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辅水利备览》的撰述旨趣
唐鉴除了在《畿辅水利备览·臆说》中论证发展畿辅水利的必要和可能外，还多次谈到他编写《畿辅水利备览》的宗旨。这里只看他道光二十一年（1841）致何桂珍信、咸丰元年（1851）的《进〈畿辅水利备览〉疏》，就可以了解他的撰述宗旨。
唐鉴在致何桂珍信中叙述了写作《畿辅水利备览》的主旨：
《水利备览》为营田而作也。利即所谓农田也，下手则见地开田而已，切不可在河工上讲治法，何也？直隶之河无不治也，桑干、滹沱虽稍大，其来势平，其涨易下，即遇大涨，稍疏之，不数日，已散归于淀矣，不足患也。九十九淀，现已填淤及一半，疏其未填淤者，而垦其填淤并及旁地，利莫大于此也。惟北农不谙种稻法，若果欲行，则当先募湖南、北，江西等处农民若干人，相地开垦，以为之倡。先一年给以工本，次年即有出息，三年以后所出可溢于本，无须筹资矣。所开之田，或即给开田之人以收官租，或另有办法，是可因时制宜也。所难者，非得一明晓农务之总管以经纬之，恐见之不真，筹之不备，守之不坚，任之不力，举之不当，如道光初年之程工部，则大谬不然矣。立夫于此事甚为明白，但避嫌不肯为越俎之举耳。《备览》中《源流》等篇，是追其源头，不能不备载也；《臆说》则切今日言之。[35]
此信述及《畿辅水利备览》的写作宗旨，是“为营田而作也。利即所谓农田也，下手则见地开田而已，切不可在河工上讲治法”，即只开垦直隶水田，不讲究河道问题，并论述了如何开展畿辅水利营田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这里，还要弄清几个问题。
其一，这封复何桂珍信作于何时？“何桂珍，字丹畦，云南师宗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选庶吉士，年甫冠，乞假归娶。散馆授编修，督贵州学政。……桂珍乡试出倭仁门，与唐鉴、曾国藩为师友，学以宋儒为宗。”[36]则庶吉士三年后，散馆为翰林院编修，当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左右。唐鉴的信，即作于道光二十一年左右。其二，信中提到“立夫于此事最为明白”，立夫是谁？陆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阳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二十年（1840），出为直隶天津道，累擢布政使。[37]唐鉴意谓陆建瀛最明白直隶水利，但陆建瀛为布政使而非巡抚，不能超越职掌。由此可以推测，此前唐鉴有可能和陆建瀛讨论过畿辅水利，并试图动员陆建瀛推行畿辅水利，但陆没有接受其建议。其三，信中还批评了“道光初年程工部”举行直隶水利不力，所说“程工部”即程含章，是道光四年（1824）办理直隶水利的官员。(https://www.daowen.com)
唐鉴为什么批评程含章？这是因为在兴办直隶水利的方法途径上，唐鉴与程含章看法不同。唐鉴主张办理直隶水利，只应“见地开田，切不可在河工上讲治法”。而道光三、四年（1823、1824）程含章奉命办理直隶水利事务，恰恰着重于治理直隶河道，先去水害，再兴水利。史载：道光四年，“御史陈沄疏陈畿辅水利，请分别缓急修理。……帝命江西巡抚程含章署工部侍郎，办理直隶水利，会同蒋攸铦履勘。含章请先理大纲，兴办大工九。如疏天津海口，浚东西淀、大清河，及相度永定河下口，疏子牙河积水，复南运河旧制，估修北运河，培筑千里长堤，先行择办。此外如三叉、黑龙港、宣惠、滹沱各旧河，沙、洋、洺、滋、洨、唐、龙风、龙泉、潴龙、牤牛等河，及文安、大城、安州、新安等堤工，分年次第办理。又言勘定应浚各河道，塌河淀承六减河，下达七里海，应挑宽曾口河以泄北运、大清、永定、子牙四河之水入淀。再挑西堤引河，添建草坝，泄淀水入七里海，挑邢家坨，泄七里海水入蓟运河，达北塘入诲。至东淀、西淀为全省潴水要区，十二连桥为南北通途，亦应择要修治。均如所请行”[38]。这就是说，程含章办直隶水利，重点在治河，而不在修水田，即主张“水利且可缓图，水患则不可一日不去”[39]。其实，大约在嘉庆二十年（1815）至道光二年（1822）时，程含章就认为由于天时、地利、土俗、人情、牛种、器具异宜，北方不可兴办水田，说：雍正时“分设四局，经营三年，用银数百万两，开田七千顷。……曾不数年而荒废殆尽，……毋亦天时、地利、土俗、人情与夫牛种、器具之实有未便者乎？”即北方春夏干旱少雨，而这正是水稻的插秧时节；北方土性浮松，遇夏季暴雨，河水泥沙多，挑浚不便；北方人不食稻，亦不愿学种稻，水稻种植辛苦，收获不多，劳力不足等；北方无水牛和种稻农具，购买的南方水牛易于致病，请南方人制造农具也多有不便。因此程含章不同意“北省兴修水利以资灌溉，则南漕可以量减之说”[40]。这些意见，当然与唐鉴的主张相左，故受到唐鉴的批评。所以，唐鉴主张必得“一明晓农务之总管以经纬之”，才能对畿辅水利有真见、筹备、坚持、任力、举当。事实上，平原地区消除水患，应该是第一位的。否则地表积水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唐鉴只是想简单地发展水稻种植，不考虑北方其他情况，而程含章则是综合地考虑排水和水利。
咸丰元年，唐鉴《进〈畿辅水利备览〉疏》更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著述宗旨：
奏为畿辅水利久废不举，现在经费不足，生财之道莫此为善。谨略陈举行大概，仰祈圣鉴事。窃惟民食以稻为重，稻田以水为原。南方之财赋，稻田为之也，水利之最著者也。直隶地方，经河十八，纬河无数，又有东淀、西淀、南泊、北泊，渐次填淤，衍为沃壤者，随处皆有。若使引河淀诸水，洒为沟洫，荡为塘渠，则水之利，不异于东南矣。而农民安守故常，止知高粱、小米以及麦菽数种。此数种者，是皆喜燥而恶湿，畏水而不敢近水。凡近水者，皆徙而避之。至使沃土废而不垦，是以有用之水而置之无用之地，而且须用有人力以曲防其害，则不善用水之过也。是以雍正四年有怡贤亲王与大学士朱轼查办畿辅农田水利之举，办至七年，得稻田六十余万亩。厥后，总理不得其人，责成各州县各自办理，有岁终功过考核，而历年久远，堕坏难稽矣。臣自通籍以来，往来南北，留心此事，稽古诹今，著有《畿辅水利》一书，刻成十二本。因坊本粗具，不敢进呈。谨交军机以备查采。至举行事宜，求皇上于部院大臣中择其人之谙于农田水利者，钦派一二员为之总理。其经费不过举行之年，约需一二十万，次年则已成之田，已有收获。年复一年，利益加利，兴功数载，美利万世。生财之道，莫大于是矣。臣愚昧所及，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谨奏。[41]
唐鉴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水稻在人民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南方为国家财赋渊薮，就是因为南方善于利用水田，所谓“民食以稻为重，稻田以水为原。南方之财赋，稻田为之也，水利之最著者也”；北方土地利用程度不高，就是因为不善利用水利，反而要利用人力去除水害，所谓“直隶地方……农民……止知高粱、小米以及麦菽数种……皆喜燥而恶湿，畏水而不敢近水。凡近水者，皆徙而避之。至使沃土废而不垦，是以有用之水而置之无用之地，而且须用有人力以曲防其害，则不善用水之过也”。第二，雍正四年（1726）由怡贤亲王允祥与大学士朱轼主持的畿辅农田水利，一度取得成功，只是后来人去政亡。第三，道、咸时直隶河淀渐次淀淤，衍为沃壤，应该疏其未填淤者，而垦其填淤并及旁地，“使引河淀诸水，洒为沟洫，荡为塘渠，则水之利，不异于东南矣”。
这里，唐鉴提出“民食以稻为重”的观点，不太准确。冯桂芬说：“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傣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钱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铺，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42]即南漕到京通二仓后，因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以米换钱，以钱买杂粮；官员俸米，也卖给米铺。其价格大约是一石米值银一两，但是漕运南粮一石的费用达18两银[43]。这使江南官员学者深感不满。每年400万石漕粮入京通二仓，极大地加重了东南粮户的负担。北方农业经济不发达，不仅有水的因素，还有气温日照等多种因素。唐鉴对于嘉、道、咸时直隶河淀淤塞及气候干旱少雨的判断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证实。不过，如照他的观点，直隶确实干旱少雨，河淀淤塞，那又怎么发展农田水利及种植水稻呢？但是，无论怎样，唐鉴提出了水利在南方和北方经济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在北方某些宜稻地区发展水稻生产的观点，则是有历史根据的，也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