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天山之“穿越死亡之海”
第十三章 挺进天山之“穿越死亡之海”
张仲瀚亲率第6师先遣队离开玉门,直奔南疆焉耆、库尔勒,担任维持地方治安、踏勘布点、屯垦戍边的准备工作。
1949年
9月
28日,彭德怀向王震第1兵团发出向新疆进军令。
下旬,中央成立中共新疆分局,王震任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令郭鹏第2军直插南疆各重镇,尽快完成驻防任务。
10月
1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在张掖大校场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李彤
10月1日,全师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我们非常高兴。历经艰难的战争生活,终于胜利了。在庆祝大会上,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讲了话,当讲到“新疆是个好地方,什么吃的都有,有大米、白面,还有洋芋蛋……”此时,后面有人大声说:“不是洋芋蛋,是大葱!”甘泗淇哈哈大笑:“对,大葱多得很,等待山东好汉去吃!”[1]
3日,第1兵团成立酒泉至迪化运输司令部,曾震五任司令员,张英明任政治委员,陈实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筹集545辆汽车,准备担负运送兵员及物资入疆任务。
4日,彭德怀从兰州到达酒泉。第1兵团召开常委扩大会,彭德怀到会讲话,部署进疆工作,确定郭鹏第2军为左路军,进军南疆;第6军为右路军,进军北疆。
亲历者说
时任第1兵团副政委赵予征
第1野战军前委原定第6军为左路,进驻南疆;第2军为右路,进驻北疆。王震司令员认为第6军刚参加兰州战役,伤亡较多,第2军已在前面,且缴获了不少汽车,加上第2军是自己的老部队,所以在酒泉建议彭总让第2军率先出师,先乘车,后徒步进驻南疆各地,而让第6军在后,乘苏联支援的飞机进驻北疆和迪化市。[2]
5日,鉴于新疆局势不断恶化,武装叛乱时有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包尔汉以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报告新疆形势,希望“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
同日,第1野战军步兵第6、17师在张掖大校场召开进军新疆誓师大会,彭德怀、甘泗淇、王震分别讲话,发出“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把五星红旗插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战斗号召。全体官兵群情激昂,欢声雷动。
上旬,针对部队中少数指战员在胜利面前所滋生的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思想以及解甲归田、不愿进疆的实际,步兵第6师党委组织部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等著作,并进行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教育,使全体官兵树立了“永远是一支战斗队,是一支工作队”的思想,坚定去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决心,为部队进军新疆,执行保卫国防、建设边疆任务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亲历者说
时任第2军政治委员王恩茂
当我们解放西安广大地区,又取得扶眉大捷的辉煌胜利后,有些同志说:“第2军是几次保卫延安的老部队,毛主席会把我们调到北京去保卫党中央。”有的则说:“现在已打到宝鸡,可能会让我们南下四川去享点福!”因此,当“解放大西北,打到新疆去!”的消息传开后,不少同志曾一度思想不适。有的领导干部也认为:新疆地方虽大,但戈壁、沙漠很多,经济交通落后。但是,王震有很高的战略眼光,又能勇于执行艰巨的任务。他说:新疆是个好地方,现在虽然经济、文化、交通运输落后,人口很少,但资源丰富,大有发展前途,今后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王震很高兴地接受了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进军新疆的任务,并说服部队很高兴地进军到新疆去。[3]
部队公开动员到新疆去后,一般反映很好,只有第13团逃跑了两人。各团一致反映要求早点到新疆去。对于去新疆的顾虑是:怕冷,怕去了回不了家,怕在路上出毛病,等等。[4]
时任步兵第6师通讯连总机班班长王国瑞
当时部队要做两项准备工作:一是政治思想工作。有个别当地老乡说,新疆那个鬼地方可不能去,路远不说,关键是人烟稀少,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刮起风来飞沙走石。一到冬天特别冷,解小解得用棍子敲等等。针对这些情况,上级布置一定要给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那一段时间连队天天上政治课,大会发言,小会讨论。党支部指出:一定保证全连胜利进疆,做到没有1个开小差的。同时,还教我们学了一些简单的少数民族语言。二是物资准备。准备了10天的干粮和水,部队发面烙大饼,大饼厚度有4~5厘米,直径好像大汽油桶。那时党中央正在和新疆当局和平谈判,因为迟迟不能签字,时间一久,我们烙的大饼全都发霉了,只有送给当地老乡喂猪。那时正是1949年冬季,部队给每个战士配发了皮大衣、毡筒、棉手套,每人又准备了一块羊皮,把它缝在棉帽子上。[5]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第9连连长刘双全
部队到酒泉后,大陆已基本解放了,大形势已经定了。随军的有个老百姓组成的担架队,打仗时在第一线,有了伤员随时把你抬下来。那时候给他们枪、马等战利品,他们高高兴兴就拿着回家了。部队的战士们看了也想回家。上级就教育说新疆老百姓怎么怎么受苦、恶霸怎么怎么压迫老百姓,然后又说到新疆待多长时间让大家自己报,同志们一般报了两三年,长的5年。我也报了5年。想通想不通都得去新疆,想不通的开班务会时,大家都批评。谁也没想到最后在新疆待了一辈子。这就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论。[6]
时任步兵第6师骑兵团组织股长王传文
那时候根本不了解新疆这个地方。在酒泉开会的时候,部队请当地人给我们讲新疆有多少民族、有多大地方、是什么样子、走到喀什有多远、走到阿尔泰有多远。不宣传不行,宣传又真难。这家伙,大家想,新疆这么远,哪年才能回来啊,所以部队也有开小差的。不过,绝大多数同志在想:既然已经革命几年了,枪林弹雨都没死,进疆就进疆吧,必须当个完整的革命战士,决不能当逃兵!往西走就进了沙漠,离家越来越远,仍然能扛着枪跟着共产党进新疆,这个意志就不简单。再往西走,想跑也跑不了啦,满山遍地都是戈壁滩。像我去的南疆若羌县,有20万平方公里,顶两个浙江省大,却不到1万人,交通不便,水也少,离了水、没了草你不是饿死就是渴死,大风一吹连方向都分辨不出来,你往哪跑啊?根本跑不出来。[7]
时任步兵第6师第16团第3营第7连指导员王景武
听说进疆有的战士想回家,部队就订计划书,说3年就先干3年,3年后再说嘛。开始让你干10年你可能想不通。就先干3年再说,3年后等你有了觉悟,自己就不回去了。[8]
时任步兵第6师补训团军官大队政委李光铣
新疆和平解放了,却使我们部队中的一些同志特别是一部分连级干部认为革命胜利了,该回家过田园生活了,因此滋生了离队思想。针对这种思想苗头,师党委在酒泉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动员部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著作,澄清思想,提高认识,把部队中不健康的思想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熊晃政委在动员会上对与会同志说:“我们做工作,部署战斗,不明了敌情我情,心中无数,就叫‘不摸底’,那是很危险的。今天这个会就是给大家交底的。这个‘底’就是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中的‘底’。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底’就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奴役。现在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就算是解放了,能不能说革命就到底了呢?就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回家过‘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太平日子呢?不!毛主席向我们提出,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离我们追求的目标还远着哩。新疆虽然和平解放了,但还有乌斯满等匪徒盘踞阿山草原,与我们为敌。起义官兵中的极少数顽固分子在南北两疆的不少地方策动暴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那种‘革命到头’之革命论调,那种‘解甲归田’的想法,只能松懈我们的战斗意志,妨害我们‘凯歌进新疆’任务的圆满实现。”营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思想整顿,部队的思想稳定了下来,斗志昂扬地踏上了西进的征途。[9]
当时,步兵第6师补训团辖有两个士兵大队、1个军官士队,我任军官大队政委。我们军官大队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一是干部有骄傲自满情绪,等候组织提拔任用;二是意志衰退,认为革命到头了,可以马放南山,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想转业回家,找个老婆享受享受;三是害怕到新疆找不到老婆,继续过艰苦生活。当时部队中谣传新疆很冷,连尿尿都成冰,还要带棍子打才能提上裤子,甚至还谣传少数民族野蛮打人、杀人。部队中流传着一首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总的说来,部队思想还是有点混乱。针对这种情况,经师政治部主任刘一村批准,从我们军官大队抽调几名曾到过新疆的起义中表现好的营长、连长当宣传员,到连队做报告,介绍新疆风土人情,说明新疆是个好地方。
关于安家问题,第6师党委非常重视。未进疆前就在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玉门等一路上动员女同志参军。只要身体好、年龄大一些我们也接收。我们的老红军刘细勾、张尚常及老八路贾清明等同志都是在张掖一解放就结婚的。部队刚进疆,就安排部队分批分段探亲,有老婆孩子的要带回来。只要能找到对象,假期可以延长。一时解决不了的,回到部队可以再发信,有的只用5分钱的邮票(即给家乡女方写信,女方来疆结婚)就能“讨”来一个老婆。我们师政委、老红军熊晃是湖南人,亲自到湖南动员数千名湖南妹子参军到新疆来。1952年、1954年又从山东动员大批姑娘(也有结过婚的)到新疆来。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大葱上市,辣子掉价。”就是湖南妹子来得早,婚姻条件高;山东大批大批的姑娘来到新疆后,湖南妹子的婚姻条件降低了。所以,战士们戏称:“大葱上市,辣子掉价。”[10]
时任步兵第6师通讯科机要员薛翔
1949年10月14日,正当于侠率部由酒泉向南疆大进军时,我们俩的第一个孩子在陕西咸阳出生了。孩子刚23天,我抱着他跟随留守处向甘肃进发,到达酒泉那天,正好孩子满月。部队再向前行军,到了玉门才见到于侠。于侠见到儿子,十分高兴,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新新”,含意是既有新中国的“新”,也有进军新疆的“新”。后来这个名字被那些叔叔、阿姨们叫起来了。[11]
6日,陶峙岳乘飞机从迪化赴酒泉,请示商讨人民解放军进疆和起义部队整编问题。
同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调集优秀饲养员170人,选配精壮骡马300匹,组成骡马大队,由炮兵营营长杨顺率队向焉耆先行出发,为步兵第6师进疆做好军事、生产的准备工作。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炮兵营营长杨顺
我们从张掖出发,路过酒泉,向西急进。人常说:“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汽车滚滚像长龙,听到的是部队嘹亮的歌声。我们骡马大队尽管缺吃少喝,困难重重,但士气高昂,决心把骡马照顾好,将这些无言的“战友”带到新疆。
走过玉门,就进入无边无际的荒漠。还没到安西,就遇到了从未见过的大风,黄沙滚滚,天昏地暗,沙子打在脸上疼痛难忍。因是顶头风,走两步退一步,有的牲口干脆扭过头来不走了。几个战士拉着马勇敢地在前面带路,后面一个紧跟着一个。大家戴上风镜,用毛巾包上脸,扣紧大衣风帽,穿上笨重的毡筒,艰难地向前行进着。
由安西到哈密共有10马站,中间除星星峡外,全部要露营。部队冒着顶头风,第一天行军120里,到达一碗泉。风越来越大,再往前还得走100多里,人马都难以支持,最后决定还是就地宿营。
一碗泉只有一间没顶的烂房圈和一股碗口大的泉水。我们首先饮牲口,1个多小时才饮完,然后又把牲口安排在避风的地方。由于风沙很大,帐篷没法支起,点不着灯,生不着火,全大队只好在围墙圈里架起锅,烧了点开水,泡干粮压饥。睡不成觉,就相互挤在一起,在谈笑中度过了风沙之夜。
经过9天长途跋涉,我们兴奋地到达了东疆重镇哈密。第二天,我们见到了率领第6师先遣队乘汽车到这里的张仲瀚师长,心中高兴极了。张师长向我交代:“哈密发生过叛乱,前面也有匪情。你们要提高警惕,严防散匪袭击。”张师长等人走后,我们也很快上了路。
我们走到七角井时碰上了寒流,气温骤然下降,冷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痛,虽然穿着皮大衣和毡筒,却像赤身掉进了冰窖一样。战马嘶鸣,不肯前行。为了防止冻伤,我下令全部下马,徒步前进。天黑时,赶到鄯善一个小村里,决定住在这里。大家非常疲劳,有的一躺下就睡着了。打前站的司务长从马上掉下来,后面的同志跑去救他,原来他在打呼噜,于是大家都笑了。
11月25日,我们整整走了48天,经历了千辛万苦,跨越戈壁3000公里,把全部骡马安全带到了焉耆。[12]
时任步兵第6师卫生部医疗队医生刘鏗
师党委决定集中全师骡马300余匹、抽调优秀饲养人员170余战士组成一支骡马大队,由第6师炮兵营营长杨顺同志担任大队长。我当时是大队的医生。所有人员都配备了防寒的皮大衣、皮裤、皮帽和毡筒以及10余天的干粮,从张掖出发,将这批宝贵的骡马安全带到新疆,准备来年参加大生产。
经过9天长途跋涉,我们到达东疆重镇哈密。休息了一两天之后,大队从哈密走到七角井时碰上了寒流,气温骤然下降。我们的脸上、帽子上都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好像“土地爷”一样。牲口的头也变成了白色,嘴上挂着长长的白须,在大风中摇摇摆摆地前进。因为遇上顺风,天气又冷,牲口拼命地向前窜。战士们手脚都麻木了,抓不住缰绳,只好绑在自己的皮带上。干部跑前跑后照顾部队。大家互相鼓励,前边喊后边跟上,后面喊前面加油,越走越快,虽然在寒流中,却满身大汗。天黑时赶到了鄯善一个小村里,大家非常疲劳,有的一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大队人马又出发了,经过1天时间穿过吐鲁番盆地,过火焰山,开始进入天山峡谷。这时,不仅要和风雪严寒斗争,而且时刻准备着和叛匪战斗,因为前几天有3个牧民和马匹、骆驼等被匪徒抢走了。于是,大队挑选了30余名有战斗经验的同志,组成一个战斗骑兵队。
到11月25日,我们骡马大队整整走了48天,经历了千辛万苦,跨越戈壁3000多里,把全部骡马安全带到了焉耆。战士们给骡马梳洗打扮,披红戴花,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走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进第6师部队驻地。[13]
8日,彭德怀在酒泉会见陶峙岳,具体商定新疆起义部队改编问题。
9日,王震在第2军党委扩大会议作《关于西北形势、解放新疆的斗争特点与任务》的报告。
同日,中共中央电示成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王震任书记,徐立清任副书记。
10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各部由张掖出发,进抵酒泉、玉门、敦煌一线集结待命,逼近新疆门户。同日,师党委在酒泉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王震出席并亲自做动员报告,要求全体指战员进军新疆执行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任务,开展大生产运动。
12日,郭鹏、王恩茂率第2军由酒泉出发,向南疆展开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13日,根据王震的指示,步兵第6师师长张仲瀚亲率由第16团参谋长肖耀武、第17团副团长谢高忠、第18团参谋长黄云卿、9名营级干部及40余名测绘技术人员组成的先遣队,乘1辆吉普车和3辆大卡车离开玉门,进军南疆焉耆、库尔勒地区,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维持地方治安,进行踏勘布点,做好屯垦戍边的准备工作。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副团长谢高忠
10月13日凌晨,在瑟瑟的秋风中,我们3个团干部坐上张师长的吉普车,从玉门西进了。一离开城池,见到兰新公路旁有一高约4米的三角形塔,上刻“有志青年到边疆去”8个大字。张师长有感而发:“‘有志青年到边疆去’,这是和平将军张治中当新疆省政府主席时的号召。他和历史上的爱国志士一样,都是号召开发新疆。爱国将领左宗棠就有‘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壮举嘛。如今,新疆这块占中国1/6的土地等待着我们去开发,过去的丝绸之路需要我们去开通。”
我们这支队伍,大约距先头部队和后续部队相隔两天路程,而我们的小车由于大卡车跟不上,又成了先锋,乘滚滚黄沙,颠簸在坎坷不平的戈壁上,越过安西,直奔星星峡。
我心目中的星星峡,一定是气势宏伟的险关要隘,但到那里一看,只是群山包围的一个山谷通道,几十间平房组成一个弯曲不平的小街道,坚固的建筑物就是几个小山包上的碉堡了。虽然我军在这里已设有临时接待站,但是显得很冷清。“你们可不要小看这个地方呀。”师长继续说,“当年苏联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武器就是从这里运到抗战前线的。这里更是1937年陈云、滕代远同志代表党中央、毛主席迎接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进新疆的地方,是昔日丝绸之路‘商贾胡客,日奔塞下’的西域门户,是贯通欧亚的必经之路,是素有‘西域襟喉、中华横卫’之称的重要军事要塞。”经他这么一说,我对星星峡肃然起敬!
越过一望无垠的东疆大平原,群群黄羊见到我们飞驰的小车,四散猛跑。
我们当晚到达哈密,受到第5师同志的热情接待,第一次品尝到了新疆香甜的哈密瓜特产和羊肉抓饭,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到新疆后欢乐和愉快的夜晚。
到七角井休息时,张师长说:“这里是一个北锁北疆、南拒大漠、西临南疆的军事要地。早在两千年前,汉朝的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就曾屯兵于此,所以这里是入疆后的第一个要隘。”接着他又说:“据说唐僧玄奘西天取经时也路过这里。”当晚我们进驻吐鲁番。
在库米什休息吃饭时,遇到奉命从迪化赶来与我们会合的水利厅厅长王鹤亭、地质所所长王恒及几个农业科技人员,并面交陶峙岳将军给张师长的亲笔信,畅谈新疆和平解放的欢乐,介绍新疆尤其是焉耆地区进行生产建设的有利条件。
次日,我们一同到达第6师预定的目的地——焉耆城,从此结束了我与张仲瀚同志同车、同住、同欢乐的10多个日日夜夜。回顾往事,犹如一切发生在昨天,使我终生难忘![14]
中旬,张仲瀚步兵第6师以第16团第3营为骨干,扩编国民党起义部队4个骑兵连、1个骆驼大队等,组建第6师骑兵团,约有1200人,由副师长刘克明兼团长、政委,苗通喜、杨纪堂任副团长,郑恩化任副政委,胡仲藩任政治部主任。骑兵团组成南路进疆先遣队,进至甘肃敦煌进行短期民族政策教育培训,做好由南路进驻若羌县的准备。
若羌县是甘肃、青海、新疆3省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位于阿尔金山北麓,南靠祁曼塔格山区,北连塔里木盆地戈壁,东临罗布泊洼地荒漠,西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总面积为20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5700人,是全国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的县。胡赛音匪帮多年盘踞在若羌境内的阿尔金山铁木力克,抢劫杀人,危害百姓,急需大军进入。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骑兵团组织股长王传文
国庆节刚过,我们当时在酒泉,上级让我们第6师组建骑兵部队,抽调第16团第3营和国民党起义的一两千人,组成了第6师骑兵团。大家不会骑马,就练呀,天天挨摔,那也高兴,因为有马驮着就可以两腿不走路了呀。那时骑兵部队的马匹并不多,两千多人只有一半骑马。第3营基本上没有马骑。刘克明同志当时是若羌剿匪前线总指挥、第一任若羌县委书记。[15]
时任步兵第6师骑兵团连指导员王景武
骑兵团虽然成立了,有了番号,有了人,但是一直缺马。我们全连都编入了骑兵团。进疆后也去剿匪,但主要是开荒种地搞大生产了。[16]
18日,第2军第4师先头部队第12团从鄯善到达吐鲁番。
19日,陶峙岳发表《为整编告起义将士书》。
20日,王震第1兵团装甲车营抵达迪化,受到数万群众的夹道欢迎。
26日,中央军委决定第6军拨归第1兵团建制。
下旬,步兵第6师副师长金忠藩率第6师主力走北路从哈密进入南疆。
11月
4日,第1兵团政治部通过文告宣布:“解放军将和新疆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幸福、各民族友谊团结的新新疆而奋斗。”
5日,步兵第6师师长张仲瀚率先遣队经过22天艰苦跋涉,到达南北疆要冲焉耆县城,接管军政事宜,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副团长谢高忠
11月5日,我们到达焉耆。焉耆,这座半农半牧的小城,虽说只有七八千人口,却是南北疆的交通要冲,形势重要,所以解放以前国民党一直在这里驻有重兵防守,计有1个旅、1个保安司令部的兵力,还有1个辎汽营、1个兵站。当时焉耆的情况很混乱,曾发生过抢劫案,幸亏被起义部队第383团与我们赶来的第4师、第5师平息下去。之后虽说社会秩序已经初步恢复,但劫后的焉耆依然是一片凄凉,满目疮痍。隐蔽在起义部队中及潜伏在社会上的一些特务、反革命分子仍然造谣煽动,企图制造更大的暴乱。入夜,街上行人稀少,开都河两岸上空特务、反革命分子的信号弹乱飞,焉耆被笼罩在可怕的黑雾里。
当时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兄弟部队第4师、第5师平乱以后已开走,张师长已去乌鲁木齐执行新任务。分在焉耆地区工作的只有我们六七个人、几支枪,一旦发生暴乱,恐怕连自卫的力量都很成问题,更说不上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了。现在的问题是必须迅速团结、掌握起义部队。于是,我首先去会见第383团团长昌生祥。
焉耆地区的起义部队中,第383团在伪第128旅中是战斗力最强的。这个团起义后,在团长昌生祥率领下,不但没有抢劫,而且在平息抢劫案、镇压暴乱分子中起过一定的作用。昌生祥是新疆人,为人有正义感,在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一定的威信,但因不是国民党嫡系,很吃不开,所以起义后诚心拥护我党我军,是我们最可靠的力量。我见到他后,给他讲我党对待起义部队的政策以及如何维持本城的治安问题。他当时很慷慨地对我们说:“只要有我昌生祥在,便有你们在!”
下一步,便是要争取伪保安司令刘健。这个家伙曾混入我们党的组织,被捕后,自首投敌,叛变革命。他见到我们后,哭哭啼啼,说他意志不坚,斗志不强,对不起党。不管他用意如何,在当时来说,不让他再继续进行危害人民、破坏革命的活动是最重要的。于是,我对他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看你目前和以后的表现吧。”
这样,城里的两部分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我们掌握,剩下的便只有1个辎汽营、1个兵站和1个加油站了。我们决定由肖耀武同志去掌握兵站,我们第17团一组去掌握辎汽营和加油站。
辎汽营的胡营长和我常见面。他是绥远人,因晋、绥两省相邻,他便和我拉起了老乡关系,相谈不久便熟了。我一进他的门,便对他说:“我们的部队快到了,没有我们指挥部的命令,1辆车也不许开出。”他冲口说了好几个“照办”,回答得还是蛮有诚意的。
从他那出来后,紧接着又去找加油站的负责人。他一见我们,腾地便从椅子上站起来,迎了出来,点头哈腰,敬烟倒茶。我对他说:“这里的汽油1加仑也不准少,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到了。要是少了1加仑,耽误了进军,你要负责!”他被我的口气吓住了,一连串回答了四五个“好的,好的”。
经过这一番奔波,虽说一时不能立刻肃清一切暗藏和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但城里一些要害部门总算让我们掌握住了。[17]
7日,王震及第6军军长罗元发等一行40余人飞抵迪化,受到新疆军政及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https://www.daowen.com)
同日,第2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与步兵第6师师长张仲瀚等在起义部队领导陪同下,到和静考察荒原和水利,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土尔扈特蒙南部落满汗王福晋邬静彬主动向第6师献出封地4.5万余亩和250万亩牧场。第6师畜牧业得以迅猛发展。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副团长谢高忠
11月5日,我随从张仲瀚师长到达焉耆。我怀疑这里还算不算是一座城市。街道上尘土有半尺厚,其间掺进了长年累月的马粪、牛屎、羊粪、驴粪、骆驼粪。城外是荒滩连着草原,一望无际,脚下只有牛羊踩踏出来的羊肠小道。寒风吹来,芨芨草像海水般摇荡起连天的白浪。我寻思着大部队抵达之日如何安营扎寨。
第二天凌晨,我们便迎着初冬的寒风出发了。我们初次跳上焉耆马宽阔的马背,进入了茫茫草原。军事地图对张仲瀚来说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刻在心上,沿着开都河奔开来渠边的哈拉毛墩,即使没有向导他也不会迷失方向。我惊奇他这是从哪个军事学校学来的高招,可谁都知道他没有踏进过军校大门。张仲瀚给我和随行者介绍说:“这是蒙部土尔扈特汗车纳木扎勒屯讲的地方,开来渠就是他下属开来旗部落修的。他懂得唯兴农才能摆脱靠天养畜造成的困境,唯兴屯才能养兵安民,唯安民方有国泰,不过他的谋略终成泡影。你谢高忠带第17团来哈拉毛墩。你就把团部安在这里,身后是虎拉山,左侧是开都河,南去是铁门关,居高临险,有山、有水、有地、有关,北扼和静,东镇焉耆,南据铁门,西边的山便是你第17团的天然屏障。你谢高忠比他左宗棠气派大多了。老谢,还有什么顾虑呢?”
“没有,没有,服从命令就是胜利。”我毫不含糊地回答张师长的询问。
“吃苦是明摆着的,但我们又不是农夫、牧民或和尚,我们是负有长远使命的革命军人!你能带头吃苦,战士们就无苦不吃。你同战士们一道渡难关,难关的那一侧就会是胜利与丰收。”
踏勘近1个星期,张师长谈笑风生,毫无倦意。出现在牧民猎人中间的这位气度不凡的将军,有时很像一个星相风水先生。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开都河还曾有过“通天河”的美名,还说焉耆的外号叫“黑城”。
到了和静,还拜访了蒙古王爷。王爷听说来人是解放军的师长,立即以大礼相迎。告辞后,张仲瀚说:“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中特有建树的兄弟民族,但游牧生活终不能使他们摆脱落后与穷困。我们要做先进生产力的带头人,让边疆各族人民看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夺取政权后在干着什么。”
在紧张频繁的踏勘之后,张师长出人意料地号召全师同志挑起筐去街头巷尾拾粪积肥。这条指示不胫而走,起义部队第27师的官兵像听到海外奇谈一样议论开来。后来,张师长要部队拾粪的指示竟成众口皆碑的佳话,还被写成了文章。
在一次闲聊中,张仲瀚对我说:“老谢,你说说,我号召大家拾粪积肥,准备春耕,变成了新闻,写成了文章,这件事值得琢磨琢磨。古往今来,种田吃饭,本来是自自然然的事,让人把它搞得不自然了。我指示拾粪就比农民拾粪特别不同吗?看来当兵只管吃粮的思想毒害大家太深。让部队拾粪积肥就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这说明拾得太少了,永远拾下去就变得平常又正常。”[18]
12日,王震从迪化飞抵伊宁民族军总部,代表人民解放军向三区民族军政致以慰问,勉励三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赛福鼎·艾则孜等进步人士与解放军紧密合作,建设新新疆。
中旬,步兵第6师奉命选调师政治部副主任刘一村、组织科长张羽、联络科长张兴汉、第18团政治处主任史骥、教导大队政委张启华等186名干部到第25师改造起义部队,使之尽快成为建设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下旬,张仲瀚步兵第6师骑兵团先遣队在苗通喜副团长率领下,西出阳关,过当金山,沿阿尔金山北麓红柳沟,边侦察,边修路,顶风雪,冒严寒,向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疾进。
23日,赛福鼎·艾则孜由伊宁飞抵迪化,共商改组新疆省政府、成立新疆军区以及三区民族军改编等问题。
25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炮兵营营长杨顺率骡马大队长途跋涉48天,穿越戈壁3000多公里,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焉耆。
27日,彭德怀从酒泉飞抵迪化。
28日,彭德怀、张治中、王震召开各民族民主阶层、各驻军代表会议,协商改组新疆省政府,整编部队和解决财政问题。
同日,阿克苏国民党特务在和田策划武装叛乱。第2军第5师第15团迅速进军和田平叛。
3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1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第1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先后成立了3个二级军区,由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兼陕西军区司令员,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兼甘肃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兼新疆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王震、陶峙岳、赛福鼎任副司令员。
12月
2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王震等41人为委员。
5日,第2军第5师第15团出发,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历时18天,行程790公里,抵达和田,一举粉碎了敌人的叛乱阴谋。
7日,中央军委批准将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下辖第9军第25、26、27师及骑兵第7、8师。王震所部第2、6军派出1000多名干部到第22兵团参加整编。
同日,三区民族军驻乌苏步兵第1团进驻迪化,王震等赴城郊热烈欢迎。
12日,张仲瀚步兵第6师组织第一批部队分南、北两路向南疆焉耆、若羌进发。北路第18兵团从玉门出发,进军南疆焉耆。
15日,步兵第6师副师长兼骑兵团长刘克明率领南路部队从敦煌出发,直插南疆若羌县。
17日,王震第1兵团与新疆三区民族军及起义部队在迪化会师,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亲临检阅。同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陶峙岳、赛福鼎·艾则孜任第1、2、3副司令员,王震后代任司令员;包尔汉任省政府主席;高锦纯、赛福鼎·艾则孜任副主席;屈武任迪化市市长。
亲历者说
时任新疆日报社摄影记者赵琦
12月17日,为庆祝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庆祝新疆军区成立,并欢迎彭德怀、张治中两将军到新疆,迪化各族各界军民5万人在大银行门前举行了隆重的庆祝集会和三军会师入城式。检阅台上站着第1野战军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西北军民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第1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第1副司令员王震,新疆军区第2副司令员陶峙岳,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军区第3副司令员赛福鼎等军政领导人。会议开始,首先由包尔汉主席讲话,接着解放军以装甲车为先导从东门入城,民族军以8路纵队从西门入城,起义部队纵缰跃马从北门入城。三军在大十字会师,然后向南经过主席台受阅,再出南门到南梁游行后散去。这是一次新疆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盛会,标志着各族人民的团结和新疆完整统一于祖国,揭开了“团结建设新疆”的伟大序幕。[19]
20日,新疆军区任命陶峙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兼第9军军长,张仲瀚任第9军政委,饶正锡兼副政治委员,陶晋初为参谋长,李铨为政治部主任。
同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三区革命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下辖第13、14师和两个独立骑兵团,共计有1.4万人,军部驻伊宁,列斯肯任军长,顿星云任政治委员。王震先后从第2、6军抽调一批优秀政工干部到第5军负责各级政治工作,第5军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8日,我步兵第6师第18团走北路经星星峡、哈密、吐鲁番一线,经过艰苦行军16天,此时到达焉耆。
29日,新疆军区在迪化召开第22兵团成立大会,第22团参谋长陶晋初代表全体官兵表示“必须从实际上改造过来,变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亲历者说
时任第9军政委兼第2军第6师师长张仲瀚
年底,从第2、6军各部队调来的政治干部陆续进入起义部队。共产党的干部到国民党起义部队工作,每个人都面临新情况、新课题,如有些干部把战俘营中的教育办法搬了过来,在开展对比教育和诉苦运动中就出过偏差。在急风暴雨般的诉苦会上,过火的行动使一些起义军官下不了台。这样,打击面虽然不是100%,但震动的却是100%,不仅扩大了官兵裂痕,而且使不少起义军官感到迷茫,怀疑起义是否正确。
对于这类在第9军范围内发生的疏漏,我首先负起主要责任,在各种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党员干部态度诚恳、检查深刻,有的当场向起义军官道歉,致使不少军官流下热泪,和政治干部拥抱在一起,也要求做自我批评。事实证明:这样做并未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把我们共产党光明磊落的胸襟坦诚地展示出来,不仅扫除了疑虑和不满,促进了军政干部团结,而且调动了起义军官们爱兵的积极性,从而使起义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起义初期,除少数反革命分子骚乱抢劫、甚至煽动叛变外,六七万起义官兵再未发生过1个班以上的反革命事件。绝大多数官兵在我党政军的感召下,边工作、边生产、边学习、边改造,为保卫边疆、剿匪肃特、稳定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20]
1950年
1月
5日,步兵第6师第18团走北路进驻库尔勒、轮台等地。
6日,步兵第6师副师长刘克明率南路骑兵团翻越当金山,经柳城子,艰苦行军21天,此时到达若羌,立刻接管改造旧政权,成立县工委,由刘克明兼县委书记、王传文任县委副书记(驻县军代表),稳定社会秩序,努力恢复生产,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上旬,步兵第6师政委熊晃、参谋长刘鹏先后从酒泉出发,分别率师部工作组到达焉耆。
16日,新疆军区王震副司令员要求:驻新疆部队要一面守卫祖国边防,警卫新疆全境,肃清土匪特务,严防间谍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加强训练;一面从事生产建设,克服财政困难,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
21日,新疆军区发布大生产命令,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要求进疆部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担负起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26日,步兵第6师组成临时指挥部,由第17团团长何占魁、第16团政委王振文率第16、17团及师直主力乘坐第2军拨调的122辆汽车入疆。
2月
7日,步兵第6师临时指挥部和第16、17团及师直机关到达焉耆。至此,步兵第6师胜利完成进军南疆的任务。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第9连连长刘双全
我们是坐车进疆的。当时对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新疆太荒凉。过去解放军虽然没到过什么大城市,可内地就是农村也有人家、有庄稼呀。一来新疆,只有大戈壁滩、小土房,房子上还有一堆草,风沙大,蚊子多。没有路,而且干燥,战士们经常流鼻血、嘴唇发干。整个感觉就是荒凉的地方。[21]
时任步兵第6师宣传队演员班班长苑秀芝
我们宣传队从酒泉开始坐车到焉耆。我们一共有400辆车,包括第2军和第6军的一部分,大部分车是苏联大修过淘汰给咱们的,走不了1公里就要修车。1辆车坏了,整个车队都要停下来。国民党的美国车好一点。像张仲瀚带的先遣部队,40多人,乘的是好汽车。苏联援助的车不行。那时候部队领导讲政治,不说苏联1句坏话,后来和苏联关系闹僵了才说的。
路上走了1个多月,比老牛车快不了多少。天太冷,冻得我们这些女同志都无法化妆。晚上走哪住哪,没有房子,没有帐篷,住老乡家或者旧学校。风太大,像刀子一样,弄得耳朵不知道是自己的。皮帽子、皮衣都是缴获日本人的,狐狸皮的,根本不顶事![22]
时任步兵第6师宣传队宣传员张斌
1950年2月,我们乘大卡车经星星峡、哈密、鄯善下车,然后徒步行军,经吐鲁番、托克逊、干沟、库米什、乌什塔拉、和硕,于2月下旬到达焉耆。开始我们乘车前进,大卡车都是敞车,没有挡风设备。汽车在行进过程中,寒风刮着往人衣缝里钻,虽然穿着棉衣,却挡不住风寒,冷得人浑身打哆嗦。大家打开背包裹在身上,一个挨一个挤着取暖。
进疆的路,荒凉寂寞。一路上都是戈壁,除了到达某个宿营地,很少见到村庄和行人。但是,同志们的情绪很高,因为过去行军打仗都是徒步进行;特别是遇到急行军,一路小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回有车坐了,大家十分高兴,有说有笑。
徒步向焉耆行军的途中,干旱没水,好不容易看到甘井子,却发现井里头有几块大石头。把石头搬运出来,见到了水却苦得没法喝。正当我们感到很扫兴的时候,有一辆汽车驰过来,原来是一辆收容车,我们几个人就挤了上去。车上人太多,没地方落脚。车上的人都喊叫踩着脚了。我们顾不了那么多,硬是挤上去,反正再挤也比步行轻松。当天午夜12点左右,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焉耆。大家高兴地说:幸亏遇见了一辆收容车,要不然还得步行走两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23]
郑秀英儿子谭果林
我母亲郑秀英是山东宁津人,1947年春参加渤海军区教导旅,在卫生队担任护士。次年我母亲与担任教导旅第1团副团长的老红军谭俭生结婚。1949年底,部队奉命进军新疆,我母亲在途中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气候恶劣,我母亲跟着几个带着孩子的女战友坐在大卡车上艰难前行。卡车车厢寒风刺骨,她们怕冻着孩子,用衣物把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紧紧搂在怀里。当车停下来的时候,便赶紧给孩子喂奶。一个女战友因为把孩子捂得太严,孩子窒息而亡。我母亲没有奶水,孩子只能凑合着喂点糊糊之类。在凛冽的寒风中,大人们都几乎顶不住,更何况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哥发烧了,却没有药物救治,我母亲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第一个孩子夭折了。[24]
中旬,新疆军区决定成立焉耆军分区,由步兵第6师兼任,任命已担任第22兵团第9军军政委的张仲瀚兼任步兵第6师师长,金忠藩为代师长;同时指令第6师对驻守焉耆起义部队进行整编,除第128旅保留原建制外,联勤总部的南疆驿运处编入焉耆军分区供给部,辎汽营编入焉耆军分区汽车营;第56兵站医院并入第6师修养所,组建步兵第6师医院;第51修理厂并入第1兵团酒(泉)迪(化)汽车保养团第1连,组建为焉耆军分区汽车修理厂;焉耆农牧场、焉耆公路军运办公室、第37供应站分别编入步兵第6师畜牧场和供给部;焉耆保安队改编为焉耆地区公安大队。新疆军区命第16团第2营驻防且末,第17团驻防焉耆、和静等地,第18团驻防库尔勒、尉犁、轮台等地,骑兵团驻防若羌。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南疆、迪化、伊犁3个区党委,负责各区政权建设工作。步兵第6师隶属南疆党委领导,负责焉耆专署及所辖各县建设工作。新疆和平起义后,驻扎焉耆的第128旅骑兵团,驻轮台的挽马团、骑兵团,驻若羌的第382团第3营部分起义官兵相继发生暴乱,严重威胁社会治安。为此,第6师决定抽调266名干部充实焉耆专署及各县政权的骨干力量,加强对起义部队官兵的团结教育工作;另抽146名干部与兵团军政干校的58名学员组成8个工作队,分赴焉耆、和静、和硕、库尔勒、轮台、尉犁等地;驻守若羌的骑兵团和驻守且末的第16团第2营也分别抽调38名和23名干部在两县完成了民主建政工作,从而为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
18日,步兵第6师城防部队配合焉耆公安机关在城内进行户口大清查,焉耆、和静、和硕、库尔勒等地同时对旧军队散兵游勇进行大清查,取缔暗娼及嫖赌、吸毒场所,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
21日,步兵第6师第17团在副团长谢高忠率领下,由焉耆县城出发,跨过开都河大桥,行军30公里,到达开都河中游南岸的亘古荒原安营扎寨(即现在的开来镇),开始大生产运动。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宣传队宣传员王书文
新疆军队激增到20万之众,遇到食荒的困难。军队吃军粮自古天经地义,但军粮缺口大,刚刚解放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也极端困难。新疆军区后勤部长说:“新疆20万军队,一年需要10万吨粮,从内地调运,仅运价就是粮价的7倍;从苏联进口,10万吨粮需要外汇7000万卢布。”面对战争创伤,国家百废待兴,新生的共和国拿不出钱来,怎么办?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新疆军队转为生产建设部队。王震将军号召我军发扬南泥湾精神,走生产自救的路,指出“唯有屯垦生产自救,才是养兵为民的唯一之出路”。
那个时候军区有指示,任何单位都不能例外,都要生产。我们话剧团也开垦了200多亩荒地。那蚊子多得呀,到了傍晚时分黑压压一片,就看不见太阳了,人走到哪里蚊子就跟到哪里。你想解手,得拿苇子围着,就这样屁股后头还跟着一个大黑蛋蛋。有个犯人逃跑,被蚊子追上去咬,他就在地上打滚,这一群蚊子滚死了,那一群又围上来了,直到把这个犯人的血都吸干了。我最怕蚊子咬,就把棉帽子找出来,绑上,戴上口罩。后来王震司令员给每人发了一个蚊帐,就好多了。
缺粮怎么办?调粮吧,运费太高,路太远,也没有那么多车;从苏联进口吧,要7000万卢布。部队问周总理要,周总理说:我没这么多钱,国家有几百万军队,国家还发愁呢。为什么叫你们转业,就是让你们自己解决去。所以,王震就带着部队开荒去了。农忙的时候,连队平均1个人1天1公斤粮食,小伙子根本不够,一顿也吃1公斤啊。
王震司令员号召我们节衣缩食。衣服减少1倍,1年两套单衣就发1套,1年1套棉衣改成两年1套,1年1套皮大衣改成两年发。另外,我们3年的津贴也不发了。还把陈赓支援咱们部队的20万双胶鞋扣下,换成钱建设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八一面粉厂、八一农学院、露天煤矿等。焉耆的苇子比麦子还高,裤子都穿烂了,就用苇子把上身围上,女同志来了嗷嗷一叫,就都知道了。每个战士还有一条裤子是备用的,只有开会时穿。
刚去的时候没有地方住,都在地上睡,但天太冷不行,以后想了个办法。咱们山东不是挖红薯窖吗?就挖了半截子。新疆的红柳啊、苇子啊、梭梭草多得很,上边半截下边半截,这叫“地窝子”。大家住了五六年,最早把家属接来也在地窝子里住。因为部队有规定,3年不准修建营房,没钱啊。那时正在抗美援朝,我们的衣服袖子、衣领(翻领)全都截下去了,全军积攒起来可以捐献1架飞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我们没有一点怨言。[25]
时任步兵第6师第16团政治处干部科干事韩绳先
那时,地图上并没有“开来镇”这个地名。从地形上看,这儿地处焉耆盆地西北边缘、开都河中游南岸,东西狭长28公里,南北宽5公里,是一片亘古荒原。
部队进入生产地后,我们立即动手挖地窝子。地窝子呈长方形,西边挖成土炕形状,中间留一个人行道,西边和中间埋上柱子,上面架上大梁,再搭上檩条、铺上席子,最后抹上草泥,就算新房落成。
阳春三月,第17团副团长谢高忠为了加快开荒进度,即用自制的土犁组织8人拉,在亘古荒原上翻开一犁犁新土,一曲《开都河畔第一犁》的创业歌在大地上奏响。
提起那时的生活,讲起来谁也不会相信。一句话: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了今天没明天。军粮都是从口内运来,运路长,来不及,只好向老乡借粮食。司务长每天赶着毛驴到焉耆驮粮,驮什么吃什么,混麦子、高粱、苞谷或者混豆类都是经常的。如果驮不来,只能勒紧裤带。饿得实在不行,就喝点盐水充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顺口溜:“混粮饭,拌咸菜,喝着盐水,勒紧裤带。”由于平时吃的多是咸菜,缺乏维生素,不少同志得了夜盲症。司务长就千方百计地弄点动物肝脏,切成小块,分给同志们治病。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几乎没有休息日,白天黑夜都奋战在劳动工地上。战友们吃饭、开会只要一坐下来,就累得呼噜噜睡着了。当时要搞工业、建商业、兴办学校,我们戴的帽子不要帽檐,穿的衣服省去领子、口袋,不少同志长裤改成短裤,上衣改背心,鞋破了就打草鞋,3年没要1分钱的津贴,全部支援了新疆的经济建设。[26]
3月
2日,中共焉耆地方委员会成立,步兵第6师政委熊晃兼任地委书记。
上旬,蒋介石电令原新疆哈密专员兼新疆保安副司令尧乐博斯(维吾尔族)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绥靖总司令,任命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阿山地区专员乌斯满(哈萨克族)为新疆反共总司令,伙同原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哈萨克族),煽动原马步芳骑兵第5军起义改编的骑第7师特务营,在北疆从夺台至巴星坤一带突然发动武装叛乱。几日之内,叛匪发展到1万多人,并有约11万不明真相的农牧民参与其中,形势极为严峻。
11日,步兵第6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1950年生产计划,并对组建师生产委员会、集训挽马团和汽车团的起义干部以及加强城防警戒、防止突发事变等问题进行研究和部署。
12日,王震到达库尔勒县第18团驻地,在团长于侠、政委阳焕生陪同下,深入不毛之地,踏勘吾瓦滩,决定在这亘古荒原上建立军垦农场,并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建新渠(即后来的“十八团渠”),以解决农场用水问题。
同日,新疆军区任命步兵第6师代师长金忠藩为焉耆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熊晃为军分区政委,刘鹏为军分区参谋长,肖友明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同时宣布成立焉耆城防司令部,刘鹏兼任城防司令员。第6师派出部队接管了焉耆城防和若羌县巴什考贡、托克逊库米什、尉犁县、铁干县及库尔勒铁门关军事要隘、哨所。
步兵第6师党委对收编的国民党联勤总部南疆驿运处运输第3团(即挽马团)、陆军辎重兵驿马35大队、汽车运输第19团第3营(简称“辎汽营”)、汽车51修理厂及56兵站医院5个单位的65名连以上军官,以集训形式系统进行政治教育,促使旧军官自觉进行改造,为建设新疆作出贡献。
焉耆军分区发布公告,指令全区反动党团人员登记,共清理登记特务分子158名、国民党党员1838名、三青团员43名。
亲历者说
步兵第6师第18团老战士杨文潮
3月中旬的一天,王震司令员来到第18团。这次司令员来是为了勘查兴修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和建立经营农场的事。第二天一早,王震司令员就和团长于侠、政委阳焕生等团领导前往大墩子以西的亘古荒原,亲自进行踏勘。由于没有路,车子走走停停,有时车就陷进沙子里,王震司令员就下车向荒原纵深徒步勘测。看见这里尽是红柳和发黑的硬碱壳,一眼望不到边,王司令员高兴地说:“这一片土地至少有几十万亩地,最少可以建两个农场,只要把水引进来,长庄稼是不成问题的。你们第18团就在这里建设农场吧。”
当听说这里有个上户渠,是清朝林则徐在此组织修建的,司令员说:“既然上户渠能把水引过来,我们也可以在上户渠以北重新修一条更大的渠,把水引到这片大荒地,既不与民争水,又能建设一个大型机械化农场。”
在返回库尔勒的路上,王震司令员不时叫汽车停下,一会儿跑到上户渠边,用树条测试水的深度,一会儿察看沿途的地形地貌。车子一直开到孔雀河边后,第18团参谋长黄云卿把一份地图递给王震司令员。王震司令员选择了一块平坦的大石头,把地图摊开,一边和团首长商量,一边像过去战争年代那样在地图上勾画未来的大渠位置走向,就这样确定了建设的方案。[27]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副团长谢高忠
王震将军亲自勘察了库尔勒西部的吾瓦滩,当晚在大墩子经文学校的石油灯下研究兴修水利问题。第18团参谋长黄云卿提出了扩大延伸民用上户渠的设想。将军沉思了一会儿,断然否定了这个主张。他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开发一个新的垦区,只做到不与民争地争水是不够的,要时刻想着为人民办好事。”说着,他拿出红色铅笔,在孔雀河的出山口艾乃孜至库尔楚之间画了一条粗粗的红线,勾画出了开发吾瓦滩的蓝图。这条红线就是今天的“十八团渠”。[28]
13日,中央军委电示西北军区:“据悉,乌斯满与美特有关系,应坚决消灭之。”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第1兵团兼新疆军区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王震亲任总指挥,赛福鼎任副总指挥。第6军军长罗元发任北疆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分东、西两线向乌斯满叛军发起大规模围剿。
15日,步兵第6师教导大队、宣传队及其他剩余人员抵达焉耆。至此,第6师各部历经3个月戈壁跋涉,先后抵达焉耆专区各县,胜利完成进军南疆的任务,随即向焉耆地区所属县派出军代表,开展新政权建设。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骑兵团组织股长王传文
部队抵达焉耆后,即抽调了一批团、营、连干部到地方从事新政权建设,向地方派出军代表、工作队,组建党的地方工作委员会和各县县委、人民政府。地方党委主要领导都由当地驻军首长兼任,县、区乡行政主要领导均由少数民族同志任职。县人民政府的副职由军代表担任。为适应地方新政权建设的需要,相继从部队中抽调数百名干部战士到地方工作,很快在焉耆地区各县先后成立临时地方工作委员会。[29]
18日,步兵第6师休养所与第2军暂编第3医院、第251医院合编,在焉耆医院原址上组建步兵第6师医院。
19日,步兵第6师在焉耆县城简易师范学校广场召开誓师动员大会,张仲瀚师长向全师指战员下达了向荒原进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命令。同日,第6师生产委员会成立,代师长金忠藩为主任委员,下设3个组,金忠藩兼农业组长,熊晃兼副业组长,刘鹏兼水利组长。
亲历者说
时任步兵第6师第17团副团长谢高忠
1950年3月,春寒料峭的开都河边,在一片空地上举行了大生产誓师大会。张仲瀚师长面对第6师全体同志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这是他在师长任内的最后一次讲话。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在枪林弹雨的西北战场上,他和人民子弟兵建立的感情是传奇式的,同志们都以自己是张仲瀚的部下而欣慰、自豪。就在誓师大会的不久,他奉调去了起义部队。离任升迁,他不事张扬,几乎是悄悄地走了。他没有带走身边的任何人,因为他鄙视拉圈子、抢山头,认为那是草寇主义、寨主哲学的产物,共产党人决不能搞那一套。他更不愿新的局面还没有打开,旧的网络已经结合起来了。他总是那么孑然一身,无牵无挂。我当时对他真有点难舍之情,但又深知上级已经决定,留是留不住的。我们临分别时,他举起双手不知该握谁的手好。这些手都是同他一道打过天下的手。他信口说出这么两句诗来:“军令在身须分手,日月自会报平安!”
送行的人团团围住他,这是他只身离开步兵第6师的瞬间,同志们为他让开了一条道,他一挥手,两袖清风地登车而去,这时才有人失声哭起来。
人们的心底都在重复着:“张仲瀚,张师长!”[30]
下旬,为适应部队建设,步兵第6师宣传队改成文工队。
步兵第6师第17团政委王汉兴调离,谢高忠升任政委。
21日,步兵第6师各团分别开赴指定地区屯垦。第16团驻焉耆的倒拉苏木库勒、肉孜和田、七哥星;第17团驻巴克沁库勒;第18团驻库尔勒城郊、包头湖、轮台南草湖和尉犁铁干里克地区;师直属单位分布于开都河南岸宝浪苏木、夏拉苏木、四十里城子、包尔海地区;骑兵团在若羌担任剿匪任务,相机组织生产。各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生产运动。
亲历者说
步兵第6师第17团第9连连长刘双全
1950年初,寒风凛冽,白雪皑皑。开都河畔,百里人踪灭,纵目无炊烟。我们第17团(后改编为农2师第21团)进驻哈拉茅墩开展大生产运动,拉开了艰苦创业、荒漠建家园的序幕。遵循王震将军的“为各族人民办好事,不与民争利”的指示精神,部队的拓荒点都选择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没人住的地方,没有路,没有耕地,没有机械,条件非常艰苦,真正是“一张白纸”。
先说住的。这里遍地是芨芨草,河岸边有河坝柳。我们用芨芨草、柳树桩子搭建草房,1个班1间。蚊虫肆虐,叮得人无法入睡。每个班发一顶大蚊帐,全班战士挤在一顶蚊帐里。用河坝柳条编成床,铺上芨芨草就睡觉了。胳膊腿稍不留神伸出蚊帐,成群的蚊子就像战斗机般不失时机地俯冲下来,一叮一个红疙瘩,又痒又肿,非常难受。
再说吃穿。新疆历经战乱,极度贫困。老百姓过的是“半年沙枣半年粮”的苦日子,自己都难养活,更别说养活部队了。部队供应粮食在焉耆领取。连队司务长每趟赶3头毛驴去驮粮,去1天回来1天。他骑1头,1头驮粮,1头驮菜。有时驮回的是玉米面,有时驮回的是高粱面,很少有白面。驮回来的粮食刚够吃两天。碰上大风下雨天气,全连断粮。没有菜吃,许多战士得了夜盲眼,天一黑什么也看不到。穿的军衣早就磨烂了,到4—5月天热了,战士还穿进疆时的棉衣。他们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当夹衣穿,再把夹衣当单衣穿,干活时外衣一脱就光着膀子了。
最后说干活。那时劳动强度非常大,天不亮就起来开荒,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1950年冬天,我们开挖解放一渠。天气很冷,早晨被子上结了一层霜,有的战士冻得起不了床。工地上全是冻土,十字镐砍下去,两臂震麻。直到1953年,各方面条件才稍有好转,生产开始走上正轨。[31]
时任步兵第6师通讯连总机班班长王国瑞
1950年春,正是春耕季节,我们来到焉耆西40多公里一个叫“包尔海”的地方,每人发一把坎土曼(又名“砍土镘”,新疆少数民族的一种铁制农具)。没房子住,我们就利用当地老乡多年不用的、只有六七十厘米高的破羊圈。这样,我们一个排30多人就住在这个白天能看到蓝天、太阳,晚上能看到星星、月亮的简易的干打垒房子里。在大生产的日子里,既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只是把春麦种完了,连长才下令给两个小时洗洗衣服。那时生活很艰苦,部队仍然是供给制,司务长每周赶上牛车给工地送两次给养。每天主食都是白面馍馍,菜吃得很少,大部分是咸菜和盐水泡馍,没吃过大米。每天都干十几个小时的活,超负荷劳动。当时我们都是20多岁,身强力壮,干劲十足,连里还经常组织参加劳动竞赛,看谁干得多、干劲大。[32]
时任步兵第6师文工队宣传员张斌
我们所开的荒地,遍地是芨芨草墩子,长得很高,一般是一米五六高,有的达到了两米多高,没过头顶。特别是炎热的夏天,不仅汗流浃背,而且使人喘不过气来,绝大多数草墩子一挖就是大半天。当时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全靠我们一点一点地挖。为了完成开荒任务,我们每天披星戴月,深夜加班,有时就在地里吃地里住,几乎是没黑没白地“昼夜转”。
茫茫的荒原上没房子住,帐篷不够,我们就砍下柳树桩搭个架子,割下芨芨草往架子上一盖,就成了草棚子。后来,我们又在雪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搭些柴草覆以泥土,以避风寒。大家还给这种奇特的住宅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叫“地窝子”。[33]
25日,第6军第17师剿匪部队在甘河子包围和消灭了叛匪骑兵第7师特务营。
29日,原国民党伊吾县县长艾拜都与乌斯满的大女儿依丽尔率700余名骑匪突然包围伊吾县城。第6军第16师第46团第1营副营长胡青山率第2连百余名官兵孤军奋战,坚守县城40天,38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以血肉之躯保卫了伊吾县城。战后,西北军区暨第1野战军授予第2连“钢铁2连”光荣称号,授予胡青山“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4月
1日,第16师奉命由甘肃酒泉入疆进剿乌斯满叛匪,副师长罗少伟率领先头部队进抵哈密,在七角井遭到乌斯满之子谢尔德曼股匪伏击,不幸牺牲,成为新疆剿匪战中我军牺牲职务最高的军官。毛泽东专门委托周恩来发电致哀。
13日,第6军第16师剿匪部队在沙漠腹地巴里坤草原东北部的黑山红柳峡发现乌斯满匪徒。经过一场激战,歼灭匪徒500多人。乌斯满、尧乐博斯率1000多名残匪向小红柳峡方向逃窜。
26日,驻和硕滩的起义部队第79团第3营营长蒲汝琳利用原第384团从喀什徒步到焉耆,未经休整即投入生产的不满情绪,勾结帮会团伙,抢劫银行,企图叛乱,当晚绑架了第9连指导员姜维善。第7连第2排排长靳华锋星夜赶到第27师(原第128师)师部报警。蒲汝琳对焉耆区和第27师党委的警告置之不理,并将前来劝导的第79团团长岳奉恩和沈鸿副政委软禁,气焰十分嚣张。焉耆军分区再派步兵第6师通讯科长杨有才、第27师政治部主任傅志华率第6师第16团1个营及临时组成的骑兵加强连和教导大队星夜前往平叛。
27日拂晓,平叛部队出其不意将第79团第3营实行武装缴械,蒲汝琳惧歼就范,叛乱即告平息。除此之外,步兵第6师先后平息了驻焉耆的原国民党第128旅骑兵团,驻轮台的挽马团、骑兵团,驻若羌的第382团第3营的部分官兵叛乱,为稳定南疆局势作出了突出贡献。
档案链接
乌斯满(1899—1951) 新疆哈萨克贵族。他率领哈萨克人在1947年苏联入侵的“北塔山事件”中与国民党军队并肩对外蒙古正规军作战,曾率数百骑哈萨克民兵与外蒙古军激战数小时后,单人匹马突入蒙军重机枪阵地,砍杀机枪手并夺取机枪后纵马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拒绝投降,带领匪徒在阿尔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败给解放军后,在南疆被捕,于1951年4月29日在乌鲁木齐被处决。
尧乐博斯(1889—1971) 又名尧乐娃子,维吾尔族,新疆巴楚人。1947年任国民党哈密区督察专员兼哈密区保安司令、哈密区国民党党务指导员。1949年9月新疆和平起义后,新疆临时政府留用其任哈密专员、公署专员,其子尧道昌也被留用为县长。1950年以其为首的军队袭击解放军,后被解放军进剿。1950年,蒋介石任命其为伪新疆省政府主席。1951年,其逃到中印边界后转赴我国台湾台北。1971年7月27日在台北病逝。
贾尼木汗·哈里伯克 哈萨克族。国民党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很早就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新疆和平解放前夕,因反对起义,成为叛匪,于1952年就擒。
伊吾保卫战 1950年3—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军第16师一部在新疆伊吾城对股匪进行的著名防御战斗。1950年3月底,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的策划和指挥下,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汗·哈里伯克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7000余人发动武装叛乱,原伊吾县长艾拜都拉带领700多名武装匪徒攻打伊吾县城。解放军第1兵团第6军第16师第46团第1营第2连为了保卫伊吾县城,与匪徒血战40个日日夜夜,打退匪徒7次猛攻,粉碎了匪徒“三天拿下伊吾”的梦想。伊吾保卫战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新疆东、西两线的剿匪战斗。
三区民族军 1944年秋,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士及进步分子为反抗盛世才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在苏联的直接帮助下,率领伊犁、塔城、阿山3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动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革命运动,占领了伊宁地区。革命初期,领导权被少数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者掌握,鼓吹民族分裂主义,制造民族仇杀,煽动反汉排汉。1945年底,进步分子掌握革命领导权,错误做法得到纠正。三区革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密切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
注释:
[1]《岁月回声(李彤自传)》,第79页。
[2]袁国祥编著:《难忘征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3]袁国祥编著:《难忘征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4]《王恩茂日记——解放战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5]《巴州文史》⑬,第85页。
[6]陈璞平、刘荣青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7]陈璞平、刘荣青、高向峰于宁津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8]刘荣青、刘文浩于库尔勒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9]《农二师文史资料》⑤,第65页。
[10]《农二师文史资料》②,第24页。
[11]陈璞平根据电话采访整理。
[12]《战旗映天山》中《横跨戈壁三千里》一文。
[13]陈璞平根据电话采访录音整理。
[14]谢高忠著:《铁流挥戈五千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15]陈璞平、刘荣青、高向峰于宁津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16]陈璞平、刘荣青、高向峰于宁津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17]《农二师文史资料》②,第45页。
[18]谢高忠著:《铁流挥戈五千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19]袁国祥编著:《难忘征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20]袁国祥编著:《难忘征程》,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21]陈璞平、刘荣青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2]陈璞平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3]张斌著:《宣传人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24]彭彦花于北京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5]王书文、苑秀芝著:《幸福人生》,第21页;陈璞平、刘荣青于乌鲁木齐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26]《巴州文史》⑬,第181页。
[27]《巴州文史》⑬,第187页。
[28]谢高忠著:《铁流挥戈五千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29]王传文著:《在战斗的岁月里》,第66页。
[30]谢高忠著:《铁流挥戈五千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31]《刘双全回忆录》,第16页。
[32]《巴州文史》⑬,第87页。
[33]张斌著:《宣传人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第45页。