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辅水利备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主要内容
《畿辅水利备览》共十四卷，卷首《臆说》，卷一至卷六《历代水利源流》，卷七至卷十《经河图考》，卷十一至十四《纬河图考》。今本卷五、卷六毁缺。
《畿辅水利备览》的体例特点有四。一是作者关于发展畿辅水利的主张在卷首叙出，题名为《臆说》，形似谦虚，但排于卷首，实则表达了他主张发展畿辅水利的坚决态度。道光二十年、二十一年（1840、1841）唐鉴两次向林则徐陈述发展畿辅水利主张，并赠书给林则徐。咸丰时，唐鉴两次向咸丰帝上奏建议发展畿辅水利，这种老而弥坚的态度，与他在书中表达的坚决态度，是一致的。这与后来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和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中恭录圣谕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同时代或其后讲求畿辅水利者中，在这种坚决、坚持态度方面，只有林则徐可与之相比。
二是河道图多。卷七至卷十《经河图考》有经流图18幅，卷十一至十四《纬河图考》有各府州县河道图152幅，全书合计160幅水道图。这是元明清任何一部畿辅水利文献不可比拟的。唐鉴认为，河道图最能详细表明河道经由州县，是治水所需掌握的最主要事实。“治水之水，以图为重，按图以寻其脉络，就考以辨其异同，已握水利之要枢”。[27]吴邦庆的《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有畿辅河道总图一幅，雍正时水利营田图37幅，潘锡恩和林则徐著述都无图，而唐鉴《畿辅水利备览》水道图多达160幅，这是唐鉴著述的重要特点，也是其最大的优点。这是因为唐鉴更多地引用了馆本《水利图说》。
三是考证多。总考十三篇。唐鉴在《畿辅水利备览》卷七《经河图考》中说：“图不能详，详之于考。惟言者今昔异同，故每考必择一二定论，以立为主条。其余互相证订，无论古书近说，皆低一字附焉。间或加以案语，则低二字列于后。至于众派支流，应随正河并著者，详载以备参考。”全书有总“考”十三篇，考证直隶正河源流，附以众派支流源流考，顶格书写，每考有一二条定论作为主条。然后引用古书近说，与主条互相订正，皆低一格。间或有案语，皆低二格。全书案语无数。从图多、考多来看，此书名为“畿辅水利图考”，更符合实际情况。
四是引证文献多，自著文字少。全书约60万字，卷一《臆说》有十三段论说性的文字，约万字，全书自著不超过五六万字，其他都是引用古今水利文献。以卷三《历代水利源流》为例，这一卷论述金元明时黄河河道变迁，有两段文字论证黄河变迁及治河难度，第一段是论证金代黄河趋南，禹迹不可复；第二段论证元明时河决难治。这两段考证文字，不超过500字，其余约4.5万字，都是引用正史《河渠志》等。粗略统计，全书引用多种水利文献，不下30种，如《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唐书·地理志》《金史·河渠志》《元史·河渠志》《明史·河渠志》《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大学衍义补》《潞水客谈》《邦畿水利集说》《畿辅通志》《畿辅安澜志》《水道提纲》《永定河志》《水利旧说》《水经注释》《禹贡锥指》《读史方舆纪要》，乾隆《初次水利案》和《二次水利案》，馆本《水利图说》，引用畿辅各州县志不下20种。唐鉴、潘锡恩、吴邦庆、林则徐的畿辅水利著述，都征引水利文献，只有唐鉴征引文献最多，故此书名为《畿辅水利备览》，还是比较符合其实际内容的。(https://www.daowen.com)
唐鉴在《畿辅水利备览》中提出发展畿辅水利的主张，讨论畿辅河道源流、农田水利变迁。卷首《臆说》专门论述其发展畿辅水利的主张。唐鉴论证了发展畿辅水利的必要性。他说，自永嘉之乱，中原生齿，随晋室向东南转移，民聚而利兴，经南唐、南宋，东南财赋甲天下。元明以来，天下皆仰给于东南，而西北日益贫乏。“国家宅都燕京，左带渤海，右襟太行，背居庸而面河洛，可谓形势之极盛矣。惟是正赋之供，全赖东南漕运。虽运道便利，略无阻隔，而使西北有绌无赢，亦不得谓非今日之急务也”。因此，他按图折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六省，除去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沙沟、石田等，约有田1080万顷。以20取1计之，每亩征粮5升，每顷征赋粮5石。千万顷应征赋粮5000万石，其中二分征本色，岁可征粮1000万石；八分征折色，每石折银四钱，折色应有银1600万两。“西北六省岁得粮一千万石，银一千六百万两，又何必仰给东南乎？夫西北不仰给东南，则东南之漕可酌改为折色，而每岁漕运经费亦可裁撤，约得银不下数千万两，已于现在常额之外，粮多至千万石，银多至千万两，纵有事出不可知，如偶遇河患，以及饥馑之事，而筹备有余，司农亦何至仰屋哉！”故当今生财之大道，莫过于发展西北水利田；而且西北水利尽兴，东南漕运可止，则舍运而治河，河可复禹迹。
唐鉴还提出了关于发展畿辅水利方法的意见。针对南北水土异宜、北方不宜水田的观点，指出：“土无不生五谷，水无不利田畴，而或语桑干、滹沱、浊漳、清河挟沙而行，不利灌溉者，此不知水之田也。……水无清浊，得其灌溉则田畴可治也。”泥沙多的河流，可以进行淤灌。他又分析直隶水田填淤漂没的原因，直隶的霸州、永清、东安、武清、静海、天津、文安、大城等处，取水甚便，引水甚易，发展水田，旦夕有效，但不久就填淤漂没，“非疏浚之不力，不杀其势于上流，而下流受其冲激故也”。他主张：下游多施围田，“上流多开引河，通为沟渠，汇为川浍，则其势杀矣。……则取之引之，必无冲突之患矣”。北方不仅要引径流、通沟渠，还应配合掘井。气候干旱，河川枯竭，“掘井之一法，可以通江河渠浍之源，而补雨泽之缺，……虽有沟渠，何妨参以井法，盖旱则可以救沟渠之所不及，不旱正可以为沟渠留有余地也”。针对北方以旱地作物为主的播种习惯，他主张发展水稻生产，说：“今西北之地一岁二收，以高粱为重，黍、稷、菽、麦次之，若所谓稻田者，百不得一也。……若水利兴矣，何不为稻田耶！高粱易涝易旱，而收又薄，以种高粱之地种稻，其利数倍于高粱。”[28]
唐鉴《畿辅水利备览》卷一至卷三，题名为《历代水利源流》，初看题目，以为是讲述畿辅河道源流的，但实际上是论述历代黄河河道变迁的。关于河道变迁，他有几个说法：“西汉时之河，犹是周定王五年东徙漯川之河也。”“东汉之治河者王景一人而己，景有功亦有过。”“《唐史》不志河渠，而河则王景之旧也。”[29]“河屡决不已，唯宋治河无人，亦唯宋河决为患，而故道可复。唯宋治河无人，而河遂大坏，终古不复故道，亦唯宋。”[30]“河离浚、滑益趋而南，禹迹不可复追矣。当金大定年间，令沿河京府州县长贰官并带河防衔。”“古者因河以达贡，河治而贡通矣。后世强河以就运，运治而河废矣。”治河不过治运。禹功不可复，非独其无人，亦时势所阻。“故与其为高远之空谈，不若求切近之实效。言河防如潘季驯，谈水利如徐贞明，亦一代之大经纬也，又岂多讲哉！”[31]黄河，自周定王五年（前602）河决，至西汉时，大体上保持安流。自东汉至唐，河道变化无多。自宋河道屡决屡不治，至元明，由于强河就运，运治而河废。唐鉴的认识，基本上符合黄河河道变迁的历史。
《畿辅水利备览》卷四《历代水利源流》，论述历代特别是明清畿辅各河水利灌溉的历史，如雍正时畿辅四局水利、桑干河水利、唐河水利、沙河水利、滹沱河水利、卫河水利、洋河水利、浑河水利、榆河水利、白河水利、涞水水利、易水水利、府河水利、清河水利、大陆泽水利、滏阳河水利、陡河沙河水利。[32]这应该是清代第一部各流域水利史。卷七至卷十《经河图考》，有图有文，考证畿辅大小河流的水道曲折、河道变迁等。卷十一至卷十四《纬河图考》，分别是顺天、保定、河间、天津、正定、顺德、广平、大名、宣化九个府县水道图考，还有易州、冀州、赵州、深州、定州五州水道考，其中唐鉴对天津水道有较多的研究。
唐鉴著《畿辅水利备览》，其主要目的是发展畿辅水利，但有三卷论述历代黄河河道变迁，有八卷论述畿辅各府州县水道考，似乎离主题太远。对此，他承认“《备览》中《源流》等篇，是追其源头，不能不备载也；《臆说》则切今日言之”[33]。算是有对自己的著述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光十九年（1839），江苏海州许乔林对《畿辅水利备览》评价很高：“言畿辅水利者，自何承矩、虞伯生以来，莫切于徐尚宝《潞水客谈》，莫近于潘侍郎《水利四案》。其兼有两家之长，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且行之而立效者，莫如镜海先生所著之《畿辅水利备览》。”[34]徐尚宝，指徐贞明。潘侍郎，指潘锡恩。这是对唐鉴著述兼有徐、潘两家之长的称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