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辅河道水利丛书》的编纂经过和原因
道光四年，《畿辅河道水利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刊刻成书。但每种著述被收入《丛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道光三年，陈仪《直隶河渠志》、徐贞明《潞水客谈》、《怡贤亲王疏钞》、《畿辅水利辑览》，被收入《丛书》；道光四年，《水利营田图说》完成绘图、《泽农要录》成书。《陈学士文钞》未注明他抄录完成时间。《畿辅河道管见》《畿辅河道管见书后》《畿辅水利私议》未注明时间，至晚应在道光三年或四年（1823或1824）完成撰述。但《丛书》四十余万字，非一二年内可抄录、编排、刊刻成书，而是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至少在嘉庆十五年（1810）至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1818或1819）时，吴邦庆就抄录了许多畿辅水利文献。
吴邦庆未中举时，就关心直隶水道原委、变迁、用水之法，及直隶河渠水道文献。他追忆：“陈子翙先生为畿南名宿，余少时尝玩其集如嗜炙也，然其论河道诸篇则漫置之。殆少长，略知究心古人经世之学，始知此数篇之可宝也。”[20]陈仪，字子翙。这是说，他少时就羡慕陈仪文名而熟读其文集，少长后略知究心古人经世学，由此重视陈仪论河道诸篇。他自述：“邦庆家玉带、会通河之间，少时亦尝取直隶水道考之，略知原委，资考证而已。”[21]这是说，由于家在会通河滨，他少时就考求直隶水道原委，但目的只是“资考证”。以上两处说到“少时”，不能确指，但无疑，他中举前，即乾隆六十年前，出于对桑梓利害和科举功名的关注，就开始了解直隶水道和畿南先贤文集。他还说：“愚尝论用水之法，……即如漳水至今无用者，而西门、史起用之于前，曹魏用之于后，史言曹公设十二磴，转相灌输，惜此法不传耳！余窃尝留心此事，于直求水利之说，尤所究心，遇则杂抄之。”[22]这是说，他很早就留心直求水利之说，遇到直隶水利文献，就抄录下来，但并无体例、编排。
那么他从何时“略知究心古人经世学”？何时“窃尝留心此事”？吴邦庆自述：“通籍后，尝奉巡视东漕之命，兼有协办河道之责，湖河蓄泄机宜，皆预参议。又尝往来淮、徐间，览观于淮黄交汇、清浊钳制之势。嘉庆二十四年，马营坝工，曾奉命驰往查工，得从诸执事聆其议论，心识之。”[23]嘉庆十五年（1810），吴邦庆奉命巡视东漕（南运河）[24]，十九年（1814）奉命偕穆彰阿督浚北运河[25]，二十二年（1817）开始为河南巡抚，二十四年（1819）奉命查马营坝工，二十五年（1820）为安徽巡抚。当他巡视河漕、协办河道、勘察河工时，既“预参议”“湖河蓄泄机宜”，又“观览淮黄交汇、清浊钳制之势”，更“从诸执事聆其议论，心识之”。即当吴邦庆嘉庆十五年（1810）开始担任与河漕有关的职掌时，他就留心直隶水道问题，并观察其他河道的治理方法。后来他把任职经历中所学到的水利水学，都用到畿辅水利问题处理上。
道光三年（1823），畿辅大水，直接促成了吴邦庆编辑、整理、刊刻《畿辅河道水利丛书》。他说：“癸未之春，以修理松楸，请假还里，是年夏秋雨潦，诸水漫溢为灾，邻邑文安在水中央者已两载，触目恻然。是时圣天子轸念郊圻，特诏熟悉河务大员经理其事，疏通河道，并将渐次修复水利，诚盛举也。因发旧藏图说而详考之，并附《管见》成书。”[26]道光三年畿辅大水，他请假回乡修墓时，才把他的旧藏图书及抄录的畿铺水利文献，整理编排。
具体说来，吴邦庆搜集陈仪著《直隶河渠志》，大约始于乾隆六十年（1795），终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吴邦庆少时和通籍后，都一直搜求陈仪的《直隶河渠志》，吴邦庆说：“余家霸州，密迩文安，且世与陈氏有连，又与先生孙霬乙卯同举于乡（乾隆六十年，1795），故知先生家世最悉。幼即闻有此书，询之其家不得也。后闻其宗老云：李宫保卫修《畿辅通志》延先生为总修，于《志》中特著《河渠》一门，非别有《河渠志》也。续求《通志》观之，信然。然《四库全书提要地理门》内有《直隶河渠志》一卷，注‘直兼总督采进本’，终疑别有此书，特中秘之藏，无由窥见。同年帅仙舟中丞在浙中，余嘱觅之，从文澜阁本钞寄，始知即《通志》内《河渠》一卷，附以志名耳。”[27]以地缘、亲缘、举缘等关系，至晚在乾隆六十年时，吴邦庆就向陈仪之孙访求《直隶河渠志》而不得；后又访求陈氏宗老得知，《畿辅通志·河渠》就是《直隶河渠志》，后来借阅《畿辅通志》，才确定此事。但仍怀疑有别本《直隶河渠志》。当嘉庆十五年至二十三年（1810—1818）[28]，帅承瀛在浙江巡抚任上时，吴邦庆就嘱托他抄录文澜阁本《直隶河渠志》，这样，吴邦庆终于确信：《直隶河渠志》就是《畿辅通志·河渠》，并无别本《直隶河渠志》。但他不满意《畿辅通志》卷四十七《水利营田》一卷有说无图。于是他为《水利营田》绘图三十七幅。此事当在道光四年（1824）。
同样，由于地缘、亲缘、举缘等关系，至晚在乾隆六十年（1795）时，吴邦庆就阅读到《陈学士文集》。他说：“陈子翙先生为畿南名宿，余少时尝玩其集如嗜炙也，然其论河道诸篇则漫置之。殆少长，略知究心古人经世之学，始知此数篇之可宝也。”[29]这里说的“此数篇”，即陈仪关于畿辅河道水利的几篇章奏。《陈学士文集》十八卷，乾隆十八年（1753）由陈仪之子陈玉友刻于闽中。出于应考的需要，吴邦庆熟读《陈学士文集》，当在乾隆六十年中举前。直到他“殆少长，略知究心古人经世之学，始知此数篇之可宝也”。吴邦庆何时“知究心古人经世之学”？当在他嘉庆十五年（1810）巡视东漕后，才对畿辅河道水利有认识，并重视陈仪的畿辅水利奏疏议论，既继承陈仪对畿辅河道水利的意见，又提出自己的见解。故吴邦庆抄录《陈学士文钞》，当在嘉庆十五年至二十五年（1810—1820）之间。
雍正年间兴举畿辅水利，怡贤亲王允祥主持其事，陈仪是僚属之一。吴邦庆重视陈仪的著述，但更重视允祥的奏疏：“即今刊于《畿辅通志》诸篇，于《敬陈水利》一疏，见廓清淀池，调剂二河之大略焉；于《敬陈畿辅西南》《京东》水利两疏，知相度机宜，建筑闸坝，则败稼之洪涛，皆长稼之膏泽焉。他如设专官严考成，磁州改隶而滏阳之利均，永定别流而淀池之淤减，美利既兴，……然即观此诸疏，已可得其梗概，而为后来者之取法，亟汇抄之。”[30]故在道光三年（1823）刊刻《怡贤亲王疏钞》。
吴邦庆得读徐贞明《潞水客谈》，得力于永清人朱云锦，时当在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元年（1820—1821）之间。朱云锦，号纲斋，直隶永清人，乾隆五十四年（1798）举人[31]。吴邦庆为乾隆六十年（1795）举人。朱、吴的相识，当在乾隆五十四年至六十年（1789—1795）之间。朱云锦自述：“鄙性好游五岳，观其四渎，览其全，足迹几半天下。先君子薄宦豫章，余弱冠时，往省觐。自天津登舟，逆卫河南上，抵临清，见漳卫……”[32]嘉庆二十二年（1817），吴邦庆为河南巡抚时，朱云锦入其幕府，“嘱友人朱纲斋辑《豫乘识小录》一编，以户口、田赋、仓储、盐、漕诸大政为纲，而以府州县为目而系之”。嘉庆二十五年（1820），吴邦庆为安徽巡抚，复嘱其仿前之为，朱云锦以府州县为纲，以沿革、山川、丁赋诸事为目，条分而丝贯，编辑《皖省志略》[33]。朱云锦著《豫乘识小录》和《皖省志略》，都是他作为吴邦庆的幕宾而为，并且是为吴邦庆施政而提供的地方情况汇览。时人称其“负著作才”[34]。道光元年（1821），朱云锦仍寓居河南巡抚官舍，他作《潞水客谈后》：“余既读《明史》本传，亟求其书不可得。后得之吴中藏书家，系抄本，精要略载本传，然此更畅耳。……余因亟抄是编，与子翙先生《河渠志》并藏。”[35]
朱云锦何时得到吴中抄本？是在他弱冠时省亲豫章经过吴中时，还是他为吴邦庆幕宾时？他很早就了解江南水利，故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才能发表对江淮水利和西北水害的总观感：“江淮之间，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堰水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灌田数十亩。至民间买卖田地，先问塘之有无大小。……田间似有弃地，而实地无遗利矣。惟西北高亢之地，多置水利于不讲，雨潦之年，但受水害而已。”[36]这可能是他漫游江淮吴中所见。他得吴中抄本当在嘉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间（1817—1820）为幕客时。而在道光元年抄录《潞水客谈》。吴邦庆说：明代言畿辅水利者颇有人，而徐贞明《潞水客谈》最著名。“余读《明史》本传，已得其大略。恨未得读其全书。朱子纲斋自吴中抄本寄致，余乃反覆之，而恨不与之同时一上下其议论也。”[37]吴邦庆得读《潞水客谈》是朱云锦抄录自吴中藏书家抄本的抄本，当在道光元年（1821）。而吴邦庆刊刻《潞水客谈》，在道光三年（1823）。(https://www.daowen.com)
根据吴邦庆“余窃尝留心此事，于直隶水利之说，尤所究心，遇则杂抄之”[38]的说法，《畿辅水利辑览》中多数奏疏议论的抄录，当始于嘉庆十五年（1810）他担任与河漕有关的职掌时。附录朱云锦《豫乘识小录》之《渠田说》撰成、刊刻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是他收录著述中最近的一种。吴邦庆深受朱云锦《渠田说》见解的影响，嘉庆二十三年（1818）曾准备在河南施行而未果。编入《畿辅水利辑览》的时间当在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三年（1818—1823）间。
《泽农要录》的资料搜集当在嘉庆时。吴邦庆说：“余家世农，未通籍时，颇留心耕稼之事。”[39]未通籍，指嘉庆元年中进士以前。即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吴邦庆就留心农事。嘉庆时，他或许搜集了一些古农书。道光三年（1823）请假还乡时，他把古农书中种稻知识和霸州农民的实际经验相验证：“松楸附近，缘连年积水，颇有艺治稻畦者，问询其种植之方，则有与诸书合者；或取诸书所载而彼未备者，以乡语告之，彼则跃然试之，辄成效。始知古人不我欺，而农家者流诸书为可宝贵。”道光三年，朝廷饬谕直隶大臣疏浚河道，并将兴修水利。于是他“详采”古农书中有关垦水田、艺粳稻诸法，于道光四年编成《泽农要录》。[40]
《畿辅河道管见》《畿辅河道管见书后》《畿辅水利私议》三篇，不注明撰述完成时间，无疑当在道光四年完成。《畿辅河道管见·永定河》所引永定河最近河工漫口在道光二年或三年（1822或1823），即是明证。而他酝酿对畿辅河道水利的见解、看法，当始于嘉庆十五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10—1820）间。根据在于，吴邦庆在《畿辅河道管见》中，往往将他嘉庆十五年至二十五年担当河漕和豫皖两省巡抚职务时所见所闻的水学知识和治水方法，并以他所知的最近河事，综合运用到他对畿辅水利的认识上。例如，《畿辅河道管见·永定河》引用嘉庆二十四年和道光二、三年河工漫决，又引用黄河自云梯关以下清淤、放淤之法，而他了解接触黄河当在嘉庆二十二至二十五年（1817—1820）间；《畿辅河道管见·南运河》引用他嘉庆十五年（1810）巡视东漕，十九年（1814）督浚北运河，二十二年、二十三年（1817、1818）为河南巡抚时的事实。以上诸例，可以证明他在嘉庆十五至二十五年（1810—1820），就考虑到畿辅河道水利问题。
吴邦庆为什么关注畿辅水利，并编纂《畿辅河道水利丛书》，这有很多原因。首先，吴邦庆继承了宋、元、明、清讲求畿辅水利者的思想遗产。他说：“历观往牒，谈西北水利者众矣。大抵谓神京重地，不可尽仰食于东南；或谓冀北膏腴，不可委地利于旷弃。”他赞成宋、元、明、清讲求畿辅水利者的主张，敬佩何承矩、郭守敬、虞集、徐贞明、汪应蛟、董应举、左光斗、李光地、陈仪等讲求畿辅水利的事迹。但认为更需要指出畿辅水利的具体途径，即“指明入手”。[41]
其次，吴邦庆关注桑梓利害。吴邦庆家居霸州，密迩文安。文安和安州等处，地形如釜，四面积潦，有涸消而无疏放。又逼近东西两淀，北东大堤河身日高，有建瓴之势，西淀汇七十二清河，经苑家口下归东淀，盛潦时往往疏消不畅，漫溢为灾。而文安城郭，半浸水中，每至四五年水涸后，始可播种，居人苦此者数百年。[42]他了解当地农民苦于积潦的现实。他在乾隆六十年（1795）中举前，出于对科举考试的需要，就关注畿辅河道水利和畿辅名贤文集。在嘉庆十五年（1810）始有巡视河漕之差后，一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任安徽巡抚，他在执行河漕职务时，借鉴其他河道治理方法，思考畿辅水利方法。当道光三、四年（1823、1824），畿辅大水，朝廷准备讲求畿辅水利时，他“因发旧藏图书而详考之”[43]，不仅刊刻了多种元明清畿辅水利著作，而且还编著《泽农要录》，撰述《畿辅河道管见》《管见书后》和《畿辅水利私议》，“用备刍荛之献”[44]，并希望他的著述能“附明徐尚宝《潞水客谈》，我朝陈学士仪《直隶河渠志》之后”。[45]
第三，吴邦庆希望发展畿辅水田来解决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乾隆时人口激增，粮食供应紧张，国内粮价不断持续上涨。乾隆帝为此事传谕各省督抚、布政使追究粮食供应不足的原因，据实陈奏。不久，各省督抚纷纷奏呈本省粮价上涨的原因。他们一致认为人口增长是导致粮价持续上涨的原因。[46]嘉庆时，这种情况并无改变。嘉庆二十一年（1816）吴邦庆为河南巡抚，幕僚朱云锦著《豫乘识小录·田赋说》指出：“豫省国初额报成熟之田约六十余万顷，而行差人丁亦止九十余万丁，按亩计之则人可得田七十亩。”而嘉庆二十二（1817）年人口2300余万，额田72万余顷，“田无遗利，而人益滋聚。此粟米之所以昂而百物为之增价也，当事者抑末作崇俭质、开垦荒莱、兴修水利（一夫之力耕旱田三十亩，治水田不过十亩，而南之所入，水较旱可倍）。”[47]吴邦庆接受了朱云锦兴修水利的主张和建议，道光三年（1823），说：“余备藩豫中，尝计通省垦熟之田七十二万顷，而盛世滋生人口，大小共二千余万，人数日增而田不能辟，计惟有营治水田一法为补救之良策。盖陆田每夫可营三十亩，水田不过十亩，而岁入倍之。”即希望以营治水田，来应对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这是他对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而且当时他“将檄行诸邑查报，督率垦治，而旋奉命抚楚南，匆匆行矣，至今遗憾焉。兹将其《田渠说》附于后，事虽无关于畿辅，然于此事亦可取资云”。[48]即畿辅水利可以借鉴以水利田来增加产量、减轻人口压力的思想。
第四，吴邦庆讲求以史学经世的治学特点。他认为水学可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推重宋代胡安国重视治事之遗法，他说：“良史古推马、班，《史记》有《河渠书》，河，谓河道，渠，谓水利。而班掾乃以《沟洫志》继之，历叙汉代二百年中河流变迁，此岂《沟洫》名篇之所能尽括！盖不惟水官失职，而水学之放废亦可见。……窃欲分水学为二：……曰河道；……曰水利。各采取专门著书以附之，庶成规犁然，往复讲习，可资世用。”[49]讲求史学即水学史，以为当世之用，是吴邦庆学术的特点。这与后来他主持编纂《续行水金鉴》所体现的学术特点是一样的。
第五，嘉庆、道光时，京师和东南士大夫中产生了主张剔除漕弊、整顿漕运、恢复海运、讲求畿辅水利的思潮，其目的都是解决京师的粮食供应问题。魏源说：“道光五年（1825）夏，运舟陆处南士北卿，匪漕莫语。”[50]其实，在嘉庆、道光时，漕运梗阻时有发生，朝野人士多有提倡恢复海运、讲求西北华北水利等主张者。主张畿辅水利者有包世巨、唐鉴、潘锡恩，朱云锦、吴邦庆、林则徐等。包世臣在嘉庆十四年（1809）《海淀答问己巳》和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杂著嘉庆二十五年都下作》中都提出畿辅水利主张。唐鉴在嘉庆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一年（1811—1816）之间著《畿辅水利备览》；林则徐在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酝酿写作《北直水利书》[51]。朱云锦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著《豫乘识小录》，提出“中州水利”应效法雍正间畿辅水利的成功经验。道光三年（1823）冬，泾县潘锡恩在京师宣武门西寓舍之求是斋，编成《畿辅水利四案》。吴邦庆说，道光二、三年畿辅水灾，朝廷“特简练习河事大员，俾疏浚直隶河道。并将营治水田，于是京师士大夫多津津谈水利矣”。[52]可以说，京师宣南成为当时重要思想和学术争鸣的策源地[53]。吴邦庆身处潮流中，以他的思想和学术学识，自然关心畿辅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