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斗蟋文化
蟋蟀作为一种人们熟悉的秋虫，在我国早自《诗经》、《尔雅》、《本草纲目》、文人诗、赋，及至现今的著述中颂贬兼有。仅以它们善鸣唱而论，有人说其声是哀怨倾诉，又有人比作如琴似笛的奏鸣。其实，这不过是古代文人闲土借物寄情，各抒己怀而已。
从古至今，许多文学作品对这种昆虫都有不少描述。《聊斋志异》中脍炙人口的篇章《促织》，就是写由蟋蟀引出的一段生动感人的故事。
大自然所滋养的千百万种生灵中，蟋蟀实在是最普通的一种，既不显眼也不美观。
蟋蟀成熟于立秋前后，入冬而亡，生命是极其短暂的。然而就是这种极其普通的生灵，有史以来，受到了众多炎黄子孙的亲宠和喜爱。围绕着它，文人吟诗作画、填词、作赋；艺匠雕金银、镂翠璧、刻骨牙；雕花木匠在各种木器上精心雕刻；达官贵人借此“以礼自虞”；民间百姓空闲斗蟋，以此为乐，天长日久便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斗蟋文化。
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就有“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句。当然，那时它出现在古人的诗赋中，尚没有“击盆气概策群雄”的豪迈气势，而只是反映了古人对自然和人生的一种衰婉悲切、吟秋畏霜的诵叹。
蟋蟀悲秋菊，切切动哀音。蟋蟀“悲秋”的这种现象为什么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共鸣呢？因为在西风已起的暮秋时节，昆虫多已先后死亡，不复鸣声吟叫，唯有蟋蟀还在鸣唱，虽然鸣不激越，声调颤抖，然而此时正值草木枯谢、百花凋零之际，此情此景，正活生生地描绘出大自然的一副生动的暮秋景色。
文人墨客，普遍具有一种逢春而喜、遇秋而悲的传统感情意识，他们每逢此时此刻，闻其声、观其景，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之类悲怆的感叹了。
蟋蟀在文人眼里是悲秋之虫，而在劳动者的心目中却是“催织之使”。蟋蟀怎么会被称为“催织之使”呢？
这是因为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并且又经历了世界上最为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阶段，自耕、自种、自织、自食、以家庭为单位、又缺少商品交换的自然经济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社会形态。世世代代生活在这样的封建社会的人们，对暑往寒来、日月轮回的季节变化现象非常敏感，试想在蟋蟀早已悲鸣的深秋，还没有织好过冬衣被所必需的布匹，这一年的冬天家人将如何度过？织布的妇女当然就要着急了。“促织鸣，女工急”的说法，就由此而来了。
我国古代的蟋蟀文化，从原先的闻其声，发展到后来的观其斗，“斗蛩”这一活动起源于何时，今天没有确实的资料为证明。宋末顾逢《负喧杂录》的说法是“始于天宝间，以方金之资付于一啄”；然而，五代时的翰林学士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却说开元天宝年间只是将蟋蟀“闭于笼中，夜听其声”。
到了宋代，朝野内外已大兴斗蛩之风。事物从开始起源到大兴大盛，其间必然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根据斗蛩已大兴于宋朝来推测，唐末、五代时斗蛩活动必然已经产生，或者说唐王朝的开元天宝年间，确实已经有了斗蛩活动，只是当时还没有普及，没有被视为大众化的游戏罢了。
斗蟋蟀自兴起之后，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又从民国至今，前后有900年漫长岁月。这一活动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长兴不衰，呈现出年甚一年趋势。它不但登堂入室，而且进入史册文章、雕栋书画之中，其中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技艺魅力。这不但顺应了达尔文《进化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更反映了社会文化、人文因素对自然选择的深层影响和作用。
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游戏娱乐活动虽盛极一时，但因为缺乏内涵的吸引力，便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们兴趣的转变而消亡，如今巳成为往事陈迹，遗留在人们的记忆与传说之中。现代中国的斗蟋文化，被冠以“封、资、修”罪名而绝于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民间的斗蟋又悄然兴起。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经济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