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河西战役之“翻越祁连山”

1949年

8月

27日，第1野战军司令部在兰州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对向河西走廊及新疆进军等问题做了具体部署。会议决定：第1野战军兵分两路，一路向青海，解放西宁之后，横穿祁连山北上，截断河西逃敌退路；一路向河西。两路大军同心协力，前后夹击，将胡马残匪消灭于河西走廊。

同日，王震率第1兵团离开临夏地区，兵分两路，踏上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征程：一路由王震亲率兵团机关和第2军，由循化过黄河，经甘都、化隆，直取西宁；另一路第1军从永靖渡黄河，经民和、乐都进军西宁。

张仲瀚步兵第6师随第2军主力进至韩家集地区，由甘肃循化准备西渡黄河，向西宁推进。时黄河循化以西之峡口大桥已被逃敌焚毁，对岸又有敌军沿河防守，因峡谷坡陡流急，浊浪汹涌，架桥困难，故决定集全力扎木排渡河。

31日，彭德怀对第1野战军发布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的作战命令。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北部、祁连山以北，东起乌鞘岭，西到疏勒河下游，长约1000公里，宽100~200公里，最窄处仅有几公里，为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自清末至今一直是马家军盘踞之地。解放了河西走廊，即打开了通向新疆的大门。

9月

6日，我第1军主力和第2军前卫第5师解放青海省府西宁市，歼敌骑兵第8旅及骑兵第14旅残部。至此，盘踞青海多年的马步芳集团彻底覆灭。

9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用时3天，自循化乘木筏子渡过黄河，抵达甘都镇。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通讯连总机班班长王国瑞

当部队大踏步西进时，在青海循化又要第二次过黄河，有两条大木船、十几个木筏子，还有当地老乡帮忙把马匹渡过河去。他们用羊皮吹上气当皮筏子，绑在胸前，每人可带1匹马、两匹马或3匹马，渡一匹马给两枚白洋。过去黄河之后就是马步芳的一个公馆，我们师直单位都住在这里，漂亮的小洋楼，地毯、沙发、钢丝床应有尽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部队在这里住了1夜，第二天继续向西挺进。^[1]

时任步兵第6师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李彤

我们这次渡黄河，最惊险的是牲口过河。由撒拉族同胞，其中还有些是女的，身背一个羊皮筒子，一手牵着牲口，一手划水，破浪前进。可惜的是师政委熊晃同志的骡子和小毛驴被冲走了，因为骡子和毛驴拴在一起，驴一下子就淹死了，死驴拖着骡子冲出几十里，骡子也淹死了。为此熊政委气坏了。^[2]

9月

10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新疆问题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应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

同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翻过扎巴山，进抵化隆。

11日，第2军在西宁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王震司令员作报告，要求部队翻越祁连山，取捷径进抵张掖，切断敌人西逃之路，保护玉门油矿，促进新疆和平解放。为缩短进至民乐与第6军、第2兵团会合时间，王震决定：第2军第5师为前部，第4师为本队，第6师为后卫，翻越祁连山，直插河西走廊，截击由乌鞘岭一线西逃之敌，促进新疆和平解放。

祁连山位于甘、青两省边境，东起乌鞘岭，西止当金山口，由一系列平行排列的山岭和山间盆地组成。主峰海拔为5547米，山峰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山上常年冰天雪地，万物绝迹，寒风刺骨，空气稀薄，有“祁连山六月雪”之称，自古就是青海通往河西走廊的天险。

亲历者说

时任第2军政治委员王恩茂

由西宁到张掖有700多里，从门源到民乐有260里，中间基本上无人烟，要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我们认为必须补充棉衣才能前进，否则将会在山上或路上冻死人，但司令员认为必须立即行动，不必等待补充棉衣。既然司令员下了此决心，我们亦不提意见了，准备不等棉衣发来立即前进。^[3]

步兵第6师第16团政治处干部科干事韩绳先

翻越祁连山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行动，是明知千难万险，可能要付出代价的果断决策。因为用2~3天翻越祁连山直插民乐与第6军、第2兵团会合后，就能将西逃的四五万敌人堵截住并歼灭在那里。这样就比从西宁折回河口再顺兰新公路进军要缩短5~6天，并从而促使新疆和平起义，所以意义非常重大。因此，翻越祁连山是“不是战斗的战斗”，“不怕困难，奋勇前进”是这次战斗的主旋律。^[4]

12日，第2军先头部队步兵第5师率先出发，向张掖进发。

15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抵达西宁市。

16日，步兵第5师第14团开始翻越祁连山。由于准备不足，途中冻死130余人，冻坏脚不能行走者达100余人。王震在翻越顶峰时吟诗道：“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彭德怀来电，号召全军学习第2军不怕困难、在雨雪交加的气候中奋勇前进的精神，并向英勇牺牲的烈士致敬致哀。

18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作为第2军的后卫，接受第5师教训，换上冬装，从西宁向张掖出发，进至新城三角城一线。

19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沿门（源）民（乐）公路前进，翻过达坂山，横渡大通河，进至门源县。

20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从门源翻越风雪祁连山，到达坂城、冷龙岭，进至寺湾，阻歼兰州西逃之敌。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第16团第3营机炮连指导员王传文

我们过祁连山的时候，在那里冻死不少战士。第5师第12团冻死几百人，对外报道的数是100多。还有冻伤不能动的。说句不好听的，扒拉扒拉雪，就把战士埋到那里，因为山顶没土啊。海拔这么高，脚丫子冻得连鞋都脱不下来，耳朵冻得直流黄水。不尽快进疆不行呀，苏联争，印度也想要新疆。这个地方是中国的，谁也不能给。为什么中央对王震印象好，大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队再苦，王震也没有让别人把新疆占去。^[5]

时任渤海教导旅第6师第16团第3营第8连排长乔玉昌(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出发的时候下小雨，到了半山腰开始雨夹雪，像小米一样。那天天不亮就走，宿营时已经鸡叫了。晚上也要走，因为没地方宿营，结果走了1天1夜，可能100多里吧。

第5师过祁连山的时候上身下身都没有棉衣，结果冻死人了。我们第6师过的时候给棉衣了，但没有棉裤。记得途中经过一道山沟，沟里有一条小河，路一会儿在河这边，一会儿在河那边，就只好挽着裤腿在水里走，水也不深，到膝盖这，但那风厉害，下去上来，风一吹，整个腿都裂了。

那时候行军时都是每人1支步枪、100多发子弹、3~5颗手榴弹，还有粮食和背包。水壶里都灌了一壶酒，还给了一袋子牦牛肉干，为的是让我们御寒，喝酒的人只要不睡着的，都过来了，但是只要喝多睡着的都起不来了。^[6]

时任步兵第6师通讯连总机班班长王国瑞

9月16日，我们由西宁出发，翻越祁连山，刚走到山脚下，天就下起了雨夹雪。我们冒着雨雪和高山反应前进。一路上，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大，鹅毛大雪劈头盖脸，行军非常艰难。我们大战士拉着小战士，身强力壮的携扶着体弱的往前走，女同志则拉着骡子的尾巴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往上爬行。带队的领导一边走一边大喊：“加油呀！千万不能坐下，一坐下就可能起不来了。”在行军中，我看到路边有冒着热气的泉水，刚想用碗接一点喝，连长大声喊：“这水不能喝，有毒！”气候越来越恶劣，行军越来越艰难，途中我们看到先行的第4师、第5师有些同志牺牲在路旁。祁连山上没有土，都是石头。牺牲同志的遗体也很难掩埋，只能用杂草、树枝遮盖一下。看着那些半卧着或露着胳膊、露着腿的战友的遗体，我们心里十分难受。他们为了共和国的诞生，永远留在了这里，与大山为伴，成为守卫大西北的“山魂”。

天黑时，我们终于翻过了祁连山。此时，前方有辆汽车向我们奔驰而来，原来是师首长命令卡车来接我们通讯员来了。我们在黑夜里颠簸了几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一下车，连司务长说，你们总机班就住这一间房。我划火柴一看，是一个带顶棚的羊圈，羊粪还没冻，臭味漂浮在屋里。我们靠着墙一个挤一个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饭后，我们便出发，来到甘肃省民乐县城。这里原有1个营的敌人把守，但是已逃之夭夭。县城既小又穷，到处是一派战后破败的景象。我们在这里住了1夜，第二天便向张掖进军。^[7]

时任步兵第6师第16团第3营机炮连指导员王传文

山路从峡谷中延伸出去，忽隐忽现，渐次升高，一直接着蓝天，就像从云中撒下的飘带，宛如一条天路。战士们就沿着这条弯曲的山道盘旋而上。寒风卷着乌云滚来，瞬间便哗啦啦地下起雨来，越往上爬风雨越疾，雨水从衣领口灌进去，全身那是透骨的冰凉。战士们只好把背包顶在头顶，艰难地沿着泥泞的山路缓慢前进。越往高处空气越稀薄，呼吸也很困难。为防寒冷及山上的瘴气，大家都带有白酒和大蒜，时不时地喝口驱寒，或含着蒜以避瘴气。快接近山顶大梁时，又一堆乌云从头顶滚过，顷刻间狂风卷着冰雹斜扫过来，幸亏有背包做盾牌，总算抵挡了过去。战士们的军装都冻上了一层冰壳，个个冰盔盈甲，每迈一步都很吃力，身上嘎巴嘎巴直响。有的战士想坐下来歇息，带路的老乡说现在千万不能歇，一歇就走不动了，很危险。对体弱走不动快倒下去的，我们就两个人架着一个，步履艰难地往上攀，终于爬上祁连山顶。从鱼脊形的山梁向下望去：一派冰峰雪峦，时隐时现；银装素裹，气势巍然；条条白色的山岭银光闪闪，如蜿蜒的银蛇。因天寒风烈，我们也顾不上欣赏眼下壮观的美景，冒着风雪缓缓下山。^[8]

步兵第6师第16团政治处干部科干事韩绳先

部队进入寺弯到卧包时，一路上可看到第5师第14团牺牲的战士遗体。全体指战员无不为他们那种不怕困难、勇于献身的精神所感动，进一步增强了与恶劣气候抗争的力量。当行至距海拔4100米的顶峰约有3个小时路程时，狂风呼啸，寒冷刺骨，空气稀薄，又下着冰雹，大的像拳头，小的像汤圆。在离顶峰不到半小时的地方，当场就冻死1头骡子；有的战士冻得瞪着眼，张着嘴，又哭又笑，两手乱舞，啥也不知道，被战友们架下山去。

第17团在翻越祁连山期间，全团共露宿两次：一次是在金矿的山沟里，一次是在下山的半山间盆地上。后一次露宿那儿是块草地，有3间用石头垒起来的房子，还有一个用石头垒起来的很大的矮石圈，住有几个牧民。战士到后，升起了熊熊篝火。大家有的用十字镐和石头片架在火上烙白面饼子，有的用缸子煮白面米糊或滴面疙瘩吃，什么都不会的就啃干馍片吃。饭后，有的靠着山边有洞的地方睡，有的靠着有埂子的地方睡，绝大部分是紧紧挤在石头圈内的草地上，将背包垫在身下，一倒下便呼呼睡去。

第17团在行军途中，单位主要领导一个在前带路，一个在后收尾；一个排也是排长在前副排长在后；一个班分3个小组，寸步不离，始终保持战斗队列，遇到任何情况都是“猝然临之而不惊”。就每个战士来说，只要一息尚存，只要还有一点热能，也要抬起一只脚，迈出一条腿。什么高山、峻岭、大风、大雨、大雪、严寒、冰雹、沙暴、缺氧，都一一被战士们抛在脑后、踩在脚下。^[9]

时任步兵第6师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于树堂

解放西宁以后，我们师在西宁休整一段时间以后继续西行。当时在一个叫“门源”的地方见到了马步芳的公馆。我们缴获了他的小汽车，前座还有点热，证明他跑的时间还不长。这时候彭总命令我们的部队迅速翻越祁连山到张掖，截击西逃之敌，促进新疆和平解放。再往西走就没有人烟了，只有草地和大山。先头部队翻越祁连山时，因为不了解情况，还穿着单衣，有的战士走得太累就坐下休息，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起不来就冻死了。我们第6师翻山时有了准备，有了棉衣，还带上柴火，没有出现伤亡。有一段地方叫“大梁”，没有人烟，没有水，没有住宿的地方，必须以一天180里路的速度通过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结果这一天部队走过了180里路，没有什么损失，因为我们有经验了，走得再慢再累也不敢坐下，只要不坐下，就能走过去。过了这一段之后，再往西走就开始有人烟了，到了张掖以后条件就好一些了。^[10]

22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翻过大梁，经俄堡，出扁都口峡谷。

24日，第1野战军政治部发出《继续奋勇前进，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政治动员令。

同日，敌第120军军长周嘉彬（张治中女婿）、第91军军长黄祖勋在我大军压境之下，率残部3万余人在酒泉宣布起义，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

张仲瀚步兵第6师到达民乐。

25日，郭鹏第2军第5师由高台、张掖进入酒泉，并进驻敦煌、安西等地。至此，河西走廊地区全部解放。第1野战军10万大军云集酒泉、安西，兵临玉门关下，直叩新疆大门。

同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领7万官兵宣布起义，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史称“新疆9·25起义”。

亲历者说

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当时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分属胡宗南和马步芳两个派系，我其实是个光杆司令，能指挥的部队不多。到了8月间，解放军已获得扶眉大捷，向兰州推进，这对促进新疆驻军起义甚为有利。8月15日，我约南疆警备司令兼第42师师长赵锡光，以检查后勤为名，在焉耆进行密谈。这位挚友完全赞成我的起义打算，并约定：南疆由他负责，北疆由我负责。起义后我们交出军队，两人解甲归田。

但是，回到迪化，说服工作困难重重。第78师师长叶成、第179旅旅长罗恕人、骑兵第11师师长马呈祥都是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分子，也是实权派。不解决好他们的问题，新疆和平起义难以实现。我从当时形势出发，分析利害，推测前途，夜以继日地说了1周，仍无具体结果。这时解放军已攻打兰州，我只好打开窗户说亮话：“以新疆局势来说，如果要打，外援已绝，后无退路，则10万官兵盲目牺牲，人民流离失所，地方秩序大乱，人民不会原谅我们，历史不会饶恕我们。”这一席话似已触动他们的痛处，所以他们未表示反对。

谁知这种估计是错误的。8月20日深夜，叶成急来叩门，向我报告说：“罗恕人、马呈祥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我当即电话约罗、马来谈，单刀直入：“你们要捕人，捕了之后怎么办？”他们相顾无言。我说：“如果你们还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大家考虑，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我个人绝不离开新疆，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他们无言中表示默认，捕人的事也未再提及。

第二天，我单枪匹马闯进骑兵第1师师部，对他们做了进一步解说，比前一天说得更深切些。经过这次恳谈，他们的攻守同盟已经动摇。

9月初，解放军打下兰州，解放西宁，驻军的巢穴已被摧毁，马呈祥家属已逃到香港，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因此，他和叶成、罗恕人相继表态，要交出军队，循南疆出国。满天阴云至此露出曙光。

关于此事，以后众说纷纭，但毛主席于9月19日给邓力群的电报中做了肯定。他说：“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他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愈逃得多愈有利。”就这样，马、叶、罗和一些特务相继于早上乘车离开迪化。

25日下午，我率新疆部队将领发出了起义通电。^[11]

事后多年，也有少数人提出指责，说不应让马呈祥他们逃走，这样做是放虎归山，其心不可测。诚然，站在某一个角度说话，此说确有其一部分理由。但是，如果了解到他们的一贯作风，了解到当时的整个局势，了解到当时我们的处境，执上述看法者当会哑然自失的。姑不论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如何艰危，但不响1枪，避免了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大灾难、分裂，这样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何况，当时部队情况十分复杂，问题甚多，仅以军饷问题来说，就可以酿成变乱。到6月止，军饷已分文未发，如果有人乘机煽惑，变乱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的，而罗恕人早已扬言要火烧迪化，屠杀全市人民，随时可以动手。这两股逆流如果汇合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我的责任所在，能不预见及此、未雨绸缪吗？再者，当时许多人事关系也是很微妙的。叶成曾当面告诉我，蒋、胡对他们仍不断来电，指示行动，但他们认为“大势已去，不能有为”。看样子，叶成还是和我靠拢的，但马、罗2人仍不时有倔强的表示，与我若即若离，叫他们赞成起义绝不可能，所以不让他们循南疆径往印度，离开部队，交出军权，一旦横生枝节，事情是很不好办的。经过这么多日的谈判、开导，总算取得了成功。今日回忆，真有如梦寐。^[12]

26日，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宣布起义。但是，此时新疆军政当局内残存的反动顽固分子仍然竭力破坏和平解放，在新疆哈密、吐鲁番、轮台、若羌等地不断制造暴乱事件。南疆焉耆少数反动军官乘机发动叛乱，抢劫商店和居民财产，开枪打死不愿参加叛乱的下级军官。起义后的第128旅旅长陈俊指派第383团团长昌生祥接管城防，平息了焉耆叛乱，控制了局势。

为了保卫新疆和平解放的成果，安定新疆局势，中央军委和第1野战军决定，王震率第1兵团第2军、第6军火速进入新疆。

亲历者说

时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包尔汉

9月上旬，正当省政府和驻军拥护起义和反对起义斗争激烈的时候，中共代表邓力群携带张治中致陶峙岳和我的电报，秘密从伊宁乘飞机到达迪化。起初省政府为邓力群安排了住处，后来考虑到在少数民族人士中做工作，还是住在我家比较合适。同时，在我家中加强戒备，未经我同意，任何人不准入内。

自从邓力群到来后，和平起义的各项工作加快了。9月19日，我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表示与国民党脱离关系的决心。4天以后，毛主席给我回电，对我寄予莫大期望。

时机已到关键时刻，我同陶峙岳加紧做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的工作。我曾数次邀请回族总教长马良骏做马呈祥的工作，终于说妥了具体条件。为了尽快答复他们离开，我按陶总司令“礼送出境”的安排，让银行用黄金600两收购了他们的房屋、汽车，并很快给他们办理了出国护照。这样马、叶、罗全会交出兵权。此3人分别于9月24日和25日晨离开迪化，经南疆逃亡国外。

此时，和平起义时机成熟，陶峙岳通过刘孟纯同我商量：“陶司令计划比你早一天发电宣布起义，不知你同意不同意？”我原想与军队同时通电起义，后考虑陶先行一步能更加稳住人心，表示同意。于是，9月25日陶将军率部队宣布和平起义。9月26日上午，我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通电起义。

第二天，省政府召开庆祝和平起义大会，并向全疆发了通电。邓力群和陶将军应邀参加了大会，我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大会开得热烈欢欣，充满了翻身解放的喜悦。^[13]

27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抵达甘肃张掖。第1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看望慰问部队，并为参加扶眉战役并胜利翻越祁连山的指战员各记功1次。

王震、许光达第1、2兵团10万大军集结酒泉、安西一线，直叩新疆大门，河西走廊全部解放。

河西战役历时近1个月，共歼敌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部、第91军、第120军、第8补给区等共4万余人，解放县城16座，为我第1野战军进军新疆打开了必经之通道。

档案链接

包尔汉（1894—1989）　维吾尔族，新疆温宿人。1929年在柏林大学学习。1933年在莫斯科参加革命。1946年参加新疆“三区革命”，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副主席。1949年1月任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9月，同陶峙岳将军一起通电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疆解放后，先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政协新疆省委员会主席，省高等法院院长，新疆大学校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名誉会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1989年8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陶峙岳（1892—1988）　湖南宁乡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先后担任国民党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全国抗战爆发后，出任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第37集团军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1946年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同年夏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25日率部在新疆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一、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12月病逝于长沙。

赵锡光（1901—1955）　云南保山人。国民党起义将领。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党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第38集团军副总司令，第8战区政治部主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42军军长，南疆警备区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1949年9月与陶峙岳共同在新疆率部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9军军长、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10月在石河子病故，时年54岁。

陶晋初（1902—1976）　湖南宁乡人。原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参加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参谋长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1976年病故，时年74岁。

注释：

[1]王国瑞：《十年军旅生活的回顾》。

[2]《岁月回声（李彤自传）》，第70页。

[3]《王恩茂日记——解放战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4]《农二师文史资料》②，第4页。

[5]陈璞平、刘荣青、高向峰于宁津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6]陈璞平、武永生于库尔勒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7]《巴州文史》⑬，第81页。

[8]王传文著：《在战斗的岁月里》，第49页。

[9]《农二师文史资料》②，第9页。

[10]陈敏于德州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11]袁国祥编著：《难忘征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12]《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13]袁国祥编著：《难忘征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