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爱尔兰的邮件（六）
学校开办的第三个冬天，经费越来越困难，我们的日子很难熬。
之前岑校长每月去南京一次，从教育部领取一点可怜的拨款，拿个皮包就能拎回来。后来不行了，要用一只藤箱子去装。再后来，他要带着我父亲去，两个人拿行李箱装着那些钱，连拖带拉地往回运。怎么对你们解释呢？通货膨胀懂不懂？就是钱一天比一天不值钱。打个比方，这个月一块钱还能买只鸡蛋，下个月要拿五块钱才能买到。
照这么飞涨的速度，再往后去南京领钱，不是要赶辆牛车才装得下吗？
岑校长是书呆子，只晓得发愁，不会变通。我父亲这方面要通透些，他很快学会了在黑市上换钱，每月去南京，经费一拿到手，赶快背到相熟的兑换小店里，换银洋。去时是大捆的纸钞，换回来少得可怜的银洋，掂量着节省着用，勉强维持学校的运转。
按照岑校长的办学原则，想让学生们在专业上出成绩，教员的薪水不能省，添置乐器乐谱唱片这些教学用具的钱不能省，聘请外教同样不能省。可是，这不省那不省，能省的是什么呢？无非吃的用的和穿的。
这就可怜了老张，他是管我们食堂采买的大厨，每一块银洋在他手里都能攥得出水。
我记得那一年秋天，南瓜成熟季，每天大锅里煮的都是这玩意儿，扒了籽，切成块，放油略翻炒，再抓进一把盐，大火咕嘟咕嘟一通炖，起锅前，撒一把葱花上去。闻起来倒还是香，吃到嘴巴里，却是水唧唧烂糊糊的，甜不甜咸不咸，到后来我们一见到南瓜胃里就要冒酸水。
为什么总是吃南瓜？便宜啊，一块银洋能买一大堆呢，淀粉又丰富，能当菜，还能当饭，填得饱肚子。
刚住进宅院时，满院子都是紫藤，葡萄藤，黄色的金银花，紫色的喇叭花，粉红的凤仙花，还有白菖蒲，美人蕉，香得让人打喷嚏的细叶兰，漂亮得很。两年之内，老张把院落改造得很彻底，紫藤和葡萄藤的架子上陆陆续续爬上了豆角和丝瓜，花草们一片一片地被挖起，扔掉，种上了青菜，包菜，洋葱，豆苗，黄昏时候一浇粪水，满学校都是臭烘烘的味。讲究情调的先生们向岑校长集体提抗议，不过岑校长在这件事上观点很明确：气味是一时，吃饱肚子才是王道。
没事的时候，老张还会在院子里瞎转悠，手里拿把大铁锹，这里挖一铲，那里捅个坑。他的眼睛，目光炯炯，钻地三尺，如同探照灯。我好奇，问他是不是想找到山里面才有的那种“何首乌”？他呸我一声说，何首乌管个屁用，他要找的是银洋。我笑话他，想什么呢？还有银洋随便埋在地下等他来挖的？他振振有词道，这个也不好讲，多来米不就在荷花缸底下挖出来一罐银洋吗？
他这么想，我就不好说什么了，毕竟人要有盼头活得才有趣。
冬至一过，要开始数九了。没有钱，这个冬天很难过啊。江南的冬天，一向冷得邪乎，有几个学生穿的还是小时候的棉袄，腰身袖子都短了一大截。腰身短倒还带得住，袖子短，手伸在外面拉琴吹号什么的，手指肿成胡萝卜，硬挺挺地打不过弯，无法操弄弦和键。还有，小孩子们一年比一年长得大，即便还是挤一张床，也得两副铺盖才合适。一切一切都是迫在眉睫的事，岑校长愁得头发都白了一大片。
有一天，他终于下了大决心，破釜沉舟了，要把全校师生带到南京去，到教育部门口静坐，问责，讨经费。
从丹阳到南京，说远不远，说近也不算近，总有八九十公里的路程吧。师生上百人，若是坐车去，来回路费也不是小数字。教务会上商量的结果，干脆全体步行，算是打出一手悲情牌。岑校长说，要打得教育部的老爷们不给经费心里不过意。另外，会上还决定了把学校里能带的乐器都带上，必要的时候演出个一两场，彰显我们的音乐特质。中国的学校众多，专门培养音乐人才的学校稀有，若是任由这样的学校自生自灭，中国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就不必抱什么希望了。
八九十公里的路，十三四岁的孩子们走，路上至少需要住宿三四个晚上，所以得带行李。师生们两两相助，一个人背铺的，另一个人就背盖的；一个人带干粮，另一个人便挎水壶。有些乐器，比方说大提琴和圆号，个儿大，还沉，岑校长专门雇了两辆骡车跟队运送，顺便也做收容。教务长带着我父亲打前站，号下每天住宿的地方：沿途的寺庙啦，祠堂啦，小学校的教室啦。那年头出门，日常需要基本上都是这么对付。
军马未动，粮草先行。出门在外，吃口热饭特别重要。厨子老张的任务不轻省，煮饭的大锅得带上，三四天的粮米和油盐酱菜得带上，万一找不到架锅的大灶，还得就地垒一个，不容易。岑校长派给我的任务，就是给老张打下手，他背锅，我背锅盖；他垒灶，我递砖头；他烧饭，我添柴草。好在饭食很简单：到了驻地，架好锅，量出米，找老乡买筐青菜，洗洗切切，饭菜一锅煮，有油有盐，锅盖一揭热气蒸腾，师生们走得累了，围着大锅菜饭，就两根萝卜干，一人能干掉两大碗。
因为天冷，岑校长心疼年幼的孩子们，出发头一天，让大家睡到七点钟才起床，说是等太阳出来了再上路。谁料前两天下过一场雨，夜里道路上了冻，刚出发时路面硬邦邦走得还算轻快，约莫到了十点来钟的样子，太阳一晒，气温升高，冻土化成了稀烂的泥巴地，走起来一步一陷，简直像是在泥沼里跳舞。
泥泞也罢了，关键还滑，脚趾得用劲扒住鞋底，脚踝撑住，才不至于哧溜咕咚摔个屁股墩。提琴班的张豆儿摔过一次，当场哭成了泪人儿，因为他摔下去的时候全部身体都倒在了烂泥巴里，站起来后从头到脚被泥水糊住，活像稻田里捞出的蛤蟆，狼狈到让他无地自容。
岑校长觉得这样不行，一是走烂泥路太费体力，二是摔了跟头之后没法及时清洁，会让大家感觉崩溃。后来我们就改成起早出发，趁冻土未化时走上三四个小时，然后埋锅造饭，吃完就地休息。下午四点钟以后，西北风收干路面，再走三两个小时。
数九天气里，凌晨时分正是一天中最最寒冷的时候，从热乎乎的稻草地铺上爬起来，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天地都冻住了，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田野里稀稀拉拉的麦苗，光秃秃的树枝，结着薄冰的河流，远处冻成灰白的农家房舍，一切都在朦胧天光里冒着凛然寒气，仿佛摘一片麦叶都能变成刀剑，刺得我们鲜血淋漓。
不过真走开了，身体也就热乎了。从嘴巴鼻子里喷出的热气贴着脸颊上升，凝结在睫毛和眉毛上，在结成冰珠的刹那，又被下一股热气冲化，仍然是微细水滴的模样。脸颊自然是红的，裸露在寒气中的鼻尖和耳朵也是红的，红到一定程度时便微微发白，发紫，这便是冻疮正在生成。晚上睡进被窝，皮肤一热，冻疮可是要人命的东西：不碰它吧，痒得让人五爪挠心，抓它一下吧，皮肤就像熟透的桃子皮一样溃烂开来，流脓，结痂，再溃烂，再流脓结痂，反反复复，搅屎棍一样讨厌，人对这东西毫无办法。
晚上睡觉前，老张都要烧上几锅热水给大家泡脚。泡完脚之后便是我的工作啦，我会拿着酒精药棉在各个房间各张草铺间视察，碰到脚底板上打了水泡的，我就原地坐下来，把他的脚搁在我腿上，拿根缝衣针挑开水泡，挤出脓水，取酒精药棉擦干，再拔他一根头发，拿针穿进水泡，打个结，留置。穿头发这个程序很重要，方便脓水随时流出来，否则的话，挑破的伤口很快又会愈合，再次形成新的水泡。
岑校长和几位先生脚上的水泡，都是我帮忙处理的。那年我十五岁，眼力好，做事果断，手脚也利索，每次操作，一针刺下去，稳准狠，加上拔头发穿水泡，两分钟能完事。整个学校里没有人比我做得更好。
多来米第一天走路，两只脚一共打了七八个水泡。抱着他的脚帮他挑破时，他紧张，也害怕，仰面朝天不敢看，两条腿绷直得像两根铁棍子。我问他疼不疼，他摇头，牙齿咬得死紧。后来我一针刺进去时，才发现他说不疼是假，实际上眼睛里已经蓄满了眼泪，硬是忍着才没流出来，真是又可怜又可笑。我帮他挑破了两个最大的，小一些的就不用管了，一觉睡过来脓包自己会吸收。
走到第三天，多来米有点不对劲，腿软，走路东倒西歪，脚高脚低像是踩棉花。我上去一摸他的头，滚烫，发烧了。我赶紧告诉岑校长。岑校长也没有办法，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现请郎中都没处请。岑校长就叫我陪着他慢慢走，还留辆骡车跟着我们做接应。
到傍晚，多来米实在支撑不住，满面通红，直喘粗气，离他稍近点，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滚烫。前面的大部队也不知道走出多远，身边只有一个老乡赶着骡车在旁边咣当咣当晃悠。我急了，怕天黑之后出事更不好办，就想让他坐到骡车上。可是骡车是满载，乐器啦铺盖卷儿啦粮草啦堆成了小山高，人上去根本无法落脚。我想个办法，从车厢底抽出两把垫乐器的稻草，搓了一根稻草绳，一头拴一个装大提琴的木盒子，挂在我自己脖子上，空出的地方用铺盖卷儿填平，让多来米躺上去。他那时候已经烧得迷迷糊糊了，我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完全不反抗。
走了大约个把小时，才到宿营地。卸下两把大提琴，我觉得脖子像要折断一样，肩膀也火辣辣地疼。脱了衣服我才发现，两边肩窝的皮肤全都磨破了。
营地设在一个规模挺大的寺庙里，打前站的教务长和我父亲号下了庙里的全部寮房用来安置师生们。老张煮了白米饭，还炒了青菜豆腐，大家都狼吞虎咽，只有多来米毫无食欲。我就请老张用锅底的焦锅巴烧了一大碗锅巴汤，黄澄澄的，香得很。端过去，多来米闷个头，咕咚咕咚连焦汤带饭米粒喝完了。老张竖着大拇指头直夸我，说我心细，会照顾人。
晚上多来米还在发烧。我怕我睡着了醒不了，衣服都没敢脱，找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睡。他脸通红，身子动来动去，嘴里还嘟嘟哝哝说胡话。我听到他喊了几声“爸爸”。起初我以为听错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到“爸爸”这两个字。后来他又含含糊糊喊几声，我才确信喊的是这个。我当时心里很诧异，他既然心里还有“爸爸”这个概念，那一次爸爸来了为什么没有跟着走？
唉，小人儿也有小人儿的心思，小人的心思大人未必能弄懂。
半夜里，岑校长起床来看过他一次。我父亲和老张也来过。岑校长忧心忡忡说，如果到天明烧还不能退，就不能跟着大部队继续走了，他会雇辆手推车把我和多来米一起送回丹阳去。他还说，有我照顾多来米，他放心。
我不想被送回去。我觉得多来米也不想。离开大部队的日子会很孤独，况且我们也应该为讨要学校经费出份力。
我想起小时候发烧时，父亲曾经对我做过的事，就起身出门，拿脸盆端来一盆凉水，浸湿毛巾，绞干，搭在多来米的额头上。他皮肤烫得厉害，冰凉的毛巾搭上去，几分钟就变得干热。我不停息地给他换，浸水，绞干，再浸水，再绞干。水热了，端出去，重新换一盆凉水回来。
一夜之间，这样的动作重复了几十次。
我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困倦和劳累。那个夜晚，我的全部念头，就是祈望多来米赶快退烧，赶快好起来，别让岑校长把我们送回丹阳。
万幸，上天垂怜我们两个，到天亮时，多来米竟然奇迹一般出一身大汗，退了烧。他睁开眼睛看我，笑，很疲乏的样子。我也对他笑，我是庆幸这一个晚上没有白忙活。我出门，请老张把隔夜剩下的焦米汤热了热，他又是咕咚咕咚喝下一大碗。喝完，眼看着脸上恢复了元气，眼神也活泛起来，睡不住了，要坐，要起床跟上大部队走。
小孩子生病都是这样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中间几乎没有过渡。
岑校长看他虚弱，不让他走路，要求他在骡车上再睡一天。不过，车上卸下来的两把大提琴，再出发的时候不在我的脖子上挂着了，一把被岑校长背走，一把挂在了我父亲的身上。
到了南京，我们借住在中山路上一间小学校的礼堂里。礼堂小，打上地铺，师生们都挤在一起，半夜起床的话，要从很多人的脑袋上小心翼翼跨过去。洗脸，刷牙，上厕所，不能像在野外一样随意找个地方蹲着了，得排队，守规矩。穿衣服，虽然找不出好的和新的，也要求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岑校长说，我们都是未来的音乐家，我们不是从乡下过来要饭的，是来堂堂正正讨要自己权利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有文明人的样子。
我记得当年教育部是在一个叫作“成贤街”的地方，路不宽，建筑也算不上气派，一个大铁门进去，院落小小的，办公的楼房也是小小的，在冬天萧瑟的背景中，不知为何有一种寥落和破败的样子。我们早晨吃过早饭后，各人带上自己的乐器，排队走向教育部。沿途不少人看着我们，大概没见过这么多学音乐的孩子，也没见过这些花式繁多的西洋乐器，好奇吧。这些陌生的眼光没有让大家羞怯，反而给队伍中注入了自豪感，增添了背水一战的勇气。
因为岑校长一再强调要文明抗争，所以我们以临街的那道大铁门为界，几十个人分为两组，一左一右沿街而坐，打出了我们唯一的标语：请让我们吃饱，请给我们尊重。
天冷，风硬，地凉，坐不多久，我们就要轮番起来，跺跺脚，走动一下。多来米的病还没全好，我很担心他又被冻着。出发前老张把自己的棉帽扣到了多来米头上，帽子大，多来米脸小，看着就像竹竿头上顶了颗硕大的蘑菇。他站起来跳动时，大蘑菇也跟着跳动，一下又一下脱离他的脑袋，最终又准确无误地扣回他的头上，很让人发笑。
围观的人一直很多。有沿街居民干脆搬个凳子在门口坐着，边带小孩，边做生意，边等待着，大概以为我们最终会演奏一曲？还有人议论，说政府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政府了，连学校都养不起了。又说来这里静坐示威的可不止我们一拨，中学生大学生都来过，论原因，仗打得太多啦，世道太坏啦。
静坐引来了不少记者，拿着各色各样的相机，要拍照，要采访。岑校长东阻西拦，不让他们太多地接近我们。从本心上讲，他还是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大。学校还要办下去，学音乐的孩子绝对不能半途而废，跟政府闹崩了的话，对以后的办学没好处。
中午下班前，从小楼里出来一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恭恭敬敬把岑校长请到楼里去说话。也就是半个钟头的工夫，岑校长又回到我们队伍里。他一言不发，脸色阴沉，看样子谈话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后来才知道，跟岑校长谈话的是教育部的一个次长。他先是热捧岑校长，夸他为国培养音乐人才什么的，而后吐苦水，教育部的经费如何紧张，通货膨胀如何害人。最后请岑校长为国分忧，理解政府的苦处，还允诺会给我们学校格外下拨一笔经费，让岑校长劝退门外的学生。
这笔经费有多少呢？岑校长愤愤地说，就连买一学期所用的松香马尾书本纸张的钱都不够。
岑校长又说，看报纸就知道，政府的高官新贵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们当中有人囤积那么多金条美钞，夜夜笙歌美酒，这是社会上人人皆知的事情。社会不患穷，患不公。
总之，中午的时候我们没有撤退。厨子老张事先给我们准备了干粮，是在南京街头买的大烧饼，每人两个。在寒风中吹了一上午，烧饼拿出来时冻得硬邦邦的，牙口不好的都咬不动。街上的居民看不过去，纷纷从家里给我们端来热汤水，有甜米粥，有鸡蛋花做的汤，有小馄饨，还有赤豆小元宵。阴差阳错，我们都吃到了在学校里吃不到的新鲜饭食。
饭后不久，来了十多个军警，拎着棍子驱赶学生。岑校长和几位先生奋力上前说理，拦截，完全没用。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军警们也真下得去手，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上去就拿脚踢，拿木棍打，非得赶散了不可。多来米躲得慢，头上也挨了一棍子，头昏眼花地倒在地上。我和张豆儿看见了，拼命奔过去，一人拉着他一只胳膊，把他拖到附近巷子里。还好，晕了一会儿，他又醒过来，站起来走两步，没大事。脱下老张的那顶厚棉帽看，头皮红了一片，肿起一个鼓包。若不是帽子抵挡，头破血流是一定的，出人命也不是不可能。
这让我们觉得很害怕。都是小孩子，没经过这样的大场面，完全没想到静坐也会有风险。
岑校长派人传达他的话，让我们都回驻地，暂时别出门。我想岑校长当时的内心一定是非常愤怒。可他是校长，有保护学生的责任，他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有闪失，何况这些孩子还都是他的宝贝，是他为中国未来培养的人才。
第三天一早，岑校长带着教务长出门办事，走前关照大家，南京不比丹阳，地方大，社会复杂，让我们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于是这一天，大家都在学校礼堂原地休息。那时候的小孩子真听话，尤其学音乐的，天天关在学校里识谱练琴，关得人都迂了，也傻，让怎么样就怎么样，说不出去就不出去。
等待的时间也不能浪费啊，况且乐器都还随身带着呢，于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有铜管乐器什么的统统上阵，吹的吹，拉的拉，你来我往，高走低随，整个礼堂里乐声悠扬，此起彼伏，热闹得不行。
到课间，小学校里的孩子们鸟儿一样地飞过来，扒在门上，爬到窗户上，脖子伸着，嘴巴张着，眼睛瞪着，目不转睛地看，惊奇万分。上课铃响起，有些挤出人群走了，很快又补上来另一批，看得眼睛都粘在了乐器上。一直到任课老师们气急败坏地奔过来，一个一个地揪回教室去。
到下一节课时间，来了个穿棉袍戴眼镜的中年老师，满脸带笑，客客气气，说是他们学校的孩子们大多没有见识过西洋乐器和西洋音乐，被我们的学生迷住了。想跟我们商量商量，能不能随便给孩子们演奏几首，让大家长长见识，开开眼？
岑校长不在，指定的临时负责人是提琴班的申先生。申先生觉得既借住了人家学校的礼堂，给人家添了麻烦，人家提这个小要求也是合理的，就当是合奏练习呗，怎么个练不是练啊。申先生做主，答应了小学校老师的要求。
合奏表演定在午饭后。礼堂被我们的地铺占据了，表演场地便放在教室前面的走廊上，走廊有顶盖，聚音，比较像一个小舞台。饭前申先生召集大家商定了几首合奏曲，像《茉莉花》《彩云追月》《康康舞曲》《拉德斯基进行曲》，节奏明快，轻松活泼，适合小学生欣赏。又因为走廊空间狭小，坐不下太多乐手，就由申先生指定了四把小提琴，两把大提琴，两把小号，两支长笛，一根单簧管，一根双簧管，凑成一个临时乐队。
到了时间，小学生们自带板凳，叽叽喳喳地从各个教室出来，集合整队，按班级坐在走廊前面的操场上。学生们先还调皮，坐在板凳上你打我一下，我碰他一下的，嘴不停，手也不停。等到老师宣布音乐会开始，十来种乐器一齐奏响，场上突然间就安静下来，大家都专心地听，也知道有礼貌地鼓掌。虽说大多数孩子茫然，完全不懂曲目的名称和内涵，可是音乐毕竟还是有魔力的东西，你只要看见操场上那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就知道从现在开始，一颗叫作“交响乐”的种子种植在他们心里了。
多来米没有上场，他还不是音乐学校的正式学生。他站在学校孩子的背后，怀里抱着他的小号，全神贯注听。他微微张着嘴巴的样子让我太熟悉了。在丹阳乡下，每次跟着学生们听课，听唱片，他总是这样，张开的嘴巴像是要把每一个音符吃进去，吞在肚子里，跟随着食物一起蠕动和粉碎，然后溶化分解，变成细胞，长进骨骼，成为血肉。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听。他回头朝我笑一笑，说了两个字：“真好。”
我点点头，也说：“真好。”
这就是我们对事物的全部看法：简单又明了。多来米一直不肯多言。其实也没必要多说一个字。
傍晚岑校长回来了，赞扬了申先生今天的果断和主动，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一大早出门，跑了一天，拜访了好几个老朋友，谈的也是演出这件事。不过不是无偿的，是募捐演出，希望用这个机会把我们丹阳幼童音乐学校宣传出去，募集到经费，添加教具，延聘外教，至少不要因为钱的原因而降低了音乐人才的品质。
演出场地已经敲定，借用了金陵女子大学的礼堂。女大有音乐系，可以提供钢琴和一应演出器材。此外，宣传、广告、摄影、评论、扩大影响，所有必须做的，音乐系热心的师生们统统包圆。岑校长称赞说：“困境求破，女子们个个都是英雄。”又说：“我们和她们，是同船共渡的修行者。”
岑校长的话，我不是太懂，不过我明白悬崖面前有人肯拉上一把是怎么回事。我出国之后，一直都在关注金陵女大的消息，知道它后来跟金陵大学合并了，改成了南京师范大学。知道音乐系还在。音乐系一代又一代美丽热情的女孩子们还在。近百年中，那个古朴幽静的校园里，丝弦歌咏，永远都是叩击人类灵魂的绝响。
正式演出和为小学生临时凑数的合奏表演不是一回事，这次演出是专业汇报的性质，因此曲目要提前确定下来，印成节目单，乐队指挥也得跟乐手们有个磨合过程，还有出场人数，座次，排位，离校前没有带足而需要商借的乐器……很短的时间，千头万绪的事情。
一切的杂务，当然是交给教务长和我父亲协力完成。我父亲一直管理着全校的教学器材，能干，还心细，事事处处都能替岑校长考虑周到，是学校里绝好的总务人选。这就是一年之后，学校解散，岑校长应聘去台湾做事，别人可以不带，却一定把我父亲带在身边的原因。
音乐会执棒的当然是岑校长。岑校长毕业于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专业学的就是指挥，整合一台少年乐队演奏的交响乐，绝对是笃笃定定，游刃有余。我记得当年印在节目单上的那些曲目，大多是由岑校长敲定下来的，他对一般音乐会上的常规曲目烂熟于心，又了解自己学校的孩子，知道大家的水平，由他决定，最是合适。
那张节目单，演出完了我还揣在兜里，宝贝一样珍藏了许久。我记得里面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里的第四乐章《欢乐颂》，有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有歌剧《卡门》的选段《斗牛士之歌》，有莫扎特的《费加罗婚礼序曲》，还有李叔同、冼星海、聂耳、贺绿汀的一些短曲，七七八八，排列了大半张纸，看起来挺有阵势。
钢琴伴奏，原定的乐手是学校钢琴班年龄最大的一个孩子，那年十六岁，长手长脚，模样像螳螂，六岁上琴凳，学了十年，基本功很扎实，岑校长对他信心满满。谁知合奏排练的那天，他不知道怎么打起了摆子，一会儿烧得滚烫，一会儿冷得筛糠。这情况自然不能上台。其余钢琴班学生，有风格稳健的，也有华彩绚丽的，各有特点，年龄却都偏小，岑校长怕他们把持不住，对付不下来一整场音乐会。踌躇之间，钢琴班老师季先生毛遂自荐，说他愿意顶替上场，算是解了一个围。
学校三个年级的学生，总共五六十个人，按说组一个交响乐队差不多也够了，可是合练那天往台上一坐，竟然稀稀拉拉零零落落。年龄小个子矮是一个原因，营养不好瘦伶伶不占地方是另一个原因。台上坐不满，没有气势，观众们搭眼一看就会觉得寡淡，潦草，印象分就要大打折扣。这情况之前没有想到，岑校长当场就有点发愣。还是我父亲帮忙出了个主意。父亲说，既然钢琴班的季先生上了，别班的先生们也都可以上啊，有几个上去几个，师生合奏，老少同台，更显众志成城。
岑校长沉吟一下，觉得这样的乐队组合倒也是不失其妙。这时候，他一眼瞥见孤零零站在台边的多来米，干脆招招手喊他过来，说：“你也上去。”又叮嘱一句，“有不会吹的，做个样子也行。”
多来米抬头看校长，有几分钟的时间一动不动，不知所措。后来他像是突然明白了校长的意思，一下子笑得脸上开花。他朝岑校长鞠个躬，到后台端个凳子，慌慌张张就往台上跑，很自觉地在管乐队的角落里占了个位置。
演出当晚，因为有金陵女大音乐系师生的帮忙，提前在南京各机关学校商界报界做了充分宣传动员，相干和不相干的商贾要员文人记者，真来了不少人，算得上是济济一堂。场中彩灯华服，笑语欢颜，完全不是我们在丹阳乡下忍饥挨饿的景象。相反，台上安静坐着的小乐手们，却是一个个面黄肌瘦，衣单鞋破，除了灯光之外，舞台上没有任何背景和装扮，朴素到寒酸，令人惊讶。
但是，当岑校长大步上台，鞠躬，转身，吸一口气，指挥棒猛然抬起的瞬间，一道阳光射向舞台，掠过台上每一个乐手的脸庞。世界被照亮了。曼妙悠扬的小提琴，如泣如诉的大提琴，千回百转的长笛，嘹亮激越的小号，加上恰到好处的钢琴声的衬托，美妙的音乐在舞台上荡漾澎湃，盘旋穿透，抹去了王子和贫儿的区别，使得这个礼堂里的时光停滞，万物安详。
整场演出中，我一直注意着多来米的表现。他不是学校里正式注册的学生，没有坐过科班，更没有舞台演出经验。他胆小，害羞，内向，寡言，活得封闭和边缘。可是当他坐在乐队中，目光紧紧盯住岑校长手里的指挥棒，专注而小心地吹奏他的小号时，他的全身上下，仿佛被包裹了一层朦胧而又圆润的光，他是蜷缩在光圈里的音乐之子，幸福，快乐，爱意绵长。
最后一个音符飞入夜空之后，场中掌声沸腾。岑校长转过身体鞠躬致意之后，掌声越发起伏如雷。于是返场。我记得是奏了一曲肖邦的《b小调马祖卡》，还有柴科夫斯基的《花之圆舞曲》。我的记忆之所以这么清晰，一是因为当时年轻，记性好，二是当年的那场演出，有点类似于贫瘠土地上开出来的一朵鲜花，开花的环境和花朵本身的美好反差强烈，让亲历现场的我们无法忘怀。
此后这一生，高水平的音乐会，世界顶级乐团的演奏，我不知道聆听过多少场次，听时激动，过后了了。时间不同，背景不同，带出来的感受完全不同。
这是后话了。
总之是，音乐会之后，我们多多少少募得了一些款项。我们的学校，因之得以喘息，又勉强延办了一年。
那晚步行回驻地的路上，寒风料峭，而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滚烫。一路上我们大声地唱了很多歌曲，有《松花江上》，有《五月的鲜花》，还有《放学歌》《大刀进行曲》什么的。反正是乱七八糟，想到什么唱什么，吼出来就觉得快乐。
我问多来米：“好吗？”
“好。”他回答。
我说：“真的好？”
他说：“真的好。”
我放心了。我想，我们两个在半路他发烧的时候没有中途折返，千辛万苦地坚持了下来，是做得太对的一件事。那布满荆棘的路走过去了，前面铺展开来的也许就是鲜花和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