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辅水利议》的编纂、校勘和进奏
林则徐何时开始编纂《畿辅水利议》？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杨国桢先生说，现存《畿辅水利议》刻本所引用档案资料甚多，不可能从外省获得，由此断定《畿辅水利议》写作时间始于京师时期。[14]大约嘉庆十九年（1814），林则徐酝酿写作关于西北水利的著作。[15]来新夏先生说，嘉庆二十一年（1816），林则徐在翰林院清秘堂办事，撰拟诏旨。林则徐在做文字工作时，有机会接触到内阁秘藏的图书，丰富了政事、典制知识，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畿辅水利议》的资料搜集工作，可能开始于嘉庆二十一年。[16]
以上两家之说，有一定道理，也不尽然。嘉庆十八年（1813）五月初九日林则徐入庶常馆学习清文（满文），与同乡郭尚先交最莫逆，“相与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17]。林则徐在翰林院时，当读“历代文献、我朝掌故，史臣所必当通晓者”。[18]十九年（1814）四月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七月派充国史馆协修，二十年（1815）承办《一统志·人物名宦》部分。林则徐在史馆时，才能读《实录》和奏章，所以推测此书写作始于嘉庆十九年，大致不错。而在翰林院清秘堂办事时“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因革事例，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19]。所以，推测此书始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林则徐在翰林院清秘堂办事时期，亦大致可信。
但以上两家之说，都只是推测其开始编撰时间，未指出其成书时间。《畿辅水利议》所引清代档案资料不多，只有康熙、雍正、乾隆上谕，怡贤王允祥、刘于义、孙嘉淦、范时纪、汤世昌、胡宝瑔、毕沅等的奏疏。这些奏疏，在道光三年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道光四年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中都有收录，道光六年，贺长龄、魏源等编定《清经世文编》，其中亦搜集有上述奏疏。林则徐在道光五年至十一年（1825—1831）、十二年（1832）前后持有前两种书的刻本。道光九年（1829）江宁布政使贺长龄刊刻《清经世文编》[20]。林则徐与贺长龄、魏源都有交往，林则徐或得其赠书，或借阅相关卷次。总之，由于现存林则徐《奏稿》《日记》及其他人著述，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线索，所以没有直接证据来断定《畿辅水利议》开始撰写的时间。所以，也就无法确定两家之说，哪一种更为可靠。只能说林则徐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接触到内阁秘藏图书、史馆藏书，为他日后编撰《畿辅水利议》做了资料方面的准备。
林则徐提倡发展畿辅水利，言下之意是目前畿辅水利荒废。他主张北米充仓，南漕改折，言下之意是南漕积弊多多。关于畿辅水利荒废、漕运弊多利少的这些观念，林则徐当然可以从文献中了解，但只有当他耳闻目睹南漕积弊多多、畿辅水利荒废问题后，才能使他继承前人思想遗产，产生提倡发展畿辅水利的思想。否则，他极可能会像陶澍一样认为发展畿辅水利迂阔不可行。
那么林则徐何时从实际中了解了漕运弊端和畿辅水利失修问题？这应当从他的经历中寻找答案。嘉庆时，林则徐三次由福建往京师参加会试，一次往京师进庶常馆学习、一次由京师前往江西主持乡试、一次往云南主持乡试，由沿途所见，既感受到漕运的艰难，又发现京畿水利荒废的状况。如嘉庆十七年（1812）十一月开始起程进京，在南京、扬州、宝应等，他分别拜访两江总督百龄、漕运总督阮元等大吏；十八年（1813）二月十八日改搭粮船北上，舟行二月余；五月初一抵天津，初六抵京。林则徐《日记》逐日详细记载了所经闸河名称和日行里数，见识了江南和山东运河水浅舟挤、闸坝各有启闭开放时刻、水长舟行、粮船挨帮、遇浅搬米起剥等诸多漕运困难。[21]道光二年（1822）三月林则徐由福建家乡启程北上京师，五月得旨南下署浙江盐运使，这北上和南下，都经由运河，他谒见当时漕运总督颜检、东河总督黎世序和严琅、浙江巡抚帅承瀛、山东兖沂漕道贺长龄等，又再次亲身感受到漕运艰难，在瓜洲口，过由关，他见“江西、湖广粮艘在此停泊，拥挤难行”[22]。这种经历，至少使他能体会到漕运的艰难。林则徐道光三年（1823）任江苏按察使，四年任江苏布政使、江宁布政使，五年四月赴南河督工，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十二年之交担任河东河道总督时，亲身体会到江南民生疲敝、河工艰难、漕运弊端。如道光三年六月林则徐在江苏按察使任内，他就表示反对“只顾钱漕，玩视民瘼”的做法[23]，道光五年（1825）四月以素服到南河督工时，他又感到“原知此工不独目前难办，抑且后患无穷”[24]，这种体验，使他寻求解决江南民生疲敝、河工艰难、漕运弊端的根本方法和补救措施。补救措施不外是救济江南灾民、减缓江南漕赋、海运南漕；而根本方法，则是发展畿辅水利，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问题，即足北储，苏南土，省河工经费，漕弊不禁自绝。
林则徐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闰六月，充派江西乡试副考官，二十四年（1819）闰四月派充云南乡试正考官时，沿途亲见畿辅水潦，受水潦之苦。他途经三家店、新城，“闻所住之处，数日前水及半扉”[25]；在白沟“途中大水，将肩舆载粮船中，由水路行”[26]；在任丘“连日所过之处，田禾俱甚畅茂，此地尤美”[27]；在景州，“水深处直至腹背，舆夫十余人扶拥而前，几同凫浮”[28]。
林则徐不仅亲身体会到水潦之苦，而且目睹直隶有些地区水稻种植的发达。在内邱，“远山叠翠，林木聪茂。泉润草香，道旁有稻田数亩，差具南中风致”。从杜屯至磁州二十里，“双渠夹道，其清如镜，芰荷出水，芦苇弥岸，翛然可赏。阅蒋砺堂尚书《黔轺纪行集》，知此渠乃国朝州牧蒋擢疏滏阳河成之，至今稻田资其沾溉。噫！何地不可兴利，顾司牧奚如耳”[29]。蒋砺堂，即蒋攸铦。[30]关于清代滏阳河水利，作者另有专门论文论述[31]。是否可以说，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经直隶赴云南途中，由磁州滏阳河水利的成就，林则徐心生感慨，并萌生了发展畿辅水利的意识？只有在他萌生发展畿辅水利的意识后，林则徐才可能开始搜集相关历史文献，编撰《畿辅水利议》，明确提出发展畿辅水利的思想主张。
那么，林则徐《畿辅水利议》初稿何时成书？大约在道光四年（1824）至道光十一、十二年（1831、1832），理由如下：
第一，林则徐题词云：“随分各勤身内事，得闲还续济时书。”[32]林则徐一生历任中外30余年，他何时得闲著济时书？从时间上看，大约在道光四年（1824）八月至道光十年（1830）正月间，林则徐有时间和条件编著《畿辅水利议》。除了道光五年（1825）四月至八月他以素服到南河督工，道光七年（1827）二月至四月北上京师，道光七年（1827）五月至十月任陕西按察使，林则徐大部分时间都居家守制：道光四年（1824）八月至道光五年（1825）三月，五年八月至道光七年（1827）正月，林则徐在籍为母守制养病；道光八年（1828）正月至道光十年（1836）正月，林则徐在籍为父守制。这使他有时间编撰整理他从前搜集的畿辅水利文献。林则徐的前辈、同年、同僚中，唐鉴、潘锡恩、吴邦庆等都撰述畿辅水利著作，成书时间分别在道光元年（1821）、三年（1823）、四年（1824），而林则徐得到他们的赠书分别在道光二十年（1840）、五年至十年（1825—1830）、十二年（1832）前后。关于唐鉴、潘锡恩、吴邦庆向林则徐赠书时间的考证，下面再论述。可以说，至晚道光五年至十二年（1825—1832）间，林则徐至少读了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和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等著作。其后，道光十五年十六年之交，林则徐请桂超万校勘《北直水利书》，并向桂超万“赐示《畿辅水利丛书》并《四案》诸篇”[33]。
第二，道光九年（1829）或十年（1830），林则徐表达了对治河、盐法等问题“上策探本原，补救特其次”的看法，与道光十九年（1839）表达的发展畿辅水利是解决漕运问题的“本源中之本源”思想一致。可以证明道光九年或十年林则徐关于畿辅水利的思想已经成熟。这要从林则徐给王凤生的题词说起。王凤生，字竹屿。道光元年至四年（1821—1824），协助浙江巡抚帅承瀛，整理浙江盐政、兴修水利。道光五年至八年（1825—1828），在南河、北河任上。道光九年（1829）三月，升为两淮盐运使[34]。道光十年（1830）闰四月至六月，林则徐在京师时期，可能写过《题王竹屿都转黄河归擢图》[35]，其中有云：“防河固良难，煮海讵云易。……上策探本原，补救特其次。要知君所为，定与末流异。我昔亦移疾，自分宜放弃。圣慈曲体之，感极俱零啼。与君语进退，使我重嘘唏。庶持激励心，十驾勉追骥。”[36]林则徐建议王凤生对治河、盐法改革采取“上策探本原，补救特其次”的方法，这也是林则徐道光十九年（1839）于钦差使粤任内上奏《覆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划折》以“开畿辅水利”为“本源中之本源”的最早的正式表露[37]。就是说，至晚在道光十年时林则徐对治河、盐法等，都有一个上下策的考虑，可以证明此时林则徐《畿辅水利议》正在撰述中。
第三，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至十二年（1832）五月，林则徐任河东河道总督，福建友人张际亮提出，拟代林则徐撰《东河方略》来换取林则徐对他的经济资助，但林未采纳其建议。论者说，主要是林则徐感到推行新的改河方案会遇到阻力，不愿意冒昧上奏；再则林则徐不久就调任苏抚，故此议被搁置。[38]这很有道理。但仍需补充，元明清时期，保证京师粮食供应和缓解江南赋重漕重问题，大要有几种方案：剔除漕弊、海运、减缓江南漕赋、黄河改道、西北华北（畿辅）水利，这些都是非常之论，往往引起朝野争论[39]。道光五年（1825）夏秋，林则徐参与了筹备海运南粮，六年（1826）试行海运，林则徐大加赞扬海运南粮。发展畿辅水利，一举多得，使南漕改折、剔除漕弊、节省河工经费等，且前代历有成效[40]，何必再去提改河道之说而引起物议？即在他任东河河道总督或其前，以发展畿辅水利来解决漕弊河弊等问题的思想，已经成熟，无须再去新提一说，即《畿辅水利议》已成稿。
第四和第五，分别指：今本《畿辅水利议》总序所指最近史事为道光三年（1823），则此书初稿，可能成书于道光四年（1824）后；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林则徐请冯桂芬入江苏巡抚署校勘《北直水利书》，则《畿辅水利议》成书当在道光十二年六月前。
初稿完成后，林则徐请冯桂芬、桂超万为他校勘。道光十二年六月林则徐开始任江苏巡抚，召冯桂芬“入署，校《北直水利书》”[41]。冯桂芬称此书为《西北水利说》：“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文忠又自为疏稿，大旨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可否饬下廷臣及直隶总督筹办之处。伏候圣裁。”[42]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十一日，“桂丹盟过此，以《北直水利书》嘱其校勘”[43]。这说明，林则徐很重视这部著述。
这里需要指出，林则徐的著述，冯桂芬称为《北直水利书》或《西北水利说》，桂超万称为《畿辅水利》，今存世的光绪丙子三山林氏刻本称《畿辅水利议》，《清史稿》卷一二六《艺文志二》著录时亦称《畿辅水利议》。这是同书异名，实际是一种，初名《西北水利说》和《北直水利书》，最终名《畿辅水利议》。因为元明清时期江南籍官员所说的西北，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包括今天北方和西北的各省区；他们所提倡的西北水利，分为三个步骤或范围：京东水利、畿辅（北直隶）水利、西北水利。京东水利为试行，畿辅水利为中期，西北水利为最终推广。
《畿辅水利议》成书后，林则徐一直希望上奏朝廷，并有意请求由他来主持畿辅水利事宜。但对于林则徐是否上奏，各家说法不一。[44]《国史本传》云：“初，则徐之入觐也，尝胪陈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这里的时间记载不具体。冯桂芬说：“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将以述职上之宣庙，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事遂不果行。”[45]冯桂芬认为没有上奏。杨国桢认为，冯说得自传闻，不一定可信。杨说有一定道理。冯桂芬是否确切知道林则徐上奏或上奏时间？冯桂芬受知于林则徐，始于道光十二年（1832），“以制举文受公知，尝招入署校《北直水利书》”。道光“丁酉（十七年，1837）送公赴金陵，遂不复见，荏苒三十余年矣”[46]。道光二十二至二十五年（1842—1845），“公驰骋绝域，犹手笺酬答无间”[47]。指林则徐遣戍伊犁时，二人犹有书信往来。冯桂芬与林则徐相见稀阔，他能否确知此事？大约在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桂超万上林则徐书信，表达了对畿辅水利的看法，八年后，他又补充说：“文忠初锐意以为己任。阅此廪深然之，因未奏请。”[48]桂超万此说不确，夸大了他对林则徐的影响。理由是，《林则徐集·日记》无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初八日以后至月底的记载，更无觐见内容的记录，桂超万何以知道林则徐是否上奏？诚然，道光十七年二月初十，和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林则徐觐见后出京至湖北，和由湖北入京觐见，都路过栾城县，桂超万都与他见面。[49]但以林则徐的身份，似不大可能告诉他太多。(https://www.daowen.com)
杨国桢认为，林则徐第一次上奏的时间，是道光十七年正月。十六年十一月奉召入京觐见，十二月初一日由任所启程赴京，旧历除夕抵河间。[50]道光十七年正月上奏。但《林则徐集·日记》无正月初八日以后至月底的记载，更无觐见内容的记录。召对的具体情况，据说是“前席咨诹越旬日，谋猷密勿人莫睹”[51]。杨国桢说，从现有材料分析，林则徐可能在道光十七年正月向道光帝陈述了直隶水利十二条，即《畿辅水利议》。[52]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这里需要补充几点：
其一，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十一日，林则徐请桂超万校勘时，曾表示“入觐匪遥，将面求经理兹事，以足北储，以苏南土”[53]。既然道光十七年正月入觐，焉有不上奏之理？
其二，此次觐见，述旧职并将有新任命，林则徐很有可能陈述江苏屡次遭受水旱灾荒的严重后果，进而提出发展畿辅水利的主张。道光十一至十三年（1831—1833）江苏连年水灾，道光十三年十月，林则徐写道：“此邦自癸未（道光三年）已来，民气未复，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壬辰（道光十二年，1832）又值淫潦为患”，道光十三年春秋苦雨亘寒，不仅使黍稷秀而不实，而且使木棉不登，价钱倍蓰，“小民生计之蹙，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国家岁转南漕四百万石，江以南四郡一州居其半。夫此四郡一州，地方五百余里耳，而天庾正供如是，京师官俸兵饷咸于是乎。惟蕲年谷顺成，犹可为挹注耳。顾又遘此屡歉之余，国计与民生，有两妨而无兼济。向所不忍听睹之声状，过此以往，恐将滋甚。嗟乎，是固司牧者所当返人牛羊之日，而余犹苟禄窃位于此，其尚可以终日乎哉！”[54]十一月，林则徐两次上奏，陈述江苏连年灾歉之重、钱漕之累、社会之不稳，请求缓征漕赋。道光十五年又全年亢旱，六月初十，林则徐作《祈雨祝文》；闰六月十三，林则徐作《二次祷雨祝文》，陈述江苏旱灾造成的“八哀”，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八种困苦不堪情况。
京师粮食供应，是依赖江南漕运，还是依靠发展畿辅水利以就近解决？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可选解决方案。林则徐关心国计与民生，觐见时报告江苏灾情，并请发展畿辅水利，这是很自然的。只是召对的具体情况，据说是“前席咨诹越旬日，谋猷密勿人莫睹”[55]。《日记》更无记载，使人颇费思量。
第二次上奏，林则徐于钦差使粤任内，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1839年12月），“戌刻……单衔一折，覆奏漕务”[56]。戌时，即今北京时间晚上7—9点，此时他全神贯注地书写奏折，反映他虽处广州禁烟前线，仍十分关心漕运问题。这就是《覆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划折》，讨论“办漕切要之事”。他“忆往时所历情形，与原奏互相参酌”，综合了自道光四年署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时对漕运、漕弊、海运、灾荒、水利等问题的实践和认识，指出“苏、松之漕果治，则他处当无不治。臣前在苏省，虽历五次冬漕，只求无误正供，实不敢言无弊”，[57]他提出了正本清源、补偏救弊、补救外之补救、本源中之本源四种治理漕运的方法，每种方法下又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其中本源中之本源，是发展畿辅水利的主张。
林则徐《复奏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划折》，见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
道光十九年（1839）十二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此时英国因林则徐禁烟不断挑衅。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年底上奏折，道光二十年（1840）三四月间，朝议已作罢。唐鉴一直希望有“明晓农务之总管以经纬之”，即主持畿辅水利。但他并不知道林的上奏已被搁置。道光二十年，唐鉴致信林则徐，向林则徐陈述发展畿辅水利的必要和可能。道光二十年（1840）四五月间林则徐在广州，获悉上奏无果，他回复唐鉴：“畿辅水田之请，本欲畚挶亲操，而未能如愿，闻已作罢论矣。手教犹惓惓及之，曷胜感服。”[58]林则徐感动于唐鉴的信任和推重。
道光二十年，英国兵船从广东沿海北上，七月到达天津大沽口，想挑起战争。道光帝被吓破了胆，要直隶总督琦善与英方谈判，表示要治林则徐重罪。道光二十一年（1841）闰三月十三，林则徐得到去浙江定海协助作战的机会，但道光帝发布命令，革掉林则徐的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赴戍途中，受命去河南祥符河工，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道光二十一年秋季，当林则徐还在河南黄河工地时，唐鉴写信给林则徐并赠书两种，其中一种是《畿辅水利备览》。
经过半年辛苦治理，次年，开封附近的决口被成功堵住，但道光帝违反以功赎罪的成例，仍令林则徐奔赴伊犁戍所。次年夏季，林则徐在荷戈西行伊犁途中，在西安，给唐鉴复信：“去岁九秋，在河干得执事手书，并惠大著两种。……所辑《水利书》援据赅洽，源流贯彻。……老前辈大人撰著成书，能以坐言者起行，自朝廷以逮闾井，并受其福。岂非百世之利哉！”高度评价《畿辅水利备览》。林则徐表示：“侍于此事积思延访，颇有年所，而未能见诸施行，窃引以为愧。”[59]对此，林则徐表示很惭愧。但林则徐和唐鉴，都没有放弃发展畿辅水利的愿望。
道光二十二至二十五年（1842—1845），林则徐在伊犁戍守，他调查南疆水利，捐资修筑阿齐乌苏皇渠的龙口工程等，皇渠长200多公里，修成后灌溉阿齐乌苏10万亩土地。当地群众感念林则徐的功德，将皇渠称为林公渠。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一月林则徐被允许以四品京堂回京候补。途中被授以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二十七年（1847）调任云贵总督。二十九年（1849）九月，以病开缺，回原籍养病。
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咸丰帝即位，曾有意任用林则徐办理直隶水利事宜。林则徐第三次上奏发展畿辅水利主张，李元度称：“文宗之召公也，将使筹畿辅水利，即公前疏所谓本源中之本源也。”[60]《清史稿》云：“道光之季，东南困于漕运，宣宗密询利弊，疏陈补救、本原诸策，上《畿辅水利议》。文宗欲命筹办而未果。”[61]宣宗是道光帝的庙号，文宗是咸丰帝的庙号。《清史稿》则又指出了咸丰帝“欲命筹办而未果”，及林则徐第三次疏陈发展畿辅水利等事实。此说不无道理。
唐鉴原先一直希望由林则徐主持畿辅水利。林则徐去世后，唐鉴两次上奏发展畿辅水利的主张。咸丰元年（1851），唐鉴赴京，召对十五次，咸丰帝欲兴畿辅水利，有诗为证：“稼穑艰难关帝念，邦畿丰阜足民储。才非贾谊无长策，祗此区区敬吐虑。”[62]咸丰三年（1853），“唐鉴进《畿辅水利备览》，命给直隶总督桂良阅看，并著于军务告竣时，酌度情形妥办”[63]。唐鉴与林则徐的主张是一致的。咸丰帝一直想兴办直隶水利的事实，或许表明他登基前就耳闻盛行于江南籍官员中的畿辅水利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