民实际面对和必须解决的课题。毋宁说以学问研究的方式承担国民的课题，或者回答这些课题，这是战后历史学的任务。听到这儿，如果不高度集中精力的话，大家可能认为，这就是现实缺少什么我们论证什么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接下来他还有另外一段话：“与国民的政治课题相关，揭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日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历史学的责任。这一点与主张日本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如何发展之类的工作是不同的。”（上原专禄/加藤周一：《历史感觉·历史意识与历史学》，《思想》1957年5月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在几篇文章以及对谈里，上原都强调，历史学充其量能做的工作，是给研究对象在一个大的历史、社会格局里定位：可能是在国际政治的格局里，或者可能是在历史的纵向脉络这样一个格局里，为它确定位置。

那么确定位置，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要想给一个对象定位，就必须要有个结构，就是说，要在一个大于这个对象的关系群里面找到它所处的位置，这个对象不可能孤立地自足地给自己定位，它必须与其他的对象发生关系，而且通过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差异，显示出它所处的位置。所以我们换一个说法来理解，上原所说的“定位”，是在一个大于研究对象的结构关系里面重新审视这个对象，比如说日本。你在日本里面看日本，日本是前提；但是你在大于日本的国际政治关系里面看日本，日本就不是前提，它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节点。这种重新审视的结果，当然会促使研究者的思考相对化，关注问题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讨论的问题也就有所不同了。所以这里所说的定位，是一个很重要的视野的转换。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历史，就不能说，那是一个教训，我们可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了，我们今后要这样这样做才对；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说这些话不可以说，而是说这样的任务是历史学无法胜任的。

不过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在上面这个对谈里，上原还有一段话，他说得更清楚，我把它念一下：“测定国民意愿实现的可能性，或者对该可能性进行推断，历史学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做的，但是使该意愿正当化，这不是历史学的任务。”这个很细致的区分，表现了上原很强的分寸感。在上面的这段表述里，“测定”和“推断”，属于分析的范畴，这种操作可以说是历史学介入现实的极限；但是“正当化”，则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它可能会妨碍或者排斥分析。换句话说，拿历史学来启蒙，这个任务是历史学家无法完成的，历史学家不要妄想给国民指出一条明路，不要认为由于我是历史学家，我现在利用历史里面的经验教训给你论证一下，现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让这个愿望正当化，它是对的，我们大家要这样做。上原认为这件事历史学家不应该做，因为这是历史学承担不了的。换句话说，历史学要是想做这样的事情，那它就是在作伪。

接下来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这个对谈的另外一个话题里，上原做了一个讨论，这个讨论的前提是，他对日本史学有一个批评。他说日本是一个没有史学传统的社会，日本历史学是近代以来从西方，特别是从西欧引进来的一个新的学科。由于它没有社会土壤，所以历史学是脱离日本社会现实的。因此历史学里使用的那些概念都是高度抽象的，它们被作为既成的一些实体来使用。所有的概念实际上都是被确定了之后不再能够转化的实体性东西。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主张的是着眼于活生生的生活现实，从里面汲取鲜活的问题意识。可是，这种操作有一种危险，就会不知不觉当中把目的意识带进历史学。把他后边这句话和我刚才念的“历史学要介入社会，要面对国民所面对的课题”，结合起来去理解，我们才能够有一点儿初步的感觉：上原专禄要建立的那个历史学的工作范围、“工作层面”，它既不是纯粹书斋里边为学术而学术的、没有目的意识的学问，它也不是为现实斗争具体的目的意识服务的学问。那么这是什么学问？这个问题我先搁在这里。接下来我们会换一些角度推进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深入还需要以后用其他的方式再来讨论。

和上原专禄这个历史学不要先验地带有明确的目的意识这一看法相关，另外一位文学评论家也从自己的角度做出了回应。他叫加藤周一，中文系的同学可能知道这个名字，他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加藤周一在与上原的对谈里说了一个同样很有趣的问题，他说既然日本没有历史学的土壤，所以日本学者也是没有历史感觉的。这个跟欧洲就不一样，比如我们说市民社会，它对日本人而言就是个范畴，在欧洲，市民社会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市民社会是一种感觉。因此欧洲的历史学家很占便宜，他们不需要用一个抽象的范畴去打造历史感觉，他们在生活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有这种感觉了。而且加藤很残酷地断言，这个历史感觉无论怎么用功都学不来。（上原专禄/加藤周一：《历史感觉·历史意识与历史学》，《思想》1957年5月号）当然大家不必悲观，虽然感觉确实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不过它是可以培养的。培养的关键，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些抽象的范畴当作你的安身立命之点。如果你把所有的范畴作为工具，先暂时锁在你的保险柜里，然后你赤手空拳地，像新生婴儿一样去进入生活，你的历史感觉就会被慢慢地培养起来。如果你们愿意，谁都做得到。只是最大的代价是，你们不会有安全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先提示到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