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概念与刘义庆存世三书的文体定位
从文体上讲，《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这三部著作都是小说。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几种主要文体中，小说虽萌芽亦较早，但真正的出现和成熟则晚于诗文，与戏曲一样并不具有正统文学的地位，是不入流的小道。“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但这里庄子所说的“小说”是指与本学派的“大道”相对的小道理、琐屑的言谈，并不具有文体意义。
首次在文体意义上使用“小说”一词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七略》今亡，但班固《汉书·艺文志》即是据《七略》撰写的。《汉志》小序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这是现存最早的小说专论，它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概念。但《汉志》将小说家置于诸子十家的末位，班固又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唯余小说家，可见其地位之低。
第二个对小说进行专门论述的是西汉末、东汉初桓谭的《新论》：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李都尉□陵》诗李善注引）
刘歆、桓谭、班固等人所说的“小说”，在形式上是“短书”，即所谓的“丛残小语”，其内容则是琐碎的“街谈巷语”，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这实际上就是一些琐碎、驳杂的历史资料、遗闻逸事和百家之言，因而在文化形态上具有多元的特征。这就是汉魏六朝小说的文体内涵。此后，小说的概念虽然不断发展，但还是以这一内涵为基础，与现代小说的文体概念是不同的。(https://www.daowen.com)
从写作语言着眼，中国古典小说可以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个系统。文言小说又分成以下三类：（一）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等；（二）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大唐新语》《燕丹子》等；（三）传奇小说，如《离魂记》《莺莺传》等。
就其发展演变而言，中国古典小说大体可以分为汉魏六朝小说、唐宋传奇小说、宋元话本与明清拟话本小说、明清长篇小说四个系统。处于第一个小说系统中的魏晋南北朝小说，属文言小说，因其皆为短制，绝少长篇，故可统称为笔记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上承两汉小说而有了较大的发展，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学习与研究魏晋南北朝小说，要从整体上对其有宏观的把握，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这时的小说写作，其作者并非有意为小说。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二是这一阶段的小说往往在整体上具有史的性质和史料价值，当时与后世的学者也是把这些小说当作史料来运用的。刘叶秋说：“魏晋南北朝小说，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先秦两汉的影响，实际是史传的一股支流。”（《魏晋南北朝小说》）
就魏晋南北朝小说而言，根据题材内容的不同，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其分为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类。这是采用了鲁迅的分类方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魏晋六朝小说分成两部分来论述，一是“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一是“《世说新语》与其前后”。而他于1924年7月在西安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演讲，其中第二讲即为《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并明确使用了“六朝志怪的小说”与“六朝志人的小说”的概念。
志人小说，系与志怪小说相对而言。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与其前后》）这段文字系统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产生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志人小说，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三国魏邯郸淳《笑林》为代表的“笑林”体，二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体，三是以《西京杂记》为代表的杂记体。“世说”体志人小说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主流，作家作品较多，成就也最为突出，有东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而以《世说新语》为集大成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