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辅水利议》的体例特点和撰述主旨
《畿辅水利议》卷首为《序》，全书分为十二个门类：开治水田有益国计民生、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历代开治水田成效考、责成地方官兴办毋庸另设专官、劝课奖励、轻科缓则、禁扰累、破浮议惩阻挠、田制沟洫水田稻种、开筑挖压田地积亩摊拨、禁占垦碍水淤地、推行各省。这十二个门类的题目，就是林则徐关于畿辅水利的具体主张和实施办法。实际上，这些内容，在前人和同时代人关于畿辅水利的著述中都有零散的论述，但只有林则徐才明确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使之有条理，从必要性、可行性、历史经验，到具体步骤、应对反对派的声音、拨补水田占地及最终推广，都有明确的意见。
全书内容分十二个门类，每个门类下都有两部分。一是征引前代特别是元明清讲求西北华北（畿辅）水利的文献。他征引的文献，除了少量的历代正史中有关前人畿辅水利事迹的志、传，如《宋史·何承矩传》《明史·徐贞明传》外，主要征引元明清畿辅水利文献，如丘濬《大学衍义补》、周用《东省水利议》、徐贞明《潞水客谈》、冯应京《国朝重农考》、徐光启《农政全书》、袁黄《宝坻劝农书》、汪应蛟《滨海屯田疏》、左光斗《屯田水利疏》、许承宣《西北水利议》、沈梦兰《五省沟洫图说》、徐越《畿辅水利疏》、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李光地《饬兴水利牒》、蓝鼎元《论北直隶水利书》、陈仪《后湖官地议》、王心敬《井利说》、柴潮生《敬陈水利救荒疏》、陈黄中《京东水利议》、毕沅《陕省农田水利疏》、刘于义《南府水利疏》、孙嘉淦《覆奏消除积水疏》、范时纪《京南洼地种稻疏》、汤世昌《西北各省疏筑道沟疏》，沈联芳《邦畿水利集说总论》《大清会典》《一统志》《畿辅通志》《畿辅安澜志》，允祥《京东水利情形疏》《京西水利情形疏》《请磁州改归广平疏》《请定考核以专责成疏》以及雍正、乾隆帝的谕旨等。
二是林则徐的案语。这部分，林则徐谈其发展华北西北各省水田的认识和具体主张。他主张，水稻亩产数倍旱田，故畿辅应发展水稻生产：“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而畿内艺稻又为天下之本务。”“今畿辅行粮地六十四万余顷，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愿种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3]他认为，发展畿辅水稻生产有多种好处：“北米充仓，南漕改折，国家岁省浮费万万，民间岁省浮费万万”[4]，“上裨国计者，不独为仓储之富，而兼通于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独在收获之丰，而并及于化邪弥盗”[5]。即发展畿辅水稻生产，可以解决京师粮食供应问题，而且可以节省国家和民间经费，并有益于屯政、河防、民生和治安等。他设想，先兴办直隶水利田，俟有成效后，向山、陕、豫、东诸省推广，“东南可借苏积困，而西北且普庆屡丰”[6]。他还提出了一些观点，如“有一水即当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当享一水之利者也”；[7]“辨别土性，择稻种以适气候之宜”；[8]“用水者，与水争地，而水违其性，水利失，水患滋矣”；[9]“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这些观点，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林则徐主张发展畿辅水利，其根本目的，是使京师就近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并使南漕改折，节省漕务经费、河工经费，最终解散漕船和水手。其主旨在《畿辅水利议》卷首《序》中，表述得最明确。《序》云：
窃维国家建都在北，转漕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
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弗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瑔、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
以臣所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费，其数即足以当之。
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出。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
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
臣尝考宋臣郏亶、郏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
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处，自须酌给工本，若垦有功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年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用。(https://www.daowen.com)
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入数百万。而粮船既不需报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撙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除，绝无调剂旗丁之苦。朝廷万年至计，似在于此[10]。
谨荟萃诸书，择其简明切要可备设施者，条列事宜，折为十二门，……凡所钞辑，博稽约取，匪资考古，专尚宜今。冀于裕国便民至计，或稍有裨补云。臣林则徐谨叙。[11]
在1000字左右的《序》里，林则徐论述了畿辅水利的6个问题。
第一，回顾了宋元明清江南籍官员提倡西北水利的主张，及雍正间畿辅水利实践的成功。
第二，论证了发展畿辅水利的必要性。国家建都北京，转漕自南，运输费用巨大，非经国大计。而漕运的制度性弊端，以及河工经费浩大等，都使发展西北华北（畿辅）水利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假使恢复雍正年间水田6000顷，亩收稻谷5石（米二石五斗），则可得米150万石，可折抵苏松等属一年的正耗漕粮。即使按最低亩产一石计，发展直隶水田4万顷，就可以收获400万石。这样，不仅可以就近解决京师根本大计，而且可使南漕改折、征银解京，停造漕帮粮船，并且节省漕务经费、河工经费，最终解散漕船和水手。
第三，分析了发展畿辅水利的可行性，即京东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有发展水田的条件。
第四，提出了举行畿辅水利的步骤和方法。先在官产芦苇荡试行，酌给工本，并以南漕改折银两归还工本及续垦之用。试行成功，再推广到畿辅地区。
第五，提出了他对畿辅治水与治田关系的认识，即“治水先治田”，“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惋惜道光三年畿辅水利的半途而废。
第六，胪列了《畿辅水利议》的12门类，解释了此书的编纂原则是“博稽约取，匪资考古，专尚宜今”。
以上这些意见，前代或同时代讲求畿辅水利者，多已涉及。如嘉庆时，包世臣就提出北米充仓南漕改折之说，即畿辅开田四万顷，则租入可当全漕数额，可以减少南漕数量[12]。唐鉴估算，西北六省有田一千零八十万顷，应征赋粮五千万石，二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一千万石；八分征折色，每石折银四钱，折色银有一千六百万两。西北（即京师）不仰给东南，则东南之漕可酌改为折色，而每岁漕运经费亦可裁撤，约得银不下数千万两，于现在常额外，粮多至千万石，银多至千万两。[13]
林则徐在1000字左右的《序》中论述了讲求畿辅水利的历史，发展西北水利的必要性、可行性、步骤、方法等问题，是高度概括的，易于为人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