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938）升幽州为南京，为五京之一，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改称燕京，迄今北京作为首都，已经一千余年。
辽在燕京多设财赋官，征集汉地的财赋。金海陵王与多数臣僚认为，上京会宁府地理位置偏僻，“转漕艰而民不便”，天德二年（1150）让左右丞相张浩、张通古，左丞蔡松年调诸路夫匠，修筑燕京宫室，天德四年（1152）冬燕京新宫筑成。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金由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燕京改称中都。大蒙古国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春即汗位于上都开平，中统五年（1264，后改至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1272）中都又改称大都，这样上都、大都成为两个政治中心。明代，燕王朱棣发动政变后，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清朝定都北京。
建都北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足以支持首都皇室、百官、军队的粮食等物资需求。首都所需粮食，依赖东南漕运。金自海陵王都燕后，京师粮食，依赖山东、河北等地的供应。初时用陆运，后来使用御河漕运山东、河北粮食，先到通州，再由通州陆运到京师。大定二十一年（1181），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六百万石到通州，辇入京师。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丞相伯颜，访自江淮达大都的河道，向元世祖建议开通南北运河，至元十八年（1281）至二十年（1283），二十六年（1289）开成济州河、会通河，北接运河，南接江南运河，漕运东南（含江南）。至元十二年（1275）平宋后，始运江南粮，至元十九年（1282）始用海运。每年二三百万石，分春夏二运，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月就到达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明清两朝，每年定额漕粮四百万石，成为定制。
漕运，海运，确实能保障京师皇室、百官、军队的粮食供应，但是，也有不少问题。首先，海船历经风涛之险，出现船米漂失等问题，不仅造成粮食损失，而且有人员伤亡，其中可能出现运船一出刘家港，就有人故意凿沉船只盗走粮食，或者东南海盗混入船队盗取粮食等问题。其次，运河是违背自然条件的人工河道。运河自南至北，黄河各支流自西向东，运河改变了黄河流域各水的原始入海通道，使黄河河患频发。另外，运河水源不足，用山东中部诸河诸泉为水源，把本可用于灌溉的水源，用于运河。自明永乐时，又开始借黄济运，造成运河年年淤塞，年年修筑，浪费金钱于河道，人民力役负担重。漕运中又产生各种费用，如脚价，过徐州洪和吕梁洪的过闸之费，守冻之苦及守冻之费，漕船剥浅挨帮之费，漂流之费，运军之费，在京各衙门勒索之费。[1]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漕运费用高昂，加重东南人民的赋税负担。如，明代，苏、松、常、嘉、湖五府，每年都供应内府及京师各官员俸米，谓之白粮。供应两京各衙门并公侯驸马禄米，谓之禄米。白粮和禄米，都由民运。其总额大概在20万石，运输费用则达到90余万石。每年漕运定额400万石，总费用则在一千五六百万石。大致一石米，运到北京，费用十石不止。清朝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在奏疏中说，“南漕每石，费十八金”。漕粮到京后，八旗不习惯食米，往往以漕米易钱，一石米换银钱一两多，即漕粮一石到京需花费18两白银，但是在北京，每石漕粮只换取一两银。每年漕运定额400万石，而沿途及在京费用，则在1400—1500万石以上。这对江南农民是沉重的负担。
因此，自元代开始，江南官员学者就批评京师粮食依赖东南，提出恢复海运，发展畿辅水利，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问题，缓解对东南的压力。元明清时期，有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学者，还有几位北方官员学者，主张发展西北华北（畿辅）水利。他们都有关于西北水利、畿辅水利的著述。郭守敬面陈水利六事，虞集作《礼部会试策问》，丘濬著《屯营之田》，归有光作《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徐贞明奏《请亟修水利以预储蓄疏》并著《潞水客谈》，冯应京著《国朝重农考》，汪应蛟奏《滨海屯田疏》，董应举奏《请修天津屯田疏》，左光斗奏《屯田水利疏》，徐光启著《农政全书·西北水利》和《旱田用水疏》，许承宣著《西北水利议》，陆陇其作《论直隶兴除事宜书》，李光地作《请开河间府水田疏》《请兴直隶水利疏》和《饬兴水利牒》，方苞作《与李觉菴论圩田书》，沈梦兰著《五省沟洫图则四说》，陈黄中著《京东水利议》，蓝鼎元著《论北直水利书》，徐越奏《畿辅水利疏》，柴潮生奏《敬陈水利救荒疏》，赵一清著《畿辅水利书》，朱轼和允祥合奏《畿南请设营田疏》《京东水利情形疏》和《京西水利情形疏》等。陈仪纂《畿辅通志》卷四十七《营田》和《陈学士文集》，逯选著《畿辅水利志略》，包世臣作《海淀问答己巳》《庚辰杂著四》和《畿辅开屯以济漕弊议》，蒋时著《畿辅水利志》，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兴水利》，丁寿昌奏《筹备京仓疏》，周盛传作《议覆津东水利稿》和《拟开海河各处引河试办屯垦禀》，李鸿章奏《防军试垦碱水沽一带稻田情形疏》，左宗棠奏《拟调随带各营驻扎畿郊备办旗兵兴修水利折》。清代题名为“畿辅水利”的议论章奏很多，以上所举只是其荦荦大者。
嘉庆、道光时，清口淤积，漕、河弊政，积重难返。海运优于河运，但嘉庆帝明令禁议海运，说：“漕运由内河行走已阅数百年，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断不可轻易更张。”道光四年（1824），洪湖高堰溃决，运道梗阻，道光帝被迫接受大学士英和等人的请求，允许试行海运。次年海运大获成果，160余万石漕米安然抵京，节省银10万多两，米10多万石。组织者希望推而广之，使海运垂为定制。但是道光帝看到清口创灌塘法，河运可以苟且，竟下令停止海运。有识之士无不扼腕叹息。[2]
嘉庆、道光年间，出现多种畿辅水利著作，唐鉴《畿辅水利备览》、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林则徐《畿辅水利议》，都是比较著名的。
清代，汉族士大夫多居住在京师宣武门外，有些人交往密切，有生活和思想的交流，互相赠送著作。嘉庆时，唐鉴住椿树头条，陶澍住椿树二条，二人交往密切。《陶澍全集》卷五十五《谢唐镜海太史惠丸药》云：“我庐君屋咫尺间（余居椿树头条胡同，君居二条胡同），街南道北时往还。”卷五十九《雪意和镜海》：“同年（虹蚄先生同举庚申）同岁（镜海同戊戌生）此相依，居连比舍交尤洽，谊视诸昆意入微。”卷六十三《题镜海扇上画兰》：“论心别在无言外，同是湘南九畹人。”这些都显示出了两人生活和思想的交流。嘉庆时，王念孙、林则徐等都住骡马市大街。道光初，潘锡恩住下斜街，魏源住烂漫胡同。龚自珍、曾国藩等，都在南横街住过。
清代的宣南，不仅是汉族官员在京师的聚居地，而且是各种政论和思潮产生的地方。宣南士大夫，经常就一些国家大政问题发表意见，互相讨论，引领学术潮流。嘉、道年间，漕运不畅，或畿辅大水；同治年间，太平军占领南京，南粮梗阻，向海外购买则运远，从口外运输则接济不多，采买无银，收捐无应。以上这些因素，都使京师粮食供应紧张，讲求海运和畿辅水利，成为一时潮流。道光三年（1823），畿辅大水，雨潦成灾，朝廷赈济后，“简练习河事大员，俾疏浚直隶河道，并将营治水田，于是京师士大夫多津津谈水利矣”[3]。吴邦庆熟悉京师士大夫的思想潮流，似有可能偶尔来宣南住过，或者访问宣南。魏源说：“道光五年（1825）夏，运舟陆处，南士北卿，匪漕莫语。”[4]同治二年（1863）时，冯桂芬说：“年来士大夫动有复河运之议，宣南尤重，问其故，畏外侮而已。”[5]河政、漕运、盐政是清朝大政，解决其弊端的方案——恢复海运、发展畿辅水利等，是清代贯穿始终的政治思潮。在这种思潮中，唐鉴、潘锡恩、林则徐，都或前或后地论述畿辅水利，他们之间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其学术旨趣是相同的。他们著书后，往往赠送给志同道合者，如唐鉴赠书给陆建瀛、林则徐、曾国藩、何桂珍，或者向朝廷上奏。
这些畿辅水利著作，有共同思想特点，都主张发展畿辅水利（含华北西北水利），就近解决京师所需粮食，缓解对东南的粮食压力，此其一。其二，他们在成书前后，都从事与漕运、河道有关的工作，亲历漕运的艰难。江苏有三粮道，即江南粮道、苏松粮道、江安粮道，是巡抚以下重要的督漕官员，经历了漕运的困难，所以想发展畿辅水利，就近解决京师的粮食需求。道光十四年（1834），两江总督陶澍、署漕运总督恩铭、江苏巡抚林则徐、安徽巡抚邓廷桢，合衔保举唐鉴为江安粮道，管理十府粮储，督运漕粮。潘锡恩于道光四年（1824）上疏条陈河务，提出蓄清抵黄的建议，道光帝韪其议。这一年，《畿辅水利四案》成书。道光五年（1825）补淮扬道，六年（1826）至九年（1829）任南河副总督，道光十一年（1831）由他与前南河总督黎世序主持、俞正燮等编辑的《续行水金鉴》成书。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八年（1848）任南河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吴邦庆，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一直在京师任职，数论河漕事，多被采用。嘉庆十五年（1810）奉命巡视东漕（南运河），道光九年（1829）至十一年（1831），为漕运总督，督漕三年。道光十二年（1832）至十五年（1835）为河东河道总督。林则徐任地方督抚近30年，在江苏时间最长，前后达14年，约嘉庆二十四年（1819）萌生发展畿辅水利思想；道光十一、十二年撰成《畿辅水利议》；道光十四、十五年曾表示欲于觐见皇帝时“将面求经理兹事。以足北储，以苏南土”；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觐见时，陈述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九日，于钦差使粤任内上奏办漕切要之事四条，其中本源之本源就是畿辅水利。(https://www.daowen.com)
其三，他们都追述元郭守敬、虞集，明徐贞明、徐光启、左光斗、汪应蛟，清初蓝理，雍正时畿辅水利，乾隆时数次畿辅水利案例，证明发展发展西北华北水利的可行性。
其四，他们曾向朝廷上疏。唐鉴刊刻《畿辅水利备览》十二本，赠送给陆建瀛、林则徐、曾国藩、何桂珍，并向朝廷上奏，临终他还要曾国藩代替他再次上奏朝廷。唐鉴两次向朝廷进言发展畿辅水利，后来又希望林则徐向朝廷上奏。林则徐道光十九年（1839）冬在广东钦差大臣任上，还向朝廷奏报发展畿辅水利的思想主张，可见林则徐多么重视发展畿辅水利。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季，当林则徐在河南河工效力时，唐鉴还向林则徐赠书二种，其中一种就是《畿辅水利备览》。
总之，畿辅水利思想，是清代京师宣南士大夫中一种很重要的思潮，在当时有引领风气的作用。
【注释】
[1]王培华：《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文津出版社，2003年，第262—271页。
[2]引自郑师渠教授为本书作者所著《元明北京建都与粮食供应》所作的序。
[3]吴邦庆辑，许道龄校：《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潞水客谈·序》，农业出版社，1964年。
[4]魏源：《筹漕篇上》，《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
[5]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四八《户政二十·漕运中》。冯桂芬：《致曾相侯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