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辅水利四案》的体例与成书原因
《畿辅水利四案》是关于雍正、乾隆两朝直隶水利的专题档案的汇编，末尾又有编者的按语。是编者选取雍正、乾隆实录中有关兴修直隶水利的皇帝谕旨和大臣章奏而成的专题档案汇编，包括《初案》《二案》《三案》《四案》，以及《案补》《附录》六部分。《初案》汇集雍正三年至八年（1725—1730）怡贤亲王允祥举行直隶水利的有关档案。主要有雍正的谕旨、朱批，允祥、宣兆熊、何国宗、舒喜等的奏疏，末尾附《通志四局营田亩数》。《二案》汇集乾隆四年至五年（1739—1740）天津道巡漕给事马宏琦、直隶总督孙嘉淦、天津道陈宏谋关于天津水利的奏疏及相关的谕旨。《三案》汇集了乾隆九年至十二年（1744—1747）山西监察御史柴潮生、大学士鄂尔泰、吏部尚书刘于义、两任直隶总督高斌和那苏图关于直隶水利的奏疏、乾隆的谕旨等。《四案》汇集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762—1764）的档案，包括直隶总督方观承、布政使观音保、工部左侍郎范时纪、山东道监察御史汤世昌、吏部尚书史贻直、协办大学士兆惠、江西道御史兴柱、浙江道御史顾光旭、山西道御史永安、刑科给事中温如玉、尚书阿桂、侍郎裘日修、大学士傅恒的奏疏，并且附有河南巡抚胡宝泉《开田沟路沟折》，方观承《直隶护田门夫章程折》《勘海口消积水案》《筹办源泉案》等。《畿辅水利四案补》内容简单，包括乾隆四年天津道陈宏谋《南运河修防条议》和《请修海河叠道议》，乾隆二十八年（1763）阿桂等《会勘河渠折》三份章奏。《附录》包括三类文献。一是乾隆二年（1737）、二十五年（1760）、三十七年（1772）关于兴修北方水利的圣谕。二是陈仪、戈涛、沈联芳、沈梦兰关于畿辅水利的章奏论说共九篇，如沈联芳的《邦畿水利集说总论》、沈梦兰的《五省沟洫图则四说》。三是从《清会典》《畿辅安澜志》摘录的筑浚事宜、量河法、物料工价、埽工、草坝、石坝等的技术资料等。《附录》末尾是潘锡恩的按语。
潘锡恩编辑《畿辅水利四案》多采集档案而来。有些档案没有查到，他就注明。如《畿辅水利三案》内，直隶总督那苏图乾隆十一年（1746）关于盐山、庆云二县穿井给牛种树各事宜的奏疏，他注明：“原奏检查未得，阙以俟补。”乾隆十二年（1747）四月上谕要求军机大臣与高斌、刘于义详查当时直隶水利成效及善后措施，他注明：“因高斌奉差南河，议稿驰寄会商。未识何时覆奏，遍查不获，缺以俟补。”这表示了他对文献的求真求实态度。
潘锡恩为什么关心畿辅水利？他自述：
北方水利之议，自宋何承矩倡之，元郭守敬、虞集益推广之，明徐贞明、汪应蛟皆试之有效，而行不获久，论者惜之。然率出自一二荩臣拳拳谋国为长计远虑，其君概视为无足重轻，未有若我朝列圣，勤恤民艰，永图利赖，如是之专且挚者也。
论者谓雍正间肇兴此举，其时利多于害；乾隆间则利害参半；至今日而兴利之举，不胜其除害之思矣。夫五方风气各殊，北土类多高燥。曩者，十年之中，忧旱者居其三四，患涝者偶然耳。自嘉庆六年以来，约计十年之中，涝者无虑三四。以天时言之，所亟宜兴举者，一已。
永定、子牙长堤虽格，而东淀之传送已淤；南运、北运减坝日高，而三岔之汇流不畅。往者，河通淀廓，今通者塞而廓者隘，一经霖潦，则旁冲上溢，决岸颓堤，及今不治，沦胥可虑。以地势言之，所亟宜兴举者，二已。
比虽多雨，未为霪霖，已成积涝。永定既多决口，东淀至天津汇为巨浸，田庐之漂没已甚，民生之辛苦可知。蠲赈固非常恃之方，蓄积亦无久继之理。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于荡析离居之后，为之奠室家谋干止、去昏垫。即安便，或有兴修，其孰不鼓舞欢欣赴功趋事？以民情言之，所亟宜兴举者，三已。……(https://www.daowen.com)
锡（恩）承乏史馆，伏读列圣实录、先臣章疏，仰见谟宏远掰画精详，谨缮录以备省览。……睹是编者，其亦晓然于直隶水皆有用之水，土皆可耕之田，成案具存，率循有自，随时通变，因地制宜，以一省之河淀，容一省之水，而水无弗容；以一省之人民，治一省之河淀，而河淀无弗治。目前以除害为急，害除而利自可以徐兴；异时之兴利可期，利兴而害且可以永去，其于畿辅民生未必无小补云。[4]
潘锡恩关心畿辅水利，有多种原因。其一，潘锡恩继承元明时提倡西北水利者的志愿。自元代以来，江南官员学者，不满于江南赋重漕重，而提倡发展以畿辅水利为开端的西北水利，就近解决京师及北边的粮食供应，从而缓解京师对江南漕粮的压力。这种思想潮流，延续到清代。潘锡恩正处于这一思想潮流中。他继承了元明以来虞集、徐贞明、汪应蛟等提倡并实验有效的西北水利的思想，为他们感到惋惜。他认为，元明时，只是个别臣子极力提倡西北水利，“拳拳谋国为长计远虑”，当时“其君概视为无足重轻”，清朝则列圣勤恤民艰，特别是雍正、乾隆时大规模兴修直隶水利，表明国家对畿辅水利的高度重视，只有时君重视才可以继续兴修畿辅水利，有补于国计民生。元明清国家京师粮食供应依赖东南，造成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是江南籍官员面临的主要大政问题，是需要给予解决方案的。恢复海运、减少南漕和发展畿辅水利，正是他们给予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其二，潘锡恩身处道光三、四、五年讲求实行海运和发展畿辅水利的思潮中。潘锡恩在京师为官期间，居于宣武门外下斜街[5]。清代的宣南，不仅是汉族官员在京师的聚居地，而且是各种政论和思潮产生的地方。宣南士大夫经常就一些国家大政问题发表意见，互相讨论，引领学术潮流。嘉庆、道光，由于运道梗塞，或畿辅大水；咸丰、同治时，太平军占领江南，这些因素使京师粮食供应紧张，讲求海运和畿辅水利成为一时潮流。道光三年（1823），畿辅大水，雨潦成灾，朝廷赈济后，“简练习河事大员，俾疏浚直隶河道。并将营治水田，于是京师士大夫多津津谈水利矣”[6]。魏源说：“道光五年（1825）夏，运舟陆处，南士北卿，匪漕莫语。”[7]到了同治二年（1863）时，冯桂芬说：“年来士大夫动有复河运之议，宣南尤重，问其故，畏外侮而已。”[8]河政、漕运、盐政是清朝大政，而解决其弊端的方案，如恢复海运、发展畿辅水利等是清代贯穿始终的政治思潮。在这种思潮中，潘锡恩的同年友如唐鉴、林则徐，都或前或后地论述畿辅水利，唐鉴嘉庆十六年（1811）就开始写作《畿辅水利备览》，林则徐嘉庆二十四年（1819）开始写作《北直水利书》（道光十二年时更名为《畿辅水利书》，光绪丙子刊本名《畿辅水利议》）。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当林则徐为江苏巡抚时，曾把自著《畿辅水利书》和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吴邦庆《畿辅河道水利丛书》送给桂超万阅读，并请桂超万提出意见[9]。他们之间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其学术旨趣是相同的。
其三，论证道光时疏浚直隶河淀的必要性和工程费用。从气候变化来说，嘉庆六年（1801）以前“十年之中，忧旱者居其三四，患涝者偶然耳。自嘉庆六年以来，约计十年之中，涝者无虑三四”。即自嘉庆六年至道光时，直隶水患居多。从地势来说，永定河堤、子牙长堤虽能捍格水潦，但东淀己淤；南运河、北运河的减坝日高，三岔河汇流不畅。以往，河通淀廓，今通者塞而廓者隘，一经霖潦，则必然溃决堤坝。从实际情形看，永定河多决口，东淀至天津汇为巨浸，漂没民田庐舍，民生艰难。从天时、地利、人情三方面看，道光时国家应继续疏浚直隶河道。当时，人们对疏浚河淀的人工物力存有疑虑，他认为可参考乾隆四年成案：“平常工程，照以工代赈者，十居其三；紧要工程，照修筑河堤者，十居其三。修筑之法，劝用民力者，十去其四，此乾隆四年成案，似可仿行也。”[10]他编辑《畿辅水利四案》，“用备当事之采择，并取前人论说，有助经理者附焉”[11]。
同时，为道光时疏浚直隶河淀提供当代成功的经验。雍正、乾隆时国家数次治理直隶水利：雍正三年至八年（1725—1730）在怡贤亲王允祥、大学士朱轼主持下的畿辅水利营田；乾隆四年至五年（1739—1740）由直隶总督孙嘉淦、天津道陈宏谋主持的消除天津积水；乾隆九年至十二年（1744—1747）由吏部尚书刘于义、直隶总督高斌等主持的直隶水利；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762—1764）由直隶总督方观承、布政使观音保、尚书阿桂、侍郎裘日修等主持的直隶水利。乾隆三十五年（1770）侍郎袁守侗、德成往直隶督率疏消积水，尚书裘日修往来调度，总司其事。乾隆时的几次治理直隶水利，除乾隆九年至十二年（1744—1747）是因干旱而兴修水利外，其余三次都是因积水宣泄不及而兴起，主要目标是消除治理积水，但也兼及农田水利。道光三年（1823）夏，畿辅连年水患，朝廷派署工部侍郎张文浩、直隶总督蒋攸铦，勘察南北运河及永定河决溢，准备次年疏浚直隶河淀事宜[12]。但是当时人们对畿辅水利有一些错误认识，如沈联芳认为“圣祖、世宗年间，淀池深广，未垦之地甚多，故当日怡贤亲王查办兴利之处居多。乾隆二十八九年制府方恪敏时除害与兴利参半。今则惟求除害矣”[13]。沈联芳认为嘉庆以后，畿辅只应除水害，不能兴水利。潘锡恩说，“论者谓，雍正间肇兴此举，其时利多于害；乾隆间则利害参半；至今日而兴利之举，不胜其除害之思矣”。他不赞成这种观点，“目前以除害为急，害除而利自可以徐兴；异时之兴利可期，利兴而害且可以永去”。“通流无碍，蓄泄可资，然后徐筹灌溉之功未为晚也。”他编写《畿辅水利四案》正是为了给道光时的疏浚直隶河淀，提供成功的历史经验。
其四，潘锡恩个人的学识，使他把关心江南民生利病和畿辅水利联系起来。潘锡恩是安徽泾县人，安徽是有漕省份之一。他嘉庆十六年（1811）中进士，有十多年的时间在京师任编修、侍读学士等职，既熟悉直隶的情况，也熟读史馆中档案。他自述“承乏史馆，伏读列圣实录、先臣章疏，仰见谟宏远掰画精详，谨缮录以备省览”[14]。关心当时河工、漕运等国家大政，并发表意见。嘉庆、道光时，河务和漕运弊端日益严重，江南漕粮浮额日益增多，解决这些弊端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社会的、经济的问题，成为潘锡恩关注的重点。道光四年（1824），当他还是宗人府丞时，就上疏条陈河务，提出“蓄清抵黄”的建议，道光帝韪其议[15]。这表明了他对江南河道的关注，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也正是在这一年，《畿辅水利四案》成书。道光五年（1825），补淮扬道。道光六年至九年任南河副总河。道光十一年（1831），由前任南河总督黎世序和南河副总督潘锡恩主持、俞正燮等编辑《续行水金鉴》成书。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二十八年（1848）任南河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清史稿》评价说：“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南河为漕运所累，愈治愈坏。自张文浩蓄清肇祸，高堰决而运道阻。……灌塘济运，赖以弥缝。麟庆、潘锡恩循其成法，幸无大败而已。”[16]可以说，潘锡恩的学术著述与他担任河臣之间，是有着互相促成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