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邦庆的畿辅水利观点和学术渊源
吴邦庆的畿辅水利观点，体现在他为宋、元、明、清畿辅水利文献所写的序、跋中，但更集中地体现在他著的《泽农要录》《畿辅河道管见》《畿辅河道管见书后》和《畿辅水利营田私议》中。《泽农要录》主要总结北方水稻种植全过程的技术，前面已述及《泽农要录》的主要内容，这里，主要谈谈他在后三篇论文中体现的对道光时兴修畿辅水利的主要认识。这些认识包括几个要点：
首先，吴邦庆分析了道光时畿辅水灾的原因和畿辅水利面临的困难。他认为道光三年（1823）畿辅水灾的成因，既有自然因索，也有人事不修因素，而人事因素占更多的成分。[54]道光三年畿辅水利面临的困难有三，即调查水道脉络难，工夫难，坚持而力行难。[55]
其次，吴邦庆提出了畿辅河淀的治理方案。治理永定河应以改道就北岸为方法。两淀各设浅夫，挖泥筑堤，以堤之高下，量泥之多少，以泥之多少，知河之浅深；[56]永定河支流白河水浅，运船遇浅，年年有起剥之累。他认为，筑堤束水于水小时有益，暴涨则冲决为害。他建议引凉水河、凤河、龙河，增加北运河水量，设立闸座或挖槽筑堤，使“三河之流全行济运”[57]。北运河有两减河，南运河四减河（山东恩县四女寺减河、德州哨马营减河、直隶沧州捷地减河、青县兴济减河）分隶两省，而下游较上游吃重。他建议挑挖四减河，使水道通畅，“惟地属两省，若挑挖后，互相验收”，才能收到实效[58]；静海县权家庄、香河县王家务以上宜各添设减河各一道，使南北运河共有八道减河，各自通海，其势既分，而狂澜自静，“使水多一入海之路，即津门少受一分之水”。附近涸出之地，时旱则可补种杂粮疏菜，即迟亦可播种二麦。[59]大清河流域的安州、文安洼，地形如釜，四面积潦，有涸消而无疏放。又逼近东西两淀，盛潦时往往疏消不畅，漫溢为灾。文安城郭，半浸水中。他建议在保定县开新减河一道，分泄水流；西淀附近安州、东淀附近文安等处，仿照丹阳湖太平圩、永丰圩，设立圩田“护田以防水，非占水而为田也”，使接堤成围，以围护堤，或更筑涵洞，引水成渠，可权且兴修水利。[60]滹沱河的治理，应在藁城、晋州之间修筑堤坝，障其南流，使宁晋泊不受其淤垫。[61]
第三，吴邦庆提出了道光三、四年（1823、1824）发展畿辅水利的具体步骤，即清核、定议、估计、派修。清核，即弄清水道原委和顷亩坐落。按照《畿辅通志》所载营田府册图，绘制水田州县舆地图，注明各县河泉坐落、水田地积，水泉现状、闸堤涵洞渠口遗址或现状，按图填写呈报，再派员并会同县佐贰及学官持图勘察，查竣禀报，再核对州县所申报的图册，是者依之，讹者改之，草率应付者申饬之，到齐汇为总册，则得到水田坐落处所、顷亩实数，或昔有今无的实际情形。定议，即确定畿辅水利治理方案，或宜闸宜渠，或宜分宜合。根据畿辅水性、水道和土地情形，确定用水之法。委派人员与乡耆并用，因为水滨老年土人熟悉水势旺弱，但乡里人士多为一隅起见，或地居上游而不顾下游，或欲专其利则不顾同井，故须委派人员与乡耆并用，共同商议确定各处所宜的工程，或建闸蓄水，或开渠分流，或设涵洞分润，或浚陂泽防水猛，或筑塘备旱，或设围成田。并把商议的工程项目，呈报大府，等待裁定，同时张榜公布，有异议者须呈报委员。务期有利无弊，众议咸同。估计，即估算工程费用、预算，遴选委派熟悉工程人员，实地勘察，计算开河深广丈尺、里数、银钱费用，闸坝涵洞应用石灰、工费、银钱，其他如建围、开塘、挑挖淤浅所需工夫及钱米，并占用旗、民地亩数，开明汇报，审核，然后汇成总册。派修，即按等派修，按照工程费用多寡，分为等次。大工，借支官项（官方款项），将来以获利地亩带征还款；次工，可由富户或急公好义者，捐资办理。如果官民认修工段，官员议叙，民人加奖赏；零星小工，则派用水各村庄，通力合作，克期完工。工程竣工后，要设渠长或闸夫，制定用水则例，以杜绝争瑞，设立专职巡行。同时提出了占地、种植和管理方面的建议。对于占用旗、民地亩，或照时价购买，或以官地抵补，或将附近地亩抽补。佃种官地、旗地，宜官为立案，修成水利后，租价仍照现在旱田之数，不用增加。地成之后，但资灌溉之利，不必定种粳稻，察其土之所宜，黍稷麻麦，听从其便。开渠则设渠长，建闸则设闸夫，闸头严立水则，以杜争端。设立专职，以时巡行。地方官勤力劝导，水田增辟者，则加以鼓助。[62]他认为道光时畿辅水利的目标是，使径流入海之道，宽敞有余，支流野潦，归河旧泊之路，毫无阻滞，畿辅平水年无泛滥，大汛期水可迅速疏消，高田丰收，低田可补种。[63]
吴邦庆对道光时畿辅水利的主要观点即如上述。他对畿辅水利的观点，与他人认识有何异同？他这种观点的学术渊源是什么？
与元明清讲求畿辅水利者相比，吴邦庆与他们的大旨相同，即都主张发展畿辅水利，使京师就近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减少东南漕运。但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吴邦庆更多地从关注桑梓利害出发，来讨论畿辅水利，因此，他对直隶的水土问题、农业种植问题更了解，提出的建议主张更具有操作性；吴邦庆关注人口问题，倡议以水利田来缓解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第二，他不仅研究了畿辅地区的水利之法，提出了治理畿辅河道的方案，更重视兴修畿辅农田水利的具体步骤，认为考察现在水利建置设施，指明具体入手方法，比讲求兴修畿辅水利的重要性更重要[64]。第三，他著《泽农要录》，专门论述畿辅农田水利的全过程技术，因此更有操作性。
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在于，吴邦庆既继承了前代讲求畿辅水利者的思想遗产，又有他自身的条件，如：他家居霸州，而关注桑梓利害；身为巡抚大吏，而关注人口和土地问题。而前人关于畿辅水利的实践和认识、担当河漕之差职的实践、幕僚朱云锦的著述，都对他的畿辅水利思想有影响。同时，他更多地接触周围农民，更注重技术的可操作性；他是直隶人，在发展北方水利方面更讲究可行性等。
吴邦庆的学术观点，首先源于陈仪，来源于前代讲求畿辅水利者如何承矩、虞集、徐贞明等，但他有补充和发展。由于地缘、亲缘、举缘等关系，吴邦庆接触陈仪著作较早，但居官后开始重视陈仪关于畿辅河道的著述：“其大旨则《志》中所称‘欲治河莫如先扩达海之口，欲扩海口莫如先减入口之水，洵可谓片言居要矣。”[65](https://www.daowen.com)
陈仪对畿辅河道水利的认识得诸实践，“盖公居文安城，而祖居则在东淀旁之西马头。又自登贤书后，游于津门者迨二十年，计其扁舟往返，目嗜利病者已久，一旦获佐营田之任，遂抒其素蕴以为施设，所谓成竹在胸，遂能迎刃而解者，故其《论扩海口》《论治淀》，虽元郭太史、明潘印川殆无以易之”[66]。陈仪家在文安，祖居在东淀旁，中进士后，经常到天津去，了解直隶水患原因；为营田使后，积极实施其水利思想。其畿辅水利思想，比郭守敬、潘季驯的更具体，更有可操作性。
吴邦庆重视陈仪对畿辅水道水利营田的贡献，并重视陈仪的畿辅河道水利文献。但是，他不同意陈仪对永定河和文安河堤的意见。陈仪《永定引河下口私议》主张引永定河南下，束以堤防，使永定河、东淀无淤垫。吴邦庆认为永定河含沙量多，束堤则流急，泥沙俱下，势分溜散，必淤无疑。所以，他主张治理永定河，应以改道就北岸为方法。陈仪《文安河堤事宜》，继康熙三十三年（1694）署县令徐元禹后，仍主张在保定立闸引水防旱，在龙堂湾立闸泻涝。吴邦庆认为淀身高于陆地，沟渠难泻淀中，主张文安三面立堤，并于保定东开减河，减河设堤堰，两旁为围田，借堤为围，借围护堤，围内有田三百顷，村落千家，春暇修围，汛期防汛。[67]
吴邦庆最敬佩徐贞明《潞水客谈》，认为其调查水利状况的方法最重要，“不得其源流消长及其水力所及，曷由定其宜分渠、宜建闸、宜建坝之用法乎！”[68]但不同意徐贞明的用水之法，“若畿辅诸大川，……当别有疏浚之法，在读是书者，慎无拘于是说哉”，并为徐贞明不能消除北人惧加赋之累而感到惋惜。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外，畿辅水利的利水之法，也得诸前人文献和实践的启示，如霸州台头村营田事实和从方苞《望溪文集》内《与山东李巡抚书》中得到江南圩田法，建议道光时在安州、文安等处，设立圩田。[69]
其次，得诸实践，特别是他担当河漕之差职时的经验。他曾实验过漳水含沙量：“前在丰乐镇取漳水注缶中验之，二尺之水澄清后，泥不过分许”，得出结论，永定河含沙量大于漳水[70]。他自述：嘉庆十五年（1810）奉命巡视东漕（南运河），兼有协办河道之责，湖河蓄泄机宜，皆预参议。[71]十九年（1814）奉命偕穆彰阿督浚北运河[72]，注意到北运河堤坝外农民的一种凿井奇法。[73]又往来江淮间，观览于淮黄交汇，见清浊钳制之势。嘉庆二十四年（1819），马营坝工，曾奉命驰往查工，得从诸执事聆听其议论，心识之。从他的履历中，可又看出他观察其他河道的治理方法，并把他学到的水利水学，用到解决畿辅水利问题上。
他还从水利技术人员那里学习到治水之道：“尝闻之于老都水者曰：‘治水之道，水小而能使之大，水大而能使之小，始有济于河道。’”每绎其言，而知广来源就能使小水变大水，疏去路能使大水变小水。于是针对南北运河春夏多苦浅涩，而夏秋多苦泛滥的状况，于是建议引凉水河、凤河、龙河以增北运河水流，障丹水全归卫河以济南运河，增加南北运河减河为八，使南北运河共有减河八道，各自通海，其势既分，狂澜自静，“使水多一入海之路，即津门少受一分之水”[74]。
最后，幕僚朱云锦对吴邦庆的影响。吴邦庆嘉庆二十二、二十三年（1817、1818）为河南巡抚时，永清人朱云锦为他的幕僚。朱云锦对畿辅水利问题的贡献有三。其一，朱云锦考订了前人畿辅水利贡献和文献，欲撰述畿辅水利书，搜集畿辅水利文献。朱云锦说：“谈畿辅水利者，汉唐无论，雄霸之间，东西两淀，则宋何承矩始之，修沟洫即以限戎马，意深矣。京东沿海一带，则元虞文靖、明左忠毅皆尝建论举行，而徐尚宝《潞水客谈》尤详核切实。……子翙先生著《河渠志》，并录其奏稿移牒大意，与尚宝互发明者多，余尝妄意欲考订畿辅水利，撰为一书。”朱云锦抄录了陈仪《河渠志》、陈仪奏疏，搜集了徐贞明《潞水客谈》，并赠给“同好有心斯事者”，这当然应包括吴邦庆。这些，启发了吴邦庆编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
其二，朱云锦关于畿辅的利水之法，影响到吴邦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道光元年，朱云锦说，畿辅河道“大约经流可用者少，故滏阳、桑干用于上流，而不用于下流，支流则为闸坝用之；淀泊则为围圩用之；水泉则载之高地，分酾用之；沿海则筑堰建闸蓄清御碱用之。至各书所载，多云招江南之农佃，愚谓淀泊沿海，则东南之法，而附近西山水泉之乡，开渠分流，则一仿西北，非西北之农人不可也。”[75]这里，朱云锦提出五种用水方法，以及用当地农民讲求西北水利较招募江南农师为胜的观点。这是有可操作性的，并且对吴邦庆有影响。后来，吴邦庆《畿辅水利私议》提出七种用水方法、《泽农要录》卷二《田制第二》提出“因水为田之法”八种；吴邦庆《泽农要录·序》提出，要以“留心斯事者”即关心畿辅水利者，直接为畿辅农民演说用水、种植等技术，“较诸召募农师，其收效未必不较捷”[76]，这些，都受到朱云锦的影响，说明吴邦庆更关注发展畿辅水利的可行性。
其三，朱云锦《豫乘识小录·田渠说》论述水利田与人口的关系，对吴邦庆有明显的启示作用。朱云锦建议，如果要讲求水利，当事者应先行调查水利现状。这些观点对吴邦庆有影响。吴邦庆说：“余将檄行诸邑查报，督率垦治，而旋奉命抚楚南，匆匆行矣，至今遗憾焉。兹将其《田渠说》附于后，事虽无关于畿辅，然于此事亦可取资云。”[77]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吴邦庆在河南巡抚任内曾试图发文调查河南水利现状；道光三年（1823），吴邦庆把朱云锦《豫乘识小录·田渠说》收入《畿辅河道水利丛书》；道光四年（1824），吴邦庆《畿辅水利私议》提出了道光三、四年畿辅水利的具体步骤，即清核、定议、估计、派修，即是受朱云锦的启发并有发展。以上，朱云锦考订搜集畿辅水利文献、研究畿辅水利的用水方法和传播种植技术，以及举行畿辅水利要先行调查水利现状，都对吴邦庆编撰《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