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爱尔兰的邮件（一）
答应给你们讲这个故事，我就必须好好讲。虽然这个故事很长很长。
原谅我现在动作慢了，走进书房，坐下，开机，打字，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时间。幸好我虽然人老了，腿脚不灵了，记忆力还不算差，我要抓紧写出多来米的故事，以免有一天我突然离去，这世间再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对他有一个承诺。
昨天我最小的孙子来看我，见我坐在书房流泪，问我怎么了，是不是想念奶奶了？我说不是，到我这个年纪时，想到去世的亲人，只有温情，没有悲伤，因为人早晚都有这一步的。我流泪是因为思念故友，不知道他还在不在这个世上活着。天各一方，不知下落，不通音信，非常无望，可是又不肯死心地存了一点希望，这才叫人断魂啊。
唉唉，人老话多，一扯又要扯远。让我想一想该从哪儿说起。
大背景，应该是抗日战争结束。你们这个年龄肯定都学过一点浅显的历史，知道抗战时，重庆是大后方的首都吧？那时候全国各地的学校，医院，政府机构，重要一点的工业企业，能搬迁的，都搬到了四川、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焦土抗战嘛，不给鬼子留好东西嘛。还有很多文化人，教授啦，学者啦，艺术家啦，不愿意留在沦陷区当亡国奴的，也跑到那些地方办报办学，写书做学问。那段时间里，还真是出了很多人才，成就了很多大事情的。
抗战结束那一年，公元一九四五年，我十二岁，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的附属小学部当杂役。不拿钱，做点跑跑腿的杂事，吃口饭。因为我父亲是学校里的职工，专管维修保养各种乐器，给钢琴调音，也兼管点总务什么的。我母亲死于重庆大轰炸，我一直跟在父亲身边长大。我父亲的经历很复杂，他出生在上海闸北贫民窟，两岁时，那一带流行白喉病，父母先后去世。红十字会的人去收尸，发现了角落里哇哇大哭的小孩子，顺便把他带走了，送到上海法租界的一家育婴堂，而后被神父安东尼收养。
安东尼是音乐家，弹一手好钢琴，此外提琴和铜管乐器也都能玩一玩。法租界有西洋乐队，安东尼是乐队的灵魂人物，偶尔还能客串个指挥。我父亲从小在他身边长大，耳濡目染，乐队里所有的乐器，七七八八也都能折腾出声音。可是我父亲是中国人，天资再好，洋人的乐队他总是不能坐进去的。安东尼就安排他学修理，学调音。
我得说，这世界上，像我父亲那般心灵手巧的人，一辈子当中我没见到几个。那种细木工的活儿，修理弦乐器的时候能用上，自然不在他话下。此外他还能做铁匠活，铜匠活，甚至皮匠活。定音鼓你们知道吧？鼓面是牛皮的，敲坏了怎么办？他自己跑去农户家里买牛皮，自己硝，自己修剪，自己往旧铜鼓上蒙。
当然啰，修过的乐器，肯定跟原物不能比，这里那里，总是差了那么一口气。可是你们要知道，从北伐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年里，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日子又是什么样的日子啊！别说是没钱，有钱怕也买不到像样的东西呢。哪个人家的衣物器具，不是修了又修，补了又补？我的心灵手巧的父亲，在那个时代里，实在是宝贵得不能再宝贵的人才。
也因此，安东尼神父归天后，我父亲就被上海的国立音专聘过去，继续做他的手艺活儿。抗战开始，学校西迁，父亲跟着到了重庆。四年之后，留学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吴国超先生归国，荣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当时的教育部长找他谈话，问他如何能提高本国的音乐水平。吴院长说，好办，一是重视交响乐的发展，二是成立幼童音乐学校，因为任何器乐都要从筋骨柔和的幼年开始学起。
就这样，筹备一年之后，国立幼童音乐学校成立了，聘请到在国外学过指挥的岑之光先生任职校长。岑校长点名，把我父亲从音专要到了幼童学校，辅助他办学。
我是不是写得有点啰唆啊？实在是年代久远，不写清楚，怕你们几个小弟弟小妹妹弄不明白。
学校在重庆办学的那一段，我就略过不写了啊。那些年当中我一直在父亲身边生活，耳听眼观，能动手的动手，跟他学了不少手艺，也不算是个吃白饭的。
熬到抗战胜利，西迁到大后方的那些学校机关什么的，又要复员回来了。当时那个乱哦，一个个都是没头苍蝇一样。想想看，打那么多年仗，车，船，房子，票子，米面油粮，穿的用的，要什么没什么，真正的一穷二白。由重庆到南京，千里迢迢，水路旱路，搭船坐车，各显神通。到了南京之后，找落脚处，解决吃饭问题，又是各种争抢。
我们是小学校，很小很小的一个学校。而且在国家百废待兴中，音乐这东西不比钢铁化工，是最边缘最当不得饭吃的，有它更好，无它也行。我记得岑校长带着全校五六十号人到了南京后，挤在下关的一座炸没了房顶的破庙里，苦苦等待了两个月，也没等到教育部门的安置通知。眼见得冬天要来了，破庙再不能给我们遮风挡雨了，岑校长急得天天出门化缘，最后通过他当年在德国留学的高官同学的关系，募得镇江丹阳城东南的一处宅院，用来当我们的校舍。
具体地址，原谅我给不出来。昨晚睡在床上，回忆了一两个小时，还是想不起那个村庄的名字。年少的时候不懂得记那些。再说，世事变迁，人间沧桑，即便有地址，怕也早已经物人两非了。
关于这处宅院，宅院里的人，当地还流传着一些说法。
清朝道光年间还是咸丰年间吧，有一阵子，年成歉收，百姓饥饿，苏南一带出了两股子剽悍土匪。一股在溧阳天目山中，人称山匪；还有一股子出没在太湖各岛之间，称为湖匪。山匪和湖匪都抢百姓尤其是豪绅家的粮食财物，两股子土匪之间碰上了也火拼，官家更是时不时地出动剿匪，整个苏南地区日日不宁，民不聊生。
有一天夜里，一个高大山匪牵一头瘦小毛驴，来到丹阳城东南的这户人家。这人家当时还是柴门小户，茅屋土灶，养一头骡子，帮人拉脚为生。土匪夜里潜行过来时，胡子拉碴，头发又脏又乱，还瘸着一条腿，看模样受了伤。毛驴更可怜，瘦得就剩一副骨架子，身上还驮了沉甸甸的两个皮口袋，那口袋两个硬邦邦的边角，把老驴肚皮磨得血糊哩啦，一迈步子，浑身颤抖。
这家男人从被窝里被吆喝出来，面对土匪一把明晃晃大刀，头皮都要炸开，浑身直筛糠，以为小命要没了，一家老小怕是都要成刀下之鬼了。然而好奇怪，土匪模样很凶暴，口气却绵软，没要他老小的命，也没要他家的粮，只要求用自己的瘦毛驴换他的大骡子，还要求他藏好毛驴背上的皮口袋，等着日后来人取，取到之后会重赏。
土匪话不多，又像是着急赶路，说完水都不肯喝一口，跨上新换得的骡子，两腿一夹，转瞬不见。
那人等土匪走远，才壮了胆子，打开那两个沉得直让他脚腿打绊的皮口袋。我的妈，里面是什么？丁零咣啷全是珠宝首饰金块银锭啊！白花花的，金灿灿的，亮瞎人的眼睛啊！
那人心里一咯噔，头皮都麻了，一屁股坐地上，半天回不过神。
趁着天黑，他赶紧在牲口棚里吭哧吭哧挖个大坑，把两个皮口袋埋进去，上面摆一口草料盆，把瘦驴子牵进去吃草喂料。
到天亮，成群的官兵追来了，气势汹汹，呼哧带喘，刀架上他的脖子，问他有没有见着瘸脚的土匪。他不敢说见了，也不敢说没见，往土匪走去的相反方向胡乱一指。
官兵后来追上匪人没有，若追上，是关进牢中了还是当场杀头了，他完全不知道。
一年两年过去了，瘦毛驴老了，死了，牲口棚里拴上了新驴子。他依旧穷得叮当响，却一直不敢挖开地面取那口袋里的钱财。他知道土匪不是好惹的神，万一找来了，看不见东西，他一家老小的命就没了。
三年五年又过去了。时光流逝，男人得了重病，临死前才把秘密告诉了儿子。儿子却是个胆大不怕死的：明知家中守着巨额财富还过穷日子，是傻还是痴啊？儿子就把金银珠宝起出来，一点一点地带出去换成钱，娶了老婆，买了田地，盖了大宅院，请了先生开私塾，两三代人的工夫，发迹成了方圆百里数一数二的大豪绅。
到了民国时代，抗战的几年里，这个家里留学日本回来的大儿子，在南京汉奸政府中做了部长级的高官。家里一众亲戚奴仆，只一个小女儿早早地离开家庭出洋读书，其余人等，仗势欺人鱼肉乡民的事情没少干。日本人一投降，高官在南京被收监，家人们被抓的被抓，逃走的逃走，仆役佣工们都作鸟兽散，宅子就空了下来，被政府没收。又因为远离城市，交通很不便捷，一时也派不了大的用场，顺水推舟拨给我们做了校舍。
岑校长找人，花了有个把月的时间，把整个宅院做了一番修整。拿木头打出几十张简易床，放进偏院里当宿舍用，又打了课桌、板凳、讲台，还把幽暗的木格子窗棂换成玻璃窗，垒出像模像样的厕所，砌成了巨大的火灶，总之是改造成了标准学校的模样。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处宅院的样子。闭上眼睛，那些漂亮的雕花门窗，黛青色的方砖地面，院落里的水井和花坛，枇杷树，香橼树，开紫花的梧桐树，开金黄小花的桂花树，三个小孩都抱不过来的龙纹荷花缸，夏天的知了和纺织娘，冬天垂挂在屋檐的冰凌……一幅一幅，画儿一样，清晰到发光。
宅院前后有五进，刚住进去那两天，我们成群结伙，把每一间房子每一个角落都探索了一番，满足好奇心。
院子的最前面是门房，客房，书房，然后是很多间睡房，女眷的会客房，甚至还有个小房间，黑黢黢的，窗帘低垂，里面只摆一张丈多长的烟榻，据说是专门用来招待客人抽大烟的。这张大烟榻，后来被木匠一锯俩，分别做了校长和教务长的睡床。
走到最后一进，有一栋挺可爱的两层小洋楼，算是罗马式？水泥墙面上爬满了冬日里已经枯萎的藤蔓，门窗都是细巧的拱形。进门，往右一转，踩着咯吱咯吱的木楼梯上去，楼上的房间全都小而阴暗，而且后墙没有留窗户，感觉很幽闭。提琴班的张豆儿信誓旦旦说，这些都是小姐闺房，不留窗户是怕有人从后墙偷爬上来。他还问我们：闻见没？有一股香香的胭脂味呢。我当时使劲闻了，可我只闻到凉丝丝的霉粕味。
宅院大门是水磨雕花的砖楼，很漂亮，有耐心的话，站在门楼下，可以辨出花砖上哪一帧是“三国”的火烧赤壁图，哪一帧是孝子舍身饲虎图。那个时候的苏南农村，大户人家好像都喜欢用砖雕。
跨过尺多高的门槛进大门，如果想走到最后一进院子的罗马式小楼，可以从中间的石板路一进一进穿过去，也可以走边上的甬道。走甬道就不用跨那么多的门槛。不过晚上走甬道会心慌，因为院子里没有灯火，两边的防火墙高耸壁立，踩下去的每一个脚步都会有回音，你不由自主地要频频往后看，生怕有鬼怪在后面追上你，吃了你。那时候我们都年幼，玩心重，隔不多时就想着把一个人骗进甬道，捉弄他。我记得张豆儿有一天晚上被我们堵住了，然后两头都有人装鬼嚎，然后张豆儿就尿湿了裤子。第二天他哭诉到岑校长跟前，校长查问是谁干的，大家都不肯当叛徒，岑校长罚全体学生面壁半天。
正院之外，还有数不过来的偏院，跨院，放柴火的柴火间，放杂物的储藏间，放酒放食物的小地窖，甚至还有长花草的小暖房，养鸡养羊养兔子的铁丝笼。也不知道这些鸡呀羊啊兔子啊是养给小孩子玩的，还是留着下蛋吃肉的。总之，只要离开正院，仿佛就进入迷宫，曲里拐弯不知道有多少隐藏着的秘密。
五进正房，连同后院罗马式小楼里的“闺房”，自然是做了教室、琴房、教职员办公室、校长室。两边的偏院和跨院，是学校生活用地，师生们住宿，吃饭，洗漱，蹲茅厕，统统在那些迷宫般的相对比较破败的房子里解决。大门口，靠门房旁边，还专门辟出了一个修理间，斧子刨子凿子锉刀小火炉酒精灯一应俱全，那是我父亲的领地。因为在大门边，自然我父亲也就兼做了门房。修理间地方宽敞，后半间用布帘隔出一个角落，两张条凳搁块床板，那是我父亲睡觉的地方。
至于我，在重庆时我是学校里的小杂役，小学徒，万金油，到了丹阳依然是。反正，父亲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父亲。在那个艰苦年代，学校不可能养我这个吃闲饭的，我虽然年纪小，长得却高大，力气足够，脑子也不笨，手脚还勤快，帮厨，打扫，采买，接送外聘的老师，给父亲打个下手，都能行。闲下来，学生上课，有我爱听的，我也会凑过去听上一耳朵，反正爱学习是好事，老师们都不会赶我走。乐理啦，视唱练耳啦，国文啦，零零碎碎我还都能学个七不离八。我父亲说了，像我这样的，上不了正规学堂，偷师就很重要，他小时候便是跟着安东尼神父偷师，才能有今天。
就这么着，一天忙忙碌碌地就过去了。
在我们落脚丹阳城外大宅院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发生了一件怪事。厨子老张苦着一张脸来找我父亲，问能不能加急帮他做个老鼠夹，他说他昨晚米饭做得多，剩了有两三碗的样子，他用只淘箩盛起来，摆在案板上，准备早起烧泡饭。怕落灰，淘箩上还特地盖上了一块蒸笼布。今早起床一看，蒸笼布掀在一边，淘箩里的冷饭不翼而飞，连箩底都刮得干干净净粒米不剩，弄得他恍惚好久，怀疑是不是记性出了问题，根本就没有剩饭这回事。
厨子老张是岑校长从重庆复员时带过来的，一口四川土话，连呼“见鬼啰见鬼啰”。他说想来想去，只能是厨房里出了大老鼠，而且不止一只，是一窝。老老鼠连吃带盗，弄回洞洞里喂幼崽，要是幼崽吃饱了再下幼崽的话，那不得了，有多少粮食架得住那一大家子快活啊！所以要赶紧灭鼠，要做老鼠夹。
做鼠夹要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炊嘛。我父亲安慰他几句，答应尽快弄出来。
当天晚上老张故意多煮一碗饭，仍旧盛在淘箩里，淘箩机巧地挂到了房梁上，一根铁丝钩住，四面不靠。老张得意扬扬对我说，他倒要看看老鼠聪明还是人聪明，就让龟儿子们闻得见吃不着，急死它个娘！
然而老张错了，老鼠真比人聪明，早晨去看时，淘箩还挂在房梁上，淘箩里的剩饭照旧一扫而空。
老张双手撑着后腰，站在厨房间，仰头往上看，气呼呼地骂：“格老子的，你还耍成个精了！”
他跟我父亲探讨：那么高的房梁，那么细的铁丝，龟儿子怎么就能够爬到梁上，又顺铁丝爬进饭箩的呢？好大一坨饭，龟儿子吃是吃不完的，它要带回洞洞里的话，又是怎么运走的呢？“格老子的，精怪！”他愤愤然。
老张也是个犟头，是责任心超强的人，对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剩饭剩菜，不能容许有任何形式的侵犯。他看我父亲一时半会儿做不出完美的老鼠夹，就出门去村子里打听有没有老鼠药。村人说，鼠药是个货郎担卖的，货郎行踪不定，十天半个月才会来一次。老张等不及，恰好学校里也要派人出去采购物资，他就把厨房里的事交代给了我和我父亲，自己搭车去了镇江。
那天学校里的晚饭是我和我父亲搭帮着做出来的：糙米粥，蒸馒头，炒咸菜。我父亲手虽巧，做饭却不及老张，馒头的面没发好，蒸出来像个石头蛋子，既没看相，更没吃相，被大家嫌弃，剩下不少。扔了当然是不可能，那个时候哪样东西不珍贵啊！父亲就学老张，剩馒头也用淘箩装上，挂到房梁。父亲还别出心裁，在细铁丝上涂一层菜油，这样的话，若是老鼠爬铁丝，爪子会打滑，跌不死也要送掉半条命。
无巧不巧，那天我父亲咸菜吃多了，半夜口干，起来去厨房找水喝。厨房门本来有个铁丝拴着，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父亲走去时，手一摸，铁丝不在门环上。当时他头皮就一麻，心想坏了，老鼠还真成精了。他当时思想还斗争了好一会儿，琢磨要不要喊人来。后来他怕学校老师们会笑话他怕老鼠，心一横，壮了胆子把门猛一推。
那晚是个月黑夜，只有星光朦胧，基本上一丈开外看不清人脸。我父亲推门后，没听见声响，一抬头，却见半空中有两颗夜明珠样的东西莹莹闪光，像一对猫眼睛，又像两粒磷火。我父亲心脏猛跳，却不敢出声。父亲不动，对面的亮光便也不动。双方在黑夜里就那么悄没声地僵持着。片刻之后，父亲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才发现哪是什么猫啊磷火啊，是一个瘦精精的小男孩，把厨房案板拖到淘箩下方，爬上去，踮脚从淘箩里偷馒头吃。
我父亲长出一口气，想，还真是老鼠，长成小孩模样的老鼠。
当晚，这个突然出现的男孩惊动了全校师生，从校长到校工，一个个都爬起身，提了灯，聚在厨房门口看热闹。小男孩十岁上下，矮小，瘦弱，巴掌小脸，细长的眼睛，左脸颊上一颗通红通红的痣，哆哆嗦嗦站在人面前，蓬头垢面，衣着单薄，面色惊恐，馒头屑还沾在嘴角上，任校长怎么和颜悦色问他话，硬是一句不开口，仿佛小哑巴。
校长只得叹口气：“既如此，散了吧。”让大家回去睡觉。
我父亲就去开院门，让那男孩赶紧走。他猜测这孩子该是村里哪个穷人家的小娃儿，饿得没办法，才翻墙跑到学校里偷吃的。也或许他白天就混进来了，躲在哪个角落不吱声，到夜晚才动手。不管怎么说吧，乡下孩子，苦，吃不饱，偷点饭菜算不得大事，下回别再来就行。
小男孩却不走，缩在厨房角落里，眼望着我父亲，拼命摇头。
我父亲叹口气，从淘箩里又拿两个馒头塞给他：“带着吧，明天不能再来了啊，淘箩里的东西兴许会拌老鼠药！”
他两手紧紧抓着馒头，还是摇头，死活不走。
深更半夜，我父亲真拿他没办法了。问他话，不开口；让他走，赖着不动。又不知道是哪村哪家的，这可怎么好？
情急无奈，父亲只好把他带到修理间，匀出一角被子，让男孩跟自己挤一张床上先睡觉。
第二天父亲告诉我，小娃儿睡得那个香啊，八辈子没沾过枕头一样，一夜里打着小呼噜，连个身都没翻。
醒了，也会眼睛骨碌骨碌看人，也肯跟着我父亲去厨房喝粥，说什么也都能懂，就是闭紧了嘴，一个字都不吐。
这可真是怪了呢，从哪儿掉下来这么个小怪人呢？
实在没辙，父亲只好拉着他在村里逛，挨着个儿问村民，有谁认识这娃娃。
还真有个老妇人，之前帮大宅院里洗衣服的，瞄一眼之后惊叫起来：不得了，这是那个汉奸人家的外孙子啊！就是早年出洋念书的那个小女儿养下的娃娃，抗战一开始就跟了他爹妈从外国回来啦，那时娃娃才两三岁，刚刚会走路。当爹妈的两个年轻人，男的听说是广东佬，说话叽里呱啦难听懂，女的更没有个大家小姐样儿，穿件花布衫，肥腿裤，咣里咣当的，也不晓得是不是外国人的做派。两口子回来只一天，把个娃娃往外公家一丢，就不晓得跑去了哪儿，再没有在村子里露过面。日本人一投降，那家当汉奸的大儿子被南京政府抓了，老当家的死了，余下大宅院里老老小小，死的死，散的散，都以为绝了户了，哪想到还有个小孩子活着！那两个当爹妈的也真是心大，是死是活好歹传个信儿啊，哪能把个亲生娃娃扔下就不管了呢！
老妇人长吁短叹，感慨唏嘘，却远远离孩子站着，生怕沾上不洁。
嗯，汉奸家属，在那时候可是个罪名呢。
父亲又把男孩子带回去，把他打听到的一切说给岑校长听。校长上前摸摸孩子的头，沉吟半天道：“不管怎么说，小孩子都是受害者。我们现在既住了人家的房子，总要给娃娃一口饭吃啊。”
他把小男孩交给我父亲安置。这个也顺理成章，因为男孩是我父亲发现的，发现者负有监护责任。
父亲烧水给他好好洗了一个澡，拿我一套衣服卷上袖子裤脚让他换上，还动手给他剃了一个头。一番收拾，男孩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眉眼俊秀，目光清澈，神态安静，只不过皮肤苍白得吓人，白到像糊窗户的毛边纸，手指一捅就会破成碎片。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一个好心眼儿的小舅舅得知当地政府判定他家为汉奸家庭后，不想这个没爹没娘的小外甥跟着搭上一条命，便往正房的夹壁里拎进两桶饼干一桶水，把小男孩推进去，叮嘱他说，在他父母找到他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让外人看见他，要解手，要找吃喝，也得夜里出来。孩子小，听话，守规矩，舅舅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工匠们修整房屋那个月，他一直昼伏夜出的，倒也没有被察觉。要不是老张心细，食堂里的东西看得紧，赶着进城买鼠药，这孩子可能还不会无巧不巧撞上我父亲。
洗涮干净后，男孩被我父亲领进校长室。父亲吩咐他对校长鞠躬，还说，小孩子不肯开口，也不晓得是吓傻了还是真哑巴，既留下，总得有个称呼才方便。父亲说：“还求校长给孩子赐个名。”
就这么，作曲家出身的校长，给男孩取了个名字叫“多来米”——do re mi。
有点怪，可是，用音符念出来，好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