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之源：“上帝降德”与“祖考之德”
征之文献，可知周人并不曾确凿地说明德的来源。然而细绎相关论述，则显见在周人的观念中，德确有其源。周人认为，德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天或上帝；二，祖先。
西周青铜铭文显示，当时人们认为德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天、上帝。西周中期史墙盘谓：“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敷佑上下。”[11]铭文意谓文王开始做到了政事和谐，上帝降懿德大定，普有天下。盘铭清晰显示德降自上帝。同类铭文还有西周中期
钟：“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匌受万邦。”（《集成》00251）是说在很古远的时代，上帝赋予文王以“德”，文王遂广有四方，汇合万邦。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则谓“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集成》02841），称颂光明伟大的文王、武王，上天长足其德，当受大命。[12]周人德之观念的产生，与其天命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何尊（《集成》06014）铭文表明，周初之时，周人即已将天命与德联系起来。但由上述墙盘等铭文看，周人明确德由天、上帝所降，或是在西周中期以降。铭文中的懿德，学者多根据传世文献，从古注释家之说，将其理解为文王美德。然而，铭文谓“懿德”由上帝所降，显然这个“德”不是由个人内在所生发出的情感、意识，它外在于人，与“内得于己”之德还有差距，很难说“懿德”就是文王美德。另外，西周金文和周代文献中有“求德”之说，既“求”而得之，则不可说“德”为内在之德。西周中期的㠱仲觯“匄三寿、懿德、万年”（《集成》06511），匄，求也。《诗经·周颂·时迈》亦谓“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德”由所求而来，那么这个“德”仍然是外在之德。
以上毛公鼎等三例铭文中的“德”，还不完全具有后世道德之义，但可以明确的是，德是天、上帝赐予文王、武王，而非文王、武王天然具有德行。德由天降的观念至春秋战国时期仍然可见，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说“天多降德，滂滂在下”[13]，滂滂，盛大之貌，是说盛大之德从天而降。孔子甚至也曾说过“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4]表达出德由天生因此而具有绝对性的意义。[15]可以说在周人的观念中，德由天降，天是德的重要来源。
那么，在天之外呢？天之外，周人观念中德的另一来源，就是先祖。西周彝铭多有称颂祖考“克哲厥德”“秉德恭纯”之语，表明祖考为德的拥有者。例如西周晚期大克鼎载：
大克鼎（铭文）
克曰：穆穆朕文祖师华父，聪襄厥心，宇静于猷，淑哲厥德，肆克恭保厥辟恭王，谏辥王家，惠于万民，柔远能迩，肆克□于皇天，□于上下，
纯亡愍，赐赉无疆，永念于厥孙辟天子。（《集成》02836）
克追美其祖师华父种种善行懿德，谓其“淑哲厥德”。“淑哲厥德”“克哲厥德”“穆秉明德”“秉德恭纯”类状祖考之语习见于西周铭文，如西周中期伯
簋、善鼎、师望鼎（分见《集成》04115、02820、02812），西周晚期梁其钟、井人
钟（分见《集成》00187、00109）、逨盘、四十二年逨鼎、[16]虢叔旅钟（《集成》00238）等等。彝铭中的“淑”为美善之意，[17]或用为动词，意为修善。“哲”，《说文》训“知也”[18]，《尔雅·释言》谓“智也”[19]，义同明。“淑哲厥德”指先祖修善、明察德；“克哲厥德”义与之类似，指先祖明其德；“穆秉明德”，指先祖庄重地持守明德；恭纯，与“秉德”并列，恭有奉、承之义，[20]纯则有美、善义，[21]“秉德恭纯”指先祖持德受善。生者称颂祖考修善、明察其德、秉持明德，显然祖先是有德之人。
然而，祖先之德又是从何而来？文王、武王之德由天、上帝所施予，但祖考之德的来源是什么，周人却没有明确的说法。可以肯定的是，祖考并不是天然地具有德行，因为文王、武王那样的圣王也并非天生有德。或许可以推想，冥冥中，周人以为祖先之德亦与天有关？周人认为，先祖去世之后在天上。周贵族之祖考尽管并不如周先王一般配天帝、在帝廷、在帝左右，[22]然而周贵族常常宣扬前文人“其严在上”[23]，即已说明在周人的心目中，去世的祖先其实是如同周先王一般，在天上的。先祖既在天上，其德是否可由天赋予？不过，周人却从未宣谕先祖之德由天而来。质言之，关于祖考之德的来源，周人并未有明确的思路。
天、帝与祖考是德之重要来源，天之德与祖考之德的内容是什么？
由墙盘、
钟、毛公鼎诸铭文看，天、上帝所降与文王、武王之德，就是铭中所说的“敷有上下”“匍有四方”“匌受万邦”，即广有天下、溥天大定，实际就是文王、武王所得到的君临天下之权。[24]可堪注意的是，上帝、天所施予的德，仅限于达致文王武王，而不传递于一般贵族。因此，周人虽然在意识中十分明确天是德的来源，但天启之德并不提供一般周人获取德的有效途径。
大克鼎（器）
与天之德不同，祖考之德包含有别样的因素，它主要体现了祖考之精神素质和操守品行。揆诸铭文，祖考之德主要包含两方面因素：第一，品格气质方面的因素。[25]如大克鼎（见左图）铭文赞美祖先“穆穆朕文祖师华父”，“穆穆”，祖先恭敬庄重之貌。[26]“聪襄厥心，宇静于猷”，意谓先祖其心也明，且有大谋略。[27]梁其钟谓皇祖考“穆穆巽異（翼翼）”，褒美祖考庄重谨慎。[28]这些内容皆是对祖先性格气质的描述。第二，祖先功勋方面的因素。西周铭文多称扬祖先功勋卓著，辅翊天子，克定四方，可谓“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中庸》）。如大克鼎赞颂先祖“肆克恭保厥辟恭王，谏辥王家，惠于万民，柔远能迩，肆克□于皇天，□于上下，
纯亡愍，赐赉无疆”，意谓先祖师华父敬辅其君恭王，安正周邦，[29]和顺万民，安远而善近；恭敬上下神祗，[30]有厚美而无忧。[31]再如，西周中期单伯昊生钟歌颂先祖“丕显皇祖、烈考，速匹先王，恪堇大命”（《集成》00082）。逨、匹，皆为辅助之意，“恪堇大命”则指辅佐周王恭受天命。[32]梁其钟追念先祖“农臣先王，
纯亡愍”，谓先祖勉力辅弼、臣事周王。[33]此类铭文甚夥，不赘举。总之，祖先之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生时效力王室、出纳王命、捍御王身，为王之股肱，可称之为“政德”[34]。
尤与天之德不同的是，祖考之德可以传布和散播，施及子孙，从而使生者、后人也具有拥有德之可能性。但祖先之德并非自然传递至子孙，它需要子孙效法祖先、模仿祖先，这样一种成德的路径，就是周人自誓的“肇帅型祖考之德”。“肇帅型祖考之德”意谓子孙敬敏地以伟大的祖考为效法对象，遵循祖考之行。[35]可以说，“肇帅型祖考之德”意味着周人对于德之来源、对于修德具有了最初的思考。[36]包含有“肇帅型祖考之德”语的一类铭文通常格式一致、路数固定：作器者先颂扬祖先“克哲厥德”或“穆秉明德”——此为溢美祖先部分，接以作器者自誓“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之德”——此为过渡、转折语，转折至生者部分——生者宣誓绳其祖武，其中蕴含有生者自我期许的意味。此类铭文甚多，毋庸遍引，惟以西周中期番生簋盖铭文（见左图）为例：
番生簋盖（铭文）
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
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丕元德，用
大命，屏王位，虔夙夜，溥求不朁德，用谏四方，柔远能迩。（《集成》04326）
番生首先赞许祖先有德，祖先在上，荫翳后人，广泛地启迪在下之子孙，升于大服，职事王家。[37]接着，番生表白自己不敢不以祖考之大德为典范。接续祖考之德后，番生用以申固大命，[38]辅佐周王，日夜虔敬，[39]大求明德，以正四方，怀远善近。[40]可以看到，作器者宣称“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丕元德”，意味着祖考之德可通过效法传递至生者，生者进而将其发扬光大、荣耀祖考。番生簋等一类铭文显示，由祖先所传递的、生者所赓续的德皆是围绕定大命、屏王位而施展，生者则无不以继承祖考之德、奔走今王、赋政于外而自任，这是西周贵族型效祖先的重要内容。
在“帅型祖考”之外，西周金文亦常见祖考“广启某身”之语，如西周晚期叔向父禹簋铭文：“叔向父禹曰：余小子司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仪，用申恪奠保我邦、我家，作朕皇祖幽大叔尊簋，其严在上，降余多福、緐釐，广启禹身，
于永令。”（《集成》04242）“广启某身”之某为作器者。广，大。启，《说文》：“教也。”“广启某身”意谓祖考对于子孙有广泛的佑助、导启之作用，与“帅型祖考”所表达的观念相类。值得注意的是，“帅型祖考德”、祖考“广启某身”一类铭文，多出现于西周中期以后，这或许说明，在此一时期周人有关“德”的观念、有关修德路径的思考基本成熟。
要之，在周人心目中，天与上帝、祖考是德的重要来源。天所灌注下来的德，只有周天子如文王、武王才拥有，其内涵主要是文王、武王大有天下。祖考之德，则体现祖考精神气质及行为举止，重点内容是祖考生时庄重谨慎、劳于周邦。这一类型之德可以传布、流传，周人通过遵循、效法祖考，就有可能获“德”，成为秉“德”之人，这是西周时期人所发明的“修”德的重要途径。应当说，周人在明确了德的概念后，随之而来的重大突破就是对德之来源、承受德之途径有了初步思考。周人提出的“帅型祖考之德”观念，在传统文化有关德之起源、成德路径问题思考的历程中，是转戾性的步骤，它开启了由关注天德转而注重人德的路途，[41]为社会中人们的成德开辟了可由之径，俾使个体修德成为可能，从而向春秋时期儒家自我成德的路径迈出了关键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