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爱尔兰的邮件（四）
那天，吉姆先生走了之后，岑校长把多来米喊进后院小楼里，给了他新买的小铜号。校长抚着亮闪闪的号身说：“孩子，拿去好好练，练到差不多，我收你当个正式学生。”
多来米眨巴着眼睛，不敢相信地迟疑着，手绞在胸前，要哭不哭的样子。
岑校长笑起来：“拿着，是你的了。放心哦，二手的，不值什么钱。只是之前这把小号也不知道是谁用过，吹到了什么程度，到了你手上，我希望能看到奇迹。”
多来米一个劲地点头。他只会点头。那些感激的话表意的话，他从来不会说，说也说不利落。
回到前院，他首先把小号展示给我看，又送去给我父亲看，给厨子老张看。我们都替他高兴。老张还笑呵呵地说：“这回好了，有真家伙了唦，再不要听你呜里哇啦荒腔走板，老子这两只耳朵总算得救啰。”
我父亲逗他：“你吹一个，试试声音，看灵不灵。”
他低头，手抚着号嘴，脸含笑意，不动。
“吹嘛，这是真家伙嘛。”父亲说。
他试试探探地，举起号身，嘴巴凑近号嘴，在上面停留了好一会儿。我们都眼巴巴等他的声音吹出来。可是他又放下号，脸红红的，忸怩而胆怯。
“噢哟，个鬼娃娃，还难为情。”老张撇撇嘴。
那个夜里，多来米等我睡着了，就把他的宝贝小号拖进被窝，抱着没松手。夜里我醒了，脚一伸，有个硬邦邦的东西硌着脚脖子，坐起来一看，小号搁在多来米的枕头上，他的手搭在小号上，就像睡觉搂着个金娃娃一样。我试着欠身去拔，他没醒，却着急地嘟囔着什么，两只手抱得更紧。
第二天，他还是没有试吹那把小号。他在前后院子来来回回地走，一会儿低头，一会儿跑到小楼前面往楼上岑校长的办公室看，显得神色不宁。后来他终于去找了我父亲，把他拖到第二进院落里的那口盘龙荷花缸跟前，示意他帮忙搬开那口缸。
“啊？好好的，搬它做什么？”
“搬！”多来米只说一个字。
我父亲绕着荷花缸转一圈。初夏时节，两人抱的大缸里水满土肥，小荷长出了尺把多高，荷叶像小手掌，绿莹莹喜人。这么大一口缸，没有四五个人搬不动身。
“小子哎，”我父亲说，“这房子是你家的不错，可这荷花缸，它好好的在这儿，没碍你的事啊。”
多来米不说原因，只是满脸涨红，固执地要求一件事：搬。他并且把我叫过去当救兵，让我帮忙说服我父亲。
没办法，同时也因为有点好奇，父亲叫上了老张，又叫上厨房里的一个哑巴校工，加上我和多来米，五个人上前，一人把住荷花缸的一边，微微地转圈儿，总算把它移开有尺把远。
“够了？可以了？”我父亲问多来米。
他点头，并且咧嘴笑，终于胜利的样子。
我低头看，荷花缸移开后，潮湿的泥土上留有一个笸箩那么大的压痕，原先被压住的土层里，瞬间就开始有蚯蚓和深灰色的小虫子在拱动，窸窸窣窣的，很恶心。
多来米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准备了一把大铁锹在旁边，缸一移开，他马上拿起锹要挖地。他人矮，也根本不是个干粗活儿的人，那把锹柄比他的人都高，光握着都觉得他费劲。老张看不过去，抢过锹，问他说：“哪样搞唦？是往下挖啰？”多来米就拼命点头。
土潮湿，也松软，老张那样的汉子，三锹两锹便挖出一个尺把深的小圆坑。
然后他停了手，用目光询问多来米还要不要继续。多来米两眼紧张地盯住那个坑，一声也不响。不响自然就是还要再挖的意思啊。老张一边叹气一边继续挥锹。没几下，咯啷一声，碰到了东西。老张赶紧停手，惊呼：“碰到鬼了！”
的确是碰到鬼了，新挖开的散发出潮湿气味的土坑里，赫然坐着一个陶土罐，黄酒坛子大小，大肚，小口，外表上一层黑釉，罐口用黄油纸扎得紧密严实。
老张跪下去，弯腰，两只手从小土坑里把陶罐费劲地捞上来，掂一掂，抱在手里问多来米：“啥子鬼吆？比砖头还沉！”
多来米说：“钱。”
老张伸个脑袋：“啊？”
“银洋，我大舅埋的。”多来米神色平静。
老张吓一跳，慌忙把陶罐往多来米怀里塞：“拿着拿着，你家里的东西，我不沾。”
多来米一个劲后退，死活不肯接，嘴里说：“给校长，给校长。”
就有人飞快地跑到后院，叫来了岑校长。跟着又围过来不少看热闹的人。
校长说：“多来米，这罐钱，真是你舅舅埋下的？”
多来米低声说：“是。”
“这么说，你能做得了主？”
多来米咬着嘴唇，一个劲点头。
校长扑哧一笑：“孩子啊，你能做主，我还不能收呢。我收下不就成巧取豪夺了嘛，名不正言不顺啊。”
我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赶快告诉校长：“多来米的意思我懂，他想付那把小号的钱！”
校长愣一下，问多来米：“是不是这样？”
多来米点头，嗯一声。
校长笑起来，和颜悦色道：“傻孩子，小号是我送你的，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再说，你这一罐子银洋，不知道能买多少把小号呢。”
多来米不想听，拔腿就走，把陶土罐，把荷花缸，把岑校长和我们，统统扔在院子里。
这就难办啦，收还是不收呢？
国文课先生插了一句嘴，说这宅院是被没收的汉奸私产，按规矩，凡院中的一切也都在没收范围，如今办学经费奇缺，把这些钱用在教学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老张赶快接口：“要得要得，学校里没得钱买菜，娃娃们一个月没见过荤腥啰。”
校长想了想，叫来学校里兼管账务的数学老师，让他先清点银洋数量，登记入库，而后他亲自动笔给南京教育部写了一封信，请示这笔钱该如何处理。
我不知道教育部最后是怎么回复的，反正钱一直留在学校，接下来，在办学条件更加艰苦的日子里，这些钱陆陆续续贴补进去，维持了全体师生的基本生活。
多来米交了钱风轻云淡，厨子老张却一直替他心疼，好些天都在唠唠叨叨，怪他憨，怪他脑袋里装了糨糊：“钱埋着，他不说，哪个晓得？日后挖起来，娶媳妇生娃娃，要派大用场呢，个憨娃儿哦！”
我父亲笑话老张，说他是井底之蛙，只看到头顶上笸箩大的天。
老张愤愤：“笸箩大还不算大？多大才知足？”
我想想，觉得这话还真是不好回答。
回想那些年，从我们落脚在丹阳城郊，学校办学的经费一直没有正常过。用我们国文课先生的说法，民国的教育部就像一管用到了最后的牙膏，用劲挤一下，才能冒出来一点点，再挤，再冒，挤到哪次是个头，谁也不知道。
“多乎哉，不多也。”先生叹息着引用鲁迅小说里的文字。
每天早晨的一顿粥，老张烧得越来越稀薄。从前盛在钵子里，总还像碗粥的样，现在完全是清汤寡水，端起走路，一步一晃荡。咕咚咕咚喝下一满钵，肚子撑得像个瓜，转头两泡尿一撒，没了，前胸又贴上后背了。
幸好我们的驻地在苏南农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春天一到，田野里随处都能找着填嘴巴的东西。
最早还是我发现蚕豆花能吃。淡紫色、长得像一张小鬼脸的花，开起来一嘟噜一嘟噜，闻着没什么味，摘下一朵，倒过来一吸，甜甜的，原来花蕊里含着一包蜜。每次我从学校出发去车站接人，一路走，一路上的田埂沟坎里都有蚕豆田诱惑着我，手不停，嘴就可以不停。虽说当不得饱，好歹能够解个馋。
蚕豆花刚谢，麦子就长出来了，开始抽穗灌浆了。灌浆之后的青麦粒，捋一把，搓掉麦芒，捂进嘴巴一嚼，天哪，软软的，嚼在嘴巴里有白色的浆汁冒出来，微甜，特别清香，这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别的食物跟青麦粒的滋味相同，我至今都很想念。
大麦，元麦，小麦，次第成熟，起码有个把月时间，只要出门，麦地里少不了我的美食。有一回我去接吉姆先生，两边嘴角上有青麦粒的白浆忘了擦干净，他以为我得了什么很不好的病，满眼都是疑惑和恐惧，手指着我一个劲地往后退，差点儿绊倒在道轨上。
麦子黄了，成熟了，麦粒变硬，一咬咯嘣响，就不能生吃了，嚼不动。不过这时候蚕豆又已经长成。嫩蚕豆吃起来有点涩，还有股豆腥味，远不如青麦粒香甜，好处是蚕豆个大，顶饱，两把一吃，肚里有了货，眼睛看东西就不再带钩子。
麦收过后，农田里灌了水，栽上水稻。我们都不敢下水田，怕蚂蟥。再说秧苗也不是能进嘴巴的东西。好日子暂告一段落。
很快，新的发现又在对我们招手：瓜田里打上瓜纽儿了，桃树上也结好毛乎乎的小桃子了。头一回摘桃，桃只有杏子那么大，一摸沾一手细绒毛，咬在嘴巴里，除了酸涩没别的味儿。可是梅雨天一过，太阳出来那么一晒，土地热烘烘的，桃子有了清甜味，摘下来，拿衣襟搓一搓毛，一咬嘎嘣脆。连桃核都能咬开，吃里面白白胖胖的嫩桃仁。
哎，那个时候的我们，十三四岁的年纪，钢牙铁口，饿得眼冒金星时，桌子都能嚼碎了吞下去。
值得一说的是，多来米从来不掺和这些偷吃的事。你说他不饿？他当然也饿，他个头小，食量却大，见天喝稀粥，那张小脸越发瘦成了巴掌心子大，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衣服穿在身上直晃荡。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吹小号。头一回，我在外面发现青麦粒好吃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他，特地在口袋里留了两把，一回学校就把他喊到小披屋，掏出麦粒来献宝。他的反应却特别，一边喉咙里咕咚咕咚咽唾沫，一边像看见毒蛇一样看着我手里的东西，脸涨成紫红，身子往后缩，抵死不接受。
算起来，多来米比我还小个一两岁，正是受不了诱惑的年龄，美食在前，他居然不动声色，这个令我惊奇。他实在不像个孩子。会不会是因为初春他带我们去收羊毛，听了那家农人的闲话，心里生出了对外界一切不明事物的抵抗？
也许是的，他是个自律的人，有羞耻感，虽然活在尘埃，心里装的是明镜。
可惜几年之后我们就分了手。七十年过去了，我想不出来成人后的多来米有什么变化，是不是仍然那么执拗和孤高。
田里的瓜果成熟季，桃子染了红，西瓜绿油油，当地农人就会搭起看果棚，白天黑夜不间断守在棚子里，白天由家里人送饭到手里，夜里两张长凳一拼就睡觉，总之是不能有空当。
有一回我们晚上结伴溜出门摘桃子，沿河侦察一圈后，发现有个桃园的看果人蹲在地里吭哧吭哧使大劲，估计三五分钟起不了身。我们就呼啸着冲进那片园子，不管桃子生熟，逮到就摘，摘了就往口袋里塞。谁想到那看果人警惕性来得个高，听见声音，马上爬起来，屁股都没擦，一手提裤子，一手掂棍子，追上来冲着我们又叫又喊，又劈又打，真正是急红了眼。同去的不少小孩子挨了揍，提琴班的张豆儿还被棍棒打伤了膝盖骨，坐在地上哇哇哭，是我又冲回去，捞起他往肩上一扛，好歹扛回学校。
宿舍油灯下，心有余悸的我们检点战果。有人动作利索，左右口袋里大大小小的桃子揣了三四个。有人比较倒霉，一心要拣大的摘，结果摘到手里的桃子太熟了，一番混乱，熟透的桃儿便皮开肉绽，在口袋里烂成了一摊泥，完全没法吃。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在饭堂里捧着钵子喝稀粥呢，十来个农人扛着扁担锄头拥进大宅院，口口声声说要见校长。俗话说，做贼的心虚，农人们一进门，我们就知道不对，一个个的放下饭碗往外躲，厕所也好，宿舍也好，树后面蹲着也好，反正是别在校长眼皮子下面戳着就成。
这一状告得很成功，岑校长气坏了，学校里的先生们也气坏了。先生是气我们出门偷吃的太丢人，岑校长除了嫌丢人，还怕影响了学校和村民的关系，以后各种事情不好相处。当着那些农人的面，校长派人把我们几个小罪犯全部找出来，揪到前院，喝令我们站成一排，挨个儿对人家认错，保证以后绝不再犯，同时还要罚站一天。这一来，农人们又心软了，纷纷求情，说是认罪就可，罚站不必，毕竟是小孩子，闹着玩的。校长也就顺坡下驴，说那就不罚站了，但是要定个规矩，从今往后，不经他批准，谁也不许走出学校大门。
不许出门其实是个更重的惩罚，比较起来，我们倒是更愿意罚站一天。不出门多难受啊，田野里有河，有树，有沟沟坎坎，还有从前日本兵留下来的碉堡，爬上去从枪眼里往外看，能看到十里八里之外的村庄。闷在学校里呢，院子就那么大，早早晚晚不上课的时间，大家东一堆西一堆的，憋得皮肉都发痒。
前院沿西墙，种着一排美人蕉，端午过后美人蕉开了花，鲜红的，鹅黄的，花朵又大又肥。提琴班的小牛牛和张豆儿打赌，一个说美人蕉的花朵能吃，花蕊里有好大一泡蜜；一个说不可能，花蕊里只有花粉，那东西可能有毒。说能吃的小牛牛以身试证，当场摘下一朵鲜红颜色的花，把花蒂衔在嘴巴里，嘬奶头一样啧啧有声。张豆儿就瞪大眼，非常紧张地盯住对方看。
结果悲剧发生了，不是花蕊里有毒，是那里面无巧不巧地钻进了一只刺毛虫，小牛牛咬住花蒂时，毛虫便毫不客气地蜇了他的嘴。随着一声痛彻心扉的叫，那孩子的嘴巴吹气一样地肿起来，肥嘟嘟拱在脸上，红得发亮。他弯腰，跺脚，原地打转，想哭，又不敢大声地哭，喉咙里吭吭吭吭的，好可怜的样子。
小牛牛不敢哭出声，一旁的张豆儿倒是吓哭了，他害怕小牛牛被刺毛虫蜇成这样会死去，害怕好朋友是因为自己的打赌而送了命。他大声号哭，嘴里呢喃着“快救他”之类的话，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悲切到无以复加。
还是厨子老张有办法，他听见哭声赶过来，掰开小牛牛紧捂在嘴上的手，看了伤情，一连声地问：“虫子呢？虫子呢？”
泪眼蒙眬的张豆儿指一指地上那朵美人蕉的花。
该死的刺毛虫，居然还在花蕊里扭来扭去，伸懒腰，折跟头，若无其事呢。
老张撕一片美人蕉的叶子，把花蕊里的刺毛虫抖落在叶片上，对折，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挤。再打开叶片时，刺毛虫已经被挤成一摊水，花花绿绿，黏黏糊糊，恶心得要命。他用手指蘸着这摊水，喝令小牛牛站过来，不由分说地涂抹在那孩子嘴唇上的红肿处。
我们这些围观的人，一个个都咧开嘴，做恶心要吐状。倒是小牛牛自己，也不知道是吓得傻掉了，还是疼得发了蒙，总之是站着不动，任由老张摆布。
也真的是神奇，最多抽支烟的工夫吧，我们大家还没有散去呢，小牛牛脸上的蜇伤开始发生变化，先是颜色淡下来，由艳红变浅红，而后肿胀开始消退，嘴巴有点像个嘴巴样子。再然后，他摸着依旧肥嘟嘟的双唇，告诉老张说不疼了。
“真不疼？”老张手托那张美人蕉叶片，还准备着为他再抹第二回。
“真不疼。”
他嘴巴还僵着，说话不利索。显然他也为自己刚才的失态不好意思，很勉强地对着大家笑，虽然那笑比哭还更难看。
接受了他的教训，院里的花花草草大家都尽量躲着走，晚上睡觉时，门口放一把公用的手电筒，谁要出门上厕所，必定要拧开手电把厕所里里外外照一遍，生怕会有蜈蚣、蝎子、蛇。在那个时候，乡下的宅院，碰上那些玩意儿很正常。
可是一天当中除了上课学专业，怎么也要有点乐子才不憋闷啊。
我们宿舍的窗户前，有一棵梧桐树，入夏的一个晚上，我们亲眼见到许多淡黄色的知了从树根底下破土而出，一个接着一个往树上爬。到第二天，爬上树的知了变成深褐色，又变成墨一样的黑。这时候它们开始盘踞在树枝顶端拼着命地叫，叫得仿佛天就要塌了似的，让人心里烦。
有一天，管乐班吹长笛的小陈喜，拽上他同班的圆号大王李子乐，两个人码准了老张饭后要眯上一小觉，就潜进厨房，从瓦缸里舀出半茶缸面粉，调水搓成一个小面团，然后蹲在井台上，打一大盆水，把面团浸到水里搓啊，揉啊，居然捣鼓出铜钱大小的一团面筋，而且黏性还超棒。
这时候围观的一帮孩子猛然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了：这两个人敢情是要拿面筋粘知了！
这事情好玩啊。于是大家分头在院子里找竹竿，长长短短找了不老少，举起来比画比画，却都不及梧桐树的一半高。到此时我玩兴上了头，管不了许多啦，拿个凳子爬上去，把院里我父亲用来晾衣服的竿子解下来，交给了李子乐。第二天我父亲洗完衣服，发现竹竿不见了，恼火得揍了我一顿。我是抵死都没有交出竹竿来。
竹竿长，举起来就有分量，得要把臂力才端得住。小陈喜虽然是出主意的人，可是他个子矮，端根长笛还马马虎虎，要把稳长长的竹竿，显见得力不从心。李子乐长得高，也壮，粘知了的具体过程就由他操作。他把那团面筋仔细裹在竿头上，还伸出手指捏一捏，觉得没有问题了，才领上我们浩浩荡荡直奔偏院里的梧桐树。
天热，太阳白花花的，知了一声接一声叫得正起劲，一只两只三只……有的躲在肥大的树叶下，有的一动不动趴在枝杈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九十度地仰了脑袋，帮李子乐寻找最容易下手的那一只。找到之后，他就慢慢慢慢地举了竹竿，避开茂密的枝枝叶叶，一点一点地朝那只知了靠近，再靠近。我们每个人都不错眼珠，屏息静气，心跳得恨不能蹦到嗓子眼。那只倒霉的知了还在树上拼足力气叽哇叽哇叫，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向它袭来。李子乐从容不迫地移动竹竿，让面筋凑近知了身体一侧的翅膀根，随即手一抖，面筋吧嗒一下子贴上去。知了猝然惊飞，无奈一边翅膀已经被面筋粘牢，另一边扑簌簌挣扎，仍是无计可施。
知了的叫声，从短促变得绵长，声嘶力竭，而且凄婉哀伤。
不过我们不在乎知了的慌张，等李子乐兴奋地将竹竿横倒下来，我们便争先恐后地扑上前，抢着把那只知了从面筋上剥离，抓在手里，传你传他，开心得不行。
有经验的小陈喜，身上还揣了把小剪刀，知了传到他手里时，他一剪刀剪掉知了的小半截翅膀，这样就可以把知了放在地上爬，还可以在夜晚来临后把它放在草地或者小树上，让它喝露水，维持生命。
总之，那个炎热又无聊的夏天里，长竹竿一直被我们小心地藏在宿舍床底下，每天中午老张一开始闭上眼睛打呼噜，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被派去偷面粉，交给小陈喜揉洗出面筋，然后聚在梧桐树下粘知了。前前后后，我们起码粘了有三五十只。这些知了中，有的是雌性，不会叫，被我们称为“哑巴”。逮到“哑巴”是很扫兴的事，大都被我们一扔了事。雄性的都能叫，叫声却又是各各不同，有嘹亮尖厉的，也有喑哑沉闷的，好像歌唱家里的男高音男低音的区别。把它们剪去翅膀之后，我们会用手指挠它们胸口的痒痒肉，敦促它们拼尽全力拿出最好的状态，而后评断哪一只是叫声最嘹亮的“知了王”。
凡被评选为“知了王”的，死去之后我们会给它在梧桐树下挖个小坑埋了，算是对它的最高礼遇。
多来米很少参与我们的游戏。他好像天生不合群。平常时候我还记得关照他，时不时地赶去瞄一眼，看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学校里五六十个小孩子，只有我们两个不是注过册的学生，要干活儿吃饭。我总是怕他有力不从心的地方。但是一到玩疯癫的时候，玩到昏天黑地不晓得东南西北的时候，我就忘记他啦，他在不在跟前，他开心还是伤心，都跟我无关。
有一回，嘴又馋了，我们就在梧桐树下捡了不少绿豆大小的梧桐果，拢起小小一堆火，把果子撒在火里烧得噼噼啪啪炸开花，然后剥开吃果仁。果仁小得像米粒，扔进嘴里完全不够塞牙缝，但是香，油性也大，比春天的青麦粒更好吃。
吃完大家都带着一嘴的黑灰散去了，我拿把扫帚收拾满地垃圾。正扫着，管乐班教铜管的林同辉先生过来找陈喜回课，我回说陈喜不在，林先生扭头就走。走几步他突然站住了，侧着耳朵听，问我说：“谁在吹小号？”
我直起腰来，听了两耳朵，很有把握地告诉他：“是多来米。”
“走，看看去。”
我就在前面带路，把林先生领到那个放杂物的小披屋。
多来米果然把身子埋在一堆破旧幕布里，低了头，全神贯注吹他的小号。他的屁股，腰，后背，都被软软的纺织物包裹起来，像是坐在摇篮里一样安逸自如。细长的眼睛是低垂着的，脸颊微鼓，眉间蹙起两道深纹，皮肤有些发红，随着吸气和运气，耳朵也在动，整个人都沉浸在独自学习的愉悦中。
原来我们瞎玩疯闹的全部时间，多来米都用来对付了他的小号。他自己给自己经营了这样一个孤独天地，自得其乐，无比享受。
我和林先生走过去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完全没有惊动到他。他全神贯注于正在吹奏的乐曲，林先生就站在披屋外，安安静静地听，脸上好像还有笑意。
多来米吹完最后一个音，把小号翻倒甩去口水时，才发现了屋外有人，随即腾地跳起，面红耳赤，仿佛一只惊惶的兔子。
“我猜猜，是《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胡梅尔的。”林先生面带微笑地说。
多来米拎着小号，一只脚尖在地上蹭来蹭去，不敢回话。
“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他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
林先生说：“气息不对。口型也不到位。很多音根本没吹准。我只能凭感觉，猜测你吹的是这一首。谁教你的？”
多来米脸更红，咬着嘴唇，吭哧了半天，结结巴巴说：“先生，是……听来的。”
林先生眉头一扬：“就是我每天上课，你站在窗外听，听会的？”
多来米点头，神情更加羞愧，简直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林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需要得到专业指导。”又说，“下个月，学校要招生，你可以来考我的管乐班。”
我赶快上前，拉多来米的手肘，提醒他：“快点，谢谢先生。”
多来米嗫嚅，脸红得像喷血，却是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我想他心里肯定是开心的，肯定的，他只是不会说话，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开心。
所以我帮他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