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性质与体例

中国古代的小说多为“道听途说”的“丛残小语”。从某种角度讲，这就是一些琐碎的历史资料。事实上，在古人的观念中，这种道听途说之词具有杂史的意味。宋司马光（1019—1086）编撰《资治通鉴》，主张“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进资治通鉴表》），因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贴》）。对《世说新语》一书亦当如是观之。其首要性质应为史书。仅举例说明：

（1） 《世说新语·轻诋》二十四“庾道季诧谢公”条记裴启《语林》录谢安语不实而书遂废事，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语林》是以史看待的。而《世说》与《语林》为同类著作，时人的态度亦应相同。

（2） 唐修《晋书》多取《世说新语》。

（3） 宋人董棻刊《世说新语》，跋云：“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

（4） 宋人秦果为孔仲平《续世说》作序，中云：“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之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要而不烦，信而可考，其《世说》之题欤？”

（5） 刘孝标为《世说》作注，有纠缪、录异、补证、评议等体例，皆为注史之法；又刘注征引古籍四百七十五家，其中史部典籍三百零六家，若非注史，不可能涉及如此众多的史书。所以，对于《世说》，刘孝标实以史视之，故以注史之谨严态度为之作注。

的确，《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历史的一部重要资料，它的内容虽亦有文学性的虚构和戏剧性的夸张之处，但总体上不离历史大格。其中所记录的相当一部分人物言行与事件可以在史籍中或通过其他手段找到证据。(https://www.daowen.com)

然而近现代以来，人们往往多属意于《世说新语》的文学性特征，而于其史学性质则渐渐忽视。究其原因，约有如下数端：一、《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甚为突出，掩盖了它的史学特征；二、《世说新语》在传统的文体观念下被定位为小说，而近现代人受西方传入的小说观念影响，以现代小说的概念视之，自然会忽视其史学特征；三、就形式而言，《世说新语》非以史书体例写就，即不具有史书的形式特征；四、就内容而言，《世说新语》所记往往为琐事，与一般史书主要关注大事不同。

不过，还是有一些学者对于《世说新语》等古代小说的史学性质问题有着较为准确的认识。近人梁启超云：“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例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皆如陈寿《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饶宗颐云：“《世说》自《晋书》粗加甄采，俾作史材；《隋志》列于小说，误当谈助。乃校孝标之注，用招子玄之讥，遽以委巷琐记目之，于此书大旨，失之远矣。”（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序言）

《世说新语》总的体例是分门隶事，共分三十六门，一千一百三十则。其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二十三门：《容止》《自新》《企慕》《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

《世说新语》三十六门其实就是编者审视当时士人的三十六个视点，三十六门之排列，由《德行》至《仇隙》，大致遵从这样一个次序：由褒到贬，褒在前，贬居后，越往前越褒，越往后越贬。这种体例与中古时代的九品文化有很大关系，“九品模式”出于班固而盛于中古，影响很大。它将人分成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世说新语》三十六门的排列，与此相对应。

《世说新语》各门之内的条目组织亦有章法：首先是以时代先后为序；其次是在以时代为序的前提下集中写某一人物或同一家族之人物；最后在遵依以上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再以内容为序。《世说新语》每一门中的故事，性质相似，所写人物有同有异；每个人物的言行，散见于各门之中。由此其所写人物与各门互为经纬，形成庞大的网络系统。读者既可依据其具体门类加强对某一方面内容的认识，又可将每个人物在各门中的故事综合起来，窥见其完整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