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刑文王”与文王之德
周人依靠“帅型祖考”而发明出一条修德的路径，不啻为德修历程中的重要关节点。它将德由距离遥远的天降之德转向“近取诸譬”的祖考之德，从“天生之德”转至通过学习、模仿而可得的后天养成之德，为儒家开创“内得于己”的修身路径提供了可能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周人同样有“仪刑文王”的观念，即以文王为效法典范。仪刑文王，自然应当包括效法文王之德，如此看来，以文王为典范，也不失为成德的一种方法。但是，若以文王为型范，其效仿的内容是什么？对于周人是否切实可行？
“仪刑文王”句，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是说上天之事，悄无声息，而效法文王，是探知天意的最好方法。[42]诗篇落脚点在于强调度知天命对于周人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文王》全篇赞颂周文王受天之命、作立周邦，以及告诫殷遗“自求多福”，并未明确指出向文王学习的具体内容，因之虽有“仪刑文王”说法的提出，但并没有提供可行的路径。此外，关于《文王》的写成时代，孙作云、于省吾曾指出作于西周末叶。[43]若是，则“仪刑文王”观念的提炼、成熟相对较晚。
观之周代文献，西周铭文所称颂文王的内容，无外“盭龢于政”“敷有四方”“膺受大命”（如毛公鼎、
钟、墙盘、师克盨、速盘）一类，主要是从文王造始周邦方面来说，而多数传世文献有关文王之德的叙述也仅止于此。较为详细的描述出自《尚书·康诰》《无逸》两篇。《康诰》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文王之德，体现于惠恤穷民，不慢鳏夫，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此而示民。[44]《无逸》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是说文王克勤克俭，以美道和民，又加惠于鳏寡之人，思虑政事，无自逸豫。就两篇所记看，文王“膺受天命”、作周立邦、保惠庶民和勤行其政的观念在周人当中根深蒂固。但需要指出，这类懿行善政皆与身在天子位有关，[45]是为天子之德。[46]
文王之德昌明，自当是溥天之下周人所引以为楷模的，但两周金文中习见的却是“帅型祖考之德”，以祖先为典范。而且，不但周之贵族自称“帅型祖考”，就是周王行册命之时，也要勉励受封者“型乃先祖考”，指导他们以各自的祖先为仪刑，而不是以学习先王相号召。例如陕西眉县杨家村铜器窖藏所出四十二年逨鼎谓：“王若曰：逨，丕显文武，膺受大令，匍有四方。則
唯乃先圣祖考，夹召先王……余弗叚忘圣人孙子……汝唯克型乃先祖考。”[47]周王册命逨之时，先颂扬文武王受命，次言逨之祖先辅弼周先王之功，再勉励逨“克型乃先祖考”，诫勉逨步武先祖功烈。著名的大盂鼎亦记载王册命盂时曰：“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集成》02837）指示盂以其祖南公为榜样。西周中期师
鼎也记述王曰：“用型乃圣祖考，隣明令辟前王，事余一人。”（《集成》02830）鼓励
学习祖考之德。上述册命铭文中，周王皆命受封者追循、仿效他们各自祖考之德。可以说，以祖考为典范是周代社会极为普遍的观念、意识，从天子至贵族，深入人心。
然而考诸文献，可见其中确有记述以文王为典范者，需进一步辨析。《诗经·周颂·我将》开篇即曰：“仪式刑文王之典。”[48]宣称将以文王为效法榜样。不过，高亨指出《我将》其实是叙写武王出兵伐殷，祭祀上帝和文王。[49]因之，此篇所称“仪式刑文王之典”的主语，是武王而非一般周人。秉承文王之德、以文王为典范者多限于周王群体，此层意思还见于其他文献。孔颖达疏《文王》毛传，谓：“毛以为戒成王，言天之大命既不可改易，故常须戒惧此事。当垂之后世，无令止于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后世长行之。”按照毛、孔之说，提出“仪刑文王”观念的《文王》之诗是戒成王之作，诗篇中所称的“仪刑文王”之人，是特指成王及文王后裔。再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谓：“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诗篇赞颂文王之德饶衍后人，但《诗序》却指出，此篇诗旨是：“大平告文王也。”郑玄云：“告大平者，居摄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50]郑玄意谓此诗为周公告成王而作。还有学者指出此篇是周王祭祀周文王的乐歌。[51]无论是告成王抑或周王祭祀文王，诗篇中“受文王之德”者，皆是特指文王“曾孙”而不包周之贵族阶层。尤可注意的是，此篇描述了文王之德的传递：“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关于此句之释，前人意见各不相同。[52]其实，“纯”有厚意，金文嘏辞中常有“纯禄”之称，即厚禄；“假”有至、来之意，《诗经·大雅·烝民》：“昭假于下。”郑笺：“假，至也。”[53]“溢”，当读若“易（赐）”。西周金文“易（赐）”可写为“益”，郭沫若曾指出两者实为简繁关系。[54]《维天之命》中，“假以溢我”为同意连用，指文王之德与我、赐我，而我（曾孙）秉受之，其所表达的意思是文王之德在周王中自相递送、代代相传。
文王之德主要在其后周王中传布、散播，此点也可证之于青铜铭文。西周早期大盂鼎记载：“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在武王嗣文乍邦，闢厥匿，敷有四方……今我唯即井（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集成》02837）大盂鼎一般被认为是康王世器，铭文中，周王先称颂文武受命克殷，然后授予盂重要职务，王表示其将型效、秉持文王正德。这是西周金文中明确记载以文王为型帅对象之一例。可注意的是，康王为文王曾孙，贵为天子，文王之德正是其所应当仪刑的。另外，西周中期班簋为文王之孙毛伯班所作，铭文记载周王令毛伯班“更虢城公服”，继承虢公之职位，在征东国之后，毛公“告厥事于上”[55]，他拜稽首曰：“呜呼！丕显丮皇公，受京室懿釐，毓文王姒圣孙，登于大服，广成厥功。文王孙亡弗怀型，亡克竞厥烈。”班赞扬伟大的父亲受周宗室之福，升于重要职位，大成其功业。[56]毛班作为文王之孙，[57]思慕效法皇公，莫能比其光烈。作器者毛伯称“文王孙亡弗怀型”，看似其所效法的是文王，但细勘铭文，则知其所引以为典范的其实是“丕显皇公”，即其父考而非文王。因之，在现实中以文王为效法对象的多限于周王群体，且重要内容是保有天命。
综合上述，周人虽有“仪刑文王”的思路，但在实践中“型效祖考”却更为普遍。贵族所志所学，独在祖考，由此而造成的一种局面就是文王之德与祖考之德如有所隔。其中缘故盖在于文王之德固然广被天下，且从广义方面来说，其德属于周之天下四方所有，供周人全崇尚、效法。[58]但文王之德从根本上来说是天子之德，其德所传递的主要是后世周王，偏重为王朝继承，是周天子以外的贵族所不能也不当觊觎的。相比于文王之德，祖考之德更为切近。首先，祖考之德主要关乎贵族之操行与素质，足资后代效仿。其次，文王虽是名义上最尊崇的周王，但其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在若隐若现之际。相反，贵族之世袭、厚禄、社会地位、权力均来自于祖考，祖考是宗族专有的守护者，其德对于宗族有特殊意义。西周册命铭文中常见周王授予贵族职事时称“更乃祖考事”。更，续之意，即王命贵族继续职事先祖之职位。[59]“更乃祖考事”与“帅型祖考之德”实为一体之两面，“更乃祖考事”是在实际方面从祖考处有所得——得其职位、得其世禄，而“帅型祖考之德”则是在精神方面有所得——得其气质、得其操行，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这样说来，西周贵族所说的“德”，的确具有一定的家族性，是在家族内部所传递的“德”。学者曾指出：“每一家族各有他们的德，周王一定强调文王、武王之德，其他诸侯卿大夫也都追述开宗立家的祖考。”[60]勘视西周社会，确乎如此。周王有周王之德，贵族有贵族之德，各有各的理路，春秋时人谓：“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61]揆诸西周时期之德，或可说贵族不能效仿天子之德。其间的原因，可说宗法等级制度使然。还需要补充的是，文献记载中，非周王而称以文王或先王为典范者，多出自西周以后。如《尚书·文侯之命》记载周平王奖励晋文侯，谓：“汝克绍乃显祖，汝肇刑文武。”勉励文侯追寻文、武之德。此篇作于平王东迁之后，已入春秋纪年。[62]此外，晋公
铭文谓：“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龢燮百蛮……公曰：余虽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固燮万邦。”（《集成》0342）新近公布的晋公盆铭文则作：“（晋）公曰：余唯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63]铭文夸耀晋之始祖唐叔虞受天命，协助武王，威令百蛮。晋公[64]则自称要以先王为准绳，持德肃静，定和万邦。铭文有“帅型先王”句，但两例铭文的时代均为春秋末期。春秋晚期，晋公明白宣布以先王为效法典范，此种说法不见于西周铭文，[65]足以窥见春秋时期社会结构与观念意识变化之大略。
总之，正如有学者将周人的政治机制称为“典范政治”，周人的确善于树立典范，效法典范。[66]周人的典范有祖考、文王、武王、其他先王以及“孝友”“有正”[67]等等，但是，由于文王、武王之德为天子之德，且周人之宗法中固有“诸侯不敢祖天子”之类层级因素，致使周人虽有“仪刑文王”之说，但在实践中周贵族群体却仍主要以各自祖考为模范。因此，在周人的“典范政治”中，“帅型祖考”模式最为普遍，影响也最为持久。周人以继承祖先之德自励，此成为家法，盛行于西周社会。“帅型祖考”模式不假上天、不藉上帝而找出德的依托，这是周人的新观念。周人依靠这一新观念，深刻引导了“纳上下于道德”“以成一道德之团体”[68]的华夏古史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