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爱尔兰的邮件（五）
初秋，宅院里的两缸荷花结出了鲜绿色的莲蓬，美人蕉的花朵有点垂头耷脑，梧桐树也开始飘落黄叶。我们学校在南京上海杭州多地报纸打出广告，宣布开始招生。
之前我说过，我们这个幼童音乐学校，在重庆的时候是附属于国立音乐学院的，一切用度都遵行战时条例，由教育部门全额拨款。战后复员回到南京，不知为何就改变了性质，跟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经费要靠挤牙膏，挤一点出来一点。岑校长很不容易，那几年为办学实在操碎了心思。先是奔走呼吁，走同乡会同学会和海外联谊会的路子，拉来几个校董，每年有一些固定捐赠。后来内战爆发，愈打愈烈，校董们也开始自顾不暇，固定捐赠变成毛毛雨，时下时不下。没了经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空有为国培养音乐人才的念头，培养路径却随时会断，这个让岑校长忧心忡忡。所以跟校董们商量之后，征得全校老师同意，学校决定在秋季招生，新生一律自费入学，这样的话，靠收学费，也能维持一部分运转。
那一次，林先生无意中闯进偏院，听了多来米的吹奏，鼓励他报考管乐班，成为正式学生，我父亲很赞同。父亲说，专业学艺和业余玩票，这里头的差距大了去啦。多来米年纪小，肯钻研，之前还是念过书会认字的，在管乐班里好好学两年，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再说了，他以后若想继续深造，考个国立音乐学院什么的，不也得有小学中学的学历才行吗？
我问父亲，学费这事儿怎么办？今年招的是收费生，多来米可没有一个阔爸爸帮他交学费。我父亲沉吟一下说，实在不行，他找老张几个人凑，反正不能看着好好一个孩子荒废着。
我听了多少还有点不开心，因为父亲从来没有主动提过出钱让我去读书。这么说的话，他对多来米的期望明显要高过我。
但是话又说回来，父亲真肯替我出学费的话，我也读不了书。第一我就不爱读书这件事，坐在教室板凳上，屁股就会疼。第二我学的是手艺，学手艺有父亲教就好了，勤动手比勤动脑更重要。
那几天父亲一直在盘算多来米的事。一天在饭堂里看见岑校长，父亲规规矩矩走过去请教他，如若多来米考上管乐班，学校能不能考虑减免他一部分学费？毕竟学校还占着人家的宅院呢。岑校长哈哈笑，说我父亲真糊涂，多来米的那一罐银洋，学校还帮娃娃收着，娃娃真想念书的话，那笔钱供他十年也够了。
父亲大松一口气，回到修理间就把好消息告诉我。我赶紧又去告诉多来米。多来米挺开心，虽然没说话，眼仁儿却是亮亮的，明显有笑意。
招生过程，前前后后，沥沥拉拉，拖了足有半个月。学校不在大都市，交通不便是主因。其次呢，音乐招生跟普通招生不一样，不可能发一张卷子大家一块儿做，得一个一个面试，展示才艺，回答问题，成或不成，全在老师们的判断：有没有天分，肯不肯吃苦，基础如何，后续能不能发力。
说两件有趣的事。
有一回来了个小女孩，是由她妈妈陪着来的，要考钢琴班。女孩上海人，家里开着火柴厂，有钱。来学校那天穿的是一身泡泡袖的连衣裙，头上扎两个蓝色蝴蝶结，大眼睛，细眉毛，红嘴唇，活像个洋娃娃。负责招生的老师很为难，因为学校一直声明不收女学生。女孩妈妈恳求说，来都来了，请先生考她试试吧。没办法，允许她坐下来弹了几个练习曲。别说，弹得真不算赖。小女孩最终还是被拒了，走时哭得梨花带雨，连我们都觉得心里不好受。
还有个学生，过来考大提琴，那阵势真叫大：一部锃亮的“福特”小汽车一直开到村口，下来的四个人当中，除考生之外，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贴身仆佣，还有个半大孩子，专门帮忙背乐谱，抱琴盒。学生文化考试过了关，专业就差了点，现场拉一曲海顿的《D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连我这个外行都听出来错了好几处。我以为这个学生肯定考不上，结果等名单贴出来，他居然有了。我很不服气地跟父亲讨论这件事。父亲倒理解，说如今不比从前，学校需要经费，赞助费，成绩差不太多的有钱孩子，岑校长会做主放一马。有的孩子宽收入学，若是懂事，自己努力，也是能学出样子的。
“谁都别把谁看死了。”我父亲说。
招生期间，我的任务是给考生带路指道。一般我会守在丹阳汽车站，下车的客人中，发现有那背着拎着抱着乐器盒子，茫茫然举目四顾的，不用问，百分之一百是考生，在找路去学校呢。这时候我就要上前鞠躬，请教大名，道一声辛苦。岑校长嘱咐我，鞠躬问话是最起码的礼节，代表着我们学校的对外形象。我不愿意抹黑了这形象，所以我鞠躬鞠得特别勤快。
确认了对方的信息，接上头之后，一般我都会亲自带着他们去学校。甚至我在路上还会帮他们背乐器盒。这些考生大多腼腆，羞涩，胆怯，对学校有憧憬，偶尔问句话，不是跟考试有关的，就是跟主考的先生有关的。他们盼望着我能够透露哪怕一丁点的信息，好让他们心里踏实起来。
也有一些考生，很傲气，觉得自己学了几年西洋乐器比较了不起，一下汽车，头昂得像只鹤，走路耸起肩膀跨大步，对我说话像是对着空气说话，眼睛都不朝我瞄一下。这种牛皮烘烘目中无人的学生，我同样对他们不屑一顾。我也鞠躬，也道声辛苦，可我不引路。我只是朝学校方向简单一指，然后听凭他们没头苍蝇一样胡乱寻过去。乡下的小路总是弯弯曲曲千回百转，无人带路的话，多绕两个来回是正常的事。这样一来，他们难免会耽误了考试时间，或者走得满头大汗以至不能很快进入考试状态，主考老师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主观分数肯定打不高。
我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点促狭啊？不够大气啊？可人和人之间总要互相尊重对不对？何况我当年也还是个小孩子，我给学校做杂役，我不给他们做杂役。
相比较起来，各地过来赶考的学生中，考钢琴提琴的多，考管乐打击乐的少。这似乎是中国特色呢，一直到今天，据我所知，国内的孩子学乐器，首选都是这两样“琴”。
我说的没错吧？
考小提琴的，提琴都是随身带。自己的东西用习惯了，顺手。琴弦调到怎么样的松紧，琴弓选什么型号的马尾，松香涂多少，自己有一定之规，换把琴就不合适。
钢琴不同。钢琴那东西太重，除了正规演唱会，没有人会把它搬来搬去。考生们都必须用学校里的那台“施坦威”立式琴。可是讲究的考生也会有各种要求，有的希望琴声亮一点，有的希望平稳一点，有人个头矮，常规琴凳坐上去手臂高度不对，还有人踩踏板也有自己的偏好。岑校长是个宽厚随和的人，对考生的小愿望，他总会尽量满足。这样，整个招生期间，我父亲便带着他的那把调音扳手，一步不离地守在钢琴边，时而松几颗螺丝，时而再紧几颗螺丝，一个简单动作，反反复复地做。
我对我的父亲很仰慕，他没读过书，更没学过调音专业课，完全是凭自己的耳朵、自己的心灵手巧，把一个学校里的全部跟乐器有关的活儿都摸个八九不离十。我从少年时代就下定了决心，长大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凭手艺吃饭，凭手艺立足于这个世界。
再说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学校大门外来了个邻村的小瞎子，被他父亲搀扶着，手里拎一把磨出包浆的老胡琴，说是要考学。岑校长亲自出来接待，请他们坐，给他们上茶水，并且一再解释，学校是教西洋音乐的，胡琴属民乐，不在招生范围。
瞎子父亲是个木匠，并且是方圆百里内有大名头的细木匠，应该也是有点钱，反反复复磨着岑校长，说他儿子眼睛虽瞎天分高，又说他有钱交学费，多高的学费都肯交。
岑校长拿这父子两个没办法。乡下人，遇事会胡缠，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几个主考的先生们也没办法，毕竟是邻村的，论起来也算乡里乡亲呢。
还是我父亲有主意，他建议校长，公平起见，那就跟正常招生一样常规考，先考文化基础课，考得过去再说下一步。结果，几张算术国文乐理知识考卷拿过来，小瞎子伸手摸一摸，对他父亲说了一句话：“爹我们走吧。”
这一来我父亲倒有点不过意了，说来也来了，不妨拉一曲，让大家听个响。小瞎子倒也不怯场，胡琴拎起来往腿上一戳，摆开架势就拉了个江南小曲《采茶扑蝶》。你别说，拉得还真是不错，娴熟，圆润，欢快又热烈，自有民间的欢喜精神在。
考场里的先生们都鼓掌，大声说好。父子两人由是没了怨恨气。小瞎子跟着也提个要求，想摸一摸西洋的胡琴长什么样。岑校长就拿把小提琴送到他手里。他上上下下一通把玩，拨一拨弦，运一运弓，末了告诉他父亲说：“爹呀，这个洋胡琴就像金华火腿呢。”
我们都笑。小瞎子自己也笑。他还说：“这个真不难做，回头让我爹给我也做一把，我练好了再来考。”
不过，第二年第三年，小瞎子都没有在考场上出现过，八成没练好。到一九四八年年底，我们就离开了丹阳。我再没有见过那两父子的面。
还在招生的事情刚刚确定时，管乐班林先生就给多来米送来一本乐谱，里面有胡梅尔的那首《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林先生说：“学小号这事不能光凭听，听力再好也不可靠，还是要读谱，照着乐谱来。”又指点他，“你就练这一首，练到八九不离十，再上考场。我对你有信心。”
所以，在招生开初的七八天时间，多来米一直没露面，躲在小披屋里啃那本乐谱，琢磨着口型，吐气，节拍，指键的按法，种种窍门。我那小兄弟是真聪明，五线谱他根本就没学过，我们学校搬过来之前，估计他听都没听说过这东西，可是因为天天在楼上抄谱，天天照着葫芦画瓢，居然就把谱子里的升调降调各种符号摸得透熟，任意一本，拿到就能上手。
我父亲替他急，催促他：“背谱不急，先去报上名吧，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啊。”
多来米说：“再等下。”
我知道他有几个音总是吹不好，一直在苦练。他固执，又认真，还要面子，不想以任何缺憾示人。
分别这些年里，我其实一直为他担心，他这样的性格，难以见容于社会。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好像是《后汉书》里就有这句话。我急于打听他的下落，很大原因怕是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吃苦头。他孤身一个人，做点普通事情倒还好，要想干出一番事业的话，难哪。
大概在招生的第八天还是第九天吧，来了一个管乐班的考生。第一眼看到他手里的乐器盒，我心里就咯噔一跳。那孩子考的不是双簧管单簧管，也不是圆号和巴松，是小号。多来米有了对手。孩子比多来米大个一两岁，是由他哥哥带着来的。听说家在湖州，挺偏的地方，来这一趟，又是坐车，又是坐船，断断续续还走了不少路，蛮不容易。孩子是好人家出身，长得很文静，虽说一路跋山涉水的，到学校那天仍然鞋是鞋袜是袜，干干净净，体体面面。两兄弟见人也有礼貌，鞠躬问好，一样不缺，规矩，也谦和。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那个哥哥也学乐器，学的是小提琴，因为年龄过了，才没有来考学。湖州当地有一个教会学校，两兄弟是在教会学校里加入唱诗班，学会了吹号和拉琴。
越是这样的孩子，越是不能小觑，有实力的考生往往出在这些孩子当中。
我一路心慌慌的，把那两兄弟领进校门后，赶紧到小披屋里寻找多来米。我对他说：“快去看看，你可能遇上对手了。”
多来米抬头，先是怔怔地看着我，然后反应过来，霍地起身，收起他的小号和乐谱，跟着我往后院小楼里跑。
门口窗外已经围了不少学生，小声地讲话和议论，表情都有点兴奋。很奇怪，对于“好”和“不好”这种事，似乎人人心里都有杆秤，有大致估算，心有灵犀一样，这个也是科学上说不通的行为吧。
我至今都记得，那孩子吹的是一段《威尼斯狂欢节》里的小号曲。坦白说，我一个跑腿打杂的，常年浸泡在音乐氛围里，能听得出好和不好，不可能辨得出哪首曲子叫什么名。我是从围在门外看热闹的管乐班学生的嘴巴里听到的。小号的声音一起来，他们就交头接耳，互相在传这几个字。
《威尼斯狂欢节》，他们说出来的绝对是这个乐曲名。后来我到爱尔兰，在都柏林爱乐乐团里做事，每回有机会听这首交响乐，我都特别留意听里面那段小号曲。没有办法，刻在我心里了，抹都抹不去。
毫无疑问，那个考生的水平相当好，在门外聆听的学生们都很吃惊，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服气加羡慕。专业上的东西来不得虚，哪怕是吹错一两个音，出来的效果，音乐在人心里引起的崇高、感动、升华，种种情绪都会不一样。
我看到管乐班的主考老师林先生欣喜莫名，笑眯眯地盘问了那孩子几个学习上的问题，还要过他的小号，看他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号嘴，并且点名要他再吹一曲莫扎特的《魔笛》选段。当然，这个要求已经是在考试范围之外，是开音乐会的意思了，是让他炫出本事来请大家欣赏和陶醉了。
很难得的一点是，那孩子家教一等一的好，场面上非常沉得住气，无论林先生多么喜形于色，他的态度依然谦恭有礼，每回答一个问题，或者吹完一曲，都要红着面孔站起来鞠一躬，道谢，是真诚求教的样子。
林先生遏制不住地转过身去，跟岑校长窃窃私语，开心得嘴巴都合不拢。我觉得他就差当场宣布录取消息了。专业老师们碰上自己喜欢的学生，就是会这样按捺不住。前几天有个从上海过来考钢琴的，弹了一曲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在场的钢琴班的先生们也是这样屁股发烫。
我想起多来米，回头对他说：“你别慌，管乐班这回要招十个学生呢。”
没有回应。不知道什么时候，多来米已经从人群里挤了出去。
我心里觉得不太好，赶快离开考场，去找他。他果然又躲回到小披屋，埋在杂物堆里，怀中紧紧抱着他的小号，身体轻轻摇晃，眼睛不看我，看矮墙外的天空，看初秋天上变幻莫测的云，嘴巴动来动去，仿佛跟自己交代着什么，眼神倒很平静，脸上也见不到什么喜乐。
我走过去，碰一碰他的脚。我说：“嗨。”
他回过脸，看见是我，没有惊讶，朝我笑了笑。
我说：“你也很棒的，你没有老师教，自学都能吹得这么好。”
他摇头：“才不是。”
我说：“是的，林先生不都夸过你了嘛。他还给你乐谱。”
他低头看一下乐谱，脸上现出羞涩。
“你还是要报名啊，管乐班招十个人呢。”我劝他。
他埋着头，脚尖在地上蹭来蹭去的，不开口。
“去报名吧。要不我帮你报？”
他突然抬头，很坚决地制止我：“哥，不要。”
我说：“去试试。”
他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真的不要。”
“难道你不想当学生？”
“我吹得不好。我要再学一年，明年再报名。”
我知道他性子倔，他说了不想做的事，八匹马也拉不回头，除非你杀了他。我想他反正还小，明年再考也不迟，就没有再继续劝。
结果是厨子老张替他不服气，跑去找林先生，责问学校为什么不收多来米。林先生被问得莫名其妙：“多来米？我一直在等他报名啊，是不是他想抓紧这几天时间多练练？”
林先生还真的去找了多来米，告诉他说，学生既然叫学生，就标志着不完美，要学习，要进步，否则学校办了干什么？直接组乐团算了，是不是？还有，别人的专业水平高，是他比你学得早，学习方法对，可是这不代表着你不如他，因为你是从零起步的，上升空间大，假以时日，谁比谁更强还是说不定的事。
林先生苦口婆心，多来米闷着个脑袋一言不发。林先生就不高兴了，走了。他可能还觉得多来米心眼儿小，容不得别人的优秀。只有我明白，多来米其实是自卑，他生怕别人因为可怜他才另眼看他。他要憋着劲儿地努力，要让自己优秀，要堂堂正正地跨进学校大门，而不留别人的一丁点疑惑。
这个世界上，如多来米这样，小小年纪就懂得自尊自爱的人，真的不是太多啊。
接下来的那个春天，在丹阳城东南的那个乐声缭绕的大宅院子里，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天，半夜里，青砖雕花的大门楼子下面，有人轻轻敲门。声音真的是很轻，敲几下，停一停，像是怕惊扰了院里的人，然后又敲几下，再停，再敲，小心翼翼，迟迟疑疑。
我父亲住的那间屋最靠大门，他睡眠又轻，来人敲前面几声时，他就听见了。他没有立刻起身开门，怕有土匪什么的冲进来。那年头，到处打仗，除了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抗战时候留下来的忠义救国军，路霸湖匪，本地民团，反正是扛枪的人满地乱窜，哪里搞得清楚要进门的谁是谁。
可是敲门声响过两轮后，我父亲心生惊讶：如果是兵匪骚扰的话，哪里会有这么文文静静规规矩矩呢，片刻之内无人应答，早就该抬脚踢门，拿枪托子砸门了。
一直挨到来人敲过第四回门，我父亲才壮着胆子披衣起身，拿了手电筒，又特意找了一把小铁锤掂着，出去到门口。
父亲贴着门，先把两腿叉开，摆好迎战的架势，然后战战兢兢问：“是哪个？”
外面的人压低声音答：“先生，先生，请你开开门。”
这一声答，让我父亲彻底放了心：客客气气，礼数周全，兵匪们都不可能有如此教养。
开门之后发现，果然是个文弱书生，个子不高，穿长衫，背略微有点驼，戴一副白边眼镜，四十岁上下的模样。他身后还跟了个小年轻，倒是高高大大，一身短打，腰里面鼓鼓囊囊掖着什么东西，眼神机警，但是不言不语。
我父亲见来人态度和气，也跟着恭敬起来：“请问你……”
对方似乎对这个宅院熟门熟路，反手把大门关好，站在院子里，就着月光将房屋廊檐花坛小道一通打量，感慨万端地叹出一口气，才向我父亲询问多来米的下落。
他用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东儿。
我父亲一时想不起来谁叫东儿。他问来人：“贵姓？”
对方答：“免贵，姓师。”
“师”是偏姓，本地并不多见。父亲想起来了，多来米就姓师，大名师念东。
还有，这个人说话，带着明显的广东腔。还不完全是，比广东腔更古怪，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的那种腔调。
父亲恍然大悟，这应该是多来米的爸爸，那个归国抗日的南洋华侨，时隔多年，他回来找他寄养在岳父家的儿子。
说实话，判断出来人的身份后，我父亲当时并不高兴，甚至都想把客人赶出门去算了。他觉得这个当爸爸的太不地道，夫妻俩从国外回来，把两三岁的儿子往岳父家一扔，从此不闻不问。岳父家是汉奸他不知道？岳父家已经家破人亡他不知道？他儿子被小舅子藏进夹壁差点饿死他不知道？若是一切都不知道，他又凭什么为父为婿？
后来，把岑校长叫起来见了客人，坐下细谈，才弄清楚，多来米的爸爸正是因为刚刚得知一切，心急如焚，千难万险地从中共苏北盐城根据地赶来，要把多来米接走。
原来他夫妻二人当年归国参加抗战时，投奔的是延安而不是重庆，之后两口子被派往莫斯科学习收发电报的技术，再回国便到了上海，以一间英文学校为掩护，从事情报收集工作。世事艰难，境况险恶，他们自然不敢将幼小的多来米接到身边。当时多来米的大舅在南京汪伪政权做事，他的妈妈便有了借口时不时来往于南京和上海之间，以种种方便获取日伪秘密，再发报传送，为延安立下大功。
两年前，一九四五年，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时，情报往来越发密集，多来米的妈妈操作的电台因为频频发报而引起了日本宪兵的注意，有一天连人带机器被围困在阁楼，年轻的共产党员随即毁了电台，举枪自杀。多来米的爸爸那一天正好外出接头，躲过一劫。后来组织上就把他转移到苏北盐城的新四军总部，做对外联络工作。
怕给多来米带去危险，抗战这些年中，两夫妇都是通过多来米那个做生意的小舅打听儿子消息，捎来衣物玩具，从不敢贸然回到丹阳见面。及至妻子牺牲，多来米的爸爸悲痛无比，更是无法开口将这个噩耗通知岳父。此后，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苏南苏北又归属于国共两党的两个阵营，大江阻隔，信息不通。大舅子被抓，老岳父去世、多来米侥幸无恙这几件事，身为共产党高官的师先生真的是刚刚得知，他第一时间就向组织做了报告，经更高领导批准，这才带着一个警卫员便衣出行，要来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接去盐城。
那一年，国共之间虽有小规模摩擦，明面上还没有完全撕破脸皮，周恩来先生还住在南京梅园新村，旷日持久地做国共谈判工作，所以师先生对岑校长完全坦诚，因为他相信接纳了多来米的这位音乐教育家，不会介入两党之争，更不会对他个人有所图谋。
寒夜漫漫，两个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坐在后院楼上，就着一盏昏暗的油灯，面对面促膝聊天，时而中文时而英文，一直聊到天亮。师先生把自己的身份和这些年中的点滴行迹，毫无保留地向岑校长袒露明白。校长则对多来米的母亲临死都没能再见儿子一面感慨唏嘘，以至泪湿衣襟。
我父亲那晚也没有再睡觉，他担心校长的安危，一直坐在楼下守候。师先生带来的警卫员，则是在屋外台阶上竖着耳朵坐了一夜。
父亲后来每提起那一夜，脸上的表情都很复杂。一方面，他说他真的佩服多来米的爹妈，南洋归来，出生入死，舍家为国，也只有共产党人能有那样的完全彻底。另一方面，他又想不明白，即便横下心去为国牺牲，夫妻两个有一个不就行了？丢下年幼的独子，双双坚定赴死，舍得吗？值吗？没有后悔过吗？
“读书人啊，想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呢。”我父亲自言自语。
天亮，父亲跑到前院厨房，跟厨子老张耳语几句。老张连连点头，开了他视为“宝库”的食橱锁，拿出五颗鸡蛋，做成香喷喷的荷包蛋，又盛了一大罐刚刚煮好的子粥，舀一小碗咸菜，放进竹篮，由父亲拎着送到后院楼上。五只荷包蛋，多来米爸爸和他的警卫员一人两只。岑校长陪客，不吃有点尴尬，减为一只，意思意思做个样子。老张掌管厨房大权，待客的算计上可真是精明到了家。
早饭一吃完，岑校长便吩咐我父亲锁上后院的大门，禁止闲人出入。校长说，若师生们问起，就说学校里有人生病，怕传染，先在后院隔离观察。岑校长是个谨慎的人，既然知道了多来米爸爸的身份特殊，安全起见，他不想弄得人人皆知。
至于多来米，吃完早饭，上课时间一到，岑校长就把他叫了过去，轻言细语交谈了好一阵子。事后回想，他是要对多来米说明他爸爸的身份和来意吧。但是那天早上，我是跟全校同学一样被蒙在鼓里的，一点儿预感都没有。我仍然跟在我父亲身边，替他打下手，一一地拭擦他那些工具和零碎小玩意儿，上油，打蜡，归置，以便他使用起来更顺手。我完全没有料到多来米很快就要跟他爸爸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这个同铺的朋友，再也听不见他的笨拙又有点荒腔走板的小号声了。
九点钟左右，岑校长扳着多来米瘦瘦的肩膀，从他们谈话的房间里出来了。因为师生们都在各自教室里上课，所以只有我注意到了多来米的不同寻常。我觉得他表情紧张，神色张皇，眼睛一直在东看西看，像是要寻找什么可供救命的东西似的。而且，他身体的动作，明显不是自己要走，是在被岑校长推着走。他们别别扭扭的，穿过中间的一进院落，一直往后院走过去。
我忽然警觉起来，后院里关着传染病人呢，岑校长为什么要把多来米带到那儿去？我想喊，怕惊扰了上课的师生，生生地把喊声压进喉咙，同时赶快丢下手里的东西，要追过去问个究竟。我害怕是岑校长急着要多来米去小楼里抄写一份乐谱，一时忘了楼里有传染病人这个茬。
我父亲一把拉住了我。他的五个手指用劲抠住我的手腕，说：“你不能去。”
我问为什么，后院里关的到底是谁？还有，今天他和老张两个人都有点鬼鬼祟祟的模样，出了什么事？
那年我已经十四岁，不是小孩子了，懂得对大人的行为察言观色了。这一个早上，我都感觉大宅院里的气氛怪怪的，不正常。
我父亲知道这事瞒不过我，我跟多来米同睡一张床，关系这么好，多来米要走了，大人总要对我有个交代。父亲便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说给我听。父亲说，只有一句话，嘴巴严实点，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闷在肚子里，万一漏了风，多来米和他爸说不定都走不出这个大宅院子呢。
我说，这个我明白，国民党一直在捉共产党的人，有一回我跟着老张去街市买粮，亲眼见到过，一根绳子，绑起就走了。
父亲点头，说你知道就好，知道轻重，才不会坏了多来米的事。
可是，我虽然把嘴巴闭得死紧，一整天没有见到多来米，没有听到他的动静，心里还是惦记得慌。怕他会哭，会伤心，会被他爸爸吼，被责打，甚至会被绑起来不给他吃喝。
父亲笑话我：“想到哪里去了？人家是嫡嫡亲亲的父子俩。”
我问：“那为什么多来米进去了不出来？”
父亲说：“小十年都没见过面，多来米怕是连爸爸两个字都叫不出口，不得在一起培养培养感情吗？”
这个解答倒是很合理。
可我还是不放心多来米。一次又一次，我抱起扫帚扫院子，扫着扫着蹭到后院门口，趴在紧闭的院门上听动静。后院小楼里静悄悄的，我不知道多来米和他爸爸在说些什么，他有没有开口叫他的爸爸。我希望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好起来，这对多来米有利。我又不希望多来米有了爸爸就飞快地忘记了我们，这会让我、我父亲、厨子老张和岑校长都伤心。
我就那么七想八想，心神不定。
午饭时间，我在饭堂门口翘首以盼，没有见到多来米。父亲拎着送饭的篮子从我面前擦身走过去，低声提醒我：“别乱看，他们都在后院里吃饭。”
晚饭时间，多来米依然没有出现。我不再等了。我想多来米一定已经适应了跟他爸爸的相处，父子两人可能正在相偎相依，有说有笑。
我在心里自言自语：好吧好吧，多来米开心就好，他才十三岁，他应该有个爸爸。
九点钟，学校规定的睡觉时间。洗漱过后，各人上床，叽叽喳喳一阵，骤然安静下来。小孩子都是倒头就着的，不过十来分钟，大家陆续进入梦乡，细碎的鼾声磨牙声梦呓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月光刚好从窗棂上方透进来，照亮了我的床铺。我辗转反侧，总觉得这张床板突然间大得空荡，让我很不习惯。我睁大眼，望着窗棂外晃动的树影。秋天了，树上的知了已经消失了，不知道是死了，还是猫到哪里过冬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好快，人也一天一天长大得好快，到什么时候我和多来米能够再见？我们还有没有再见的时候？
想着想着，脑子慢慢地不再转动，眼皮开始发沉，黏糊，我要睡过去了。
就在这时候，脚头的被子被轻轻掀开，灌进一小股冷风。接着，一个小小的冰冷的身体滑了进来，避开我的已经发热的皮肤，乖巧地贴在床沿。
我蓦然惊觉，抬了脑袋，往床那头看。月光中，多来米也抬着头，脸白得发亮，一双眼睛乌溜溜不动，同样盯住我看。
“嗨，”我压低声音问他，“你怎么回来了？”
“睡觉。”他用口型回答我。
“你爸呢？你不是跟你爸睡的吗？”
“不习惯，睡不着。”他说了这一句。
我笑起来。他眼睛亮亮的，也对着我笑。
忽然之间，我心里无比放松，也踏实。放倒身子，头靠上荞麦皮灌的枕头，眨个眼皮的工夫吧，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多来米再没有回到后院小楼。岑校长找他谈话，我父亲也劝他听话，他一直低个头，眼睛死盯着地面，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八匹马也拉不回头的模样。
我不清楚多来米的爸爸是什么时候走的，走的时候心情怎么样，遗憾还是恼火。反正到中午的时候，后院门又打开了，小楼里又有钢琴声飘出来了。
多来米恢复了往日的生活：听课，抄谱，猫在小披屋里摆弄他的小号。不过，很明显，他的性格比之前活泼了很多，话也突然多了起来，有时候还会跟我们搅在一起戏耍打闹一阵。
我父亲说：“这孩子，有个爸爸跟没有爸爸还是不一样，心里有根弦松了呢。”
厨子老张却撇撇嘴：“个憨娃儿，有福不会享。他爸爸好歹是个官，跟过去的话，不比在这里挨冻受饿的好？”
我倒是能明白多来米，要换作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的爸爸，等于是陌生人啦，冷不丁要跟着他走，还要去到一个同样陌生的地方，心里这个弯儿肯定也是转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