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锡恩对畿辅水利的主要认识

《畿辅水利四案》的地位是独特的，除了因为这书是清代第一部关于畿辅水利的专题档案汇编外，还因为这书表现了编者潘锡恩关于清代畿辅水利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潘锡恩认为，第一，治理直隶水利，必须以疏浚为主。直隶河流众多，经河之大流有卫河、滹沱河、漳河。其他如河间府分水支河十一，潴水淀泊十七，蓄水渠三。天津府分水支河十三，潴水淀泊十四，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至多，莫如直隶。太行山东之水，皆于此而委输，天津名曰直沽，畿辅之流，皆于是而奔汇^[17]。但“直隶地方，地势平衍，虽有潴水之淀泊，并无行水之沟洫，雨水偶多，即漫流田野”^[18]。因此，雍正三年（1725）怡贤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就确定以疏浚为主的治理方案：“治直隶之水，必自淀泊始”，疏浚深广，并多开引河，使淀淀相通，使沟洫达于渠，渠达于河，于淀。^[19]乾隆时仍继续这种治水思想。乾隆九年至十一年（1744—1746）刘于义、高斌上疏四次，共提出三十条治理直隶水患的建议，其中有二十一条建议是以疏浚为指导思想，其方法主要有深挖沟渠、修减水坝、挑支河等。在疏浚直隶各淀泊河渠后，就应治理天津入海口，使尾闾畅通。潘锡恩总结说：“直隶当大雨时行，正值海潮涨盛之候。但知从事宣泄，然宣泄未由归壑，堤岸必复遭冲溃，中流且卒致填淤，是工掷于无用。惟于大陆泽、宁晋泊、西淀、东淀、塌河淀、七里海、中塘洼诸处大加挑挖，使潦水暴至，有所消纳；逮海潮大落，众派趋归；其潴蓄所余，并足资旱干浥注之用，此一举两得之计也。”^[20]他主张，治理海口，使尾闾畅通，同时在上游大陆泽、宁晋泊、西淀、东淀及下游的塌河淀、七里海、中塘洼等处加深挑挖，使其消纳上游之水。

第二，应去水之害，兴水之利。兴水之利最大者，当为水利田。雍正时治理直隶水利的主要目标是除水害兴水利。雍正三年（1725）允祥、朱轼《畿南请设营田疏》：“畿辅土壤之膏腴甲于天下，东南滨海，西北负山，有流泉潮汐之滋润，无秦晋岩阿之阻格，豫徐黄淮之激荡，言水利于此地，所谓用力少而成功多者也。……今农民终岁耕耨，丰歉听之天时，一遇雨阳之愆，遂失秋成之望，岂地力之是咎，实人谋之不藏也。……臣等请择沿河濒海、施功容易之地，若京东之滦、蓟、天津，京南之文、霸、任邱、新、雄等处，各设营田专官，经画疆理，召募南方老农，课导耕种，……至各属官田，约数万顷，请遣官会同有司，首先举行，为农民倡率。其浚流、圩岸以及潴水、节水、引水、戽水之法，一一仿照成规，酌量地势，次第兴修，一年田成，二年小稔，三年而粒米狼戾。”^[21]雍正四年首先在滦县、玉田、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试行，共成水利田八百余顷，于是设立京东局、京西局、京南局、天津局，主管营田，至七年共营成水田六千余顷，水稻丰收。^[22]这次修水利田成功的经验，鼓舞了潘锡恩。(https://www.daowen.com)

潘锡恩认为道光年间应继续发展直隶农田水利。《畿辅水利三案》引用乾隆九年（1744）山西监察御史柴潮生《敬陈水利救荒疏》，提出发展直隶水田的建议，“尽兴西北之水田，尽辟东南之荒地，则米价自然平减，闾左立致丰盈，……请先就直隶为端，俟行之有效，另筹长策，次第举行”。柴潮生还批驳了“北土高燥，不宜稻种也，土性沙碱，水入即渗也”的说法。^[23]潘锡恩回顾了元明及清代发展直隶水利的历史，从天时、地利、人情三方面提出了嘉庆以后发展直隶水利的必要性，说：“顾或疑南北之土性异宜，此则怡贤亲王之所陈、御史柴潮生之所奏已破其说。今且未责之遽兴水利也，除水害已耳。……俟通流无碍，蓄泄可资，然后徐筹灌溉之功未为晚也。”

第三，农田不得侵占水道，保证行水畅通，留为潴水之地。潘锡恩引用前人的实践和认识以说明自己的观点。清代贪占淤地耕种的现象很严重，陈仪、沈联芳都指出贪占淤地的现象和危害，陈仪和高斌曾设法打击或改变侵占河湖淤地的做法。乾隆三十七年（1762），乾隆帝批评了贪占淤地的现象：“淀泊利在宽深，其旁间有淤地，不过水小时偶然涸出，水至则当让之于水，方足以畅荡漾而资潴蓄。……乃濒水愚民，惟贪淤地之肥润，占垦效尤。所占之地日益增，则蓄水之区日益减，每遇潦涨水无所容，甚至漫溢为患，在闾阎获利有限，而于河务关系匪轻，其利害大小，较然可见。是以屡经饬谕，冀有司实力办理。今地方官奉行，不过具文塞责，且不独直隶为然，他省滨临河湖地面，类此者谅亦不少，此等占垦升科之地，一望可知。存其已往，杜其将来。无难力为防遏，何漫不经意若此。通谕各督抚，除已垦者姑免追禁外，嗣后务须明切晓谕，毋许复行占耕，违者治罪。若仍不实心经理，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24]畿辅及其他地区农民贪占河滩淤地现象严重，引起乾隆帝的不满。潘锡恩引用前人的实践和认识，来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