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述年代、流传及上奏情况
关于唐鉴写作《畿辅水利备览》的时间，唐鉴自述：“臣自通籍以来，往来南北，留心此事，稽古诹今，著有《畿辅水利》一书。”[2]通籍，指进士初及第。这是说他自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及第开始，往来南北，对于南北方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特别是直隶地利不修，京师仰给江南漕粮及漕运艰难等颇为留心，追寻古代北方地利遗迹或文献，并咨询当时有关直隶土地利用的情况，初步酝酿写作《畿辅水利备览》。但其后三年的庶吉士学习期间，是不可能进行写作的。曾国藩认为，唐鉴是在翰林院时著《畿辅水利备览》，“时时论著以垂于后。”在翰林院时，著有《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等书。[3]唐鉴何时在翰林院？清代，凡用庶吉士，曰馆选，入翰林院学习，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为翰林院编修、检讨[4]。依曾国藩的记载，唐鉴《畿辅水利备览》大致写于嘉庆十六年（1811）授翰林院检讨，至二十一年（1816）五月为浙江道监察御史期间[5]。但咸丰元年（1851）唐鉴说“三十年前著一书，欲将水利补灾畲。藏之箧衍万千日”[6]则由此可上推30年，即道光元年（1821）。总之，唐鉴著书时间，大致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授翰林院检讨时，至道光元年（1821）外放为广西平乐知府时成书。
关于《畿辅水利备览》的刊刻时间和地点，唐鉴自述：“《畿辅水利》一书，刻成十二本。因坊本粗具，不敢进呈。谨交军机以备查采。”[7]这是说，此书成书后，只刊印十二本，流传不广。那么这书是什么时候刊刻的呢？很可能刊刻于道光十九年（1839）。理由是现在确知，唐鉴赠书给他人，都在道光十九年后。今本《畿辅水利备览》道光十九年冬许乔林为《畿辅水利备览》作《序》。其后，道光二十年（1840），唐鉴致信给身在广州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陈述发展畿辅水利的主张。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唐鉴再次写信给还在河南河工效力的林则徐，陈述发展畿辅水利主张，并赠送《畿辅水利备览》和《省身日课》等。道光二十一年左右，唐鉴向何桂珍陈述《畿辅水利备览》主旨，并讨论应当由什么人主持此事的问题，认为要有“一明晓农务之总管，以经纬之”，使见之真，筹之备，守之坚，任之力，举之当。[8]这书刊刻于什么地方？有可能是南京。许乔林，江苏海州官员，当道光二十年（1840）淮北士民公刊《陶文毅公全集》时，许乔林在校勘前言中自称门下士，充校勘文字之任，是受知于陶澍的江苏海州官员。《畿辅水利备览》刊刻于道光十九年（1839），许乔林亦可能担当校勘之任。且后来光绪元年（1875）贺瑗刊刻《唐确慎公集》时说：“所著《畿辅水利备览》《省身日课》等书，行世已久，惜藏板俱付之金陵劫火中矣。未能覆刻，是有待于将来。”[9]此书刻板原藏于南京，即可证明此书刊刻于南京。
关于《畿辅水利备览》及其思想主张的流传，根据师友弟子关系及复何桂珍信件，可知，唐鉴可能赠书给倭仁、曾国藩、何桂珍、陆建瀛、陶澍、贺长龄等。陶澍、唐鉴同为湘南人，又是同岁、同事、朋友。陶澍，嘉庆十四年任国史馆纂修。唐鉴，嘉庆十六年（1811）为翰林院检讨。自嘉庆十六年起，陶澍、唐鉴、贺长龄等时常有结伴同游、宴饮或作诗题画之举，其中嘉庆十九年（1814）三四月，陶澍为会试同考官时生病，唐鉴朝夕护侍。同时他们在京师宣武门外的居所相近，交往密切[10]，因此陶澍很了解唐鉴的读书生活和学术思想[11]，嘉庆二十二、二十三年（1817、1818），陶澍谈到，畿辅水利不易实行[12]，似乎是针对《畿辅水利备览》卷首《臆说》首二段关于古代沟洫田制就是水利田的观点而发。此时，《畿辅水利备览》还未刊刻，但以唐鉴与陶澍的关系，陶澍很可能先睹卷首《臆说》的大部分内容。吴邦庆似阅读此书部分内容，道光四年（1824），吴邦庆撰述《畿辅水利私议》，提出今日讲求畿辅水利为因循非创举的观点，这似乎是针对唐鉴的西北水利为创举的观点而发。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林则徐在广州上奏朝廷，请求发展畿辅水利，但朝廷没有采纳。唐鉴对畿辅水利表示关心。道光二十年（1840），唐鉴致信林则徐，向林则徐陈述发展畿辅水利的必要和可能。道光二十年四五月间林则徐在广州致信唐鉴，信中提到：“畿辅水田之请，本欲畚挶亲操而未能如愿，闻已经作罢论矣，手教犹惓惓及之，曷胜感服。”[13]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季，当林则徐还在河南黄河河工工地时，唐鉴写信给林则徐并赠书两种，其中一种是《畿辅水利备览》。[14]约道光二十一年，唐鉴向何桂珍陈述了编撰《畿辅水利备览》的旨趣，信中还提到“立夫于此事甚为明白，但避嫌不肯为越俎之举”。[15]即指陆建瀛可能得到唐鉴的赠书。咸丰元年（1851）唐鉴献书给军机处[16]，咸丰三年又进书给朝廷，朝廷又转赠给直隶总督桂良[17]，当仍是唐鉴说的坊刻本。唐鉴文集《唐确慎公集》是在他去世后由嗣子唐尔藻、子婿贺瑗相继编辑，并于光绪元年（1875）刊刻的，其前有道光二十年秋七月善化贺熙龄写的《序》，《序》言：“余嘉庆丁卯岁（嘉庆十二年）与镜海先生同举于乡，以文章相切磨。嗣先生官翰林。……余与先生交三十余年矣，不鄙浅陋，而命序其文。”这说明唐鉴在道光二十年七月之前曾自编文集，可能因《畿辅水利备览》已经单独刊刻，而不收录。光绪元年贺瑗刊刻《唐确慎公集》时，没有收录《畿辅水利备览》，原因是此书印板毁于太平军金陵大火，贺瑗说：“所著《畿辅水利备览》《省身日课》等书，行世已久，惜藏板俱付之金陵劫火中矣。未能覆刻，是有待于将来。”[18]这也说明咸丰十一年（1861）唐鉴去世后，嗣子唐尔藻编辑其文集，但没有刊刻该书。光绪三年（1877），张先抡纂《善化县志·续艺文》只收录其《恭谢赏加二品衔回江南主讲书院疏》和《学案小识后序》，《善化县志·人物》说唐鉴“著书二百余卷，如……《畿辅水利》诸书，皆多心得之言”[19]。光绪十年（1884），黄彭年纂《畿辅通志·艺文略》有经史子集四目，四目外增方志一类，“凡直隶统部及府厅州县志书，无论是否畿辅人所撰，皆编存其目，取便考查”[20]。但查《畿辅通志·艺文略》，没有著录《畿辅水利备览》，或者是出于疏忽，或者是张先抡和黄彭年等，都没有看到《畿辅水利备览》原书。《中国丛书综录》、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等，也没有著录此书。要之，此书流传不广。
关于唐鉴向皇帝陈述《畿辅水利备览》的情况，文献记载有两次。一次是咸丰元年（1851）入京时，另一次是咸丰三年（1853）唐鉴由南京返回湖南宁乡时。第一次，曾国藩所撰写的唐鉴墓志铭以及光绪三年（1877）《善化县志》卷二十四《人物》都记载为：咸丰元年（1851）唐鉴赴京，召对十五次。唐鉴有两首诗记述了十五次召对的感受，其中《到京召见十一次纪恩四章》之一章曰：“三十年前著一书，欲将水利补灾畲。藏之箧衍万千日，送入枢廷六月初。稼穑艰难关帝念，邦畿丰阜足民储。才非贾谊无长策，抵此区区敬吐摅。”[21]所说水利书即《畿辅水利备览》，此次唐鉴不仅向咸丰帝陈述了他关于畿辅水利的想法，并把此书送给军机处。依《唐确慎公集》卷首《进〈畿辅水利备览〉疏》所言，“坊刻粗具，不敢进呈。谨交军机以备查采”，唐鉴并未把该书进献给咸丰皇帝。但是，李元度说：“著《畿辅水利书》，召对时曾以进，诏嘉纳焉。”[22]李元度可能把进给军机处扩大化为进给咸丰帝。(https://www.daowen.com)
第二次，史载，“（咸丰）三年（1853），太常卿唐鉴进《畿辅水利备览》，命给直隶总督桂良阅看，并著于军务告竣时，酌度情形妥办”[23]。此时，唐鉴正在江南，主讲金陵书院，“以贼犯湖南，急欲归展先茔。咸丰三年，乃自浙还湘，卜居于宁乡之善岭山”[24]。情况如此危急，唐鉴向咸丰进奏《畿辅水利备览》，说明他对此事的重视。
咸丰十一年（1861），唐鉴去世，“当永诀时，具遗摺，函寄两江总督曾国藩代奏”[25]。“其家函封遗疏，邮寄东流军中。国藩以闻。天子轸悼。予谥确慎。”[26]那么“遗疏”指哪些遗疏呢？《唐确慎公集》卷首有《恭谢赏加二品衔回江南主讲书院疏》《请立民堡收恤难民疏》《畿辅水利备览疏》三篇奏疏。《唐确慎公集》卷八《到京召见十一次纪恩四章》有小注“献筑堡寨恤难民疏”，疑即《请立民堡收恤难民疏》；《恭谢赏加二品衔回江南主讲书院疏》也应是咸丰元年（1851）所作；从《进〈畿辅水利备览〉疏》的“坊刻粗具，不敢进呈。谨交军机以备查采”及《到京召见十一次纪恩四章》的“送入枢廷六月初”看，很可能是咸丰元年的奏稿。这三篇奏疏，可能就是他的“遗疏”，这表明唐鉴、曾国藩、唐尔藻、贺瑗等对这三篇奏疏的重视。唐鉴去世时又要曾国藩代为上奏遗疏，说明唐鉴对畿辅水利的重视。
总之，唐鉴自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及第时酝酿畿辅水利思想，嘉庆十六年（1811）至道光元年完成《畿辅水利备览》。道光二十年、二十一年（1840、1841）向林则徐陈述畿辅水利主张并赠书，希望由他向朝廷请求主持此事，咸丰元年向皇帝进言关于畿辅水利的主张、进书给军机处，咸丰三年（1853）进书给朝廷，至咸丰十一年（1861）去世，由家属及曾国藩上奏“遗疏”（包括《进〈畿辅水利备览〉疏》），用心于《畿辅水利备览》前后约50年。那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唐鉴如此重视这部书？这书有什么历史价值或历史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