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爱尔兰的邮件（三）
小弟弟和小妹妹，我不知道你们居然去了丹阳，否则我会劝阻。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回国寻找多来米，就专程租车去过了，盘桓了两天，一无所获。我很后悔前两封信中没有告诉你们，害几个小朋友白跑一趟。再说一句，时间太久太久了啊，从那个年代活下来的人，寥若晨星啊。我在都柏林请你们小坐，只是想说出这个故事，不是请求你们帮忙寻人的。你们都还是孩子，不该替我背负这么重的责任。切记切记。
现在说回多来米。这些天里，我的眼前日日夜夜浮现的，都是他的影子。
杜甫老先生的诗，想必中国孩子在课本上都学到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还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写得真是好，写足了战乱时代的世事悲欢。
当年幼童学校从重庆复员回南京时，师生们就是古诗里写到的那种心情：大喜若狂，迫不及待，一刻都不想耽搁。八年了啊，八年都没有见过家乡和亲人的模样了啊。抗战之初是怎么样急急慌慌从华东华北往大后方赶的，此时同样急急慌慌从大后方往华东华北赶。政府，学校，机构，工厂，商会……机票、船票、汽车票，有权有势的先抢到，有钱有人的跟着跑。剩下普通老百姓，只能靠运气，见缝插针地走。所以在复员的大潮中，我们学校里类似钢琴这样的大物件，一样都没能挤上船。
学音乐的人，钢琴是基础，和声、复调这些知识，离了钢琴没法学。
学校在丹阳落脚后，岑校长第一时间派出学校老师，从南京到上海，从城镇到乡村，拉网一样地找，挨家挨户打听，不惜代价地购入二手钢琴。
为什么买二手？钱不够，新的买不起。
好在苏南这样的富庶之地，西化得早，留洋子弟不在少数，钢琴不算太稀罕的物件。还有，日本人那些年里虽然疯狂地烧杀抢掠，无奈钢琴这东西啃又啃不动，搬又难搬走，阴差阳错地倒是保留了不少。我记得那个冬天总共从外地运回来四台琴，三台立式的，一台三角的。三角琴征收自南京汉奸政府的一个高官家庭，搬运它费了老鼻子的劲，没有交通工具，岑校长一直求到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门下，才联系到一台军用卡车，装上钢琴，运到学校里。剩下的三台立式琴，体积不算特别大，并且都购自镇江附近的乡绅家，花钱找辆牛车，也就慢慢腾腾弄过来了。
说起来，当年在中国，钢琴这东西，在很多有钱人家纯粹是摆设，公子小姐附庸风雅的玩意儿。拖来的两台“施坦威”，地道德国货，主家说，从买回去就没弹过。还有两台英国货，干脆就是富家小姐年幼时的洋玩具，学两年学不下去了，摆在客厅里接灰。我父亲逐台打开检查，发现都因为久放不动，有的琴弦老化，有的钢材部件生了锈，还有的是在江南这种潮湿之地，没有放置干燥用品，弦槌毛毡被蛀虫咬得千疮百孔。总之，所有钢琴不是大病就是小病，即便只有小毛病，音调也严重不准，得靠我父亲一点一点慢慢修，慢慢调。
伺候过钢琴的都知道，钢琴的弦槌是由羊毛毡做成，毛毡要用羊毛擀，而羊毛的质量有好坏，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弦槌敲击琴弦的力度：毛毡硬了，声音就太锋利；软了，又会闷，不清新。这里面的微妙处，当年只有我父亲那样的老手才能把握得准。
丹阳是小地方，现成的弦槌自然是不可能买到的，父亲只有自己动手，先买下羊毛擀成毛毡，然后用自己擀的毛毡做弦槌。
我前面说过，我父亲是神人，聪明人，乐器上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他搞不定的。
但是另外的问题却来了：苏南一带乡村，养羊的人家是不少，养的却大多是山羊。父亲说，山羊毛短而且硬，擀不出来他想要的毛毡，必须是绵羊毛。
去哪儿弄呢？这倒是一根羊毛难倒英雄汉了。
为难之中，没想到多来米站了出来，说他知道邻村有一家农户养的是绵羊，他愿意带我父亲去那家找羊毛。
要补充一句，自从他在小披屋里吹响了小号，脱口喊我一声“哥”之后，他就不再当哑巴了，开始主动喊校长喊老师，有时也跟人简短交谈。话当然还是少的，性子也依然是沉闷的，可好歹成了正常孩子啊，这就已经让我父亲大松一口气了。之前那半年，父亲嘴里说多来米不会是哑巴，心里终归还是背着个包袱，这我能看出来。
多来米要带我父亲去找羊毛，父亲别提多高兴，还特地跑去跟厨子老张炫耀一句：“看见不？养儿子有用了！”
老张就酸不溜丢回答他：“有用了，用处大了。”
我父亲嘿嘿笑，在厨房里找了个竹筐背上，跟着多来米出门。
我也跟去了。那时候我十三四岁，正是贪玩的年纪。平常学校里杂事多，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根本就不得玩。再说岑校长怕学生们在村里惹事，从不鼓励大家出门，我们都被憋坏了，逮住机会就盼着能在村前村后遛遛腿，开开眼。
父亲见我跟上去，没拦着。他知道，多来米只有跟我在一起才放松，多来米放松了，他的羊毛才可能十拿九稳地找着。
我们三个人，优哉游哉地，出了学校门，沿着一条宽约丈许的黄泥土路往前走。时间在仲春，天气不冷不热，阳光不温不火，麦子在田里灌浆，蚕豆还开着紫花，白蝴蝶，黄蝴蝶，花蝴蝶，翩翩地在眼面前舞动，忽然三五成群地在空中停下来，仿佛要交谈，忽然又分别四散，谁也不理睬谁，好似谈崩了一样，有趣得紧。小蜜蜂就不一样，它们不舍得浪费时间聚会耍谈，一个个撅着小屁股，从这朵蚕豆花里钻出来，又急急忙忙爬进另一朵花中去，各自埋头干各自的事，碰上了，哼哼地打个招呼算数。
黄泥路走了约莫两三里，前面拦腰一条河，河水总有两丈宽，却没有渡口，也没有桥。土路在河堤前面分岔，一条往左，一条往右。往左是村庄，往右，稍远一点，也是村庄。
多来米站住岔道口，往左看了看，往右也看了看。有片刻时间，他没有动弹。
我和父亲也跟着站下，等待他决定往哪边走。
我站的位置是在他的侧面，距离他三五步的样子。阳光明亮，春日绚烂，可是不知为何，我感觉多来米身上的气息是沉郁和阴冷的。他黄瘦寡淡的肤色，微蹙的眉头，还有眼神里那丝说不清楚的愁苦，跟他十二三岁的年龄都极不相称。甚至，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子说不出来的哀伤，把我心里也弄得闷闷的，别别扭扭的。
我使劲地想，多来米身上有什么地方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的头发？头发是我前不久帮他剪的，技术不过关，剪刀也不称手，前面的刘海剪成一刷齐，后面的发根也是贴着脖颈一刷齐，乍一看活像倒扣的马桶盖，乡气得不能再乡气。可是那时候的乡村小孩，十有八九都剪这样的头发呀。衣服？他身上的衣服倒是比我们大家都体面：一件翻领白衬衫，外罩米色条纹羊毛背心，下面配一条咖啡色背带西裤，脚上是系带黑皮鞋。那个时候，连我们岑校长都只能在出客谈事的时候穿皮鞋，多来米小小年纪有这身行头，还是说明了他出身的不平凡。
顺便说一句，他的这些衣服也是从夹壁里找出来的。他那个做生意的小舅舅，抄家前急急慌慌把多来米塞进夹壁时，居然没忘了给他备上日常衣物，想起来也是让人感慨唏嘘的事。
除此之外呢，多来米身上还有什么让人觉得不同寻常的东西呢？左看右看，他不就是个发育欠佳少言寡语的小孩吗？
半支烟的工夫过去了，多来米仍然站在岔道口东张西望，迟疑不决。由此也可见得，他长在那个大宅院里，从小到大很少出门，对村庄附近的地形和人家并不熟悉。
我父亲问他：“要不要另找个人带路啊？”
多来米眨一下眼睛，没说话。
父亲就有点急：“哎哟你这个娃儿，你可真是……”
真是什么，他没说出口，咽回去了。我父亲对他不像对我，一个不如意便吹胡子瞪眼睛，时不时还会动个手，亮个尺条。父亲对多来米有点像对他的那把调音扳手，轻拿轻放，小心翼翼，生怕有闪失。
不过，父亲的催促还是让多来米下了决心，他往左边一转，开始沿着河堤前行。父亲赶快对我使个眼色，我们两个不出声地跟了上去。
走出又是二里地的样子，眼见得已经离学校很远，他忽然地向右拐，上河堤，过一座长长的石头拱桥，接着再往前走。
多来米是这样的性格：没确定行动时，他会犹豫，黏糊，让人看得着急；一旦开动，他又犟成了牛，埋头只顾走，你吆喝他，拿鞭子抽他，都未必能逼他停。
多来米大步地往前走，越走越快，几乎小跑。我和父亲也就顾不得多想，一门心思地跟定了他。因为走得急，我看见父亲的秃脑门儿上已经在出油汗，亮光光的，像个葫芦头。我自己，身上的一件藏青夹袄也有点穿不住了，粗纺布的衣领毛毛剌剌扎我的脖子，走两步就要停下，背手去后面挠，挠完再走，然后再停，再挠，狼狈得要命。
我记忆中的江南气候就是这样啊，清明吃青团子的时候，若逢阴雨，寒意沁骨还能冻死个人呢，忽然太阳一出，呼啦啦地直奔夏天，一件单布小褂儿都穿不住。
走着，挠着，不在意当中，又一座村庄从成片的柳树桃树槐树后面闪出来。槐花正开，一簇簇的白色，香气袭人。桃树结了毛茸茸的果子，指甲盖大小，绿中带黄，看一眼都让人牙根酸。麦子在成熟。油菜在结籽。老母鸡带了它的一群小儿女在路边寻寻觅觅找虫子。大白鹅踮起脚，掀动翅膀，吭吭吭叫得惊天动地。
多来米站住脚，转身对我们说：“就这家。”
他用手指着的，是一栋青砖砌墙却是茅草覆顶的农家房子。杂木钉成的院门敞开着，一眼能看清院里的格局：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还有长着葱蒜菜豆的不小的院子。从破旧却又收拾得清清爽爽的院落来看，在这一带乡下，这应该算是会过日子的人家。
院里有个腰背佝偻的老人，后脑勺一片白发，手里拿把劈好的细竹丝，在给扁豆搭爬藤架，菜蝶蜜蜂在他身边萦萦绕绕。我父亲不请自到地走过去，跟他搭话。
“老伙儿，菜长得不错。”
老人回头，张着缺了门牙的嘴笑：“不错不错。年成好，借势。”
“我们，”我父亲指指我和多来米，“河对过学堂里的。”
“噢噢，晓得晓得，学吹拉的那个学堂。”
“老伙儿家里可曾养过羊？”
“养是养过，上年冬天就杀了，卖了，哎哎，娶媳妇呢，要花钱。”
我父亲就有点紧张：“那么羊毛呢？羊毛你留着没？”
老人如实答：“之前倒是剪过一茬的，留着呢，老婆子想纺个羊毛线，还没得空收拾。”
我父亲又放了心。既然有，一切好商量。
然后，就是老人带着我父亲到厢房里，看他的那一筐羊毛。两个人讨价还价一番，父亲付了钱，老人把腥烘烘的羊毛抓到我父亲的竹筐里。
事情到此为止，差不多也就结束了，彼此都是皆大欢喜。偏偏那老人把我们送到门口时，留意到了跟在我父亲身后一声不响的多来米。
“咦，这娃娃，这不是河对过那家的外孙子嘛！”
“啊啊。”我父亲似乎感觉不对头，故意打哈哈。
“是哩，是哩，跟日本人开战那年，他爹妈带他从南洋回来，一到家，屁股没坐热，把个娃娃往外公家一放，两夫妻就不见了人影，也不晓得现在是死是活。娃娃那时候也就是三四岁吧？反正才这么点大，我记得清楚。”他用手在大腿边比个高度，“怪事，都说那家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怎么还剩下个娃娃活着？”
接着，他凑近我父亲，一脸神秘道：“你们外来人不晓得，那家人是汉奸！大汉奸！那个老大，就是这娃娃的大舅，年轻时候在日本念书，后来给汪精卫政府做事，官做得不小。那人家的老爷子当过保长，又说跟天目山里的新四军也有交往，两边跑的。唉，弄不清楚，弄不清楚。可怜了这娃娃，说起来还是个外姓旁人，跟着外公一家遭灾……”
老头儿说话，以为是轻声，其实我和多来米都听得一清二楚。我那时年纪虽不大，心眼儿却有了，马上去留神多来米有什么反应。那一刻，他的一张小脸已经是煞白，脸颊上的小痣却红得要滴血。眼泪噙在眼眶里，嘴巴死死闭住，鼻翼呼呼地翕动。我觉得不出一分钟，他肯定就会憋不住大哭出声了。我赶快走过去，一把拉住他的手，头也不回奔出去，回到大路上。
回家的路上，多来米一直低着头，走得飞快。我在后面拼命地赶，想要跟他说句话，他坚决不给我机会。
我有点明白来时站在岔道口的时候，他身上传递出来的阴郁冰冷是怎么回事了。他虽然年纪小，却完全明白这一带的村民对他的家人会有什么说法，一旦他露面，他要承受那些令他悲伤的闲言。他今天愿意豁出去，完全是为了我父亲啊。
那天回到学校，多来米便直奔小披屋，把自己藏在屋里那堆破烂玩意儿中，蜷着，头埋在腿间，胳膊护着脑袋，几小时都不动。我过去看了他好几次，喊他，他看都不看我。我想他也许在哭。不过也不一定。
中午，厨子老张给他送去一钵子饭，里面还特地埋进一个黄灿灿的煎鸡蛋。老张听我父亲说了买羊毛的事，还是非常心疼多来米的。
米饭和埋在米饭里的蛋，多来米倒是狼吞虎咽吃光了。到底是小孩子。可是吃完他又恢复了鸵鸟姿态，任谁都不理。
老张对我父亲抱怨：“你看你看，犟哦，油盐不进呢。”
我父亲就感叹：“难为他，才多大个人，经历过多少事情啊！”
从那以后，多来米又一次让自己与世隔绝，而且重新封闭了自己的嘴巴。他也吃饭，也听课，学校里该做的杂活儿一件不落，剩下来的时间便钻进小披屋，一个人摸索着吹小号。
有一次岑校长到我父亲的修理室，请父亲帮忙修钢笔，听到隔壁偏院里小号断断续续的呜呜声，凝神关注了一下，皱眉说：“什么声音？怎么这么难听？”
我父亲笑起来，告诉校长，那是一把小号，那东西就是个哄孩子的玩意儿，号身破烂号嘴残缺不说，连活塞都不能正常运动。
“谁在玩？”
“多来米啊。娃娃性子独，成天都不肯开口，我就给他整了个东西玩着，也省得憋坏了。”
校长微笑，点点头：“做得好，你是个懂慈悲的人。”
我父亲很高兴。岑校长这句称赞话，不比平常总放在嘴上的那句“手艺好”，这句话的分量要重很多，父亲听得懂。
多来米学一样东西，还真是有一股子老鼠钻地洞的倔劲儿。学校里凡是管乐班的专业课，他一节都不落。有时候他悄悄踅进教室门，坐到墙角的板凳上，一眼不错地看老师对学生指点口型或指法。有时候老师讲乐理，他就不进门，悄没声地站在窗户外面听。他很自觉地把自己跟那班上那些正式学生隔离开，恨不能变成云，变成水滴或者空气，只要别人看不见、不注意，就行。每次听完课，他又会忙不迭地钻回小披屋，捧起他的小号呜呜咽咽地练，既专注，又耐心。
很长时间里，披屋就是他的世界，铜号是他的精神支柱，须臾的分开都会让他丧魂落魄。
好笑的是，吹来吹去，我从来也没有听见他吹出一个像模像样的调子。父亲给他捣鼓出来的小号，真真切切就是个玩具，玩具再精巧，没法儿当得真。
老张经常在厨房里择着菜，挑着淘箩里的米虫子，一边絮絮叨叨抱怨：“个龟娃儿，好大个院子，他前头不去，后头不去，偏要躲到我厨房边上吹，就隔堵山墙，吹到我好烦咧！我脑壳子都要炸了唦。”
我父亲若是在旁边，就会敲敲手里的铁扳手：“不怕不怕，炸了也没事，等我帮你拧上几颗螺丝……”
老张呸一口：“鬼！等你拧上螺丝，气都散了，还能算个脑袋？”
想了想，他又补充：“烦人是小事，也就是说着玩。我倒真是怕娃儿吹狠了，弄出个小肠气，将来娶不得媳妇，哎哟，那样子……”
我好奇，凑过去问老张，什么是小肠气？为什么弄出小肠气便娶不得媳妇？
他坏坏的，望着我父亲，龇着牙花，笑得前仰后合。
我们学校的老师，抗战结束时有几个原籍是四川的，就留在了重庆，另有两个出国深造，剩下来跟随岑校长千里万里复员回南京的，都是一门心思要在艺术教育上实现抱负的人。那些先生们，诚恳，勤勉，胸怀沟壑，滴水穿石，杜鹃啼血一样，一天又一天，把自己的学问连血带肉吐出来，灌进学生的嘴巴里。
教国文的先生，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模样还能想起来，黑瘦矮小，经年到头一袭蓝衫，肘拐上还打了两个花色补丁，算得上不修边幅。然而他是早年北师大的毕业生，课堂上特别喜欢跳开课文讲杜甫，背诵诗人的名篇《春望》《登高》《兵车行》《石壕吏》，唰唰唰地板书，大声地吟哦，激动起来还会忽然停住，扶额，仰脸，长长叹一声：“好啊！”他对学生说，杜夫子这些诗句，远不及李白飘逸华美，可是内中浸透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家国兴衰，颠沛流离。真学进去了，你便是拉个琴吹个号，出来的声音都会跟别人不一样，有厚度，有质地，有日月山河在里面。
那时候我们不太懂，就觉得这老先生神神道道，自言自语，蛮好笑。出国离乡几十年，回头再想先生的话，那真是字字泣血，一片赤心啊。
教算术的先生年轻，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头发长长的，眼睛特别小，像嵌在眉毛下面的两颗小黑豆，乌亮乌亮，又俏皮又促狭。他是单身汉，性子也活泼，下课喜欢跟学生打闹，跳格子，甩沙包，抢皮球，什么都来。搞得很多学生不拿他当先生，上他的课也闹闹哄哄坐不住。好在音乐这东西跟算术离得远，小孩子们会个加减乘除也就可以了，校长和教务长从来都不对算术课设置高要求。
专业课就不一样，专业课的老师个个都讲究，有条件的那两年，穿西装打领带，一派绅士风度，谈吐穿着，上课教学，无一不认真。我记得教小提琴的申先生，脸上从来不见笑容，课程上严厉到让几个年幼的学生见了他都发抖。学童刚启蒙，拉琴姿势不正确，他纠正了几次不见效果，有一天居然跑到我父亲的修理间，自己动手削了一把竹签，上课时间他把学生一个一个喊出来，每人左手肘上架一根，若拉琴动作走形，竹签会掉落，小孩子不用申先生开口，自己先无地自容。
他随身还带得有一根筷子，很长，也是他自己特制的，专门用来敲打学生的手指头。小孩子的手按在琴弦上，只要一个音没按准，啪的一声爆响，长筷子就不加思索地敲上去，疼得那孩子眼睛直眨巴。
提琴班有个叫小牛牛的，也就跟多来米差不多大，手指关节有点硬，一到需要揉弦时，揉出来的声音就像鬼哭，为此不知道挨了多少敲。
厨子老张特别舍不得他，每回开饭，看到他手指上的斑斑血印，老张总要开口骂：“妈拉个巴子，这还能算个先生吗？这不比小日本还狠？”
他拿猪油给小牛牛涂手指，边涂边问他：“恨不恨先生？要不要我拿根筷子替你敲先生一下？”
小牛牛信以为真，急得哭出来：“不要啊！先生是对我最好的，他打了我还给我吃桃酥。”
老张生气，一转身走了，赌咒发誓道：“你个天生挨打的命！下回再给你涂猪油，格老子我就不姓张！”
三年时间，小牛牛不晓得挨了多少回敲，老张也不晓得给他涂过多少回猪油。
也就是六七年之后吧，我已经身居国外了，偶然从报纸上见到新中国的音乐家参加世界青年联欢会的消息，名单里居然有小牛牛，身份是中央乐团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报纸上登了他的照片。他大概是那个代表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拍照时站在最边上，眉眼寡淡，额发稀软，发育也不充分，一身西装，却完全撑不出音乐家的潇洒派头。
那张报纸，我足足看了有十分钟。看着看着，居然鼻子酸涩，眼圈发红，就差没掉泪。唉，好没出息的。
学校里前后还请过好几个外籍老师。我记得有一个长着一双鹰眼的德国籍犹太人，以前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希特勒上台后逃到上海，在工部局的交响乐团任首席。这个犹太音乐家虽是难民，架子却摆得很足。岑校长去上海请他出山教课，好说歹说他都不肯应允。岑校长不折不挠地登门三次，头一次还有钱请他去“红房子”吃了大餐，第二次就只能在石库门弄堂口的小馆子点两客炒虾仁和鳝鱼丝了。第三次去，岑校长连下馆子的钱都拿不出来了，起个大早，街边上买了豆浆油条，恭恭敬敬提上门，请先生吃早餐。真怪，还就是这顿豆浆油条，感动了全欧洲鼎鼎有名的提琴家，事情居然就说成了。
傲气十足的犹太人，每个周末坐火车来丹阳上一次课。每次来，他都带着身边须臾不离身的那把小提琴，盒盖一打开，琴身油光锃亮，琴颈和腮托的几个部位被汗水浸成暗红，显得质朴而古旧。可是当他把琴架上脖子，琴弓在弦上随便一划拉，那妙不可言的声音，真让人心脏都悠荡起来。
后来我听申先生跟我父亲闲聊，说那把提琴实在不是寻常物，意大利十八世纪一位提琴工匠的稀世出品，琴身里面刻有编号，一把琴能换出一套石库门。
我父亲听得满脸肃然，不停嘴地感叹：“噢，噢噢。”
教大提琴的是个白俄，听说曾经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满分毕业生。他到上海很早，已经能说一口很流利的上海方言。头一回他被岑校长带到学校里，我在院子里乍一见，以为是画片上走下来的圣诞老人：白苍苍的一部大胡子，蓝莹莹的眼睛，脸色红润如同涂了油彩，笑起来的时候整张面孔都颤动，“呵呵呵”，无遮无挡的，老小孩。他果真也喜欢孩子，口袋里永远有糖果，拉琴拉得好，给一颗；拉得不好被他罚课，也给一颗。连我和多来米，从来没做过他学生，居然也吃到过他的糖，橘子味道，糖纸剥开来，造型也是一瓣橘子。
那个时候，上海到丹阳，没有直通火车，请来的外籍老师们要在镇江下车，再转镇江到丹阳的长途汽车，下车还得要步行两三里，来回一趟不容易。
有的老师会讲中国话，转车什么的没问题。有的语言完全不通，需要有人接送。
接送老师的活儿是我的。
老师来的那天，我要起大早赶到镇江，在火车站台上接到了，替他们拿了公事包，紧赶慢赶带着他们去汽车站，下了汽车再领着他们步行到学校。回去反过来，先步行，再汽车，再送上火车。火车可不容易坐上，因为人多，班次少，往往拿着车票都挤不到车门前。这样的时候我就起作用了，我得帮助老师们扒车窗：托着脚，顶着屁股，人先塞进去，公事包、乐器盒再跟着递上去。
听起来是不是很辛苦？当年大家都这样，习惯成自然，一点不觉得。
所有来上课的老师，一下火车，公事包交给我，脱下来的衣服围巾交给我，所有用得着用不着的东西都可以交给我，唯独他们的吃饭家伙：小提琴，单簧管，小号，长笛，那些黑皮盒子我是万万动不得的，那是老师们的心肝，眼珠子，比他们的生命还要宝贝的东西。
小号老师吉姆，美国人，瘦高，很有派头，走起路来大步流星，风度翩翩。我头一回从站台上接到他，愣住了，以为他是电影明星。我们当年在重庆时，看过不少美国电影，男演员都是这么高大帅气的。
吉姆来上课，也是自带乐器。那个不大的黑皮盒，提在他的大手里，晃荡晃荡，有点像玩具。他给学生做示范时，感觉像魔术师登场，每一步都自带喜感：扬起眉毛，动作极夸张地打开皮盒，搓搓手，一把拎出亮闪闪的号身，再做个寻觅的表情，取出盒子里的号嘴，举至眉梢，向全场示意，之后郑重其事地安到号身上，再弯腰，低头，嘴唇凑上去，突如其来吹出一个很滑稽的音，惹得全班孩子大笑。
美国人，似乎到哪儿都脱不了欢乐的天性。还有，他可能觉得这些学管乐的孩子一个个都这么小，需要像对美国孩子一样连哄带逗。
头一天上完课，吉姆先生正弯腰收拾随身用品，我候在旁边，准备送他去车站。岑校长忽然出现在教室门口，表情似乎带着点恳求和商量，用英文对他说了几句什么。吉姆听完，直起腰，稍微想一下，还抬手腕看了一下表，然后点头。
岑校长转头对我：“你去，喊多来米来，带上他的小号。”
我撒腿就跑。凭直觉，我明白这是多来米的机会。
多来米刚刚听完吉姆先生的课之后，已经抓紧时间转到提琴班的教室里，站在门后听申先生上“视唱练耳”课。我喊了他，他赶紧跑回宿舍拿了他的小号。
可是我们一进管乐班教室的门，吉姆一眼瞄见多来米手里那把七零八碎拼凑起来的奇怪小号，眉头就皱起来，竖着一根手指连连摇晃，嘴里说：“No，no。”
吉姆先生可以耍宝，可以玩笑，但是在专业的事情上，他不允许调侃和亵渎。
岑校长不由分说，拿了管乐班上另外一个孩子的小号，要换掉多来米手里的四不像。
“孩子，你先拿这把，吹几个音给先生听。”他弯腰，和颜悦色对着多来米。
多来米瞬间僵住脸，把自己的小号搂紧在怀里，一句话都不说。
“多来米，你难道不想吹给先生听一听吗？练了这么久，让先生指导你一下，嗯？”
多来米摇头，抱紧自己的东西，就是不肯放手。
校长对他无可奈何，叹口气说：“好吧，就用你自己的小号，吹几个音听听。”
多来米的表情这才放松下来，很庄重地亮出他那把小号，捧高，举到唇边，凝神想几秒钟之后，试试探探地吹出几个音符。
号声一响，我就看见吉姆先生蓦然睁大眼睛，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他大概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把残缺不全拼凑而成的玩具般的乐器，居然也能被这个孩子吹出旋律，而且口型、指法、运气方式还八九不离十。
多来米是这样一个人，他好像对身边的世界，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和物，都是疏离的，隔绝的，遥远而置身其外的。他不怎么懂得看别人的眼神，也判断不了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他这么一吹，吹出几个音符之后，自己便投入进去，不管不顾，呜哩哇啦，一直到吹完一个完整的曲目，才懵懵懂懂放下家伙。
吉姆先生始终侧着耳朵听。我感觉他听得相当费劲，因为小号的音准完全不对，有些音符甚至出不来声音。还有，我父亲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一个号嘴，对多来米来说也不合适。
岑校长的脸色有点尴尬，朝吉姆笑一笑，摊了摊手，意思大概是请他包涵，这孩子实在有点不听调遣。
吉姆没看到校长的道歉，他一直偏着头，瞄着多来米，大概是在心里琢磨这孩子到底吹了个什么。
“进行曲？降B大调的？”他开口时，用的是怪声怪气的中文，像是询问多来米，又像是自言自语。
多来米的眼睛忽然就亮起来，一张脸涨得通红，想要说什么，张口结舌说不出来。
我这个小兄弟，回回都是这样，越到关键处，越是说不出来话。
吉姆先生摊摊手，转头对着岑校长开始说，说的是英文，语速飞快，态度比较激动。
岑校长一个劲儿地点头，眼睛不住地看向多来米，看样子蛮开心。
然后，我看见校长对吉姆先生做了个“稍等”的手势，转身出教室，五分钟之后才回来，把一个小纸袋放在吉姆先生的皮盒子里。他也对吉姆说了一段英文。
之后，我把吉姆先生送到镇江火车站，抱着他的大腿，帮助他从车窗里爬进去。
过一个星期，轮到吉姆先生的课，我又动身去镇江，接他来学校。这回他拎着一个旅行箱，比我们现在常用的登机箱还要大一号，看样子稍微有点沉。路上我要接手帮他拎，他不让。不过他个子大，力气也大，拎个箱子是没问题的。
到学校我才知道，箱子里装了两把小号，一把吉姆自己的，一把是在淮海路的二手店里帮多来米买的。岑校长专门拜托吉姆帮忙挑选，让多来米得到了一件真正的铜管乐器。
多亏吉姆先生，他听了多来米不成调子的演奏，当即就断定这孩子是音乐上的可造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