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畿辅水利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西北水利实践
林则徐为什么提出发展畿辅水利的主张，并三次上奏朝廷？这首先有现实的原因，其次是当时思潮使然，并受师友中讲求畿辅水利者的影响，最后是有历史渊源的。
现实原因是，林则徐任河东河道总督和江苏督抚，河工积弊、漕运弊端及江苏连年水旱灾荒等问题，难以解决，使他坚决主张发展畿辅水利，“以足北储，以苏南土”[64]，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缓解对江南的压力。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迄道光十二年五月，林则徐接替严娘，任河东河道总督，管理东、豫两省黄、运修防事宜。道光帝认为，“林则徐非河员出身，正可厘划弊端”[65]，要他“务除河工积习”。他表示，“河工积习，尤所熟闻，将欲力振因循，首在破除情面”[66]。林则徐接任后，不仅履行职责，而且深切地体会到并解决了几项河工积弊，如对料垛的处理等。道光十二年至十六年（1832—1836），林则徐任江苏巡抚，不仅亲历江苏连年水旱灾荒，数年间连续数月督促催漕，目睹漕运积弊难返，而且颇感救治无方。自道光元年以来，江苏连年水旱，癸未（道光三年，1823）大水、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壬辰（道光十二年，1832）大水、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大水、乙未（道光十五，1835）大旱，这些大水旱，使江苏年岁不登。这在同时代人著述中都有体现，如冯桂芬说，江苏“道光十年（1830）以后，无年不灾”[67]，“至道光癸未（道光三年，1823）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然犹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以前一二十年而一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68]。林则徐亲历其事，“具官三至江南矣，癸未（道光三年，1823）遇灾，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以灾至，今复（即癸巳年，道光十三年，1833）遘此灾象”[69]。曾为江苏农商写下“八哀”[70]，其感情之深沉，类似于贾谊“可为痛苦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水旱使粮食、桑蚕丝织减少，民不聊生，甚至可能激起民变，但“国家岁转南漕四百万石，江以南四郡一州居其半。夫此四郡一州，地方五百余里耳，而天庾正供如是，京师官俸兵饷咸于是乎”[71]。京师所需要漕粮白粮既不可减，但“嘉庆季年，帮费无艺，白粮至石二金，州县借口厚敛，辄征三四石当一石。民不堪命，听之则激变，禁之则误兑。进退无善策。公不得已，准其年其县民困之重，辄请缓漕一二分者，甚者三四分，岁以为常”[72]。林则徐只能连年请求减缓江苏漕赋。但他自述：“虽历五次冬漕，只求无误正供，实不敢言无弊。”[73]他究心改革漕务，但历时三年未获实效，“江苏漕务，患于银米日加，而实由于帮丁之勒索。……当林少穆制军抚江苏时，洞悉其弊，力欲除之，立之章程，……自甲午冬至乙未春（即道光十四、十五年，1834、1835），无日不究心于此。……孰知旗丁诡谲，迁延至三月而不行，恐渡淮期误以干重咎，不得已仍由旧章，而始兑始开”[74]。漕运弊端在于运丁和闸坝的勒索导致漕粮运输费用增加。为了不耽误运期，江苏省只能满足运丁和闸坝的勒索。因此，面对江苏连年长江流域水旱灾害不断[75]，苏北里下河地区水患严重、漕弊不能除时，道光十三年（1833）他说：“智勇俱困，为之奈何！”[76]这不仅是对江北下河连年水灾的感叹，更是对江苏漕重民困、漕运弊端的感叹。林则徐早有改黄河于山东入海之议，但为物议和风水说阻，故不敢轻易上奏此论。[77]他除了在道光六年（1826）与陶澍等试行海运，上奏请求减缓漕粮、亲自催漕、兴修水利、赈济灾民、祈求苍天雨阳时若外，就只有屡次请求发展畿辅水利，才能一举多得，使京储充足、南漕改折、剔除漕弊、节省河工经费等。[78]
其二，嘉道时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使然[79]。嘉道时，为解决漕运问题，有识之士提出海运、剔除漕弊、减少南漕或改折、发展畿辅水利等主张。嘉庆末、道光初，河道总督黎世序主张发展北方水利。[80]阮元主张必要时可使用海运。[81]嘉庆时，林则徐往来南北，曾拜晤黎世序和阮元，《日记》中多有记载。道光四年（1824）黎世序卒，林则徐写诗悼念：“余也篷牖儒，水经匪谙习。昨年隶麾帡，讲画领亲切。”[82]即指道光三年（1823）十二月简放淮海道，为南河总督属官，隶属河道总督黎世序，且听其治河学说一事。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至十二年五月，林则徐任河东道总督。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六日，陈寿琪致信林则徐：“阁下曩再莅吴，有德于吴人甚巨，……江南财赋半天下，顾比年水患荐仍，民气凋翅，箕敛浮溢，厨传繁奢，虚耗之弊，在官多于在民。……此诚军国之忧也。……于正本之道，非屏供亿而绝苞苴，不足以执贪惏之口，而养疻痏之肤，此阁下所优为，而亦为中外所为阁下共信者也。”[83]所说“屏供亿而绝苞苴”指减少上供京师漕粮和杜绝漕弊，“养疻痏之肤”指缓解江南漕赋压力从而给予休养生息之机，“中外所为阁下共信”，指江南人相信林则徐能减少上贡数量，杜绝漕弊。陈寿祺，福建侯官人，他对林则徐都有如此期望，何况江南士绅。
道光十三年（1833），林则徐说：“江苏……自道光三年至今，总未得一大好年岁。而钱漕之重，势不能如汤文正之请减赋，故一年累似一年。江北连岁水灾，更不可问。”[84]他陈述当时灾情：“此邦自癸未（道光三年，1823）已来，民气未复，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壬辰（道光十二年）又值霪潦为患，今岁（道光十三年）一春苦雨，麦仅半稔，迨四五月，方以雨阳应时为农民幸，孰意秋来风雨如晦，有亘寒之占，黍稷方华，而地气不上腾，……而秀而不实者比比矣。吴中士女纺绩者什九，吉贝之植多于艺禾，频岁木棉又不登，价数倍于昔，而布缕之值反贱。”[85]道光元年大水，道光十一、十二年又经历大水。道光十三年春大水，秋寒。木棉连年减产，价高；布匹反而价低。多水寒冷的气候导致农作物减产，人民生计艰难。因此他说：“国家岁转南漕四百万石，江又南四郡居其半。夫此四郡一州，地方五百余里耳，而天庾之供如是，京师官俸兵饷咸于是乎。惟蕲年谷顺成，犹可为挹注耳，顾又遘此屡歉之余，国计与民生有两妨而无兼济。”
十一月，他上奏请求缓征新赋，次年带征[86]，并说：“江苏四府一州之地，延袤仅五百余里，岁征地丁漕项正耗银二百数十万两、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又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余万石，较浙省征粮多至一倍，较江西则三倍，较湖广且十余倍不止。”“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87]对林则徐减缓南漕之举，吴人深为感激。吴大澂说：“道光朝，……吾吴漕粮帮费之重困已久，势不得改弦而更张。文忠疏请缓漕一分二分，或三四分，与民休息，岁以为常。”[88]
除了减缓漕粮外，林则徐还推广早稻种植，讲求江南水利，受到江南士绅的称颂：“侯官中丞今大贤，讲求水利筹农田。”[89]
由江南水利，他自然就想到畿辅水利：“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90]假设畿辅发展水利，则北方大亩收谷岂不更多？北粮岂不更易运到京师？
其三，林则徐的朋友、同年、同僚著书，如唐鉴著《畿辅水利备览》、潘锡恩著《畿辅水利四案》、吴邦庆编著《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对林则徐都有影响。
林则徐与潘锡恩的关系较密切，特别是嘉庆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三年（1813—1818），两人交往密切。其他时间相见较少。林则徐后来说：“三十年同谱，殆若晨星。白首怀人，只增感喟。”[91]正是对两人关系的写照。潘锡恩，字芸阁，安徽泾县人。林、潘同是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即同年；寓所相近，潘锡恩自述家在京师宣武门西寓舍，有求是书斋[92]，今人或以为其寓所在宣武门外下斜街[93]。林则徐自嘉庆十八年（1813）十一月租赁粉坊琉璃街房屋[94]，嘉庆二十三年（1818）六月时已移居土地庙上斜街。[95]两处都离南横街不远，都在北京市今西城区（原宣武区）。《林则徐集·日记》记载他们交往较多，有宴饮、诗课、游玩、馈赠等各种形式。[96]嘉庆二十三年（1818）二月十三日，乾清宫大考翰詹。嘉庆帝命题《澄海楼赋》。十四日发表考试等第名单，林则徐列三等第二十九名”[97]，潘锡恩列一等[98]。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南下广州经河间，潘锡恩正在河间兼试差，两人“谈片刻而别”[99]。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八林则徐阅邸抄，知南河帅麟庆褫职，潘锡恩放南河河督。[100]林则徐赠联祝贺：“三策治河书，纬武经文，永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赋，谈天藻地，蔚为华国文章。”[101]其中“治河书”当指《续行水金鉴》，“澄海赋”指嘉庆二十三年（1818）翰林大考时的《澄海楼赋》。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月中旬，林则徐在伊犁致信潘锡恩，辞谢潘出资为自己赎罪之举，“阁下十五年前分赔之款尚未就绪，正弟所代为蹙额，乃犹于涸辙中相濡以沫，使弟何以自安？”同时再次祝贺潘“重持河淮之节，未尝不以手加额，为朝廷庆得人”，并为潘面临的治河保漕形势艰难而担忧。像他们这种交往关系，道光三年（1823）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刊刻后，赠书给林则徐，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大约在什么时间？道光五年（1825），潘锡恩补淮扬道。道光六年至九年（1826—1829），任南河副总河。九年至十二年（1829—1832）在原籍守丧。道光二十三年（1843）为南河总督。[102]道光五年至九年（1825—1829），林则徐为江苏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等。从时间上看，潘赠书给林，当在道光五年至九年（1825—1829）之间。所以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林则徐请桂超万校刊《北直水利书》，并“赐示《畿辅水利丛书》并《四案》诸篇”之事。[103]
吴邦庆，字霁峰，直隶霸州人，嘉庆元年（1796）进士。林则徐，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林与吴，年辈相差较远，林称吴为“前辈”或“先生”。道光四年（1824）吴邦庆编著《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刊刻时，林则徐署江苏布政使，似不可能得到赠书。道光九年至十一年（1829—1831），吴邦庆为漕运总督，督漕三年，东土无延期。[104]道光十一年十二月，林则徐任河东河道总督。[105]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十八日，林则徐补授江苏巡抚，吴邦庆补授河东河道总督。他们是前后任的关系。林则徐俟吴邦庆到任后即赴新任。[106]道光十二年三四月，林则徐等待吴邦庆来接任，他在信中多次提到此事，“霁峰先生尚未见有到江之信”[107]，“霁峰前辈闻已卸篆，此间瓜代约在五月中旬”[108]。瓜代，指任期已满，后任接替，即交接工作。同年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与吴邦庆在山东台儿庄交接工作：“昨接霁峰先生书，知二十日渡河，定于二十五日在途接印”，于是林则徐“带印迎至前途，兹于廿五日在台儿庄交卸”。[109]自道光十二年至十五年（1832—1835），吴邦庆为河东河道总督。或许，在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交接工作时，或在其后不久，吴邦庆赠《畿辅河道水利丛书》给林则徐。如此，则有道光十二年六月，林则徐召冯桂芬“入署，校《北直水利书》”一事。[110]并有道光十五年十二月林则徐“赐示《畿辅水利丛书》并《四案》诸篇”给桂超万，并请桂超万校勘《北直水利书》之事。[111]
林则徐与唐鉴的相识，当在嘉庆十九年四月至嘉庆二十一年五月间（1814年5月—1816年6月）。嘉庆十九年四月，林则徐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七月派充国史馆协修，二十年承办一统志人物名宦部分。唐鉴，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112]，十六年授翰林院检讨，二十一年五月为浙江道监察御史。他们二人同时在翰林院的时间，是嘉庆十九年四月至嘉庆二十一年五月，他们的认识当在这一时期开始。林则徐记载：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引见翰林院保送唐鉴等十人为御史。[113]唐鉴《畿辅水利备览》成书于嘉庆十六年至道光元年（1811—1821）。当唐鉴刊刻《畿辅水利备览》时，并没有赠书给林则徐。但在江苏时，唐鉴受林则徐等保举而任职，并向林则徐负责。道光十三年（1832）十月，唐鉴补授安徽宁池太广道员，“巡查六府州仓库钱粮之责，兼管关务”；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江苏巡抚林则徐与两江总督陶澍、署漕运总督恩铭、安徽巡抚邓廷桢，合衔保举唐鉴为江安粮道“于地方漕务情形，夙切讲求，深知利弊”[114]。唐鉴督粮北上的工作，受到林则徐的关注。[115]
不仅如此，道光二十年（1840）、二十一年，唐鉴还两次向林则徐陈述发展畿辅水利的必要，并希望由林则徐来办理此事。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在广州钦差大臣任内上疏，请求发展畿辅水利。道光二十年，唐鉴致信林则徐，向林则徐陈述发展畿辅水利的必要和可能。道光二十年四五月间林则徐在广州致信唐鉴，信中提到：“畿辅水田之请，本欲畚挶亲操，而未能如愿闻已作罢论矣。手教犹倦倦及之，曷胜感服。”[116]道光二十一年秋季，当林则徐还在河南黄河河工工地时，唐鉴写信给林则徐并赠书两种，其中一种是《畿辅水利备览》。次年夏季，林则徐在荷戈西行伊犁途中，在西安，给唐鉴复信：“去岁九秋，在河干得执事手书，并惠大著两种。……所辑《水利书》援据赅洽，源流贯彻。……老前辈大人撰著成书，能以坐言者起行，自朝廷以逮闾井，并受其福。岂非百世之利哉！”高度评价《畿辅水利备览》。林则徐表示：“侍于此事积思延访，颇有年所，而未能见诸施行，窃引为愧。”[117]总之，在畿辅水利问题上，唐鉴和林则徐，同明相照，同类相求。
最后，元明清江南籍官员有感于江南赋重漕重，而讲求发展西北华北（畿辅）水利的传统，对林则徐亦有影响。自元代以来，江南籍官员，不满于江南赋重漕重，而提倡发展以畿辅水利为开端的西北水利，就近解决京师及北边的粮食供应问题，从而缓解京师对江南漕粮的压力。这种思想潮流，延续到清代。林则徐继承了元明至清乾嘉时讲求畿辅水利者的思想传统。
林则徐的畿辅水利思想，与前代、同时代讲求畿辅水利者的思想，大旨相同，细节则异。即他们都主张发展畿辅水利，减少京师对东南的粮食需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具体细节上，如在关于畿辅水利与河道的关系、发展水稻生产与农田水利的关系、设置专官和责成守令等问题的看法上，林则徐与其他人不同。在关于畿辅水利与河道的关系上，林则徐主张，“治水先治田，……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这与唐鉴相同，而与冯桂芬有异。唐鉴主张，畿辅水利就是“下手则见地开田而已，切不可在河工上讲治法”。冯桂芬不同意，“即不能众水全治，亦当择要先治，盖未闻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水不治而为田，或田其高区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文忠亦未之思也。”[118]唐鉴、林则徐更多地考虑现实需要，而冯桂芬更多地考虑治水合理性。
在发展水稻生产与农田水利的关系上，林则徐与唐鉴、冯桂芬一样，都主张发展水稻生产，因为他们认为水稻产量高。林则徐说，南方小亩水稻亩产五石（米二石五斗）；唐鉴认为水稻高产，高粱小麦薄产；冯桂芬说，一亩水稻可养活一人，十亩高粱或小麦才可养活一人。但吴邦庆则主张不必完全改种水稻。林则徐、冯桂芬都认为水稻高产，而吴邦庆认为北方不见得都适合种植水稻，更多地考虑北方水分、土壤、温度等实际情况。
在设置专官和责成守令问题上，林则徐主张责成守令，吴邦庆主张设置专官和委员相结合。林则徐相信守令的执行力，吴邦庆认为地方守令会只顾本乡本土利益，只有朝庭权威才能协调各方利益。相比而言，吴邦庆的主张，更有可行性、必要性。
桂超万，先是赞同畿辅水利，后来他在畿辅地区为官八年，转而不赞成畿辅水利。其理由主要是，畿辅雨水不足。他说：“后余官畿辅八年，知营田之所以难行于北者，由三月无雨下秧，四月无雨栽秧，稻田过时则无用，而乾粮过时可种，五月雨则五月种，六月雨则六月种，皆可丰收。北省六月以前雨少，六月以后雨多，无岁不然。必其地有四时不涸之泉，而又有宣泄之处，斯可营田耳。”畿辅多数地区，雨水与水稻生产季节不符，但玉田、丰润、磁州水源丰富可以发展水利。[119]今天，论者曰北方热量不够，不能发展水稻，这是不能让林则徐等信服的。假使热量不足，后来东北、伊犁水稻生产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林则徐兴办直隶水利的主张，一经提出，即遭到直隶总督琦善的阻挠。道光十七年（1837）二月初八日，林则徐离京赴湖广总督任，路经保定，直隶总督琦善“来寓长谈，去后，即往答之，又谈至傍晚”[120]。琦善反对畿辅水利，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由林则徐提出畿辅水利，是越俎代庖。琦善“遇公保定，议时事不合，论直隶屯田水利，又憾公越俎”[121]。林则徐以苏抚而言直隶水利，使琦善颇感不满。“侯官林文忠公所著《畿辅水利议》，征引凿凿有据，然当时直隶制府有违言，因而不行。”[122]其实林则徐早就想“面求经理兹事”[123]。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季，林则徐在西行伊犁途中，在复唐鉴信中表示实施畿辅水利，“侍于此事积思延访，颇有年所，而未能见诸施行，窃引以为愧”[124]。对此，林则徐表示很惭愧。但林则徐和唐鉴，都没有放弃发展畿辅水利的愿望。
林则徐发展西北、华北（畿辅）水利的主张没有实现，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本书在前面多次谈过这个问题，此不赘述。
但是，当他在伊犁遣戍时，参与了伊犁和南疆的水利建设。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林则徐被革职；二十一年（1841）五月效力河南河工后仍遣戍伊犁；二十二年（1842）夏季西行途中，他在回复唐鉴的信中表示，对他一直想办理的畿辅水利没有实行，表示很惭愧，十一月抵达伊犁。他除了解伊犁的边防哨卡情形，“还研究屯田备边的历史经验，着重了解清代在新疆屯田的情况。他亲自摘抄的史籍、档案材料，目前可以看到的，就有《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处屯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等篇。这些材料，主要涉及民屯和回屯，而对道光年间的情况，摘抄得最为详细”[125]。他认为在伊犁兴修水利，可以一举两得：“……晒渠导流，大兴屯政，实以耕种之民，为边徼藩卫，则防守之兵可减，度支省而边防益固。”[126]
道光二十四年（1844），伊犁屯田歉收，伊犁将军布彦泰大伤脑筋。满八旗旗屯的建设，始于嘉庆八年（1803）松筠任伊犁将军时。惠远城稻田迤东七里沟，即阿齐乌苏旗屯，引用阿里木图沟泉水，并辟里沁之新开渠水灌溉，为八旗公田。[127]但是在嘉庆后期，由于水源不足而废弃。这时伊犁将军布彦泰，欲重修阿齐乌苏旗屯，“拟引哈什河之水以资灌注，将塔什鄂毕斯坦回庄旧有渠道，展宽加深，即开接新渠引入阿齐乌苏东界，并间段酌挖支渠，俾新垦之田便于浇灌”[128]。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林则徐给伊犁将军布彦泰写信，表示“情愿认修龙口要工”，[129]即哈什渠中的一段；经过四个多月，终于修成“宽三丈至三丈七八尺不等，深五六尺至丈余不等，长六里有奇”的渠道，[130]使“十万余亩之地，一律灌溉，无误春耕”[131]。
十一月，林则徐奉命前往天山南麓阿克苏、乌什、和田查勘垦务。道光二十五年（1845），继续查勘叶尔羌、喀什葛尔、巴尔楚克、喀喇沙尔、哈密垦务，共查勘六十八万亩土地。[132]在查勘过程中，林则徐感叹：“南八城，如一律照苏、松兴修水利，广种稻田，美利不减东南。”[133]因此他经常根据山原形势，倡导开浚水源，兴修水利。如在喀喇沙尔（今焉耆县），他倡导增挖中渠一道，支渠两道，接引北大渠水，灌溉库尔勒环城新垦荒地；挖大渠一道，支渠四道，退水渠一道，引开都河水，灌溉北山根垦地。在伊拉里克（即板土戈壁），从二百里外引大小阿拉浑河水，用旧毡铺垫渠底，减少渗漏。在吐鲁番，推广卡井。[134]可以说，林则徐参与新疆的水利建设，部分地实现了他的西北水利思想。
但林则徐还是为新疆水利感到些许遗憾。道光二十九年（1849）冬十一月，林则徐由昆明回原籍，由洞庭湖入湘江，派人请左宗棠晤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在长沙码头泊舟夜话，他们主要讨论西域时务。三十年后左宗棠回忆说：“忆三十年前，弟曾与林文忠公谈及西域时务。文忠言：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言及道光十九年（1839）洋务遣戍时，曾于伊拉里克及各城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功未告蒇，已经伊犁将军布彦泰奏增赋额二十余万两，而已旋蒙恩旨入关。颇以未竟其事为憾。”[135]这表现了林则徐对西北水利的拳拳之心。
【注释】
[1]白寿彝总主编，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下）。
[2]狄宠德：《析〈畿辅水利议〉谈林则徐治水》，《福建论坛》1985年6期；苏全有：《试论林则徐的农业水利思想及实践》，《邯郸师专学报》1996年2期；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畿辅水利议·开治水田有益国民计生》。
[4]《畿辅水利议·破浮议惩阻挠》。
[5]《畿辅水利议·开治水田有益国计民生》，光绪丙子三山林氏刻本。
[6]《畿辅水利议·推行各省》。
[7]《畿辅水利议·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
[8]《畿辅水利议·田制沟洫水器稻种附》。
[9]《畿辅水利议·禁占垦碍水淤地》。
[10]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兴水利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此下为“可否饬下廷臣及直隶总督筹办之处。伏候圣裁”。
[11]《畿辅水利议·序》。
[12]包世臣：《中衢一勺》卷三《庚辰杂著四》。
[13]唐鉴：《畿辅水利备览·臆说》。
[14]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
[15]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
[16]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7]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37页。
[18]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19]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林文忠公事略》，光绪乙未上海点石斋缩印本。
[20]李瑚：《魏源研究》，朝花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
[21]《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7—16页。
[22]《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88页。
[23]《复常熟杨氏兄弟论灾务书》，见《云左山房文钞》卷四。
[24]《林则徐书札·复梁芷庭观察书》。
[25]《林则徐集·日记》，第51页。
[26]《林则徐集·日记》，第51页。
[27]《林则徐集·日记》，第51页。
[28]《林则徐集·日记》，第51页。
[29]《林则徐集·日记》，第71页。
[30]《清史稿》卷三六六《蒋攸铦传》。
[31]王培华：《清代滏阳河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利用与分配》，《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32]《林则徐全集》第六册《文录》，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6页。
[33]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疏》，《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九《户政十一·屯垦》。
[34]《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见《魏源集》，中华书局，第333页。
[35]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36]林则徐：《云左山房诗抄》卷三。
[37]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38]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112页。杨国桢：《林则徐传》，第66页注。
[39]《林则徐书简》，第24页，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112页。
[40]林则徐：《畿辅水利议·序》。
[41]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二《跋林文忠公河儒雪辔图》。
[4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兴水利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113页。
[43]《林则徐集体·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214页。
[44]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注②。
[4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兴水利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显志堂稿》卷一一《兴水利议》。
[46]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二《跋林文忠公河儒雪辔图》。
[47]《显志堂稿》卷三《林文忠公祠记》。
[48]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琉》，《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九《户政十一·屯垦》。
[49]《林则徐集·日记》，第227页、313页。
[50]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
[51]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
[52]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https://www.daowen.com)
[53]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疏》，见《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九《户政十一·屯垦》。
[54]《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绘水集》序，道光十三年十月，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55]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
[56]《林则徐集·日记》，第362页。
[57]《林则徐集·奏稿中》。
[58]《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205《致唐鉴》，道光二十年四五月间于广州。
[59]《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397《致唐鉴》，道光二十二年六月间于西安，海峡文艺出版社。
[60]《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林文忠公事略》，光绪乙未上海点石斋缩印本。
[61]《清史稿》卷三六九《林则徐传》，第38册，第11494页。
[62]《唐确慎公集》卷八《到京召见十一次纪恩四章》。
[63]《清史稿》卷一二九《河渠志四·直省水利》。
[64]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疏》，见《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九《户政十一·屯垦》。
[65]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起程赴河东河道总督新任折》，见《林则徐集·奏稿上》。
[66]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接任河东河道总督日期折》，见《林则徐集·奏稿上》。
[67]《江苏减赋记》，见《显志堂稿》卷四。
[68]《请减苏、松、太浮粮疏》，见《显志堂稿》卷九。
[69]《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祈晴祝文》，道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第499页。
[70]［3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二此祷雨祝文》，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三日，第501页。
[71]《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绘水集·序》，道光十三年十月。
[72]《林文忠公祠记》，见《显志堂稿》卷三。
[73]《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2年，第723—724页。
[74]王鎏：《钱币刍言续刻·毛应观〈序〉》。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156页。
[75]施和金：《江苏农业气象灾害历史纪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1页。
[76]《复陈恭甫先生书》，见《林则徐书简》，第23—24页。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127页。
[77]《林则徐书简》，第24页，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112页。
[78]林则徐：《畿辅水利议·序》。
[79]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见《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1988年，77页。
[80]程含章：《覆黎河帅论北方水利书》，见《清经世文编》卷一〇八《工政十四·直隶水利中》。
[81]阮元：《海运考跋》，见《清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二十三·漕运下》。
[82]《云左山房诗钞》卷二《挽黎襄勤公世序》。
[83]《与林少穆巡抚书》，见陈寿棋：《左海文集》卷五。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117页。
[84]《复陈恭甫先生书》，见《林则徐书简》，第23—24页。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127页。
[85]《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绘水集序》，道光十三年十月。
[86]《林则徐集·奏稿上·太仓等州县卫帮续被阴雨收成歉薄请缓新赋折》，道光十三年。
[87]《林则徐集·奏稿上·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88]吴大澂《序》，见《显志堂稿》卷首，光绪三年。
[89]齐彦槐：《龙尾车歌》，转引自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第128页。
[90]林则徐：《畿辅水利议·序》。
[91]《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483《致潘锡恩》，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中旬于伊犁，第391—392页。
[92]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案补》。
[93]白杰：《宣南文脉》，中国商业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94]《林则徐集·日记》，第29页。
[95]《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11《致郭阶三》，嘉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96]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同年诸人来寓宴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潘芸阁招饮，俱未赴”，十四日宴客，有潘芸阁在座。二月二十五日午后诸同年潘芸阁等来寓课诗。四月初八日早晨，往潘芸阁家祝寿。五月初七日下午，往潘芸阁处诗课。以上分别见《林则徐集·日记》第29、33、34、42、45页。
[97]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页。
[98]《清史稿》卷三八三《潘锡恩传》，第38册。
[99]《林则徐集·日记》，第317页。
[100]《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06页。
[101]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附录一谱余》（增订本）引用同治十年退一步斋刊本方浚师《蕉轩随录》卷一二《林文忠赠联》。道光六年至九年，潘锡恩为南河副总督。道光十一年，前任南河总督黎世序和南河副总督潘锡恩主持、俞正燮等编辑《续行水金鉴》成书。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任南河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故此联当作于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朝廷用潘锡恩为南河总督后。
[102]《清史稿》卷三八三《潘锡恩传》。
[103]《林则徐集·日记》，第214页。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疏》，见《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九《户政十一·屯垦》。
[104]徐世昌、王树楠：《大清畿辅先哲传》第五《吴邦庆传》。
[105]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85年。
[106]《林则徐集·奏稿上·补授江苏巡抚谢恩折》，中华书局，1962年，第23—24页。
[107]《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82《致陶澍》，道光十二年三月初五日。
[108]《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85《致沈维桥》，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109]《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856《致郑瑞麟》，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110]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二《跋林文忠公河儒雪辔图》。来新夏：《林则徐年谱》（增订本）。
[111]《林则徐集·日记》。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疏》，见《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九《户政十一·屯垦》。
[112]《清史稿》卷四八〇《唐鉴传》，第43册。
[113]《林则徐集·日记》，第45页。
[114]《林则徐集·奏稿上》，第163页。
[115]《林则徐集·日记》，第155页。
[116]《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205《致唐鉴》，道光二十年四五月间于广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17]《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300《致唐鉴》，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于西安，海峡文艺出版社。
[11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兴水利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2—113页。
[119]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疏》，见《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九《户政十一·屯垦》。
[120]《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226页。
[121]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四，清光绪十九年刊本。
[122]谢章铤：《课余偶录》卷三，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第118页。
[123]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疏》，《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九《户政十一·屯垦》。
[124]《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第397《致唐鉴》，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于西安，海峡文艺出版社。
[125]杨国桢：《林则徐传》，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4页。
[126]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咸丰元年于长沙。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第395页。
[127]祈韵士：《西陲要略》卷三《伊犁兴屯书始·三屯水利附》。
[128]《清史列传》卷五四《布彦泰传》。
[129]《林则徐全集·文录·上伊犁将军布彦泰》，道光二十四年。
[130]《史料旬刊》第37期，清道光朝密奏专号第三，第369页。
[131]《清宣宗实录》卷三四九，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壬辰。
[132]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04页。
[133]吴蔼宸：《新疆纪游》，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04页。
[134]杨国桢：《林则徐传》，第404—405页。
[135]《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答刘毅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