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之极”：“自我”的凸显与“成德”路径的转换
周人创造出以祖先为仪刑的修德途径，与西周时期的祖先崇拜密切关联。进入春秋战国以来，祖先崇拜发生变化，个体地位逐渐上升，周人有关“德”的来源以及如何修德的思考，也随之变化。
从一方面说，祖先崇拜在春秋战国时期依旧盛行，祖先仍然是生者夸美、祖述的对象。近出湖北随州文峰塔春秋晚期曾侯与钟铭文谓：“曾侯與曰……择予吉金，自作宗彝。龢钟鸣皇，用孝以享于予皇祖，以祈眉寿，大命之长，其纯德降余，万世是尚。”[69]曾侯与作钟以享于其祖，他祈祷眉寿、大命以及祖先“纯德降余”，希冀祖先之德施予其身。可见，德仍然来源于祖考。山东滕州庄里西战国早期司马楙镈铭文谓：“朕文考懿叔，亦帅型法则先公正德，俾作司马于滕。”[70]意谓父考懿叔生前以先公正德为效法榜样，为滕之司马。先祖之德仍是子孙成德的基础。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厝墓所出
壶铭文云：“於乎，先王之德，弗可复得。”（《集成》09734）
为中山王之子，他说美好的先王之德不可再有，表明祖考之德对于生者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还有一类器铭虽未称秉受祖考之德，但就上下文意看，仍应当是承接祖先之德。出土于陕西宝鸡阳平的春秋早期秦公钟及镈铭文谓：“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厥心，整龢胤士，咸畜左右，藹藹允義，翼受明德，以康奠協朕国。’”（《集成》00262）秦公称“翼受明德”[71]，却并不说受于祖先，但从铭文中“虔敬朕祀”看，仍是向祖先等神灵祭祀，求多福、求明德。战国中期令狐君嗣子壶铭亦云：“令狐君嗣子作铸尊壶，柬柬嘼嘼，康乐我家，犀犀康淑，承受纯德。”（《集成》09719）器主自谓“承受纯德”，亦当是秉承祖考之德。
祖先之德虽然重要，但从另一方面看，个体意识的增强，导致人们观念发生变化，德开始由祖先所有转而为生者所有。西周时期只有祖先“克哲厥德”“穆秉明德”，至春秋战国时期，生者亦宣布自己秉持德行，德无须型效祖考而自来拥有。[72]此种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中并不少见。如春秋早期晋姜鼎铭文记载：“晋姜曰：余唯司朕先姑君晋邦，余不暇荒宁，经雍明德，宣□我猷，用绍匹台辟，敏扬厥光烈……晋姜用祈绰绾眉寿，作疐为極，无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孙子，三寿是利。”（《集成》02826）此器器主为晋国女君晋姜，其谓她继承先姑为晋邦之女君，[73]她宣称自己不敢闲逸荒宁，常和明德，[74]提供谋略。[75]在这里，晋姜自诩勤勉恭敬，且径直宣称自我常和明德，显然，德之所修，并不需要效法祖先，而是自身所有。同类的还有春秋早期秦子簋盖铭文：“有柔孔嘉，保其宫外。温恭穆秉德，受命□鲁，宜其士女。秦子之光，昭于闻四方。”[76]铭文中，器主称颂自己“温恭穆秉德”，是说温和恭敬、庄重地持守德行，德亦为生者所自行拥有。
合以上二例铭文可见，德之来源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个人意识增强的社会背景下，德可由自我获取，而无需绳其祖武。[77]至这一时期为止，德经历了由天德，到祖考之德，再落实为不假于天、不假于神灵的生者之德，这是德在发展历程中的又一大进步。不唯如此，由春秋晚期若干铭文看，不但个人之德不需要通过典范祖先而获取，甚至自身也能身为榜样，成为他人效法的楷模。个体意识的提升、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达到一个新水平。河南淅川下寺楚墓所出春秋晚期王子午鼎记载器主自谓：“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仪，闌闌獸獸，令尹子庚繁民之所亟（极）。”[78]器主王子午，即铭中的令尹子庚，楚国重臣，见诸史载。[79]由铭文内容看，这件器当作于襄公十五年（前558年）至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子庚为令尹期间。铭文中，令尹子庚自夸“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仪，闌闌嘼兽”。“不畏不差”，是说王子午既不畏惧，也不谬差；[80]“惠于政德”句则说明令尹子庚以有政德而自居，[81]“闌闌嘼嘼，意谓安和恭敬，临事不苟。[82]令尹子庚作器目的是祭祀祖考，但在铭文中，他简要说明要享孝于祖考、向祖考祈祷福佑后，立即过渡到对自己的赞颂。他表彰自己祭祀时恭敬谨慎，并且辅助楚王立有功勋。他甚至说“令尹子庚繄民之所亟（极）”，亟，意为表率，称自己为四方民之表率。[83]王子午不仅炫耀他有政德，且更进一步地夸耀自己是民众之典范，其极力自我渲染的风格在当时来说可谓登峰造极。由自誓以祖考为典范到公然宣称“自我”即典范本身，春秋时期风气遽然变化，显可见矣。与王子午自我褒美风格相类的是春秋中晚期与兵壶铭文：
余郑太子之孙与兵，择余吉金，自作宗彝，其用享用孝于我皇祖文考，丕陈春秋岁尝。余严敬兹禋盟，穆穆熙熙，至于子子孙孙。参拜稽首于皇考烈祖，俾万世无期，亟（极）于后民，永宝教之。[84]
器主与兵自称郑太子之孙，在名前冠以先世的名号，颇有自矜身世的意味。他炫耀自己享孝于先祖，恭敬盟祀，他祈求先祖能佑使其万世无期，为后裔之表率。铭文并未记述器主特别之德，但在他的意识中，自己已然可以为子孙之准则。前引晋姜鼎铭文也说：“晋姜用祈绰绾眉寿，作疐为亟（極），万年无疆。”其中“作疐为亟”郭沫若指出：“‘作疐’与‘为亟’为对语，亟者極之省，谓为百政之总揆、庶众之准则也。”[85]即晋姜亦祈祷为众之表率。2005年河南上蔡春秋楚墓所出兢孙旗也鬲谓：“兢孙旗也，乍铸
彝，追孝纘尝，恭持明德，邵事辟王，酓哉不服，永保之用享，子孙是则。”[86]此器也称扬器主为“子孙是则”，为子孙之表率。总之，一方面“帅型祖考”仍然有效，另一方面生者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可自封为他人之标准。
春秋时期个体意识凸显，自我价值提升，文献中实例比比皆是，仅以两例以资说明。鲁国叔孙豹“三不朽”之说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他否定了“保姓守祀”为“死而不朽”的观念，提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凸显了个体建功立业及垂诸永久的强烈意识。又如《左传》鲁僖公二十五年，邢国引狄伐卫，卫受困至深，遂派大夫礼至诈降于邢，“掖杀国子（邢大夫）”，以至卫侯灭邢。此役礼至居功至大，旋作铭以旌其“伐”，《左传》述其事曰“礼至自以为铭曰：‘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87]。杨伯峻指出：“金泽文库本作‘礼至自以为铭曰’，多‘自以’两字。”[88]礼至的时代，为春秋中期，但其“莫余敢止”所表达的自矜心理正可与上举春秋时期铭文对照，映射出春秋时期人自我肯定、自伐其历的精神样态。[89]
与个体意识提升相伴随的，是春秋时期“修德”“内省德”的说法十分显著。《左传》庄公八年记载，齐师、鲁师联军围郕，郕却只降于齐师，鲁之仲庆父请伐齐师，庄公却说：“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90]庄公提出当种树德行，以德怀人。《左传》昭公四年记，楚欲争霸，晋平侯不许，司马侯语于晋平侯曰：“晋、楚唯天所相，不可与争。君其许之，而修德以待其归。”提示晋侯当自我修德以待时局之变，自我修德成为贤明之士身处缤纷之局中的应对法则。更进一步，人们开始自我省察，并提出“内省德”的说法。《左传》僖公十九年，宋人围曹，意欲争霸，司马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司马子鱼劝谏宋襄公“内省德”，从上下文意看，此“内省德”是如当年文王伐崇不克退而修教，尚不明确带有将德内化的含义，但其所说“省德”，已包含自我省察的意味，距离德之内转、心内之德的出现为时不远。
综括上述，“德”在春秋时期获得的重要发展，是德由祖先所有转而为生者所有。生者不必尽依祖先而行，对于祖先神灵的仰赖逐渐转移至对于自身行为举止的专注、省察。这是顺应春秋时代以来的人文倾向，且更向前迈进一步，也是学者常常所说的由宗教信仰转而为人文精神。从天德降而为个人之德，大约经历了有周一代的漫长时段。唯可补充的是，生者有德、自身有德，虽在一定程度上是周代贵族阶层普遍的意识，但他们仍然未能自觉地展开对德之来源问题的思考与体悟，并且春秋时期的“德”也更多地保留在政德的层面，[91]而未能充实扩展个人之德的内容。明确思考德之来源，以及将贵族之政德转向君子之道德，则要俟诸孔子及其儒家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