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爱尔兰的邮件（七）
一九四八年的那个春天，我的印象里天天都喝粥。早晨是大麦子粥，中午是菜粥，晚上山芋干、胡萝卜粥。粥里要能放上几个面疙瘩，糯米小圆子，那就是谢天谢地的事。
年前去南京募集到的一点钱，岑校长说，是要花在教学费用上的，不是用来提高生活水平的。岑校长这么说，没有人提抗议，因为校长教务长跟师生们吃的是一个锅里的饭。
起先，厨子老张为了让大家有个饱腹的感觉，煮粥总是多放水，稀汤寡水的一大锅，只要你肚子装得下，喝完一钵，还可以放手再盛第二钵。
不久先生们就不乐意了，因为学生喝多了粥，肚子撑得溜圆，吹管乐的运不上气，拉提琴的挺不了胸，上一节课，中间还要跑两回厕所，太耽误正事。
老张接受意见，再煮粥，少放了总有一半的水。
问题又来了，水一少，粥倒是稠得很，可是完全不够盛，来得早的可以盛满一钵，来得晚的只能刮锅底。于是开饭之前老张又多了一件事：分粥。全校师生上百盛粥的粗陶钵，一字排开在条案上，每个钵子里先舀进满满一饭勺，而后酌情分到半饭勺，锅里再有剩下的，继续均分，谁也不能多，谁也不能少。为了做到绝对公平，老张甚至使出了木匠“吊线”的本事：弓了腰，闭上一只眼睛，看钵子里的粥是不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多一口，少一口，在那个年代，几乎就是一个人能不能活命的保证呢。
这样，到了夏天，那几个自费进来的富家公子实在忍不下去了，有的退了学，有的由家里联系出国读音乐。想出国的，岑校长一律放行，自己亲笔写推荐信不算，还动用关系恳求几个外教帮忙写。岑校长告诉大家说，音乐这东西无国界，在哪儿学不重要，学出成绩才重要，将来国家强盛了，你们带着一身好本事再回来，组起一个顶尖水平的交响乐团，能够到全球巡演，让整个世界的人都看到交响乐舞台上的黄皮肤黑眼睛，那就是做老师的最大心愿了啊。
可是岑校长大概忘了，走掉的那些学生是自费生，没了他们的学费，学校运转更困难。
撑到夏天，国民政府金融崩溃，法币不再用了，改换金圆券。
新货币发行，先还平静了一阵子，不到一个月，物价再次猛涨，拿到手里的钱简直就像海水退潮一样呼啦啦地贬值。每天为了买米买菜，老张愁得胡子都白成了一个老仙翁。
中秋节要到了。在中国人的习俗里，中秋好歹也是个大节日，有钱的人家，要祭祖，要拜月，要有四碗八碟排出来的家宴。
老张跟我逗趣，问我说：“馋娃儿哎，说说看，过节想吃个啥子吗？”
我回答：“月饼。猪油丁五仁馅儿的。猪油丁要多，糖要多。”
他摸着胡子哈哈笑：“龟儿子想得美，还月饼？还猪油丁五仁馅？”他指指天上，“去拿根竹竿把亮月子捅下来，当饼子啃哦。”
我不开心：“有的没的，你不该勾人家馋虫嘛。”
他说：“嗯，倒也对，是不该哦，该打。”他还开玩笑地轻轻打自己一个嘴巴子。
说归说，中秋节总是个节，老张还是想要给小孩子们来点惊喜。
他在自己的厨房里左翻右找，不知在哪个坛坛里找到了小半坛白糯米。有了糯米，他就琢磨着该拿糯米做点什么。磨粉搓汤圆当然是好，不过米太少，舂米粉的话，恐怕填石臼的缝缝都不够。再想想，丹阳这地方水多湖多，秋天湖里都长藕，煮上一锅糯米灌藕，少花钱，还当得饱，似乎是好主意。
谁也没想到老张在这件事情上犯了浑。藕虽说长在湖塘里，却都是有主的。他舍不得花钱买，却起了糊涂心思，半夜不睡觉，一个人悄没声地背个大筐跑出村子，下到湖里，想偷挖。苏南这地方，土性黏，湖都是淤泥湖，打眼一看没多深，弄不好，一脚踩下去，烂泥巴能陷到大腿根。老张是重庆人，水性本来不好，又没摸到那些湖塘的脾性，深更半夜下湖踩藕，不出事才是怪。
那天早晨，七八点钟了，厨房里还不见炊烟起。岑校长以为老张生了病，叫人去他寝室里找他，结果学校大门被村民们撞开，抬进来一个湿淋淋的人，脸泡成肚肺那么白，鼻子嘴巴里都糊着腥臭难闻的烂泥巴，一只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小节嫩生生的藕。
全校师生大哭。多来米哭得最厉害，肝肠寸断的模样。
也难怪。两年前他从宅院夹壁里跑出来偷饭团，是我父亲最早发现了他，却是老张一直收他在身边，怜惜他，善待他，总是多给他一块饼，半勺粥。那么多苦难的日子里，有了老张，有了我父亲，有了岑校长，多来米才能平安活过去。这样算起来，老张是他的三分之一个父亲呢。
学校里的外籍老师，终于请不起了。起先还有几个人，对他们的学生有了感情，宁愿不要薪水，每周或者隔周义务来一趟，让学生回个课，再布置点新作业什么的，只要学校付一点车资即可。后来车资也付不出，大宅院里就再也见不到黄头发蓝眼睛的老师了。岑校长偶尔跟他们有联系，得知这些二战中滞留在中国的音乐家们正在陆陆续续返回欧洲，跟他们的家人朋友重聚。毕竟欧洲才是他们的家园。岑校长说，但愿他们回去之后都能有发展。
万没想到，有一天——记得是在学校下课时间吧，天冷，大家的衣服都单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聚在墙根处“挤麻油”取暖，忽然听到院门外响亮的笑声，跟着就是熟识的招呼：“哈啰，孩子们，我又来啦！”
我们抬头看，竟然是之前在管乐班教小号的吉姆先生！
瘦高瘦高的美国人吉姆，穿一身衣领和袖口都磨得泛白的黑呢长大衣，头上还戴一顶同样是黑色粗呢的鸭舌帽，两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胳膊支棱着，就那么满脸带笑，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远远看着，活像一只巨大而又可爱的黑老鸹。
首先是管乐班的学生，然后是全校的学生，争抢着拥上去，跟他握手和拥抱。会说简单英文的，立刻跟他叽里哇啦热闹成一片。吉姆先生长得像明星，做派也像明星，亲和，逗趣，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学校里几乎每个人都喜欢他。
他从口袋里掏出礼物，居然是一袋红红绿绿的巧克力豆。每个人都分到了一颗。我那时候穿着围裙，正在用木桶往厨房里担水，他特地走过来，也给了我一颗。是黄颜色的。我放进嘴巴里，巧克力化开，流淌在舌尖上，奶油味，又香又甜，弄得我忍不住打个哆嗦。
吉姆先生也要回美国了，他说他要回去结婚，还在大学里谋到了一个教职，以后很难再回到中国。可是他很舍不得他的中国朋友，也舍不得他教过的学生们，所以走之前最后过来看大家一次。他朝他的几个学生拍了拍手：“来吧，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进步。”
管乐班学习小号演奏的，那时候三个年级总共剩下五个人。吉姆先生把他们带去教室，让他们每人吹了一个练习曲，在吐音、气息、指法上都做了指点和修正。他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在指导过程中依然把学生们一次又一次逗得乐不可支。
五个人都“过堂”完毕，离开教室之后，吉姆先生走到院子里，开始东张西望，寻寻觅觅。管乐班林先生过来问他想找谁，是不是想找岑校长？很不巧，岑校长今天去南京办事了。
吉姆竖起一根食指，连连摇晃：“No，no，不找岑，我在找一个小孩子，不是学生的小孩子。”
林先生一下子明白过来：“是多来米？”
吉姆迫不及待地问：“他还在吗？他没有走开吗？”
林先生唤来了我，让我去后院小楼里找多来米，并且对我做了个吹奏小号的动作。我领会了他的意思：让多来米带着他的小号来。
吉姆见到多来米很开心，第一句话就是：“降B大调？进行曲？”
那是多来米刚开始学着乱七八糟吹他的玩具小号，被吉姆听见，试着猜测出来的乐曲名。时隔这么久，他居然还记得。
多来米咬着嘴唇，很害羞地笑起来。吉姆先生跟着呵呵地笑。
他把多来米带到刚才的教室里，关上了门。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多来米不会英文，吉姆先生的中文只能勉强蹦词儿，所以他们之间只能用吹奏来沟通。多来米吹的是不是那首《降B大调进行曲》呢？我也不能确定。说实在的，我那时候不过是个小杂役，耳朵里来来回回灌进过数不清的钢琴提琴和管乐器的练习曲，也跟着父亲学了不少保养、修补和调试的手艺，可我还不能在浩如烟海的西洋音乐中，准确分辨出哪段旋律来自哪一首。
半小时之后，教室门开了，吉姆先生走出来。他招手喊我，让我去叫我的父亲。我父亲过来见他，吉姆先生就说了一句话：“这位可爱的小号手，请给他换一个大一号的号嘴。”
七十年过去，我记得清清楚楚，吉姆先生说的就是这句话，他称多来米为“可爱的小号手”，请我父亲为他换号嘴。而这事的确是归我父亲负责的。
这就是说，两三年的时间里，多来米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有了吹奏的力气，也有了相当的能力，他可以在学习过程中上升一个台阶，可以把小号这种乐器吹奏得更加专业。
吉姆先生走后没多久，丹阳幼童音乐学校正式关闭。那次岑校长去南京，便是专门跟教育部门协商处理这件事情的。
学校里还有四五十个没毕业的学生，自然是各自回家，寻找继续学习的机会，或者就此放弃音乐，另找可以糊口的职业。那个战乱频发的年代，芸芸百姓们能够平安活下来，有口饭吃，有张床睡，已经是一个奇迹。
老师们自然也是各谋生路，尽管他们都有一百个不舍。从抗战之前就投身音乐教育，有那么多的梦想，那么多的期盼，也付出过那么多的心血，忽然之间心中的美好世界分崩离析，原则和坚守碎落一地，那该是一种何等的灰暗和绝望。
我不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丹阳离开的师生们有多少回到了音乐本行，为自己也为国家展露他们的天才。我希望故人们安好，希望我们国家的音乐舞台上永远都是群星璀璨。
顺便也说个事，五十年代我刚到都柏林时，有一次在书店里看到一张黑胶唱片，封面上是一张中年男人吹奏小号的半身照。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人是吉姆。他那年差不多五十岁吧，头发有一点灰黄，眼角和嘴角聚集了密密的细纹，但是鼻子依然高挺，眼神特别明亮。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条纹西服，敞开着雪白的衬衫领口，手里的小号是金黄色的，整张照片显得阳光、潇洒又帅气。我仔细看封面介绍，吉姆当时的身份是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首席小号演奏家，里面收录的曲目有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片段，有莫扎特的《魔笛》，也有海顿、巴赫、古诺、亨德尔的，林林总总十多首。
我很想掏钱买一张，看看标价，又止了念头。我那时候刚到都柏林，连个正经住处都没有，消费唱片这样的事，感觉离我有点远。
又过了十来年，到六十年代，费城交响乐团来都柏林演出。我拿出一周的薪水，买了一张前座的票，想好好看一看吉姆。但是吉姆没有在舞台上出现。我不死心，散场后找到台后化妆室去打听。有人告诉我，吉姆死了，车祸，在去纽约看儿子的路上。
我很后悔，十年前没有咬咬牙把那张黑胶唱片拿下来。如果我买了的话，也许会请你们一并带给多来米，跟那个小号嘴一起。
不说这些，难受。回到丹阳。
师生们走光了，厨子老张死了，岑校长身边只剩下了我和我父亲，再加多来米。岑校长刚刚谋到台湾一所音乐专科学校的教职，正在托人购买轮船票。他想带上我父亲一起走。我父亲擅总务，通乐器，手艺好，脑瓜子灵，是他身边不可多得的专才。而且，他们由上海到重庆，再到丹阳，办校教学，十多年的交情，说句真话，岑校长想做点什么事，还真是离不开我父亲。
父亲去台湾的话，我自然是跟着走，这没有可说的。我那年十五岁，未成年，父亲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们须臾不可分离。
多来米呢？他能够跟着我们走吗？岑校长倒是劝过他。岑校长是从心里喜欢多来米的，也觉得自己对这个孩子有责任。我和父亲从旁鼓动。尤其是我，想到即将去一个遥远的陌生之地，心中戚戚，一万个盼望多来米与我们同行。
大人嘴都说干了，多来米从始到终地低了个头，脚尖蹭地，不说行，也不说不行。
我父亲咂嘴：“这娃娃，犟脾气又犯了呢。”
岑校长也叹口气：“你就再想一夜吧，最迟明天早晨告诉我，因为船票不等人。”
这一夜，我不知道多来米睡了有多久。自从学校里陆续有学生离开后，床铺有空余，我们两个就不再同挤一张床板了。刚睡下时我还听到多来米那边窸窸窣窣不停地动，翻身，好像还有小声的抽泣。可我这一天打扫院子，打包行李，已经累得不轻，心里想跟多来米说几句劝慰的话，眼皮子却打架，黏糊得睁不开，很快睡死过去。
第二天醒来，我是在厨房里找到了多来米。他刚给我们四个人熬好一小锅玉米面的粥，忙碌着把咸菜坛子里最后几根腌萝卜条掏出来，切碎，装在盘子里，做下粥菜。他低头做事，手脚利索，一眼都不看我，仿佛他是瞎子和聋子，丝毫没有察觉我的到来。
我憋了一肚子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我知道多来米的性格，不想开口的时候，铁钳子都撬不开他的嘴。我扭头就走，去找岑校长。
岑校长知道我要问什么，只对我说了一句话：“随他吧，毕竟这里是他的家，而且他还有父亲。”
我想，也只好这样了，我跟我父亲走，到将来某一天，他也会跟他父亲走。人都有来处，也必定有去处，冥冥之中，命运早已经有定数。
船票于是买了三张，是中联公司从上海驶出的“太平轮”，出发日期恰在小年夜，也是阴历年前的最后一班轮船。据说船票很抢手，总共五百张出头，炒得价钱涨上了天，岑校长为此花光了台湾那所学校预支给他的全部安家费。
因为要带的行李多，我们又一次雇了骡车上路，从丹阳到南京，在下关码头坐江轮往上海，然后转海轮。
多来米送我们到南京。一路上，他听岑校长讲年轻时去过的台湾，讲台湾的那些故交，台湾的吃食和风土人情，硬是没有搭上一句话。我感觉他一路上都在哭。他没有眼泪流出来，但是他心里在哭，他哭得山崩地裂天地昏暗，他要睁大眼睛闭紧嘴，才不会让他的哭声喷薄而出。
到了下关，行李已经搬上船，多来米就要跟我们分手了。我也很想哭，所以我不敢多说什么话。我很想拥抱他瘦瘦的小身体，码头上人太多，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好意思这么做。最后，我凑到他耳边，对他允诺了最后一件事：“等我到台湾，我会赶紧挣钱，给你买一个新号嘴。”
就是这样，我答应他的最后一件事：买一个黄铜的新号嘴。
他说：“哥，我会在丹阳，等你把号嘴寄过来。”
小弟弟，小妹妹，现在你们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不断地要回国寻找多来米了吧？从一九四八年年底算起，我已经找了他七十年，这个买回的小号嘴放在我身边，差不多快要成古董了。
再说回去。我和岑校长还有我父亲三个人上了船，江轮航行两天后，我们到了上海黄浦江码头，上岸，转乘“太平轮”。
完全没有想到着急上船的会有那么多的人。五百张票，到最后挤上去一千多号的客人。除了人之外，船上又搭载了运往台北的南北杂货，国民党政府的机关文件，资料卷宗，银行账本，印刷器材，纸张，外加六百吨钢材。
原定上午开航的船只，因为不停装货，一直拖延到下午四点多钟，天色已近黄昏时，才得起锚出发。那个时候，黄浦江吴淞口那一段航道夜晚是要戒严的，为了不被戒严的军方半道拦截，轮船在黄昏起锚后便拼命加速，不开灯，不走正规航道。严重超载的太平轮，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终于在深夜，除夕到来前，漆黑一片中，悲剧性地撞上了迎面开过来的“建元轮”。
事故发生时，船上的船员和客人都在饮酒打牌，吃喝欢笑，准备过年，谁都没有料到灾难就在身边虎视眈眈。先是船体被撞破之后进水，似乎情况不十分严重，船长就想把轮船驶往附近岛屿靠岸。岂料船身太重，行动艰难，未到岸边便开始下沉。船上的人惊慌失措，争相逃命，那种混乱和绝望，每次想起来我的耳朵就会嗡嗡作响，憋气，窒息，仿佛海水就要将我淹没一样。
混乱之中，我的身上忽然被人套上了一个救生圈，然后那人在我身后用力一推，把我推下了倾覆中的船只。事后我仔细回想，确信这个人就是岑校长，因为当时我离他很近，而我父亲离我很远。寒冬腊月，海水冰凉，船舱损坏后的木板、箱子、衣柜、文件柜什么的四处漂浮。大人叫，孩子哭，海潮汹涌，巨浪滚滚。慢慢慢慢，哭喊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海面出现了死一样的平静。
多年之后我看到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电影中杰克和露丝落水的那一刻，我坐在电影院里牙齿打战，两条腿抖得如同筛糠，用劲掐，摁，也止不住。怕影响同座人观影，我只得半途起身，狼狈出逃。
在那个冰冷绝望的夜晚，是附近海面的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救起了我。同时被救的总共四十来个人，有旅客，也有船员。而我的父亲和岑校长，跟另外的一千名冤魂一道，永远地葬身在了那一片海底。
“太平轮”沉没之后没有几天，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解放。四月，解放军打过长江，占领南京。五月上海解放。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一段历史，一个朝代，仿佛跟随“太平轮”的沉没而沉没，无人可以挽救。
“华尔蒙哥号”隔不几天就把船上被救的人送回了上海。到港那天，我躲进船舱，死活也不肯上岸。我十五岁，未成年，在国内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上岸之后我去找谁？有几天时间，我不吃不喝，一心求死。我不断地想父亲，想岑校长，想我怎么都不该套上岑校长的救生圈，而剥夺了他的生命权利。最后，是舰长卡梅隆上校收留了我，带我去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他自己的家乡。
我从十六岁开始，在澳大利亚上学读书，跟一帮十岁上下比我矮了半截的小孩子坐在一间教室。这让我在学校的每一天都倍感羞愧。读了两年，口语基本没有问题了，又识了些简单的英文，我便逃学，进了本地一家琴行，当学徒，主要学钢琴调音。我有父亲教我的基础，有中国人的勤快，也有点钻研劲儿，没两年就上了手，能够给专业的交响乐团当调音师了。
再后来，我二十出头那年，收养我的卡梅隆先生被派往非洲执行任务，染上重疾，不幸去世。我心中难过，有了再一次漂洋过海放逐生命的愿望。我就搭邮轮，经过印度和中东，穿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经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大西洋，最后落脚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
从太平洋到大西洋，这是我一生的路程，是我的宿命，是我站在世界尽头回首故乡的永恒张望。
七十年。多漫长的时间啊，想起来简直像做梦。七十年中，我从来不敢忘记死去的父亲和岑校长，也不敢忘记我的兄弟多来米。我已经八十五岁，来日无多，答应多来米的事情还没有交代，每一次擦拭那个早早买下的号嘴，便觉万箭穿心。
这就是我要说给你们听的故事，亲爱的来自南京的小弟弟小妹妹，算起来你们是多来米家乡的人，是他的后辈和亲人，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心里就安逸了。至于最后能不能找到他，离世前我们好兄弟能不能见上一面，说真话，我期盼，可我不做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