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刘义庆与元嘉时期的政治风云
《宋书》本传云：“（刘义庆）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这几句话是言约而义丰的，需要稍加解释。在冷兵器时代，马在军事活动中的意义极大，尤其在乱世，对于一位政治人物来说，是否善于骑马是能力的体现，是否热衷于骑马则有助于对其理想与志业的判断。《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下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曰：
备住荆州数年，尝于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刘备慨叹时光流逝，而自己不能骑马率兵，建功立业，因此悲伤。这段话可以作为理解刘义庆“不复跨马”的注脚。刘义庆“少善骑乘”，说明他自幼便有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他所生活的时代，政治环境是险恶的，即所谓“世路艰难”。《晋书·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段话放在刘义庆身上也是同样适用的，只不过他所面临的“多故”主要发生在刘宋统治阶级的内部，是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血雨腥风，稍加概括于下。
刘义庆主要活动于宋文帝刘义隆统治时期，但在宋少帝刘义符执政的短暂年代里已呈现这种苗头。景平二年正月（424），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被废为庶人，诛于新安。五月，司空徐羡之、江州刺史檀道济废少帝，六月弑之于金昌亭。
宋文帝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之他身体较差，“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纩者相系”（《宋书》卷六十八《彭城王义康传》），即过度敏感、多所猜忌，因此不断地诛杀大臣。据《宋书·文帝本纪》，元嘉三年（426）正月，杀司徒、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徐羡之与尚书令、护军将军、左光禄大夫傅亮，出兵西征，讨荆州刺史谢晦。二月擒获谢晦并杀之于京师。同年，又杀建安太守潘盛、前吴郡太守徐佩之。元嘉七年，兖州刺史竺灵秀亦被杀。元嘉十三年，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元嘉十七年，杀彭城王刘义康心腹前丹阳尹刘湛，解除刘义康司徒、录尚书事之职，为江州刺史，原江州刺史刘义庆为南兖州刺史。元嘉二十年，杀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元嘉二十二年，杀太子詹事范晔，免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庶人。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大军南下，刘义康已远徙于广州，文帝“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于元嘉二十八年正月将其赐死。
这些被宋文帝诛杀的宗室、大臣，多数是冤枉的。如江州刺史檀道济，并无任何不轨行为，但他“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加之文帝“寝疾累年，屡经危殆，彭城王义康虑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元嘉十二年，文帝病重，又赶上北魏军队入寇，于是召檀道济入朝。等他来了之后，文帝病情有所好转，元嘉十三年春，要把他放还江州，已经上船，文帝病情突然出现反复，便将他“召入祖道，收付廷尉”。檀道济非常愤怒，脱帻投地曰：“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最终被杀。（《宋书》本传） (18)
这些惨剧，皆为刘义庆所亲历（其元嘉二十一年死后之事除外），故深知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宋书》本传所谓“世路艰难”，指的是宋文帝的猜忌与政治环境的险恶。为了保全自己，刘义庆必须放低姿态，处处小心，“不复跨马”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刘义庆的很多作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元嘉八年（431），太白星犯右执法。刘义庆害怕会有灾祸降临，于是乞求外镇。文帝百般劝慰，但他仍固求解仆射。元嘉二十年，刘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野麕入府，心甚恶之，固陈求还。可见其政治神经之敏感。上文列刘义庆外镇期间上奏祥瑞之事十一次（见诸文献记载者），这更多地是在表明忠心而已。元嘉十七年，文帝解除刘义康司徒、录尚书事之职，为江州刺史。刘义庆原为江州刺史，改任南兖州刺史。由上文引杜佑《通典》及《教坊记》，刘义康有罪放逐，就任江州刺史，刘义庆尚未离开江州赴南兖州刺史任，兄弟二人相见而哭，留连饮宴，历旬不去。文帝闻之，大怒，皆囚之 (19) 。更可见政治高压及高压之下的人物心态。
同样，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并勤于著述，晚年奉养沙门而颇致费损，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爱好文学，重视佛理、笃信佛教，一方面则是作态，做给文帝来看，以示其并无政治上的野心，可谓用心良苦。周一良说：
刘义庆的遭遇和《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从义庆本传里的四个字（“世路艰难”）可以窥见消息。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人物、事件、议论，都和刘义庆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去悬远，不相涉及，而这正是他著述的宗旨所在。（《〈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
周一良讨论的虽然只是刘义庆编著《世说新语》的原因，但也适用于对其所编撰的《幽明录》《宣验记》《集林》等书的判断。
(1)据《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张华夜观天象，发现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便邀其一起登楼仰观，雷焕亦察之已久，并言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其地在豫章丰城。张华于是任命雷焕为丰城令，雷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雷焕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张华，留一剑自佩。张华致书雷焕，云详观剑文，所得剑乃干将，问莫邪为何不至，又言双剑为天生神物，终当相合。张华被杀后，其剑不知所终。雷焕卒后，其剑为其子雷华所佩，行经延平津，此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王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虚；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所用即此典故。
(2)刘义庆镇寿春，系据《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上》。(https://www.daowen.com)
(3)刘义庆镇寿阳，系据《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
(4)刘义庆加开府仪同三司，准确时间在元嘉十八年。《宋书·文帝本纪》曰：“(元嘉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卫将军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并开府仪同三司。”
(5)之，据明陈耀文《天中记》卷五十三所引补。
(6)该书又列刘义庆辟而不就者二人：羊欣、师觉授。然既辟而不就，自非刘义庆幕府文士，故本书不列之。
(7)此一祥瑞虽非刘义庆的奏闻，但与其有直接关系，故亦列于此。
(8)《隋志》作“《徐州先贤传》一卷。《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刘义庆撰”。《旧唐志》著录《徐州先贤传》一卷、《徐州先贤传》九卷，未标明著者，实当为刘义庆书，且九卷者“传”后应脱“赞”字（据《隋志》）。《新唐志》著录“王义度《徐州先贤传》九卷，又一卷。刘义庆《徐州先贤传赞》八卷”，“王义度”当为“临川王义庆”之讹，且九卷者“传”后亦应脱“赞”字（据《隋志》）。
(9)《旧唐志》与《新唐志》均作三十卷。
(10)《南史》本传作十卷，当指刘孝标注本。《隋志》又著录《世说》十卷，刘孝标注。
(11)《旧唐志》与《新唐志》分别作《宋临川王集》八卷、《临川王义庆集》八卷。
(12)《旧唐志》与《新唐志》均作二百卷。
(13)明人陆师道（1510—1573）较早言及幕府文士对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的赞润之功：“抑义庆宗王牧将，幕府多贤，当时如袁淑、陆展、鲍照、何长瑜之徒，皆一时名彦，为之佐吏，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何氏语林序》）清人毛际可（1633—1708）亦云：“予谓临川宗藩贵重，缵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今世说序》）
(14)《世说新语》原文如下：“刘丹阳、王长史在瓦官寺集，桓护军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问：‘杜弘治何如卫虎？’桓答曰：‘弘治肤清，卫虎弈弈神令。’王、刘善其言。”
(15)《教坊记》为唐崔令钦所著，然今本较之郭茂倩所引简略许多：“《乌夜啼》：宋彭城王义康，衡阳王义季，帝囚之浔阳。后宥之，使未达，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乌夜啼，官当有赦。’少顷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16)据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清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影宋刊本，第385页。
(17)当然在理论上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北堂书钞》本作刘义庆《启事》，但在传写刊刻过程中讹作刘义恭《启事》，而《太平御览》所据《北堂书钞》无误，此处文字传刻过程中亦未发生错误。若是，则此《启事》为刘义庆而非刘义恭所作。
(18)以上两段文字，参考了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一文的相关内容，见其《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此据《教坊记》，杜佑《通典》云刘义庆、刘义康的举动为文帝所怪，征刘义庆还，义庆大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