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爱尔兰的邮件（二）
小妹妹来邮件，想问多来米的真名实姓。对不起，这是我的疏忽，给你们添麻烦了。多来米当然是有名字的，他后来告诉了校长，我们也都知道，只不过校长取的小名好听又好玩，那些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么喊，倒反而忽略了他的真名。
他的真名嘛，我想想。这个真需要好好想，人老了，脑瓜子实在转得慢。对了，他姓师，这个姓比较少见，容易记住。名字我也想起来了，叫念东，师念东。提到姓就想起了名嘛。怎么样？我的记性还可以？
为什么叫念东？上一封邮件里我说了，他是抗战开始时被他爸妈从国外带回来的，八成他爸妈在外面思乡心切，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我猜的啊。
在镇江丹阳幼童学校的那三年中，多来米一直跟我同睡一张床。那时候，学校里的小孩子都是两人一张床。条件艰苦，能有张床躺下来就是万幸了。我们学校的厨子老张，把自己的床让给了国文老师，自己好长时间都睡地铺，冬天铺稻草，夏天铺席子。七月里有一天，他睡到半夜，做噩梦，胸口上又凉又沉，迷迷糊糊伸手一抓，妈呀，滑溜溜的竟然是三尺长的一条蛇！幸亏是条菜花蛇，也幸亏老张胆儿肥，换作学校里随便哪位先生，吓也吓出半条命了。老张当时爬起来，拎着蛇尾巴好一阵抖，抖散了骨头之后，拿脚踩住蛇头，扒皮剖肚，放葱放姜，炖了一钵子好汤。汤里剩下的骨头，老张特地拿到小河边，挖个坑埋了。他说蛇这东西报复心强，骨头埋在院子里的话，把更多的蛇招来，就麻烦了。
那之后总有一两个月，我们进屋睡觉前，一律要掀翻铺盖，床上床下搜个遍，生怕在哪个角落里还会藏着什么吓人的东西。
两个小孩子睡一张床，床不大，还得搭伙盖一条棉被，这个就要有点统筹能力。一般都是高个搭矮个，胖的搭瘦的，一人睡一头，腿蜷起来侧身时可以套迭，不浪费空间。比如管乐班吹圆号的李子乐，人高马大，跟他搭伙的就是学长笛的小陈喜。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小陈喜做梦遗了尿，尿水浸透了李子乐那半边的床铺，他惊醒过来，慌张大叫：“漏雨了漏雨了！”被我们笑了足有一星期。
多来米那年是十二岁，比我小。长得精瘦精瘦，看起来怕只有十来岁。在他之前，学校里就我一个小杂役，我一个人睡在宿舍门后，是用两张板凳临时搭起来的床板。多来米从夹壁里出来后，找不到多余的床铺给他了，只能跟我睡。好的是他睡觉还老实，躺下来便头朝里，侧个身子，一动都不动，几乎不占多大地方。倒是我，打小睡相武蛮，不是翻身踢了他的屁股，就是睡着了脚搁到他身上。他能忍则忍，实在被我的腿压得喘不上气，才欠个身，把我的脚轻轻搬下来。
不过他人虽小，饭量却来得个大，能吃，不知是不是之前躲在夹壁里饿狠了的缘故。粗陶钵子的饭碗盛粥，他两手捧着，嘴凑上去，不听响，不见嘴巴动，眨眼饭钵子见了底，仿佛稀粥是从喉咙口直通通倒进肚子里的。我记得老张总是对我父亲抱怨：“你看你收的这娃儿，饿死鬼投胎的哦。”我父亲就辩解：“怎么是我收的呢？人家本就是这宅院里的人，我们不花租金占了人家宅院，是得大便宜的事，娃儿喝你两碗稀粥还不该？”
实际上，老张倒也不是说不该，他只是心疼他的粮。买粮要花钱，买菜、买油盐酱醋、买柴草，都得要花钱。钱啊钱啊，钱从哪儿来啊？抗战时候在重庆，幼童音乐学校由教育部拨款，还有“战时保育制度”托底，苦也是苦，校长还不至于为筹钱发愁。胜利了，复员了，学校反成了“四不管”的孤儿，每一分钱都要去南京教育部伸着手讨要。岑校长很难。我们也都知道岑校长很难。
当然，多来米不是吃白饭的。不可能。我们那时候，小孩子长到七八岁，就要割草打柴带弟弟妹妹，帮父母家人分忧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让我们校长犯愁的是，多来米能干点什么呢？那么瘦那么小，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还整天闷个头当哑巴。思来想去，有办法了，试着叫他学抄谱。一张纸，拿直尺和铅笔画出线条，五条细线成一组，上面画蝌蚪音符，这叫五线谱。有的时候，需要抄写的乐谱上有前人留下的各种标注和记号，也统统照搬。反正是，别管认得不认得，照葫芦画瓢。
还别说，这事多来米合适。他心细，认真，特别让校长感到惊喜的，是他似乎念过书，会写字。他抄写的乐谱，上面凡有文字说明，汉字也好英文也好，他都能照葫芦画瓢描得一笔不差。对于学音乐的孩子，这些前辈们留在乐谱上的精确简洁的提示很要紧，有的时候，一个潦草的标记，对初学者便有醍醐灌顶的效用呢。
每天他都去抄谱，在后院楼上的那个小耳房里。轻轻地抽纸，轻轻地在纸上移动直尺，铅笔落在纸上的每一个瞬间，都像呵气一样，轻盈而又细微。如果耳房的门掩上，如果你跟抄乐谱这件事不发生关系，你无论如何不会知道，耳房里坐着一个瘦精精的孩子，这孩子从不说话，无人督促，工作的状态认真到刻板。
就这样，两三个月时间过去，多来米每天来往后院，上楼下楼，影子一样安静。有一回在饭堂里，岑校长和我父亲对坐着吃饭，眼角看到多来米在远处默默喝粥的背影，放下筷子，问我父亲，你说他，究竟是不是哑巴？
我父亲想都不想，回答说，不可能。
校长两手拢在饭钵上，跟他探讨，怎么就不可能呢？一个小孩子，若是会说话，他能够憋住这么久不开口？儿童的天性不是这样，这不合常理。
我父亲却坚信多来米不是哑巴，并且给出了十足的理由，那就是：十聋九哑，先聋才会哑。多来米不聋，他看人度事的眼神，亮，活，有准头，说明他听得见，耳聪目明。不说话，是他跟我们还不亲，他心里在掂量。
校长点头说，哦，但愿吧。
我们学校，学生不多，却都是百里挑一的人尖尖。当年在重庆招生，是老师带着考卷和器材到四乡八里的战时保育机构，一个一个孩子喊出来面试的，听力，节拍，对音乐的敏感度，甚至聪明不聪明，手指的先天条件，缺哪样都不要。还有，学校不收女生，不收富家子。不收女生，是女生出了校门容易把音乐丢一边，嫁人生孩子，白瞎了学校有限的资源。不收富家子，是怕他们养尊处优，吃不了学音乐的苦。
学校上课，分成小班、中班、高班，学视唱、练耳、乐理、音乐欣赏这些专业课，也学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这些文化课。专业设置上，分弦乐组、管乐组、钢琴组、打击乐组。手指短的学提琴，牙齿整齐的学管乐。一句话，所有的学习准备，都是为了有一天战争结束了，能为国家组成一个全建制的大型交响乐队。
这是抗战时期许多音乐前辈的梦想。
这也是我们岑校长由重庆到丹阳辛苦办学的原动力。
我不清楚多来米喜欢音乐的初衷是什么。他寡言，即便后来开口说了话，也是惜字如金的那种小孩子。因为好奇？因为耳濡目染？因为的确有天分？分别七十年，这问题一直困扰我。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想起从前的那些事。一幕一幕，真的像是过电影。可是我始终不能替他想出一个理由。
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另外一个人。量子时代能够解释宇宙，可是人心比宇宙更浩瀚。
最初的时候，他喜欢站在教室门外听课。只要完成他当天的抄写任务，他就下楼，进一个院子，又进一个院子，在那些上课的教室外面转悠。他人瘦，脚步轻，走路猫一样，悄没声的，像鬼魂。有一次我去给国文课的先生送开水，跨进院门，就见他贴墙站在教室窗户下，手笼在袖子里，脸在寒风中冻成紫茄子，两眼望天，纹丝不动，仿佛老和尚入定。我跟着蹑手蹑脚凑过去，想知道教室里面在讲啥，让他听这么入迷。结果是先生在教室里面讲诗词格律，平平仄仄，入声去声什么的，我听了两耳朵就没兴致了。
为了多听课，他抄谱更卖力，白天的工作常常挪到晚上去完成。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他一个人猫在小楼耳房，点一盏墨水瓶子做成的菜油灯，抄得两手冻疮流脓。完了之后他熄灯下楼，穿过黑漆漆的几进院落，吱呀一声开了我们宿舍的门，再吱呀一声关上，摸黑走七八步，转身，悄立床边，脱衣服，把被子掀开很小一个口，慢慢地钻进去。
他跟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不一样，大宅院曾经是他的家，他在这里长大，一草一木都记在他心里，光亮或漆黑，不影响他去到该去的地方。
那时候，我跟多来米不光同睡一张床，还伙盖一床被子，我睡这头，他睡那头，脚碰头，头碰脚。他半夜上床时，两只脚总是冰冷，像冻得僵硬的鱼，隔着两个拳头远都感觉寒气彻骨。还有，不光是脚，他浑身上下都冰冷，微微哆嗦着，蜷成一小团，尽量地不碰到我，应该是怕我嫌恶吧。我也跟着不敢动。我怕他知道我醒了，心里有愧疚。其实我也不过大他一两岁，却说不出来为什么，特别特别心疼他，舍不得他。在我父亲面前，我还是小孩子，在他面前，我早早就认定了自己是兄长。
岑校长注意到了多来米半夜来去的行踪。
说真话，那个时候的先生，无一例外都爱才。现在想来，应该是从前办教育不容易，发现人才更加不容易，一事一物都珍惜。
校长把多来米喊到面前，先问些平常话：能不能吃饱？睡觉冷不冷？刻钢板的活儿辛苦不辛苦？然后，话头一转，问他是不是很想做学生。
多来米闭紧嘴巴不开口，脸上的表情，却是既悲伤又热切，惊讶，渴盼，还夹杂着一种乞求。
校长看懂了，叹口气，轻言慢语告诉多来米，如果真喜欢读书，他以校长的名义保证，从今以后多来米就是这个学校的编外学生，可以进课堂自由听课，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自修，不必拘礼也不必自轻自慢。如果耽误了抄写乐谱的工作，也没有关系，他会另外请人去做。校长还语重心长鼓励他，多来米，你明白一个人读书是为什么吗？简单地说，修身，进步，成人，对社会有用。他说，多来米，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我信你日后会成大器。
多来米还是沉默，一句话不说，但是他站那儿开始喘粗气。
也许你们会问我，校长和多来米谈话，你怎么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当时就在啊！多来米一去校长室，我怕有变故，赶紧就跟过去了，假装在外间扫地抹桌子做卫生，一颗心其实都拎着呢，隔了门缝一直在看在听呢。多来米大喘气，那是他心里有话说，又说不出来，难受，憋着劲儿。我在一边也跟着难受，喉咙里憋气。我心说，你个瓜娃子啊，开不了口，你就磕个头也好哇，对先生磕头不难为情的。
多来米偏不动，就那么紧闭嘴，大喘气。唉，这辈子，我再没见过第二个像多来米这样既内向，又自尊自律的人。
不管怎么说，从那之后，多来米可以堂而皇之坐进教室听课了，他再不需要躲在窗下，手笼进袖子，两眼望天，耳朵打开，站成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了。
我替他高兴。我自己喜动不喜静，不是块读书料子，跟着父亲学手艺我乐意，往先生面前一坐，不消五分钟我就要打哈欠挪屁股。不瞒你们说，从五岁开蒙时候起，为这事我父亲没少打过我。可是老话讲“本性难移”是不是？我这脑瓜儿就装不下那些国文算术，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呢，我自己不乐意进课堂，我乐意看到多来米坐进课堂抿嘴偷笑的开心样。那个时候，他的眼睛是放光的，他的脸也是放光的，他整个人，从上到下都像刷了一层油彩那样，新崭崭，亮灿灿。
只有厨子老张发愁：“你看他那张菠菜叶子大的脸，搞啥子嘛，喝猪油都不长肉唦！”他为自己喂不胖多来米而烦恼。以他的原则，食物吃进肚里不能长成肉，那就是白糟蹋。再有就是，面黄肌瘦一个人，还要辛苦去吃那些字，啧啧，哪里能够吃得进哦。
可是他又不能专门为多来米一个人加料。在那个年代，物资经费那么紧张，任何的多吃多占都是要被众人鄙夷的。老张着急也只能是干着急。
实际上老张还是被多来米的假象蒙骗了，他吃进去的饭食虽说没长肉，可他长了脑子，他的脑袋瓜儿就像一个巨大的吸食器，每天每天都在贪婪地吸收养分，变得丰腴而灵醒。
比如说，他是我们学校的编外生，这就预示着他比正式学生更自由，可以随心所欲地跨班级听课。跟文化课比起来，我注意到他其实更喜欢专业课，喜欢听老师讲乐理，讲那些蕴藏在音符中的深奥秘密，也喜欢看那些学琴的孩子们回课。看了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走火入魔，夜里睡下去，手不停在被窝里动，幅度也不大，就那么窸窸窣窣的。我这人也不笨啊，我也是在各种提琴声钢琴声管乐声里熏陶长大的呀，多来米几回一动，我就察觉出来了，他八成是听了课之后，把自己肚皮当琴键，试着在上面弹音符呢。
我心里明白，却从不说破。多来米这个人，胆子没个老鼠大，随便一个眼神都能让他魂飞魄散。把他惊住了，兴许他就再没有这个兴致了。
我们学校东南边的角落，还有间小披屋，很破，窗户都少几扇，门也关不拢，是我父亲专用的储物间，用来堆放他费心收集来的破烂玩意儿：破了洞的鼓啦，缺了把手的提琴啦，没有摇柄的唱机啦，有裂纹的唱片啦，破破烂烂的乐谱啦，还有旧到霉味扑鼻的演出服，半片幕布，缺了一个轴承的油印机，完全卡死的手摇电话……我父亲从来都是个细心人，他收集的这些破东西，看似多余，没准儿什么时候，需要修修补补时，一根弦啊，一颗螺丝啊，一支唱针啊，还就能用得上。
我发现多来米对小屋里的破东西有兴趣。有一次，我帮厨子老张去倒泔水，路过披屋，从窗户洞里看见里面有个小小的人，弓个腰，埋个头，把一堆东西翻来翻去，不知道在找什么。听见我的脚步声响，那人骤然一惊，抬起头，居然是多来米！脸上蹭了灰，头发上还粘着蜘蛛网，鸟巢似的。我问他找什么，他很慌张，脸涨红，垂手直立，一声不响。
我也就不再问，拎着泔水桶走过去了。我想着，多来米肯定是觉得那几部电唱机电话机什么的蛮好玩。他虽说出生在国外，却是丹阳乡下长大，没见过几样机械玩意儿。
第二次，我还是去倒泔水，又撞见他从小屋走出来，衣服上全是灰，额头鼻尖上也有脏，花脸猫一样。他一见我，脸又是通红，飞快地把什么东西藏在了身后，眼睛眨巴着，脚尖局促地在地上蹭。我心里就笑，觉得他到底还是个小孩儿，这么喜欢翻破烂玩。我当然也没点破，装作没看见，朝他点个头就走开了。
晚上睡觉，我终于发现他藏的是什么东西了——一把残破不堪的铜管小号。那时候在我们学校，西洋乐器都宝贝，因为有钱也很难买到，用坏的东西，全仗我父亲巧手修补，实在修不了的，才能忍痛作废。多来米找到的这把小号，铜锈斑斑，三个活塞缺了俩，活塞管松动摇晃，号嘴也不见踪影，绝对是废铜烂铁级别的，惨不忍睹。
他一开始把小号藏在枕头下，睡下几分钟，大概实在是硌脑袋，又悄悄拿出来，裹进他脱下的衣服里。夜里他起床小便（晚上喝粥，尿多，我每天起夜都会喊他一块儿），睡得糊里糊涂，披衣服时手一拎，小号骨碌一下滚到床边上，我眼疾手快接住，才没有掉地上。
他惊住，坐在被窝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赶快把手指放在嘴边上，让他别出声，别惊动宿舍里的其他人。然后，我拿块枕头布把小号包住，放到床底下的木箱里，才示意他穿上衣服出门。
初春，夜凉如冰，满天繁星，出了门，我们俩不约而同打个寒战。他一声不响跟在我后面，上完了厕所，再回宿舍。路上他几次用手肘碰我，似乎想对我解释。我说：“怕什么，拿就拿了，这东西本来也没用。”他才放心，上了床，一觉到天明。
第二天起床，我们两个人并排在院里刷牙时，他又用手肘捅我，眼巴巴的，感觉特别想说句什么。我想了想，问他说：“你真想要个小号？”他点头。我就说，你那小号太破了，拿着也没用，我让我爸帮你看看，能倒腾出声音来才好玩。他一听，开心得要命，咧着满嘴白沫笑。
我真把小号拿去了修理间。我父亲先不肯动手，还骂我：多来米不懂事，你也不懂？破成这样，又没个零件换，白耽误我工夫。我求他试试看，不指望能吹成调子，吹出个响声也好，给多来米解解馋嘛。
我父亲就唉声叹气接了小号。大概他也觉得多来米挺可怜的，天天看学校的学生们上课学本事，自己手里什么都没有，难受。
你别说，我父亲真是个神人，聪明人，要不是生在战乱年代，自小又没念过书，真不知道他能成就出多么了不起的事。他拿了那只破烂小号，擦掉铜锈，里里外外清洗干净，一个个零件拆开，琢磨，研究，三天时间里，该补的补，该粘的粘，该仿造的仿造，就连那个缺损的号嘴，他都弄了个之前作废的，磨一磨锉一锉，想办法安了上去。
三天后，在饭堂里，他使眼色把我和多来米叫出来，带到他的修理间。
那只灰头土脸破旧不堪的小号，在他手中旧貌换新颜，精致，闪亮，黄灿灿的，仿佛一个揭去盖头的新娘，浑身上下迷人又芳香。
“试试，吹一下。”他把小号递给多来米，笑眯眯地鼓动他。
多来米抿着嘴，眼睛已经眯缝成了两弯月牙儿，手却背在身后，显然是羞怯。
“试一下嘛，又不咬人。”我父亲说。
我怕父亲不高兴，赶忙接过小号，拉起多来米的胳膊，塞到他手里，又把那只胳膊连同小号托起来，送上他嘴边。
一开头他害怕，不敢运气，没能吹出声。而后他使了劲，脸都涨通红，依然是不响。
我父亲哭笑不得：“号嘴又不是奶嘴，你含进去干吗？还咬住不放？”
他拿回小号，做了个如何吹响的示范。
“呜”的一下子，声音怪不好听，又闷又哑，放屁一样。
我父亲自己也笑起来：“到底不是个正经东西。不过，好歹还能出个声，你们拿着玩玩吧。”
我们两个，拿了小号兴高采烈出门，直奔小披屋，躲到那里玩。我试了几次，号筒里呜呜响，根本不成声。多来米聪明，也比我有耐心，三试两试，噗噗几次后，忽然“嘟”一声响，出来一个奇奇怪怪的长音，悠长，嘹亮，途中还上坡下坡般地拐了几个弯。他猝不及防，自己被自己吓一大跳，抬了头，惊慌失措看我。
“别傻啦，”我说，“你吹出声音了！”
他两手抱着小号，人好似僵住了，半天都没动。
我开心地捶他一拳：“多来米，嘿，你真行，吹响了哎！”
他咬紧嘴唇，又松开，再咬住，再松开，然后，猝不及防就喊出一个字：“哥！”
这回轮到我吓一跳。从我们住进这个宅院的那个秋天起，漫长的寒冬过去了，短暂的春天也到了尾巴，我们两个天天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他一直就像我的不出声的小影子，现在，他终于开口了，喊我哥。
他喊我“哥”。
我记得当时我哭了鼻子，最起码也红了眼圈。我上前抱住他的肩膀，一个劲地摇晃，我说：“多来米，多来米，你会说话啊！你果然不是哑巴啊！”
然后我就真的哭起来，哭得稀里哗啦。
唉唉，想起来真不好意思。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