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元明清时江南官员学者提倡发展畿辅水利，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是辽、金、元、明、清定都北京。从经济发展来说，北京不适宜作为首都，但，有多种因素使得北京成为辽金元明清首都。首先是地理条件的因素，其次是唐宋以来东北民族发展壮大进而统治全国。
先说第一点。北京位于北纬40°，处于长城一线，北京南北分别是两种气候、植被、经济类型、居住及生活习俗，必须用不同的制度来管理南北两区域。北京成为华北平原与山后地区交往的交通要道。南北分立时，北京是中原皇朝与北边民族交往的前线；当全国统一时，北京成为理想的政治中心，能同时兼管南北两个区域。“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番汉之限”“天时地利以限南北”，是南北分立时对幽燕地理位置的高度概括；“燕盖京都之选首”则是南北统一时对幽燕地理位置的概括。汉文帝、晁错、司马迁等都认识到了长城南北两个区域，由于自然条件差异，造成经济类型、社会生活、礼仪制度的差异，需要采取两种统治方式。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与匈奴和亲书曰：“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于北地，寒，杀气早降”；“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于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汉文帝与匈奴约，以长城为界，各自分别统治南北两个区域。辽、金、元都实行“因宜为治”“因俗而治”的治国方略，当南北统一时，燕京成为联系南北的中心，这是北京成为五朝首都的地理位置因素。
再说第二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格局的变化，是燕自辽、金以来成为政治中心的社会条件。唐宋以后，北方和东北方民族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历史变化格局这个社会条件因素，决定了北京成为辽、金、元、明、清的都城。自中唐以后，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满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进入华北后，将北方作为政治军事中心，进而南下控制江淮等富庶区，夺取全国。以燕为首都，进可攻，退可守。蒙古贵族霸突鲁称“幽燕之地……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表达了元朝“北连朔漠”的思想。而控制北方与东北方民族的最前沿阵地，莫过于北京。总之，都燕，除了因为燕本身具有地理形势险要和具有联系南北两大区域的地理位置优势外，唐宋以后北方和东北方民族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历史发展格局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社会条件。
北京从经济上不具备成为首都的条件，对汉族政权来说，又不利于防卫，叶盛、许伦、魏焕、王琼都论述了蒙古骑兵经常兵临城下，京师人心惶惶的情形。景泰（1450—1456）、嘉靖（1522—1565）、崇祯（1628—1644）年间，每当京城危急，就有人提出迁都。甲申（1644），又有三李（李邦华、李明睿、李建泰）提出迁都南京。王士性认为，“今声名文物东南为盛，大河南北不无少让”，今日东南独盛，实际他赞成建都南京。
从粮食供应角度说，都燕，使京师粮食供应困难，并且造成运河、黄河及沿线农业缺少灌溉水源。国家为了保漕运，靡费金钱于河道，而牺牲可用于生谷的水源，又使黄河左躲右闪，入海不畅，徐光启说：“漕能使国贫，漕能使水费，漕能使河坏。”黄宗羲说，明朝都燕不过二百年，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他反对都燕，认为有王者起，当建都金陵。到清朝，除康熙《畿辅通志》作者盛称燕京为建都之首选，说些阿谀逢迎之话，多数学者都认为，畿辅自然条件，不足以供给其粮食等物资需求；从南方漕运，又穷竭东南民力。徐元文认为，帝王建都必居上游，天下之势自西而东，自北而南，居东南则省东南民力。顾祖禹不批评都燕，但认为都燕必须重视东南的交通地位。“广平、河间之际，实首冲焉；临清、天津至渔阳，皆海运通衢。”因为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于此，山东为储运通衢。嘉庆、道光时，黄河冲决，运河梗塞，许多江南官员学者批评都燕，指出漕运的艰难与隐患。尽管元明清江南籍官员学者一再提倡发展畿辅水利，甚至不断地向皇帝上奏，面陈发展畿辅水利，但终究没有实现。
客观地说，建都北京，势必增加人口，增加生产生活对物质及资源的需求，北京各种资源条件，如水、粮食、燃料，都不足以支撑，都需要外地支援。元明清时，漕运仅仅供应京师皇室、百官和军队，不包括其他普通人民的粮食。
元明清时，建都北京是既成事实，不可改变。在建都北京的基本条件下，要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而且要避开海运途径，自然只剩下贸易和发展畿辅水利、提高粮食产量等几种途径，而当时人们并未考虑畿辅人口问题。
畿辅水利最终没有实现，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提倡西北华北（畿辅）水利者，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发展北方的水稻生产，使京师就近解决其粮食供应问题，从而减轻江南的赋重漕重问题。当同治二年（1863），经李鸿章奏请，朝廷允许减少苏、松、太赋税后，或者当招商海运、漕粮折征银两、东北农业发展、粮食贸易活跃后，京师无需依赖东南漕粮，则发展畿辅水利的根本目标就不存在了，这或许是李鸿章最终反对畿辅水利的根本原因，或许也是畿辅水利最终不能有大成效的政治因素。
其二，元明清历时近七百年，华北地区气候与水利条件有变化，但大趋势是干旱。大致说来，十三世纪初偏旱，中期又偏涝，后来除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十七和十八世纪中期以外，在现代小冰期内基本以偏旱为主。[1]近五百年内京津渤海地区平均两年多有一次干旱，其中连续干旱两年或两年以上者有103年。明朝神宗和清康熙帝，都曾对臣下指出北方气候干燥，水量少而不均，不能大规模种稻的道理。[2]清朝，人们对全国及畿辅气候变化趋势有直观的认识。康熙三十七年（1698），李光地说：“北土地宜，大约病潦者十之二，苦旱者十之八。”[3]嘉庆二十五年（1820），包世臣说：“国家休养生息百七十余年，……其受水患者，不过偏隅，至于大旱，四十余年之中，惟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九年（1814）两见而已。”[4]即自乾隆三四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四十多年中，水灾多发生在偏隅，而大旱之年有乾隆五十年（1785）和嘉庆十九年（1814）。以上情况是针对全国情况而言。道光三年（1823），潘锡恩说：“曩者，十年之中，忧旱者居其三四，患涝者偶然耳。自嘉庆六年（1801）以来，约计十年之中，涝者无虑三四。”[5]即嘉庆六年（1801）以前，畿辅气候旱灾为多，水潦偶尔发生；自嘉庆六年至道光时，直隶水患居多。当多水时期，水稻生产面积扩大，而干旱时期又缩小。乾隆八年（1743）有作者说，畿辅农民遇有积水，不能种麦种秋，自然种稻。三五年后水涸，民仍种麦种秋，所收不减种稻。[6]在多水时期扩大水稻生产，干旱时就无法应对。如乾隆二十八年（1773），乾隆帝上谕：“倘将洼地尽改作秧田，雨水多时，自可藉以储用，雨泽一歉，又将何以救旱？”[7]清朝后期，北方气候日渐干旱，直隶九十九淀，填淤干涸，缺乏地表水资源，使以发展水稻生产为主要目标的畿辅水利，受到干旱条件的限制。
其三，畿辅降水条件与水稻生长季节不符。道光时，桂超万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桂超万，安徽桂池人。道光十五年（1835），他受林则徐委托校勘林著《畿辅水利议》，很赞成畿辅水利。自道光十六年（1836）起，任直隶栾城县知县。[8]在畿辅地区为官8年，他对畿辅水利的态度发生转变。他认为，畿辅地区不能全部改行水稻田：“后余官畿辅八年，知营田之所以难行于北者，由三月无雨下秧，四月无雨栽秧，稻田过时则无用，而干粮则过时可种，五月雨则五月种，六月雨则六月种，皆可丰收。北省六月以前雨少，六月以后雨多，无岁不然。必其地有四时不涸之泉，而又有宣泄之处，斯可营田稻耳。”[9]畿辅冬春少雨、夏季多雨，而水稻生产则需要春季有雨水。所以畿辅的水热条件，不适宜水稻生产，只有四时泉水不竭才可种植水稻。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说，畿辅河流“其上游之山槽陡峻，势如高屋建瓴，水发则万派奔腾，各河顿形雍涨，汛过则来源微弱，冬春浅可胶舟，迥不如南方之河深土坚，能容多水，源远流长，四时不绝也”[10]。由于畿辅夏季多雨，冬春少雨，使得畿辅水稻生产只限制在少数水源充沛的地方。总之，水源和气候状况表明，旱地作物，可能更适合华北的气候和水源状况。
那么，清代官员学者发展畿辅水利思想的主张，又有什么价值？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发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各地人民负担的不同，注意到人民的怨恨情绪，根据历史和地理条件，提出了解决方案，并且自元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清末。这种为国计民生，勤奋思考，勇于实践的精神，值得肯定。
其次，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值得肯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要大力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增加人民蓄积，注重解决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京师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矛盾，京师不要过度依赖其他地区物资的调拨和援助，避免产生社会思想的对立，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再次，他们发现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元明清漕运，只解决京师皇室、百官和军队的粮食需求，与人民无关，也不涉及其他资源如水、燃料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都北京，要保证供应或满足全体北京人民的水、粮食、蔬菜、燃料等生活物资需求。发展大型工业，需要更多的水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
目前北京市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300万，远远超出北京生态环境承载力。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提出“四个中心”，即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要求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2014年，北京开始大力疏解非首都功能，腾退一般制造业、区域性市场和区域性物流功能，加快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北京“四个中心”的定位。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书记郭金龙表示，要坚决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的势头，清理一般性污染性产业。2017年5月17日，北京市委公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中心城区是“四个中心”的集中承载区；顺义、大兴、昌平、怀柔等10个周边城区，按照京津冀功能分区要求、不同承载能力和区位条件，在市域范围内实现内外联动发展、南北均衡发展、山区和平原地区共同发展。[11]国家已经将北京市定位为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中心。北京市政府迁到通州，可是北京城人口基数仍在2000万以上，远远超出其城市空间和资源承受力。(https://www.daowen.com)
以水资源来说，北京的水资源严重不足，过去很多年，靠山西、河北、天津、山东等地支援。目前又依靠丹江口水库支援。唯一办法是限制外地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北京自我解决水、粮食、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供应问题，不依赖外部，这样北京可以不饮长江水，不食江南米，就不会听到抱怨。
但是，北京是全国人民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还是需要全国人民来建设，其水、粮食、蔬菜等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医院、学校、公共交通、住房等生活设施，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是移民到外地，或让这些人口各回各省，还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这是一个千年难题、千年任务。所幸中央已经有了宏图大计。2018年4月开始建设雄安新区，这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19年1月，北京市政府迁址通州。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美丽宜居的新北京。
【注释】
[1]李克让：《中国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250页。
[2]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
[3]李光地：《饬兴水利牒》，见《皇朝经世文编·户政》。
[4]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六《庚辰杂著二》。
[5]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附录》，道光三年刻本。
[6]《新安县志》卷一《舆地志·水利》，乾隆十八年刻本。
[7]《清史稿》卷一二九《河渠志四》。
[8]《桂超万传》，见《清史列传》卷七六。
[9]桂超万：《上林少穆制军论背田书》，见《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三九《户政十一·屯垦》。
[10]李鸿章：《覆陈直隶河道地势情形疏》，见《皇朝经世文编续编》卷一一〇《工政直隶河工》，光绪七年。
[11]http：//hao.360.cn/？src=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